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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画的西藏大学校园中，袁秀珍迎面走来，同样如花般可爱。
采访当天，正是她19岁生日，此时，距离她的外公王志兵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已经59年了。袁秀珍是十八军援藏战士的第三代，在西藏的广袤土地上，像她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不同身世与故事，也都有着相同的从小渗透在骨髓里的汉藏团结、共同建设西藏的高原情怀。
珍藏着外祖父母十八军援藏证明书
袁秀珍没有见过外公，却从小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
外公王志兵，1952随十八军进藏。当时西藏已经和平解放，在毛泽东“一边进军，一边修路”的指示下，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正式开始修建。王志兵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是中国筑路史上修得最艰巨的一条路，袁秀珍听过外公和战友修路的故事，那种艰苦似乎已经超出了她这个“90后”孩子的理解范围，更多的是直观感觉“没有东西吃，吃上一顿肉跟过年似的”，西藏已经和平解放，但是改善高原百姓的生活状况和西藏的交通条件，无疑是比解放西藏更艰苦的战斗。她也听说修路死了很多人，外公的很多战友都长眠在他们修路的地方。
路是高原上的生命线，从当初公路，到后来民航，再到铁路，几代人为了西藏交通更发达、百姓生活更便利而奋斗着。这也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直到今天还没有打完。
袁秀珍的外婆是四川甘孜人，藏族。两个人相识的方式是当年很流行的“组织介绍”，而且是藏汉结合。不过，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不管是在谈恋爱还是结婚以后，家里单位上都没有人来仔细区分一下夫妻俩谁是藏族谁是汉族，而两个人的感情好得让一众儿女都很羡慕。外公是四川人，厨艺很好，家里的生活方式也就偏汉化。
进藏后，袁秀珍的外公一直在昌都地区东北部江达县，这一段路修通之后，他就地留下当了道班工人。一家人也就都在这里定居了。在公路上，道班的职责是值守路口和养护道路，在人口稀少的藏北高原，驱车几小时都看不到一户人家，一个道班上也只有不到二十个人，工作更是枯燥繁琐，重要性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有时遇到风雪灾害或是汽车故障，道班就成了沿途的救护站、供给所。哪个道班上的工人没有救过遇险的路人！肩负重任，虽然条件艰苦得现在人都难以想象，袁秀珍听大人们讲，外公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养护着川藏生命线。
“他是全区劳模，大家都夸他人好，工作认真。”因为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外公身体多病，袁秀珍还没有出生他就已经去世了。但是袁秀珍家里至今珍藏着当年两位老人进藏时，组织上颁发的十八军援藏证明书，纸页枯黄，字迹依然苍劲有力。袁秀珍时常把这两张证明书拿出来看一看，每每看到都觉得心中特别有力量。
袁秀珍的外公外婆就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了大半辈子。后来，外公因为长期在高原缺氧地区工作，身体多病，才办理了病退回到林芝。
一家人的西藏情结
袁秀珍的外祖父母一共生养了7个孩子，四女三男。他们都在西藏生活了一辈子。跟着父母从小吃苦、辗转生活，可是等到他们都长大成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和生活方式的时候，7个子女却不约而同选择了留下。他们曾经无数次想过迁到内地去生活，可是真的有了机会去内地，最终都还是回来了。
“这是一种情结。”
其实，一家7个子女的成长，都是在西藏与内地之间游走，选择。
袁秀珍的大姨是一名医生。早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之后，年轻好学的她得到去山东泰安医学院进修的机会，在山东的时间里，她与内地同学一起学习、交流，沿海地区的很多先进思想都让这名年轻的西藏姑娘觉得大开眼界。直到现在已经退休，她都特别喜欢回忆那段在内地的生活，受她的影响，她的大儿子、袁秀珍的大哥也一鼓作气考入位于深圳的内地中学西藏班，读完初中，又考到上海内地班读高中，高考时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到了北京。可是，当他读完大学，大家都以为他肯定会留在内地，他却报考了公务员，回到高原之上。不过因为之前的丰富经历，让他在单位中显得格外突出，工作了一年多，就调到市里机关去了。而在西藏，有这样经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在读书的时候选择出去，学成之后的唯一愿望还是回到高原，建设西藏。
“小姨考了师范学院，现在是一名老师，也在西藏。”
袁秀珍的母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她就出生在道班上。从小跟着父母，苦不知吃了多少，可是等到工作的时候，她还是跟父母一样，到道班上接班。也在昌都、也在荒原，也是一样的艰苦寂寞、责任重大，也是一样的无怨无悔、坚守到底。
骨子里还是不舍西藏
2010年9月，林芝姑娘袁秀珍走进西藏大学校园，成为思想政治系的一名大一新生。
袁秀珍出生在林芝，从小跟外婆和小姨在林芝生活。妈妈常年在道班上工作，很少回家，袁秀珍对母亲的印象更多的是电话里的声音，或是照片上的图像。但母女关系依然很亲，她没有去过妈妈工作过的道班，只是知道那里条件依然艰苦，冬天烧牛粪，要到很远的地方凿开冰窟窿取水，再一步一滑地挑水回来。
即便是她小时候，在林芝的家也是一幢小平房，生活条件不好，外面的路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根本下不去脚。
这种艰苦袁秀珍都清楚地记在心里。虽然从小生活被誉为塞上江南的林芝，爸爸也是藏族，但是她还是希望能够到内地去，看看。曾经在内地待过十几年的大哥，是她的榜样，也是她羡慕的人。因为经常在生活中，他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和家人都不一样，“很有见识，遇事不慌张。”可是从小学起，成绩一直很优秀的袁秀珍总是遗憾地和内地班擦肩而过。家里人想把她直接送到内地去读书，一心向往的袁秀珍却又不肯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去”。
高考报志愿，袁秀珍再次选择留在高原。西藏大学，在西藏算是一流的高等学府，她选择了2008年开办的新专业。开学后，她惊喜地发现，原来很多内地学生也开始选择到西藏来读书了，他们班里，就有河南的、四川的……学校为了方便他们交流，还把西藏生和内地生平均分配到各个班级，连安排宿舍也经过精心考虑，混排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学生。袁秀珍又觉得很高兴了。“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我们带着他们认识了西藏、了解了高原，开始他们还觉得不适应，现在都纷纷爱上了这里，想要留在西藏了。我们通过跟他们一起生活、学习，也知道了内地的很多情况，未来选择也就更理性了。”自己的选择越来越多，接触外界越来越广，袁秀珍突然发现，其实骨子里自己还是一个西藏人。
想要真正离开，很难。
的确，昌都、甘孜、林芝、拉萨……这些西藏自治区版图上或艰苦或美丽、或繁荣或苍凉的地区，在外人看来是神秘与向往，在袁秀珍心中却是永恒的情感寄托与责任所在。
刚刚上大学一年级，袁秀珍还在努力追逐到内地读书上学的梦想，或许只是生活一段时间，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的视野穿越高原雪山，到一个更开阔的地方。袁秀珍说，她最终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她希望教出好学生，让西藏越来越好。在这个“90后”的孩子眼中，家乡发展很快，当年自己家住平房，门前是一条泥土路，现在这些都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楼房和柏油路。拉萨到林芝的公路也越修越好，中午坐车出发，晚上就可以坐在家里吃晚饭了。但跟内地比差距还是很大，她把改变家乡的期望交给了自己，也交给未来……
采访当天，正是她19岁生日，此时，距离她的外公王志兵跟随十八军进军西藏已经59年了。袁秀珍是十八军援藏战士的第三代，在西藏的广袤土地上，像她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他们都有着自己的不同身世与故事，也都有着相同的从小渗透在骨髓里的汉藏团结、共同建设西藏的高原情怀。
珍藏着外祖父母十八军援藏证明书
袁秀珍没有见过外公，却从小听着外公的故事长大。
外公王志兵，1952随十八军进藏。当时西藏已经和平解放，在毛泽东“一边进军，一边修路”的指示下，川藏公路、青藏公路正式开始修建。王志兵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是中国筑路史上修得最艰巨的一条路，袁秀珍听过外公和战友修路的故事，那种艰苦似乎已经超出了她这个“90后”孩子的理解范围，更多的是直观感觉“没有东西吃，吃上一顿肉跟过年似的”，西藏已经和平解放，但是改善高原百姓的生活状况和西藏的交通条件，无疑是比解放西藏更艰苦的战斗。她也听说修路死了很多人，外公的很多战友都长眠在他们修路的地方。
路是高原上的生命线，从当初公路，到后来民航，再到铁路，几代人为了西藏交通更发达、百姓生活更便利而奋斗着。这也是一场长期的攻坚战，直到今天还没有打完。
袁秀珍的外婆是四川甘孜人，藏族。两个人相识的方式是当年很流行的“组织介绍”，而且是藏汉结合。不过，似乎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不管是在谈恋爱还是结婚以后，家里单位上都没有人来仔细区分一下夫妻俩谁是藏族谁是汉族，而两个人的感情好得让一众儿女都很羡慕。外公是四川人，厨艺很好，家里的生活方式也就偏汉化。
进藏后，袁秀珍的外公一直在昌都地区东北部江达县，这一段路修通之后，他就地留下当了道班工人。一家人也就都在这里定居了。在公路上，道班的职责是值守路口和养护道路，在人口稀少的藏北高原，驱车几小时都看不到一户人家，一个道班上也只有不到二十个人，工作更是枯燥繁琐，重要性却是外人难以想象的。高原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有时遇到风雪灾害或是汽车故障，道班就成了沿途的救护站、供给所。哪个道班上的工人没有救过遇险的路人！肩负重任，虽然条件艰苦得现在人都难以想象，袁秀珍听大人们讲，外公还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地养护着川藏生命线。
“他是全区劳模，大家都夸他人好，工作认真。”因为长期在高海拔地区工作，外公身体多病，袁秀珍还没有出生他就已经去世了。但是袁秀珍家里至今珍藏着当年两位老人进藏时，组织上颁发的十八军援藏证明书，纸页枯黄，字迹依然苍劲有力。袁秀珍时常把这两张证明书拿出来看一看，每每看到都觉得心中特别有力量。
袁秀珍的外公外婆就在这样的地方工作了大半辈子。后来，外公因为长期在高原缺氧地区工作，身体多病，才办理了病退回到林芝。
一家人的西藏情结
袁秀珍的外祖父母一共生养了7个孩子，四女三男。他们都在西藏生活了一辈子。跟着父母从小吃苦、辗转生活，可是等到他们都长大成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和生活方式的时候，7个子女却不约而同选择了留下。他们曾经无数次想过迁到内地去生活，可是真的有了机会去内地，最终都还是回来了。
“这是一种情结。”
其实，一家7个子女的成长，都是在西藏与内地之间游走，选择。
袁秀珍的大姨是一名医生。早年毕业于西南民族学院之后，年轻好学的她得到去山东泰安医学院进修的机会，在山东的时间里，她与内地同学一起学习、交流，沿海地区的很多先进思想都让这名年轻的西藏姑娘觉得大开眼界。直到现在已经退休，她都特别喜欢回忆那段在内地的生活，受她的影响，她的大儿子、袁秀珍的大哥也一鼓作气考入位于深圳的内地中学西藏班，读完初中，又考到上海内地班读高中，高考时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到了北京。可是，当他读完大学，大家都以为他肯定会留在内地，他却报考了公务员，回到高原之上。不过因为之前的丰富经历，让他在单位中显得格外突出，工作了一年多，就调到市里机关去了。而在西藏，有这样经历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在读书的时候选择出去，学成之后的唯一愿望还是回到高原，建设西藏。
“小姨考了师范学院，现在是一名老师，也在西藏。”
袁秀珍的母亲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她就出生在道班上。从小跟着父母，苦不知吃了多少，可是等到工作的时候，她还是跟父母一样，到道班上接班。也在昌都、也在荒原，也是一样的艰苦寂寞、责任重大，也是一样的无怨无悔、坚守到底。
骨子里还是不舍西藏
2010年9月，林芝姑娘袁秀珍走进西藏大学校园，成为思想政治系的一名大一新生。
袁秀珍出生在林芝，从小跟外婆和小姨在林芝生活。妈妈常年在道班上工作，很少回家，袁秀珍对母亲的印象更多的是电话里的声音，或是照片上的图像。但母女关系依然很亲，她没有去过妈妈工作过的道班，只是知道那里条件依然艰苦，冬天烧牛粪，要到很远的地方凿开冰窟窿取水，再一步一滑地挑水回来。
即便是她小时候，在林芝的家也是一幢小平房，生活条件不好，外面的路一到下雨就泥泞不堪，根本下不去脚。
这种艰苦袁秀珍都清楚地记在心里。虽然从小生活被誉为塞上江南的林芝，爸爸也是藏族，但是她还是希望能够到内地去，看看。曾经在内地待过十几年的大哥，是她的榜样，也是她羡慕的人。因为经常在生活中，他对社会、对生活的看法和家人都不一样，“很有见识，遇事不慌张。”可是从小学起，成绩一直很优秀的袁秀珍总是遗憾地和内地班擦肩而过。家里人想把她直接送到内地去读书，一心向往的袁秀珍却又不肯了，“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出去”。
高考报志愿，袁秀珍再次选择留在高原。西藏大学，在西藏算是一流的高等学府，她选择了2008年开办的新专业。开学后，她惊喜地发现，原来很多内地学生也开始选择到西藏来读书了，他们班里，就有河南的、四川的……学校为了方便他们交流，还把西藏生和内地生平均分配到各个班级，连安排宿舍也经过精心考虑，混排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学生。袁秀珍又觉得很高兴了。“通过互相之间的交流，我们带着他们认识了西藏、了解了高原，开始他们还觉得不适应，现在都纷纷爱上了这里，想要留在西藏了。我们通过跟他们一起生活、学习，也知道了内地的很多情况，未来选择也就更理性了。”自己的选择越来越多，接触外界越来越广，袁秀珍突然发现，其实骨子里自己还是一个西藏人。
想要真正离开，很难。
的确，昌都、甘孜、林芝、拉萨……这些西藏自治区版图上或艰苦或美丽、或繁荣或苍凉的地区，在外人看来是神秘与向往，在袁秀珍心中却是永恒的情感寄托与责任所在。
刚刚上大学一年级，袁秀珍还在努力追逐到内地读书上学的梦想，或许只是生活一段时间，走一走看一看，让自己的视野穿越高原雪山，到一个更开阔的地方。袁秀珍说，她最终的梦想是当一名老师。她希望教出好学生，让西藏越来越好。在这个“90后”的孩子眼中，家乡发展很快，当年自己家住平房，门前是一条泥土路，现在这些都已经变成了现代化的楼房和柏油路。拉萨到林芝的公路也越修越好，中午坐车出发，晚上就可以坐在家里吃晚饭了。但跟内地比差距还是很大，她把改变家乡的期望交给了自己，也交给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