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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可以做一些天马行空的概念，但是针对现在这个地段，不赶紧做就即将拆完了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找一些现实的办法。
——刘家琨
旧城重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话题，第一次听到“城南计划——前门东区2014”还是在9月底的北京设计周期间，这个关注城市变迁的项目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将于10月28日开幕，作品以模型、视频、访谈、空间作品、舞蹈等多种形式呈现，集人文、艺术、科学于一体。10月28日，活动如期而至，下午1点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的主题论坛更是座无虚席，就连走道和台前的空地都坐满了人，这些人中除了少量的媒体和嘉宾，大多数都是对此次论坛非常感兴趣，通过报名前来的听众，可见“旧城重生”的魅力。
在论坛上建筑师马岩松分享了一个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小故事，前不久，他儿子学校搞了一场辩论赛，题目恰巧是四合院该不该拆，学生共分为两组，马岩松的儿子分在了正方——应该保护四合院，马岩松就对儿子说，你肯定能赢，因为你政治正确，但是就辩论赛而言，他儿子输了。对在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四合院是功能不够强大、安全性低的建筑群体，但是对像马岩松这样的老东城、老北京来说，四合院里有现在所不能比拟的邻里关系，四合院有童年的记忆，四合院有的是情感。即便是马岩松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儿子，他也不能够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个案可以说存在于前门东区的每一个院落，而且矛盾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前门东区这片区域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名来指代它，而这一区域的胡同与长安街以北的胡同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不像北边的胡同、四合院那么讲究和规整，斜街、丁字路口、小广场等特殊的面貌构成了前门东区的胡同肌理。面对这样一片非典型四合院群落，针对是否要保护这样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存在分歧，就在论坛上半场的现场提问环节，一位曾经居住在前门东区的市民将大家从各位专家的畅想中拉回了现实，这位市民一直从事着拆迁，以及城市规划和建设相关的工作，他站在前门东区居民的立场上否定了某些嘉宾的畅想， 在城市化进程大步推进的今天，生活在胡同里的人却不能很好的享受到这些便利，他质问各位专家是否切实的问过这些居民是否愿意住在这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艺术中心创始人朱小地在北京生活多年，并从事城市建筑方面工作的工作，对北京旧城有着根深理解的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相对于政府而言，原住民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仅期待着搬迁和补偿，却无力改变城市变迁的节奏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如果不能留住人，那么对这片区域的保护和留存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有方合伙人史建和他的团队对前门东区展开了逐户的调查，该地区目前现存胡同31条，院子从原来的1000多个减少至现今的600多个，若干年后这个区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将今天的区域地图和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地图相比照，试图在北京的演化的基础上发现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其他参展机构针对前门东区进行未来畅想不同的是，史建他们选择了从现实的状态往回梳理，他们的展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我想这项工作乃至这个工作方法对前门东区甚至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是有益的。在古建筑的保护过程中，我们曾经建造了太多的仿古新建筑，这无疑是缺乏精神内涵的空壳，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对于活态文化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就是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保护，同样包括其传承环境的维护。史建团队的研究正是希望找到胡同及四合院的DNA，找到生机所在，“我们看到大量的胡同肌理和建筑风貌都保护得很完整，但是它依旧不是老北京”，史建说。
在“旧城重生”的主题下，各参展机构给出了他们的畅想，并以作品呈现。朱小地基于“民有化”的观点，提出留下当地老百姓，同时保留房子和住在里边的人，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转变为公共资源的提供者，开发地下空间，让原住民与政府合作，地上保护与地下开发相结合。如恩设计同样提出了纵向发展空间的计划，从地面、地下、地上三个层次探讨保留的方式。“都市实践”合伙儿人孟岩的团队提出了政府、开发商、建筑师制定共同的游戏规则的方案，他们将院落改造分出了8种可能性，如外观和内部保持不动、外观小动内部大动、外观大动内部大动等，在这个前提下，每一个院落的所有者在对房子进行修缮、改建时必须遵循院落本身的改造原则。马岩松提出了在前门东区建造一些高密度的公寓，吸引年轻人入驻，从而缓解其余低密度的院落区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核心还是要吸引人住进来。刘家琨则认为从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保护的越多越好，哪怕只是“物种”的保护也是重要的。国外的嘉宾相对来说想法比较大胆，比如著名建筑师韦尼·马斯（Winy Mass）就提出了N种可能，建筑纵向做高；或者打造成胡同山；发掘地下隐秘空间也OK；更彻底的就干脆来个绿色公园；抑或邀请1700个建筑设计师加入，打造1700个项目。他甚至设想有玻璃房，漂浮在水上的房子，连廊贯穿所有的四合院，在四合院外部做个“罩子”，甚至还有可以掀起的折叠房方便停车入库，绿色交通系统，以及净水以及环保能源体系。就连当天的主持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都表达了这样的作品没有一个中国建筑师可以做得出来，不是他们没有想象力，而是他们会觉得这不可能实现。其实我还是更认同刘家琨的观点，他说，“当然我可以做一些天马行空的概念，但是针对现在这个地段，不赶紧做就即将拆完了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找一些现实的办法。”
本次论坛举办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总监翁菱始终相信艺术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另一种强大力量，恰逢天街集团李桦董事长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院长对北京老城区改造再生的关注，三方合力举办了此次活动。但在产权不清、盲目誊退居民，拆迁赔付混乱、保护资金短缺等问题并存的情况下，前门东区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用刘家琨的话说，“这么一个烂摊子摆了几十年，几乎是任其衰败的样子”，这也是让他非常吃惊的一点。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希望唤起前门东区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不应当仅以深入的、严谨的、浪漫的、有想象力的思考来探究未来理想生活的可能性（论坛开场，翁菱语），而是应当力求可行的办法。就论坛本身而言，嘉宾在理念上也有某些冲突，一个组织一个方案，但真正适合前门东区的方案恐怕不是其中的某一个。
——刘家琨
旧城重生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话题，第一次听到“城南计划——前门东区2014”还是在9月底的北京设计周期间，这个关注城市变迁的项目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将于10月28日开幕，作品以模型、视频、访谈、空间作品、舞蹈等多种形式呈现，集人文、艺术、科学于一体。10月28日，活动如期而至，下午1点在北京市规划展览馆举办的主题论坛更是座无虚席，就连走道和台前的空地都坐满了人，这些人中除了少量的媒体和嘉宾，大多数都是对此次论坛非常感兴趣，通过报名前来的听众，可见“旧城重生”的魅力。
在论坛上建筑师马岩松分享了一个发生在他儿子身上的小故事，前不久，他儿子学校搞了一场辩论赛，题目恰巧是四合院该不该拆，学生共分为两组，马岩松的儿子分在了正方——应该保护四合院，马岩松就对儿子说，你肯定能赢，因为你政治正确，但是就辩论赛而言，他儿子输了。对在城市化的环境中长大的孩子来说，四合院是功能不够强大、安全性低的建筑群体，但是对像马岩松这样的老东城、老北京来说，四合院里有现在所不能比拟的邻里关系，四合院有童年的记忆，四合院有的是情感。即便是马岩松把这些东西分享给儿子，他也不能够理解。这样一个简单的个案可以说存在于前门东区的每一个院落，而且矛盾远比想象的要复杂的多。
前门东区这片区域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一个明确的地名来指代它，而这一区域的胡同与长安街以北的胡同有着很大的差异，它不像北边的胡同、四合院那么讲究和规整，斜街、丁字路口、小广场等特殊的面貌构成了前门东区的胡同肌理。面对这样一片非典型四合院群落，针对是否要保护这样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就存在分歧，就在论坛上半场的现场提问环节，一位曾经居住在前门东区的市民将大家从各位专家的畅想中拉回了现实，这位市民一直从事着拆迁，以及城市规划和建设相关的工作，他站在前门东区居民的立场上否定了某些嘉宾的畅想， 在城市化进程大步推进的今天，生活在胡同里的人却不能很好的享受到这些便利，他质问各位专家是否切实的问过这些居民是否愿意住在这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艺术中心创始人朱小地在北京生活多年，并从事城市建筑方面工作的工作，对北京旧城有着根深理解的他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相对于政府而言，原住民处于弱势地位，他们仅期待着搬迁和补偿，却无力改变城市变迁的节奏和自己的生活环境。”如果不能留住人，那么对这片区域的保护和留存的意义也就不大了。
有方合伙人史建和他的团队对前门东区展开了逐户的调查，该地区目前现存胡同31条，院子从原来的1000多个减少至现今的600多个，若干年后这个区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将今天的区域地图和乾隆十五年（1750年）的地图相比照，试图在北京的演化的基础上发现城市空间的变化，与其他参展机构针对前门东区进行未来畅想不同的是，史建他们选择了从现实的状态往回梳理，他们的展品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研究。我想这项工作乃至这个工作方法对前门东区甚至中国的城市建设都是有益的。在古建筑的保护过程中，我们曾经建造了太多的仿古新建筑，这无疑是缺乏精神内涵的空壳，在文化遗产保护的过程中，对于活态文化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简言之就是不仅仅是物质形态的保护，同样包括其传承环境的维护。史建团队的研究正是希望找到胡同及四合院的DNA，找到生机所在，“我们看到大量的胡同肌理和建筑风貌都保护得很完整，但是它依旧不是老北京”，史建说。
在“旧城重生”的主题下，各参展机构给出了他们的畅想，并以作品呈现。朱小地基于“民有化”的观点，提出留下当地老百姓，同时保留房子和住在里边的人，与此同时，政府需要转变为公共资源的提供者，开发地下空间，让原住民与政府合作，地上保护与地下开发相结合。如恩设计同样提出了纵向发展空间的计划，从地面、地下、地上三个层次探讨保留的方式。“都市实践”合伙儿人孟岩的团队提出了政府、开发商、建筑师制定共同的游戏规则的方案，他们将院落改造分出了8种可能性，如外观和内部保持不动、外观小动内部大动、外观大动内部大动等，在这个前提下，每一个院落的所有者在对房子进行修缮、改建时必须遵循院落本身的改造原则。马岩松提出了在前门东区建造一些高密度的公寓，吸引年轻人入驻，从而缓解其余低密度的院落区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核心还是要吸引人住进来。刘家琨则认为从保护的角度来看，还是保护的越多越好，哪怕只是“物种”的保护也是重要的。国外的嘉宾相对来说想法比较大胆，比如著名建筑师韦尼·马斯（Winy Mass）就提出了N种可能，建筑纵向做高；或者打造成胡同山；发掘地下隐秘空间也OK；更彻底的就干脆来个绿色公园；抑或邀请1700个建筑设计师加入，打造1700个项目。他甚至设想有玻璃房，漂浮在水上的房子，连廊贯穿所有的四合院，在四合院外部做个“罩子”，甚至还有可以掀起的折叠房方便停车入库，绿色交通系统，以及净水以及环保能源体系。就连当天的主持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都表达了这样的作品没有一个中国建筑师可以做得出来，不是他们没有想象力，而是他们会觉得这不可能实现。其实我还是更认同刘家琨的观点，他说，“当然我可以做一些天马行空的概念，但是针对现在这个地段，不赶紧做就即将拆完了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找一些现实的办法。”
本次论坛举办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总监翁菱始终相信艺术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另一种强大力量，恰逢天街集团李桦董事长和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朱小地院长对北京老城区改造再生的关注，三方合力举办了此次活动。但在产权不清、盲目誊退居民，拆迁赔付混乱、保护资金短缺等问题并存的情况下，前门东区一直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用刘家琨的话说，“这么一个烂摊子摆了几十年，几乎是任其衰败的样子”，这也是让他非常吃惊的一点。当我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希望唤起前门东区重生的那一刻，我们就不应当仅以深入的、严谨的、浪漫的、有想象力的思考来探究未来理想生活的可能性（论坛开场，翁菱语），而是应当力求可行的办法。就论坛本身而言，嘉宾在理念上也有某些冲突，一个组织一个方案，但真正适合前门东区的方案恐怕不是其中的某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