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初步接触焦裕禄同志的事迹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４日病逝。三天后，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林业现场会，当时我作为河南日报记者前去采访。会议开始，副省长王维群同志作了简短讲话之后，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作典型发言。他一开始就两眼流泪，哽咽着说：“三天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在郑州抢救无效逝世。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焦裕禄同志临终时对我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哭着说着，全场４００多人深受感动，抽泣声响成一片，我也止不住掉下泪来。接着他介绍了焦裕禄率领全县人民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植树造林的感人事迹和经验体会。
散会后，王维群把参加会议的几位记者叫到一起，嘱咐说：“下午你们不要参加会议了，专门采访张钦礼，了解焦裕禄的事迹。河南要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只树立大队支部书记这样的典型不行，非得树立像焦裕禄这样的县委书记的旗帜，学习焦裕禄除“三害”艰苦奋斗精神不可。”下午，我同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同志一起与张钦礼同志谈了半天，晚上向王维群同志汇报。王维群同志说，回去后，要向省委常委汇报，建议在全省开展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到那时你们再作报道。回到报社后，即向领导反映，领导同志说，那就等省委的指示吧！
第一次宣传焦裕禄高潮
一直等到１１月，省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鲁保国同志又到兰考采访半个月，写了一长篇新闻，１１月１９日新华总社发出２１００多字的通稿。人民日报２０日在一版发表，肩题是：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主题是：焦裕禄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副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河南日报在收到电稿后，即赶写了《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社论，在２２日一版与消息一并刊登在头题位置。并派出农村部副主任黎路同志到兰考采访，于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７日刊发了他采写的长篇通讯《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您！》报纸还连续刊登社论，开辟《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专栏，每周一期，连续刊登了十多期。
这是在全国、全省第一次掀起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高潮，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次宣传焦裕禄高潮
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在一版转二版全文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等同志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２月８日河南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向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学习，学习他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此，掀起了第二次学习焦裕禄革命精神的高潮。
此后，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都连续发表学习焦裕禄的社论，开辟专栏报道各地学习情况和经验。编辑记者同志也边学习、边采访、边写作。以焦裕禄精神来宣传焦裕禄精神。我连续撰写了三篇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准了就大干》，分别刊登在２月１０日、２月２１日和３月１０日的河南日报上。
正在学习高潮时，一天，报社领导通知我到省委去。在纪登奎副书记的办公室里，见到已先到达的胡甬、胡晓同志。纪登奎同志说：“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亲自打电话，请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写一篇学习焦裕禄的文章。请你们来，就是要成立一个写作组，来起草文章的。建勋同志在焦裕禄同志生前和死后，都去过兰考，你们要写出感情来，有细节描述，亲切、深刻、鲜明、活泼。”这个任务重大而光荣，这些要求也是对的。只是这样的要求，只有让他的秘书来写才行。因为领导人谈不出鲜活的材料和内心世界，我们又不曾在场，怎么能胡编乱造呢？推又不便推，写又不好写，不得已，我们几个强拼硬凑，还是按时交稿了，然而无有下文。不知是写的不好，不满意，根本就没有发往人民日报呢？还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风声已起，没有被人民日报采用呢？
这第二次宣传学习焦裕禄的高潮，就这样被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淹没了、夭折了。
第三次宣传焦裕禄高潮
第三次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的高潮，是１９９０年初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同志采写的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发表，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学习焦裕禄精神的决定》之后，开展起来的。
这时，我已从新闻岗位上退下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工作两年多了。对焦裕禄精神的无比崇敬，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热爱，使我重新学习焦裕禄，并拿起笔来，连续写了《三次学习焦裕禄的联想》、《父母、儿子主人·公仆》、《吃梨子与嚼剩馍》、《爱祖国·爱家乡·爱岗位》、《精神·决心·干劲·道路》、《关键在于领导班子革命化》６篇短文，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这些评论把焦裕禄精神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紧密联系新的实际和新的形势，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深远意义在于：“大力加强党风建设，坚决纠正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挫败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保证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长期的任务永远的话题
学习焦裕禄革命精神是个长期的任务，永远的话题。当我们正面报道各地坚持学习焦裕禄的成绩和经验时，对极少数人的错误态度，也应当进行揭露和批评，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１９９９年国庆节前夕，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受中央台的委托，采访一期纪念国庆５０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共和国人物》的专题节目。派记者采访继任焦裕禄的第８任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宗家邦先是推诿，不予配合，后是大谈自己的政绩，就是不谈学习焦裕禄精神，继而怒斥‘我一听你们说焦裕禄精神就烦’；‘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破口大骂，把记者赶了出去。９月９日，省台播出：《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说，一听焦裕禄精神就烦》的消息和《看宗家邦想焦裕禄》的评论员文章。我听了以后，深为河南电台敢于对宗家邦的严重错误进行公开批评的做法叫好。
我立即到电台要来原稿，结合人民日报前不久发表穆青同志采写的长篇通讯《老书记与北干渠的故事》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三讲”教育的好教材》，赶写了《两份“三讲”教育的活教材》的杂文。指出：“当前，全省县以上干部正在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育”，“教育需要教材，剖析需要对照，对照需要镜子。教材需要书本的，更需要活生生的；需要正面的，也需要反面的。”“焦裕禄、孔繁森、郑永和的事迹，都是正面的活教材，很好的镜子。”“宗家邦用一个‘烦’字把自己打扮成‘三讲’教育的反面教员。”“感谢新闻单位为‘三讲’教育提供的这两个活教材。各地在‘三讲’教育中学一学这两个正反典型事例，认真对照，自我剖析，做到学有榜样，批有靶子。这样做，必将收到更好更实在的成效。”
学习宣传焦裕禄精神，是与时俱进，常学常新的。我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作者曾担任河南日报副总编辑、河南广播电视厅厅长）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４日病逝。三天后，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林业现场会，当时我作为河南日报记者前去采访。会议开始，副省长王维群同志作了简短讲话之后，兰考县委副书记、县长张钦礼作典型发言。他一开始就两眼流泪，哽咽着说：“三天前，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因患肝癌在郑州抢救无效逝世。我是处理完他的丧事，赶来参加会议的。焦裕禄同志临终时对我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他哭着说着，全场４００多人深受感动，抽泣声响成一片，我也止不住掉下泪来。接着他介绍了焦裕禄率领全县人民除“三害”（风沙、盐碱、内涝）植树造林的感人事迹和经验体会。
散会后，王维群把参加会议的几位记者叫到一起，嘱咐说：“下午你们不要参加会议了，专门采访张钦礼，了解焦裕禄的事迹。河南要彻底改变贫困落后面貌，只树立大队支部书记这样的典型不行，非得树立像焦裕禄这样的县委书记的旗帜，学习焦裕禄除“三害”艰苦奋斗精神不可。”下午，我同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和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同志一起与张钦礼同志谈了半天，晚上向王维群同志汇报。王维群同志说，回去后，要向省委常委汇报，建议在全省开展学习焦裕禄的活动，到那时你们再作报道。回到报社后，即向领导反映，领导同志说，那就等省委的指示吧！
第一次宣传焦裕禄高潮
一直等到１１月，省委在三级干部会议上号召向焦裕禄同志学习。鲁保国同志又到兰考采访半个月，写了一长篇新闻，１１月１９日新华总社发出２１００多字的通稿。人民日报２０日在一版发表，肩题是：在改变兰考自然面貌的斗争中鞠躬尽瘁；主题是：焦裕禄同志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副题是：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学习已故前县委书记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
河南日报在收到电稿后，即赶写了《学习焦裕禄同志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的社论，在２２日一版与消息一并刊登在头题位置。并派出农村部副主任黎路同志到兰考采访，于１９６５年１月１７日刊发了他采写的长篇通讯《焦裕禄同志兰考人民怀念您！》报纸还连续刊登社论，开辟《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专栏，每周一期，连续刊登了十多期。
这是在全国、全省第一次掀起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高潮，取得明显成效。
第二次宣传焦裕禄高潮
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均在一版转二版全文刊登了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等同志合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全文广播。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向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２月８日河南省委发出通知，号召全省党员和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向毛主席的好学生、党的好干部、人民的好儿子、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同志学习，学习他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的彻底革命精神。从此，掀起了第二次学习焦裕禄革命精神的高潮。
此后，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都连续发表学习焦裕禄的社论，开辟专栏报道各地学习情况和经验。编辑记者同志也边学习、边采访、边写作。以焦裕禄精神来宣传焦裕禄精神。我连续撰写了三篇社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革命精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看准了就大干》，分别刊登在２月１０日、２月２１日和３月１０日的河南日报上。
正在学习高潮时，一天，报社领导通知我到省委去。在纪登奎副书记的办公室里，见到已先到达的胡甬、胡晓同志。纪登奎同志说：“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同志亲自打电话，请第一书记刘建勋同志写一篇学习焦裕禄的文章。请你们来，就是要成立一个写作组，来起草文章的。建勋同志在焦裕禄同志生前和死后，都去过兰考，你们要写出感情来，有细节描述，亲切、深刻、鲜明、活泼。”这个任务重大而光荣，这些要求也是对的。只是这样的要求，只有让他的秘书来写才行。因为领导人谈不出鲜活的材料和内心世界，我们又不曾在场，怎么能胡编乱造呢？推又不便推，写又不好写，不得已，我们几个强拼硬凑，还是按时交稿了，然而无有下文。不知是写的不好，不满意，根本就没有发往人民日报呢？还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风声已起，没有被人民日报采用呢？
这第二次宣传学习焦裕禄的高潮，就这样被急风暴雨般的“文化大革命”淹没了、夭折了。
第三次宣传焦裕禄高潮
第三次宣传学习焦裕禄精神的高潮，是１９９０年初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同志采写的长篇通讯《人民呼唤焦裕禄》发表，河南省委作出《关于深入学习焦裕禄精神的决定》之后，开展起来的。
这时，我已从新闻岗位上退下来，到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工作两年多了。对焦裕禄精神的无比崇敬，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热爱，使我重新学习焦裕禄，并拿起笔来，连续写了《三次学习焦裕禄的联想》、《父母、儿子主人·公仆》、《吃梨子与嚼剩馍》、《爱祖国·爱家乡·爱岗位》、《精神·决心·干劲·道路》、《关键在于领导班子革命化》６篇短文，在河南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这些评论把焦裕禄精神与改革开放的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紧密联系新的实际和新的形势，阐述了学习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其深远意义在于：“大力加强党风建设，坚决纠正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进一步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挫败国内外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和平演变’活动，保证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长期的任务永远的话题
学习焦裕禄革命精神是个长期的任务，永远的话题。当我们正面报道各地坚持学习焦裕禄的成绩和经验时，对极少数人的错误态度，也应当进行揭露和批评，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１９９９年国庆节前夕，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受中央台的委托，采访一期纪念国庆５０周年大型系列报道《共和国人物》的专题节目。派记者采访继任焦裕禄的第８任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宗家邦先是推诿，不予配合，后是大谈自己的政绩，就是不谈学习焦裕禄精神，继而怒斥‘我一听你们说焦裕禄精神就烦’；‘我对你的问题不感兴趣’，破口大骂，把记者赶了出去。９月９日，省台播出：《兰考县委书记宗家邦说，一听焦裕禄精神就烦》的消息和《看宗家邦想焦裕禄》的评论员文章。我听了以后，深为河南电台敢于对宗家邦的严重错误进行公开批评的做法叫好。
我立即到电台要来原稿，结合人民日报前不久发表穆青同志采写的长篇通讯《老书记与北干渠的故事》和本报评论员文章《“三讲”教育的好教材》，赶写了《两份“三讲”教育的活教材》的杂文。指出：“当前，全省县以上干部正在深入开展‘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党性党风教育”，“教育需要教材，剖析需要对照，对照需要镜子。教材需要书本的，更需要活生生的；需要正面的，也需要反面的。”“焦裕禄、孔繁森、郑永和的事迹，都是正面的活教材，很好的镜子。”“宗家邦用一个‘烦’字把自己打扮成‘三讲’教育的反面教员。”“感谢新闻单位为‘三讲’教育提供的这两个活教材。各地在‘三讲’教育中学一学这两个正反典型事例，认真对照，自我剖析，做到学有榜样，批有靶子。这样做，必将收到更好更实在的成效。”
学习宣传焦裕禄精神，是与时俱进，常学常新的。我将继续为此而努力！
（作者曾担任河南日报副总编辑、河南广播电视厅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