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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19年10月1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主办、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在杭州举行。本次论坛一共收集了135篇学术论文，涉及历史、经济、社会、法律等诸多方面，与会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带来了调研的真实情况、带来了创新的实践经验、带来了解决问题的管用的建议”，通过畅所欲言和热烈讨论，与会人员达成重要共识：清廉中国是新时代最具感召力的战略标识。这一共识为“清廉中国”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关键词：清廉中国;廉政教育;监察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6-0024-05
2018年第八部《反腐倡廉蓝皮书》提出把“清廉中国”建设纳入国家战略，通过一系列战略设计，推动廉洁行动成为国家战略行动。在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中，与会专家及务实工作者积极建言献策，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清廉中国”的历史脉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首任理事长李秋芳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我们共同认识到一部中华文明史当然包括了丰富的反腐败政治史。”诚如斯言。陈延庆就发现，中国廉政文化与廉政实践紧密结合，创设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但是传统廉政文化本身并不天然具有优化当代政治生态的功能，只有经过发掘、整理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作为廉政文化“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对于清正廉洁格外重视，管子就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将廉洁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蒋铁鑫的论文考察了中国历史上道德伦理和监察制度两条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认为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应该切实关注基层公务员的生活实际，避免陷入“文官不爱钱”的理想主义陷阱。还有学者从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精神资源出发，认为先秦诸子对于“清廉”思想的阐释，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有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还能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对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也进入了廉政学研究者的视野。王学青总结了古代监察官管理制度发展变迁中的若干规律，认为当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应该真正做到制度选人、考核有据、优胜劣汰、运作公开。刘社建则分析了清代监察官员选拔、激励、约束的种种情况，认为当前监察体制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有效作法，在严格选拔、健全激励、促进流动、加强约束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健全完善的措施。
二、“清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坚决反对腐败，正如李秋芳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只代表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才会更全面，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田美琴的论文认真梳理了陕甘宁边区“法德融合”的原因和表现，对边区政府反腐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认为在新时代应该借鉴边区政府廉政文化建设、严肃党纪与树立清风并行的实践经验。
叶国文将反腐败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从人民、国家、政党三个公共议程出发，运用触发机制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反腐败的政治逻辑，认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了党为中轴，党、国家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反腐败结构和体系。在政治实践中，因三者在不同时序的政治优先和价值不同，反腐败斗争呈现不同的策略和行动。
近年来使用软件对文本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成为未来廉政学研究的方向。毛立红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Ⅲ对建国以来2090篇期刊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发现历经不同时期，监察制度、贪污受贿以及寻租等相继成为腐败问题研究的主题，关于腐败的研究视角也从历史学和法学，拓展到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
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腐败斗争认识不清楚，甚至有人将中国的反腐工作看成是权力斗争的“纸牌屋”。周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运用Jieba中文分词组件和Python语言开发程序，以科学视角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质疑，并认为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总体上经历了“斗争—建设—治理”的模式变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李慧勇也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制度效能明显提升，无论是制度建设和执行能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制度变迁，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借鉴。罗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演进历程与内在逻辑，提出新时代要推动党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坚持把政治建设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中，要善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发展，还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这就为我国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可行性强的建议。
三、“清廉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清廉中国”不仅是本次大会的主题，也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李雪勤研究员从历史事实出发，通过对国际经验进行比照及对现实有利条件的充分论述，认为我国将在2035年左右实现“清廉中国”的目标。郭秀兰指出“清廉中国”是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目标，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则引领和助推着“清廉中国”战略的实施。徐喜林认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将会成为中国反腐倡廉的旗帜与追求，他进一步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理论创新、部分省市的实践为“清廉中国”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创造了条件。 实现“清廉中国”虽然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但正如张兆松所说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突破，却也面临治本力度不够、刑事追究比例下降、腐败犯罪立法不完善等问题。周兴君也认为“清廉中国”战略的提出虽然带有非此不可的必然性，但是这一战略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制度性不公正的问题，所以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各阶层利益诉求，兼顾效率与公平。面对纷繁复杂的反腐问题，杨茂林就从党内政治文化视角出发，提出要传承中华文脉，培厚“清廉中国”建设的文化底蕴。在具体措施上，要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约束。何旗则分析了十八大后35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指出“一把手”腐败对我国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并提出了保持反腐持续高压、培育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推行科学的干部选任机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一直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清楚。例如2019年1月29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2018年最新贪污观感指数排名，中国从去年的41分下滑至39分，排名也从去年的77位下滑至87位，这显然是与我国反腐形势不一致，所以我国亟需构建“清廉中国”话语体系。邓志宏就指出要对“清廉中国”的公权意蕴进行创造性表述，深刻剖析腐败问题的公权属性、公权内涵，建设“清廉中国”必须确立国际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
四、“清廉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林泰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纪法衔接”机制发展在具体规定上进一步完善以及实践操作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纪法衔接”却也面临政治话语进入法律体系带来的理解、适用问题和形态转化畸宽导致执纪非罪化趋势等问题。林泰同时也提出了将政治话语改造为法律话语，并从制定操作细则、完善转化程序两方面入手解决形态转化畸宽的问题。冉红音则强调不能将党纪处分条例视为“党内刑法”，必须认识到纪律处分条例在目的、原则和性质上与刑法的根本不同，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确保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经济领域是腐败问题的多发地，国企因为资产不断增长，日益面临腐败的压力。罗晓波就列举了深圳国企党内监督缺乏独立性、法人治理监督缺乏权威性、国企内部监督力量分散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制度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
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也开始在私人企业中蔓延。2017年2月由京东集团倡议，腾讯、美团等联合知名企业共同发起“阳光诚信联盟”，旨在通过互联网手段共同构筑反腐败、反欺诈、反假冒伪劣、打击信息安全犯罪的安全长城。互联网企业内部对于反腐败的诉求不断高涨，于琴的论文着眼于互联网企业腐败的成因，认为互联网企业结构性资源困境、企业内部反腐制度供给不足、国家和社会监管缺位等是造成腐败泛滥的主因，于琴进一步指出互联网腐败更是呈现寻租手段隐蔽化、寻租空间多元化以及寻租成本虚拟化的特点，反腐难度更大。王阳的论文则比较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腐败治理的情况，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量刑标准不平等、私企立案与举证困难、国企更具威慑力和持久性、反腐手段各有侧重等不同点，并认为国有企业的反腐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私有企业则更加务实。这些对于互联网企业腐败问题关注的论文，将腐败问题的讨论拓展到了更加宽广的空间。
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中，“清廉中国”的战略正在落地实现。四川省大竹县今年就结合“清廉中国”战略，提出进一步抓好“优化政治生态、锻造干部队伍、培育清廉细胞、厚植清廉文化”等方面工作，逐步实现清廉大竹建设成熟定型，全社会清廉程度显著提升，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清廉建设的基层示范样板。贵州铜仁也提出了建设“清廉中国”的铜仁路径——强化全局统筹，构建责任体系;强化责任落实，构建责任体系;强化督导考核，施行刚性推进。
县级纪委监委在反腐败斗争的基层第一线，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任务。但是张国岚也发现县级纪委监委存在着基层派驻监督职能作用弱化、配套工作制度滞后、基层纪委监察机构编制补充困难等短板。如何解决这些短板？彭鸿就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的实际，认为应该加强群众监督、主张上下联动、健全权力管理机制。易恢节介绍了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经验，指出聚焦规定权力运行，建立集权力清单、风险清单、防控清单、责任清单、工作流程于一体的“四单一流程”制度，以及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管用、监管有力的权力运营模式等“廉洁道县”经验，是一个易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范本。
清廉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涵，如何保证营商环境良好发育，预防权力寻租腐败案件发生，成為处理政商关系的重中之重。成群鹏就从海淀科技园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历程出发，总结了海淀科技园不同发展时期政商关系，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与政府互动的特点，提出应该建立和完善“规范行为”的制度体系、搭建信息技术平台加强政商互动、以党建工作促进政企关系良性发展、构建企业家综合培训和交流机制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建议。浙江省舟山市纪委则在实践探索中提出推进清廉营商环境的举措：强化组织领导，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完善制度建设，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机制保障;构建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具体抓手。
在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操作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思考。米卿就从舟山市检察机关的实践出发，认为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监察机关的过程中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职能定位不明确、问题及线索处理程序缺失等不足，针对以上问题，米卿认为应当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机关案件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完善提前介入阶段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个案制约程序，强化问题线索移交处置流程发挥提前介入实质效用。诫勉谈话是我们党进行廉政教育的重要手段，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就认为，通过创新廉政谈话制度，将马克思党建理论、廉政思想和法治思维紧密结合，促使党员干部转变思想，强化自律意识，通过他律引导自律。 五、廉政教育納入国民教育体系
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党政机关，也已经进入了大学象牙塔，甚至是小学生的课堂。2018年年初就有媒体报道，安徽怀远县一小学副班长受贿多达几万块钱，此类新闻让更多的学者关注下一代人的廉政教育，李秋芳也说，“应将清廉品德纳入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廉政教育进课堂关乎祖国的未来，不能听之任之。
陈金波认为目前的学校普遍存在着对清廉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存在问题不改进、机制不健全的严重不足，并且造成了清廉教育“虚空化”的现象。在分析了青少年清廉教育的当代样态和逻辑后，陈金波认为应该明确学生清廉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完善学生清廉教育的平台体系，构建学生清廉教育的长效运行体系，创新学生清廉教育的评价体系。
张发平从理论层面阐发了“高校化腐败”，提出“高校化腐败”主要是指权力主体为谋取个人或团体的私利而滥用手中的权力或资源，或由于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导致的事物变味、变质和腐化的行为和现象。关于概念的界定历来充满争议，但张发平的观点为我们推进高校反腐败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马文静的论文以江苏省57件校园受贿案为例，多维度、多层次进行分析，发现工程建设、物资采购是主要受贿领域，招考、招聘上行贿严重，以购物卡的形式进行，并形成了完整的受贿链。
大学生是我国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值得持续关注。肖生福选择广州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进行了廉政意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共管理本科生存在对廉政意识重视不足、对廉政意识所指对象认知出现偏差、对相关廉政意识政策了解程度不高、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认知暧昧、对自身廉政意识现状没有清晰认识等问题。从论文中可以看到，廉政教育怎么教、教什么的问题依旧突出。
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会期虽短，但收获颇多。从历史脉络、执政经验总结、话语体系的构建、理论创新与实践、廉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五个方面对“清廉中国”的主题进行了充分论述，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达成共识：清廉中国是新时代最具感召力的战略标识。
责任编校 王学青
Abstract： October 12， 2019， the 12th China clean government research forum， sponsored by the China Anti-corruption Research Center of CASS， undertaken by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held in Hangzhou. This forum collected 135 academic papers， involving many such aspects as history， economy， society and law. Academicians and real-life workers “brought about real situations from investigation， practical innovative experience， and applicable suggestions to tackle problems”， and a consensus was reached through free speeches and heated discussions： Clean China is the most inspiring strategic symbol of the new era in China. The consensus has paved the way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Keywords： clean China; integrity education; supervising system
关键词：清廉中国;廉政教育;监察体系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6-0024-05
2018年第八部《反腐倡廉蓝皮书》提出把“清廉中国”建设纳入国家战略，通过一系列战略设计，推动廉洁行动成为国家战略行动。在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中，与会专家及务实工作者积极建言献策，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落地实施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一、“清廉中国”的历史脉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首任理事长李秋芳在大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我们共同认识到一部中华文明史当然包括了丰富的反腐败政治史。”诚如斯言。陈延庆就发现，中国廉政文化与廉政实践紧密结合，创设了一系列廉政制度，但是传统廉政文化本身并不天然具有优化当代政治生态的功能，只有经过发掘、整理基础上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才能作为廉政文化“资源”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对于清正廉洁格外重视，管子就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将廉洁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的层面。蒋铁鑫的论文考察了中国历史上道德伦理和监察制度两条线索，通过对史料的梳理，认为当代的反腐败斗争应该切实关注基层公务员的生活实际，避免陷入“文官不爱钱”的理想主义陷阱。还有学者从孟子、庄子等思想家的精神资源出发，认为先秦诸子对于“清廉”思想的阐释，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不仅有利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还能促进党员干部廉洁自律。
对于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研究，也进入了廉政学研究者的视野。王学青总结了古代监察官管理制度发展变迁中的若干规律，认为当代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应该真正做到制度选人、考核有据、优胜劣汰、运作公开。刘社建则分析了清代监察官员选拔、激励、约束的种种情况，认为当前监察体制深入改革的过程中，可以吸取其有效作法，在严格选拔、健全激励、促进流动、加强约束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健全完善的措施。
二、“清廉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坚决反对腐败，正如李秋芳所说：“马克思主义政党只代表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只有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党的反腐倡廉建设才会更全面，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驾护航。
田美琴的论文认真梳理了陕甘宁边区“法德融合”的原因和表现，对边区政府反腐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认为在新时代应该借鉴边区政府廉政文化建设、严肃党纪与树立清风并行的实践经验。
叶国文将反腐败作为一项公共政策，从人民、国家、政党三个公共议程出发，运用触发机制分析建国以来中国反腐败的政治逻辑，认为中国共产党构建了党为中轴，党、国家和社会共同治理的反腐败结构和体系。在政治实践中，因三者在不同时序的政治优先和价值不同，反腐败斗争呈现不同的策略和行动。
近年来使用软件对文本进行知识图谱分析，成为未来廉政学研究的方向。毛立红利用文献计量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Ⅲ对建国以来2090篇期刊文献进行知识图谱分析，发现历经不同时期，监察制度、贪污受贿以及寻租等相继成为腐败问题研究的主题，关于腐败的研究视角也从历史学和法学，拓展到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管理学。
西方媒体对中国共产党人的反腐败斗争认识不清楚，甚至有人将中国的反腐工作看成是权力斗争的“纸牌屋”。周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中纪委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运用Jieba中文分词组件和Python语言开发程序，以科学视角回应了西方对于中国“运动反腐、权力反腐”的质疑，并认为我国反腐败与党风廉政建设总体上经历了“斗争—建设—治理”的模式变迁，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制度”的基础性作用日益凸显。李慧勇也认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制度效能明显提升，无论是制度建设和执行能力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中国共产党关于纪律检查制度建设的制度变迁，为我国当代监察制度的不断完善提供了绝佳的历史借鉴。罗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的纪律检查制度演进历程与内在逻辑，提出新时代要推动党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要坚持把政治建设的要求贯穿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中，要善于推动纪检监察工作一体化发展，还要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这就为我国继续推进反腐败斗争提供了可行性强的建议。
三、“清廉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
“清廉中国”不仅是本次大会的主题，也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李雪勤研究员从历史事实出发，通过对国际经验进行比照及对现实有利条件的充分论述，认为我国将在2035年左右实现“清廉中国”的目标。郭秀兰指出“清廉中国”是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治目标，习近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论述则引领和助推着“清廉中国”战略的实施。徐喜林认为“清廉中国”国家战略的提出，将会成为中国反腐倡廉的旗帜与追求，他进一步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理论创新、部分省市的实践为“清廉中国”战略的确立与实施创造了条件。 实现“清廉中国”虽然已经具备了很多有利条件，但正如张兆松所说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了重大突破，却也面临治本力度不够、刑事追究比例下降、腐败犯罪立法不完善等问题。周兴君也认为“清廉中国”战略的提出虽然带有非此不可的必然性，但是这一战略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制度性不公正的问题，所以在国家顶层设计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公正观，从现实出发，充分考虑各阶层利益诉求，兼顾效率与公平。面对纷繁复杂的反腐问题，杨茂林就从党内政治文化视角出发，提出要传承中华文脉，培厚“清廉中国”建设的文化底蕴。在具体措施上，要完善制度机制，强化刚性约束。何旗则分析了十八大后35位省级党委书记腐败案例，指出“一把手”腐败对我国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并提出了保持反腐持续高压、培育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构建有效的权力监督体系、推行科学的干部选任机制。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一直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使得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反腐败斗争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清楚。例如2019年1月29日，“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公布2018年最新贪污观感指数排名，中国从去年的41分下滑至39分，排名也从去年的77位下滑至87位，这显然是与我国反腐形势不一致，所以我国亟需构建“清廉中国”话语体系。邓志宏就指出要对“清廉中国”的公权意蕴进行创造性表述，深刻剖析腐败问题的公权属性、公权内涵，建设“清廉中国”必须确立国际认可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清廉评价话语体系。
四、“清廉中国”的实践与创新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林泰认为在这一过程中，“纪法衔接”机制发展在具体规定上进一步完善以及实践操作上做出了有益的探索，但是“纪法衔接”却也面临政治话语进入法律体系带来的理解、适用问题和形态转化畸宽导致执纪非罪化趋势等问题。林泰同时也提出了将政治话语改造为法律话语，并从制定操作细则、完善转化程序两方面入手解决形态转化畸宽的问题。冉红音则强调不能将党纪处分条例视为“党内刑法”，必须认识到纪律处分条例在目的、原则和性质上与刑法的根本不同，只有充分认识这一点，才能确保纪律处分条例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经济领域是腐败问题的多发地，国企因为资产不断增长，日益面临腐败的压力。罗晓波就列举了深圳国企党内监督缺乏独立性、法人治理监督缺乏权威性、国企内部监督力量分散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完善国资监管制度成为势在必行的举措。
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业，随着经济的发展，腐败也开始在私人企业中蔓延。2017年2月由京东集团倡议，腾讯、美团等联合知名企业共同发起“阳光诚信联盟”，旨在通过互联网手段共同构筑反腐败、反欺诈、反假冒伪劣、打击信息安全犯罪的安全长城。互联网企业内部对于反腐败的诉求不断高涨，于琴的论文着眼于互联网企业腐败的成因，认为互联网企业结构性资源困境、企业内部反腐制度供给不足、国家和社会监管缺位等是造成腐败泛滥的主因，于琴进一步指出互联网腐败更是呈现寻租手段隐蔽化、寻租空间多元化以及寻租成本虚拟化的特点，反腐难度更大。王阳的论文则比较了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腐败治理的情况，指出两者之间存在着量刑标准不平等、私企立案与举证困难、国企更具威慑力和持久性、反腐手段各有侧重等不同点，并认为国有企业的反腐形式主义色彩浓厚，私有企业则更加务实。这些对于互联网企业腐败问题关注的论文，将腐败问题的讨论拓展到了更加宽广的空间。
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中，“清廉中国”的战略正在落地实现。四川省大竹县今年就结合“清廉中国”战略，提出进一步抓好“优化政治生态、锻造干部队伍、培育清廉细胞、厚植清廉文化”等方面工作，逐步实现清廉大竹建设成熟定型，全社会清廉程度显著提升，成为全省乃至全国清廉建设的基层示范样板。贵州铜仁也提出了建设“清廉中国”的铜仁路径——强化全局统筹，构建责任体系;强化责任落实，构建责任体系;强化督导考核，施行刚性推进。
县级纪委监委在反腐败斗争的基层第一线，承担着不可替代的任务。但是张国岚也发现县级纪委监委存在着基层派驻监督职能作用弱化、配套工作制度滞后、基层纪委监察机构编制补充困难等短板。如何解决这些短板？彭鸿就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的实际，认为应该加强群众监督、主张上下联动、健全权力管理机制。易恢节介绍了湖南省永州市道县的经验，指出聚焦规定权力运行，建立集权力清单、风险清单、防控清单、责任清单、工作流程于一体的“四单一流程”制度，以及权责清晰、流程规范、风险明确、措施管用、监管有力的权力运营模式等“廉洁道县”经验，是一个易操作、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范本。
清廉是营商环境的重要内涵，如何保证营商环境良好发育，预防权力寻租腐败案件发生，成為处理政商关系的重中之重。成群鹏就从海淀科技园不同时期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历程出发，总结了海淀科技园不同发展时期政商关系，以及不同发展阶段科技企业与政府互动的特点，提出应该建立和完善“规范行为”的制度体系、搭建信息技术平台加强政商互动、以党建工作促进政企关系良性发展、构建企业家综合培训和交流机制等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建议。浙江省舟山市纪委则在实践探索中提出推进清廉营商环境的举措：强化组织领导，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坚实保障;完善制度建设，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建立健全工作机制，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机制保障;构建政治生态评价体系，为清廉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具体抓手。
在反腐败斗争的具体操作上，也有学者提出了一些思考。米卿就从舟山市检察机关的实践出发，认为检察机关在提前介入监察机关的过程中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职能定位不明确、问题及线索处理程序缺失等不足，针对以上问题，米卿认为应当完善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机关案件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完善提前介入阶段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个案制约程序，强化问题线索移交处置流程发挥提前介入实质效用。诫勉谈话是我们党进行廉政教育的重要手段，天津市南开区人民法院课题组就认为，通过创新廉政谈话制度，将马克思党建理论、廉政思想和法治思维紧密结合，促使党员干部转变思想，强化自律意识，通过他律引导自律。 五、廉政教育納入国民教育体系
腐败，不仅仅存在于党政机关，也已经进入了大学象牙塔，甚至是小学生的课堂。2018年年初就有媒体报道，安徽怀远县一小学副班长受贿多达几万块钱，此类新闻让更多的学者关注下一代人的廉政教育，李秋芳也说，“应将清廉品德纳入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体系”。廉政教育进课堂关乎祖国的未来，不能听之任之。
陈金波认为目前的学校普遍存在着对清廉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存在问题不改进、机制不健全的严重不足，并且造成了清廉教育“虚空化”的现象。在分析了青少年清廉教育的当代样态和逻辑后，陈金波认为应该明确学生清廉教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完善学生清廉教育的平台体系，构建学生清廉教育的长效运行体系，创新学生清廉教育的评价体系。
张发平从理论层面阐发了“高校化腐败”，提出“高校化腐败”主要是指权力主体为谋取个人或团体的私利而滥用手中的权力或资源，或由于不作为、慢作为和乱作为导致的事物变味、变质和腐化的行为和现象。关于概念的界定历来充满争议，但张发平的观点为我们推进高校反腐败理论发展和学科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马文静的论文以江苏省57件校园受贿案为例，多维度、多层次进行分析，发现工程建设、物资采购是主要受贿领域，招考、招聘上行贿严重，以购物卡的形式进行，并形成了完整的受贿链。
大学生是我国日后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值得持续关注。肖生福选择广州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本科生进行了廉政意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公共管理本科生存在对廉政意识重视不足、对廉政意识所指对象认知出现偏差、对相关廉政意识政策了解程度不高、对日常生活中出现的腐败现象认知暧昧、对自身廉政意识现状没有清晰认识等问题。从论文中可以看到，廉政教育怎么教、教什么的问题依旧突出。
第十二届中国廉政研究论坛，会期虽短，但收获颇多。从历史脉络、执政经验总结、话语体系的构建、理论创新与实践、廉政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五个方面对“清廉中国”的主题进行了充分论述，专家学者与实务工作者达成共识：清廉中国是新时代最具感召力的战略标识。
责任编校 王学青
Abstract： October 12， 2019， the 12th China clean government research forum， sponsored by the China Anti-corruption Research Center of CASS， undertaken by Zhejia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was held in Hangzhou. This forum collected 135 academic papers， involving many such aspects as history， economy， society and law. Academicians and real-life workers “brought about real situations from investigation， practical innovative experience， and applicable suggestions to tackle problems”， and a consensus was reached through free speeches and heated discussions： Clean China is the most inspiring strategic symbol of the new era in China. The consensus has paved the way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Keywords： clean China; integrity education; supervising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