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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侯云德的一首明志诗。当下，他最关心的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那时，他就91岁。
像侦探，缉拿病毒元凶
一辈子与病毒打交道，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应当是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作出更加切身的贡献。”
时光回溯到1958年，29岁的侯云德是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的一名留学生。他在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副流感病毒。当时，研究所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动物房里的小白鼠一下子全死光了，而且原因不明。查找“真凶”的任务落在了侯云德身上。导致小白鼠死亡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还是病毒？如果是病毒，会是哪个？
通过层层抽丝剥茧，侯云德将仙台病毒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幸运的是，后来他成功从细胞里分离出了仙台病毒。不止于此，通过深入研究，他还首次证明仙台病毒对人有致病性，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并阐明了机理。
仙台病毒是乙型副流感病毒的一种，最早在日本仙台一实验室里被分离出来，故而得名。1958年，日本学者冈田发现仙台病毒具有触发动物细胞融合的效应。几乎在同一时期，侯云德在1961年有了同样的发现，并阐明了机理。从苏联学成归来后，侯云德开始着手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所谓病原学，是指研究疾病形成的原因。在缉拿致病元凶的路上，侯云德很快便有所斩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出Ⅰ、Ⅱ、Ⅳ型三种副流感病毒，首先发现了Ⅰ型副流感病毒存在着广泛的变异性。
做名医，研发国产干扰素
即使在“文革”期间，面临重重困难，侯云德也竭尽所能地坚持科研工作。他带领吴淑华等同事，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古方“玉屏风散”通常用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药是黄芪。这便是侯云德锁定黄芪的起源。大量试验表明，黄芪对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有轻微抑制仙台病毒等复制的作用。在阐明黄芪抗病毒感染机理的同时，侯云德敏锐地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干扰素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
干扰素是正常人体细胞分泌的一类低分子蛋白质，具有抗病毒、抑制细胞增殖、调節免疫及抗肿瘤作用。侯云德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侯云德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去哪儿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1982年，53岁的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似将军，狙击在传染病战场
回顾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重大事件，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是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也正是“SARS之痛”推动了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变革。自2008年担任“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以来，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我国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科技规划，并进行了任务部署。
每当重大疫情来临时，侯云德扮演的都是守在“火山口”上的角色，他要准确把握疫情走向，提出最佳应对方案。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在卫生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绕甲流疫苗接种一剂还是两剂，专家们在激烈地讨论着。根据文献和初步研究结果，侯云德凭借多年积累“一锤定音”，提出甲型流感疫苗一剂接种的免疫策略，不同于世卫组织推荐的两剂接种策略。
一剂次接种有效的判断不是凭空得出的。在疫苗临床试验中，数据显示老年人群对此次的甲流病毒有一定的免疫记忆，一剂便可激活较强的保护性抗体，同时在一般人群中一剂次疫苗可产生有效的保护性抗体。侯云德说，在应对流感疫情时，除了要评估疫苗一剂次免疫保护效果外，还要充分考虑阻断病毒传播所需要的人群接种率，并结合疫苗的生产和接种能力进行综合判断，否则免疫策略也难以实行。
在一系列科学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在87天内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并在甲流大规模暴发前上市使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干预大规模流感疫情。
在侯云德的主导下，经过近10年的科技攻关，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到省市级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实验室网络体系，可以在72小时内鉴定约300余种已知病原并对未知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
侯云德的学生说：“侯老师能够作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不是拍脑门，而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他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
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云德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武桂珍说，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国的防病事业。在他身上，深深映刻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吐尽腹中丝，愿作春蚕卒；只为他人暖，非为自安息。”在侯云德写的这首名为《决心》的诗中，老科学家的初心可见一斑。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病毒世界，利用所学铸就重大传染病防控之盾，写下一段段人生传奇。
（责编：孙展）
像侦探，缉拿病毒元凶
一辈子与病毒打交道，作为我国分子病毒学和基因工程药物的开拓者，侯云德说：“认识世界的目的应当是要改变世界，学习病毒学、研究病毒学，目的应当是预防和控制病毒，为人类作出更加切身的贡献。”
时光回溯到1958年，29岁的侯云德是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的一名留学生。他在导师戈尔布诺娃教授的指导下，研究副流感病毒。当时，研究所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动物房里的小白鼠一下子全死光了，而且原因不明。查找“真凶”的任务落在了侯云德身上。导致小白鼠死亡的病原微生物是细菌还是病毒？如果是病毒，会是哪个？
通过层层抽丝剥茧，侯云德将仙台病毒列为重点怀疑对象。幸运的是，后来他成功从细胞里分离出了仙台病毒。不止于此，通过深入研究，他还首次证明仙台病毒对人有致病性，发现了仙台病毒可使单层细胞发生融合的现象，并阐明了机理。
仙台病毒是乙型副流感病毒的一种，最早在日本仙台一实验室里被分离出来，故而得名。1958年，日本学者冈田发现仙台病毒具有触发动物细胞融合的效应。几乎在同一时期，侯云德在1961年有了同样的发现，并阐明了机理。从苏联学成归来后，侯云德开始着手呼吸道病毒感染病原学的研究。所谓病原学，是指研究疾病形成的原因。在缉拿致病元凶的路上，侯云德很快便有所斩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国内首次分离出Ⅰ、Ⅱ、Ⅳ型三种副流感病毒，首先发现了Ⅰ型副流感病毒存在着广泛的变异性。
做名医，研发国产干扰素
即使在“文革”期间，面临重重困难，侯云德也竭尽所能地坚持科研工作。他带领吴淑华等同事，对包括黄芪在内的几十种中药展开研究，分析它们是否具有防治副流感病毒的功效。古方“玉屏风散”通常用来治疗上呼吸道感染，其主药是黄芪。这便是侯云德锁定黄芪的起源。大量试验表明，黄芪对副流感病毒感染有明显的防治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黄芪的作用机理也逐渐浮出水面：它可以诱生干扰素，促进干扰素的抗病毒活性，有轻微抑制仙台病毒等复制的作用。在阐明黄芪抗病毒感染机理的同时，侯云德敏锐地意识到，人体自身的干扰素可能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病毒药物。
干扰素是正常人体细胞分泌的一类低分子蛋白质，具有抗病毒、抑制细胞增殖、调節免疫及抗肿瘤作用。侯云德决定选择这种物质作为治疗病毒病的突破口，开始研发的战略性转移。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侯云德大胆设想，可以引入基因工程的办法，让细菌来大量生产干扰素。
1979年，基因工程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闻所未闻，更遑论生物技术。利用基因工程制备干扰素，需要非洲爪蟾蜍的卵母细胞，但去哪儿找非洲爪蟾蜍？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1982年，53岁的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 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 I 类新药产品重组 α1b 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似将军，狙击在传染病战场
回顾我国传染病防治领域的重大事件，2003年发生的SARS事件是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也正是“SARS之痛”推动了我国重大传染病防控体系的变革。自2008年担任“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技术总师以来，侯云德领导专家组设计了我国应对重大突发疫情的总体科技规划，并进行了任务部署。
每当重大疫情来临时，侯云德扮演的都是守在“火山口”上的角色，他要准确把握疫情走向，提出最佳应对方案。
2009年，全球突发甲流疫情。在卫生部的一间会议室里，围绕甲流疫苗接种一剂还是两剂，专家们在激烈地讨论着。根据文献和初步研究结果，侯云德凭借多年积累“一锤定音”，提出甲型流感疫苗一剂接种的免疫策略，不同于世卫组织推荐的两剂接种策略。
一剂次接种有效的判断不是凭空得出的。在疫苗临床试验中，数据显示老年人群对此次的甲流病毒有一定的免疫记忆，一剂便可激活较强的保护性抗体，同时在一般人群中一剂次疫苗可产生有效的保护性抗体。侯云德说，在应对流感疫情时，除了要评估疫苗一剂次免疫保护效果外，还要充分考虑阻断病毒传播所需要的人群接种率，并结合疫苗的生产和接种能力进行综合判断，否则免疫策略也难以实行。
在一系列科学决策的指引下，中国在87天内成功研制出全球首个甲流疫苗，并在甲流大规模暴发前上市使用，这也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干预大规模流感疫情。
在侯云德的主导下，经过近10年的科技攻关，目前我国已建立覆盖到省市级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实验室网络体系，可以在72小时内鉴定约300余种已知病原并对未知病原进行检测和筛查。
侯云德的学生说：“侯老师能够作出方向性的判断，靠的不是拍脑门，而是长期以来扎实的积累。”他每天7点就开始工作，并且不吃早饭。据说，这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因为要抓紧一切时间做实验。每天都会关注国内外病毒学的最新动态，并且亲自翻译、撰写，送给相关部门领导和同事参阅。
尽管创造的经济效益数以亿计，但侯云德对生活的要求非常低。“他的汽车超期服役要淘汰了，我们问他想换辆什么车。侯先生说，带轱辘的就行。生病住院，也从来不跟组织提任何要求。有时输完液晚上8点了，还要自己回家做饭吃。”武桂珍说，侯先生所思所想所求，都是我国的防病事业。在他身上，深深映刻着老一辈科学家的家国情怀。
“……吐尽腹中丝，愿作春蚕卒；只为他人暖，非为自安息。”在侯云德写的这首名为《决心》的诗中，老科学家的初心可见一斑。他孜孜不倦地探索病毒世界，利用所学铸就重大传染病防控之盾，写下一段段人生传奇。
（责编：孙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