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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丽仪的母亲是个裁缝,她从小便喜欢在母亲的工坊做项链给洋娃娃戴,累了,便躲在惟一的冷气室睡午觉。那个房间里挂满华丽的晚礼服,只有最漂亮的衣裳才可以享受小房间里的冷气。后来她成了第一批闯荡欧洲时尚界的华人记者,过往20多年她与不计其数的时装大师面对面,亲见了各大时装品牌背后的兴衰。
踏足欧洲秀场,第一个采访对象是Tom Ford,因此她对Tom有难以言喻的情结。那是1995年,当时作为米兰时装周惟一的华人面孔,这个西方人眼里来自偏远小地方的香港女孩颇遭人白眼,而Tom刚刚荣升Gucci的创意总监,肩负着使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品牌起死回生的重担,两个同样心事重重的人就这样在当年Gucci的破旧办公室里相遇了。
采访过程中王丽仪才发现原来Tom昔日替Perry Ellis打工时每年总有三四个月待在香港,上班的地点竟在旧工业区观塘。不想这个当年蹲在残破工业区的老外今天竟担负起了振兴老品牌的使命!那时Gucci还远不是现在拼命收购和扩张的时尚巨无霸集团。1992-1994年间,公司穷得连影印机都没有,设计室里的人也陆续跑光,只剩Tom一个人独自挑起了11个产品系列的设计。
也是在那年,王丽仪遇到了Miuccia Prada。这位以冷静睿智著称的女士,当年受初恋情人影响,曾经是共产党员、米兰大学政治系的博士生,后来才渐渐参与家族生意,并把祖业发扬光大。
学生时代,这位共产主义的信奉者穿着Yves Saint Laurent的衣服,搭配着祖母绿的首饰去派送宣传单。参与家族生意初期,Miuccia只觉得时装是典型的女性工坊工作,后来才发现它也可以带来伟大的革命,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此后,Prada的时装中透露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交融的味道。接受采访时Miuccia Prada说:“我喜欢时装,但我想时装就是时装,不必让它占据你的生命,它只属于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意大利的Giorgio Armani是时装界经久不衰的传奇。然而,如今76岁的Armani不得不考虑寻找接班人。同时,包括美国的Ralph Lauren、Oscar De La Renta和法国Channel和老佛爷Karl Lagerfeld在内的众多时尚界“常青树”也都迈入退休之年。与其他行业不同,时尚界的继任者不那么好找,能在家族中传承的则更少。日本服装设计师曾在上世纪80年代在巴黎时装界立足,名扬海外,这其中包括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及山本耀司。王丽仪在东京结识了山本耀司的女儿山本里美,这个想成为摇滚乐队低音吉他手的叛逆少女最终女承父业,开创了自己的品牌。可是她从小就面临无法超越父亲的痛苦,初次见面,就亲口道出了自己的苦恼:爸爸是个天才,无论在艺术还是商业方面都很成功,我并不指望做到像他那样。父女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山本里美最迷的却是川久保玲,父亲的前情人。
在时装界,极少有人能与时俱进、兼具艺术天赋与商业才能,大部分设计师都在平衡商业和艺术间苦苦挣扎。
John Galliano在王丽仪眼里是伟大的造梦师。这个意大利裔排水管道工的儿子总能把不同文化用矛盾的方式和谐地表现出来。Galliano是典型的艺术家,只懂制造幻想,丝毫不在意商业运作。他早年不惜花费上千万元制作每季的时装秀,找来好莱坞的著名美术指导搭建场景,为的就是20分钟的走秀。可惜好景不长,2000年起,由于资金不足,他的时装秀回归到传统的T台。
在外人眼里时装界冷酷无情,其实这里也有温暖的故事。王丽仪认识的英国没落贵族的后裔Isabella Blow,便曾因赏识Alexander McQueen的才华而给他巨大帮助。Isabella深知McQueen文化水平不高,从不看书,许多时候需要她给这个出了名的坏孩子灵感。早年她介绍初出茅庐的他结识各种达官贵人,后来更陪他去商谈Givenchy主设计师的合约。McQueen最后选择自杀,跟这位伯乐数年前因癌症和抑郁症走上同一条路不无关系。
代表时装最高标准的高级定制如今已被推向绝境。以往一套日装最低价格约为1.2万美元,一套晚装约为4万美元,每套衣服都要经过6次试装,并刻有订户名字。这种时装正被成衣所取代。
年轻化和平民化成为新趋势。各大品牌纷纷尝试摆脱装腔作势的风格,向小市民表现他们的亲和力。他们撤离了在卢浮宫的秀场。模特们从拿腔拿调走向平实自然。2002年,“Yves Saint Laurent高级时装设计工作室”在巴黎马索大街5号摘下了招牌,公司总部正式关闭。当时法国最受宠的超模Laetitia Casta在YSL谢幕秀的T台上扔下手中的烟头,用脚碾灭。尘埃落定。这是一个优衣库和ZARA为代表的快餐式时尚当道的时代。
谈到这些,王丽仪不时感叹:“那个时代的人对衣着比现在讲究多了。”
时装是人的第二层皮肤
人物周刊:1987年大学毕业后,你开始迷恋欧洲事物并走进了马太(马郭志清,1971年开设全港第一间设计师服装精品店)开的Joyce Boutique,可以说已经站在了香港时尚界最前沿,当时是什么感觉?
王丽仪: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已是时尚之都,因母亲工作的关系,我自小在半岛酒店流连,看惯时尚漂亮的东西和富人的模样。我是家中惟一的小孩,虽非出身富裕家庭,物质方面父母对我也有求必应。中学时我已穿着在日本《non-no》杂志看到的衣服,Vivayou、CanTwo,甚至是Kansai Yamamoto。所以在大学毕业后移情欧洲事物,爱在Joyce Boutique购物,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只是随着年龄和见识增长而自然产生品位的转移和提升。
人物周刊:你如何判断一件时装的价值,会觉得有些时装定价过高吗?这些年来消费观有没有改变?
王丽仪:独特的设计、高级的质料、卓越的剪裁和精致的工艺均是时装的价值,背后包含许多人的精神和心血,不光是时装设计师。今天高级成衣定价是比以前高了很多,因为附加了许多广告宣传费在内。你要懂得根据前述4项要点来衡量,若只是一件挂上大品牌名字的T裇却索价数千元,那是不值得的。我的消费观没有改观,我从来是贵精不贵多的,优质的精品是可以与你一生一世同偕白首的。
人物周刊:你接触的大牌设计师中,哪个最难采访?哪个最有个人魅力?
王丽仪:越有人气的设计师当然越难采访。当时我花了两年时间才成功独家专访John Galliano。10多年后物换星移,今天也不难了!并非他不红了,而是有了中国的崛起作为后盾。品牌和设计师们都是现实的。
对我来说,Tom Ford、John Galliano和Hedi Slimane均很有个人魅力。Tom 和 John 都很懂得魅惑女性,令你神不守舍。与John 做访问时,他那双电眼令我这个见惯世面的时装编辑几乎忘了准备的问题,脑袋一片空白。Hedi则是那种令你感到像与朋友相处般舒服和自然的设计师。
人物周刊:人的灵感终究有限,在你看来一个成功并长青的设计师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年轻设计师一般都是先从学徒干起,梦想有自己的品牌,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丽仪:无论Karl Lagerfeld还是Domenico Dolce
踏足欧洲秀场,第一个采访对象是Tom Ford,因此她对Tom有难以言喻的情结。那是1995年,当时作为米兰时装周惟一的华人面孔,这个西方人眼里来自偏远小地方的香港女孩颇遭人白眼,而Tom刚刚荣升Gucci的创意总监,肩负着使这个奄奄一息的老品牌起死回生的重担,两个同样心事重重的人就这样在当年Gucci的破旧办公室里相遇了。
采访过程中王丽仪才发现原来Tom昔日替Perry Ellis打工时每年总有三四个月待在香港,上班的地点竟在旧工业区观塘。不想这个当年蹲在残破工业区的老外今天竟担负起了振兴老品牌的使命!那时Gucci还远不是现在拼命收购和扩张的时尚巨无霸集团。1992-1994年间,公司穷得连影印机都没有,设计室里的人也陆续跑光,只剩Tom一个人独自挑起了11个产品系列的设计。
也是在那年,王丽仪遇到了Miuccia Prada。这位以冷静睿智著称的女士,当年受初恋情人影响,曾经是共产党员、米兰大学政治系的博士生,后来才渐渐参与家族生意,并把祖业发扬光大。
学生时代,这位共产主义的信奉者穿着Yves Saint Laurent的衣服,搭配着祖母绿的首饰去派送宣传单。参与家族生意初期,Miuccia只觉得时装是典型的女性工坊工作,后来才发现它也可以带来伟大的革命,改变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此后,Prada的时装中透露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交融的味道。接受采访时Miuccia Prada说:“我喜欢时装,但我想时装就是时装,不必让它占据你的生命,它只属于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意大利的Giorgio Armani是时装界经久不衰的传奇。然而,如今76岁的Armani不得不考虑寻找接班人。同时,包括美国的Ralph Lauren、Oscar De La Renta和法国Channel和老佛爷Karl Lagerfeld在内的众多时尚界“常青树”也都迈入退休之年。与其他行业不同,时尚界的继任者不那么好找,能在家族中传承的则更少。日本服装设计师曾在上世纪80年代在巴黎时装界立足,名扬海外,这其中包括三宅一生、川久保玲及山本耀司。王丽仪在东京结识了山本耀司的女儿山本里美,这个想成为摇滚乐队低音吉他手的叛逆少女最终女承父业,开创了自己的品牌。可是她从小就面临无法超越父亲的痛苦,初次见面,就亲口道出了自己的苦恼:爸爸是个天才,无论在艺术还是商业方面都很成功,我并不指望做到像他那样。父女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山本里美最迷的却是川久保玲,父亲的前情人。
在时装界,极少有人能与时俱进、兼具艺术天赋与商业才能,大部分设计师都在平衡商业和艺术间苦苦挣扎。
John Galliano在王丽仪眼里是伟大的造梦师。这个意大利裔排水管道工的儿子总能把不同文化用矛盾的方式和谐地表现出来。Galliano是典型的艺术家,只懂制造幻想,丝毫不在意商业运作。他早年不惜花费上千万元制作每季的时装秀,找来好莱坞的著名美术指导搭建场景,为的就是20分钟的走秀。可惜好景不长,2000年起,由于资金不足,他的时装秀回归到传统的T台。
在外人眼里时装界冷酷无情,其实这里也有温暖的故事。王丽仪认识的英国没落贵族的后裔Isabella Blow,便曾因赏识Alexander McQueen的才华而给他巨大帮助。Isabella深知McQueen文化水平不高,从不看书,许多时候需要她给这个出了名的坏孩子灵感。早年她介绍初出茅庐的他结识各种达官贵人,后来更陪他去商谈Givenchy主设计师的合约。McQueen最后选择自杀,跟这位伯乐数年前因癌症和抑郁症走上同一条路不无关系。
代表时装最高标准的高级定制如今已被推向绝境。以往一套日装最低价格约为1.2万美元,一套晚装约为4万美元,每套衣服都要经过6次试装,并刻有订户名字。这种时装正被成衣所取代。
年轻化和平民化成为新趋势。各大品牌纷纷尝试摆脱装腔作势的风格,向小市民表现他们的亲和力。他们撤离了在卢浮宫的秀场。模特们从拿腔拿调走向平实自然。2002年,“Yves Saint Laurent高级时装设计工作室”在巴黎马索大街5号摘下了招牌,公司总部正式关闭。当时法国最受宠的超模Laetitia Casta在YSL谢幕秀的T台上扔下手中的烟头,用脚碾灭。尘埃落定。这是一个优衣库和ZARA为代表的快餐式时尚当道的时代。
谈到这些,王丽仪不时感叹:“那个时代的人对衣着比现在讲究多了。”
时装是人的第二层皮肤
人物周刊:1987年大学毕业后,你开始迷恋欧洲事物并走进了马太(马郭志清,1971年开设全港第一间设计师服装精品店)开的Joyce Boutique,可以说已经站在了香港时尚界最前沿,当时是什么感觉?
王丽仪: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已是时尚之都,因母亲工作的关系,我自小在半岛酒店流连,看惯时尚漂亮的东西和富人的模样。我是家中惟一的小孩,虽非出身富裕家庭,物质方面父母对我也有求必应。中学时我已穿着在日本《non-no》杂志看到的衣服,Vivayou、CanTwo,甚至是Kansai Yamamoto。所以在大学毕业后移情欧洲事物,爱在Joyce Boutique购物,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只是随着年龄和见识增长而自然产生品位的转移和提升。
人物周刊:你如何判断一件时装的价值,会觉得有些时装定价过高吗?这些年来消费观有没有改变?
王丽仪:独特的设计、高级的质料、卓越的剪裁和精致的工艺均是时装的价值,背后包含许多人的精神和心血,不光是时装设计师。今天高级成衣定价是比以前高了很多,因为附加了许多广告宣传费在内。你要懂得根据前述4项要点来衡量,若只是一件挂上大品牌名字的T裇却索价数千元,那是不值得的。我的消费观没有改观,我从来是贵精不贵多的,优质的精品是可以与你一生一世同偕白首的。
人物周刊:你接触的大牌设计师中,哪个最难采访?哪个最有个人魅力?
王丽仪:越有人气的设计师当然越难采访。当时我花了两年时间才成功独家专访John Galliano。10多年后物换星移,今天也不难了!并非他不红了,而是有了中国的崛起作为后盾。品牌和设计师们都是现实的。
对我来说,Tom Ford、John Galliano和Hedi Slimane均很有个人魅力。Tom 和 John 都很懂得魅惑女性,令你神不守舍。与John 做访问时,他那双电眼令我这个见惯世面的时装编辑几乎忘了准备的问题,脑袋一片空白。Hedi则是那种令你感到像与朋友相处般舒服和自然的设计师。
人物周刊:人的灵感终究有限,在你看来一个成功并长青的设计师需要具备哪些特质?年轻设计师一般都是先从学徒干起,梦想有自己的品牌,他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王丽仪:无论Karl Lagerfeld还是Domenico Dol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