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力求回到《新青年》所置身的历史结构中,在新生民国不断的政治动荡与宪政危机的背景下,讨论《新青年》是如何创造一种新的独特的文化政治实践,并有效地介入现实的.这种实践既是在响应民国建立后共和的蜕变,更普遍地,是在反思和总结晚清以来各种竞争性的救国方案的困境,进而寻找新的可能性.首先,分析《新青年》与此前诸多政论杂志的差异,认为它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文明理解.其次,具体论述《新青年》的注意力是如何从狭义的“政治”功利和制度迷信中移开,以便导向一些更为根本的“地层”,把政治问题转化为了思想、文化和伦理的讨论,广泛地把语言、文学和社会议题纳入政治结构中去“政治地”对待.再次,论述《新青年》的“启蒙”是如何在启蒙的主客体关系、启蒙的动态过程中,都是持一种更为激进的姿态,把“启蒙”安置在“自觉”的根基之上.最后,引入南社的蜕变作为对照,观察1920年代文化场域的结构转型,以便更好地理解《新青年》的创造性及文化领导权的更替.本文在新的层面上,不仅回应了关于“五四”启蒙和救亡的经典辩论,而且希望重新激活“五四”的正当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