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腊月二十四，过小年，扫灶屋的扬尘总是重点。母亲带领我们盖上水缸，搬出铁锅，移动碗柜，天翻地覆地清扫，但灶屋里仍是黑漆漆的，又潮又暗。然而，就这扁窄狭小、烟熏火燎的小房，却是我儿时最喜爱的地方，玩累了就往灶屋里钻，摘掉背上的书包就往灶屋里跑。因为，那里有菜羹，有姆妈，有火钳。
　　鄂东一带，火钳往灶膛添柴拨火是很有学问的。灶膛的火要烧四处：炒菜煮饭的铁锅为主要、烧水蒸菜的汽罐不能忽视、灶膛里烧开水的瓦壶和灶门口热水的“吊子”都要火钳拨火兼顾。“挈壶耙”专用于从燃烧的灶膛里把已开水的瓦壶挈出来，或灌进仅有的一个热水瓶，或沏入撒着几片老茶叶的大瓦盆里，供一家人饮用。母亲做饭通常是一个人灶上灶下忙，灶下拿起火钳添一把柴，把铁锅烧红，便急忙到灶台上手持锅铲炒菜。她可以大开火钳的八字，架在灶膛正中，八字上托一个柴火把子，柴火上再撒些谷麦壳子———农村叫“引子”，这样便可延长柴火把子燃烧的时间，弥补柴火的不足。有时“引子”撒多了，或柴火不干，就用吹火筒吹一下。母亲很少用吹火筒，灶膛的火特别服调教，总是红彤彤、亮堂堂的。“年幼时不会做，抢着做；长大了会做了，不想做”，我如此，我弟我妹亦如此。放学回家，母亲炒菜，我便双手抱着火钳添柴，添着添着塞满了灶膛，火反而熄了，大烟直冒，呛得人又是咳嗽，又是喷嚏，还流眼泪。“火要空心，人要忠心”。母亲接过火钳，从灶膛里退出部分柴火，并搅出一个红红的空洞，火苗一下蹿了出来。
　　我最喜爱母亲在灶膛里烤出的米粑。读高中住校的那两年冬天，周末放假回家，母亲做早餐，总是专门为我烤一块，或是糯米做的糍粑，或是高粱做的“破粉粑”。灶台上，锅里的粥在火焰中欢唱，母亲腾出手坐在灶下，握着火钳，把米粑送到火苗边。香气慢慢地溢出，一阵比一阵浓烈，我站在旁边，迫不及待地说：“好了，好了，可以吃了。”母亲一边骂“狗窝里放不住热粑”，一边继续翻动米粑，直到米粑两面都鼓出了大大的气泡，才用火钳平着递过来。真香啊！我拍拍粑壳子上的灰，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那年，一月口粮半月也不够，我在离家三四里路的镇上念小学，只能自带中餐上学。母亲天不亮就起床烧水煮粥，米煮到夹生时便捞出两小碗，一碗用搪瓷杯子盛着给我当中餐；另一碗中午兑菜煮，全家人吃。中餐开饭时，要麻烦师傅把我带的饭再蒸一次，那师傅是我们家的熟人，每天蒸饭都笑话我，我就回家诉说，母亲听了要么默不作声，要么顾左右而言其他，慢慢地，我对母亲的态度有意见。那天清晨，母亲又用瓷杯装上夹生饭，我委屈地大哭大叫起来：“又是这样的饭，我不上学了。”母亲是大户人家的姑娘，从小耳濡目染，喜爱读书人，嫁给了父亲这穷教书匠，指望儿子“葫芦天样大”，哪能容许不上学？搁以往，她会怒发冲冠，暴风骤雨，而这次却是风平浪静。我有点儿奇怪，也有点儿不妙，悄悄地窥视灶屋，只见管制柴火的火钳斜落在地上，失去管制的火苗跑出了灶膛，就在母亲跟前燃烧，而母亲却坐在石凳上，呆呆的，一动不动，两行泪珠在被火焰舔红的脸上滚动，像是炼钢炉里浇出的钢花。“姆妈———”我箭步冲上前去，扑在母亲的怀里，那撕心裂肺的喊叫惊醒了流泪的母亲，也阻止了一场灾难的降临。
　　此后的每年清早，母亲起得更早，且两个灶一起烧，一口锅煮着全家人的菜羹粥，另一个锅为我蒸中饭，那把火钳像梭子似的在两个灶膛添柴拨火……
　　母亲的一辈子用过几把火钳？我说不清楚，只知道嫁到我们王家便进灶屋，侍候三个老人，抚养我们兄妹五个，一辈子没有离过火钳。老人家晚年进城带孙子，仍带着两把火钳，一把八成新，长约四十厘米，好几斤重，用于料理炉子，换空心煤；一把老的，用在房间烧火盆取暖，也年年没闲歇。
　　如今，火盆只在大年初一烧，让亲朋戚友图个红红火火的吉利。那把老火钳仍守在火盆旁，它被烈火烧残，被手掌磨光，形体瘦小，很像暮年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