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37年，农耘出生于黑水河畔的崇左市大新县堪圩乡，他家是地地道道的壮族农民家庭，世代没有文化，父亲除了务农之外，还有一手裁缝手艺，在乡里被人称为“师傅”。父亲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农耘，后来竟成为替人做嫁衣的编辑，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三月三杂志社社长、副总编。
初识壮文立志成才
农耘从小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聪明过人，很招人喜欢。他从小就喜欢听民间故事、民间山歌，还爱好琴棋书画，爱听采茶戏，对粤曲、小调等都感兴趣。入学后，从小学到初中，农耘各科成绩优秀，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去读高中。1954年夏季，农耘参加了县里的小学教师暑假学习班，然后被分配到硕龙中心小学当教师。他教语文，也教音乐，成了孩子王。农耘像一根破土而出的翠竹，在边关黑水河畔摇曳。
一天，校长找到他说：“你小小年纪，不读书太可惜，而且你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很优秀，应该继续读书学习。现在桂西壮文学校招生，大新县要26人，咱们硕龙小学有1个名额，是带薪学习的。如果你愿意去，就让你去。”农耘听了喜出望外，心想岂能错过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连忙答应了校长。
几天后，农耘背上简单的行李坐汽车到县城，和县里其他25名小学教师一起去了位于武鸣的桂西壮文学校（广西壮文学校前身）。
桂西壮文学校坐落在武鸣河畔，白墙红瓦，错落有致。农耘为能来到广西壮文最高学府学习感到骄傲和自豪。
不学不知道，学了“乐”一跳。农耘学的壮文是拉丁拼音文字，和古老壮族民间歌书、戏文、故事、经书书本上用的借汉标音的方块壮字不一样。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新壮文，有22个声母、108个韵母和8个声调，新壮文只表声，不表意，其书写方法与英语一样，只是读音不同。
农耘是壮族人，从小就讲壮话，虽然南部方言和以武鸣壮话为基础方言的壮语标准音有差别，但他很快就掌握了标准壮语。他学习3个月就能用壮文来记录山歌、传说，还能用壮文写日记、书信、故事。
农耘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培训班的学习回到大新，作为县里第一代壮文教师，他不仅用双语教学生，还下农村用壮文扫盲。
在壮文教学实践中，农耘发现懂壮语容易，但用壮文难;讲壮话不难，但用壮文写文章难。这里面，还有个壮汉翻译的问题。把壮语翻译成汉语不容易，把汉语翻译成壮文就难上加难。他体会到，壮汉对译是他学习路上的拦路虎，必须把它攻克。
不久，农耘又有机会第二次走进壮文学校壮语专修班学习。他进一步认识到，学习壮文、使用壮文是一门大学问，不是三五个月、三两年就可以学好的，要使自己成为壮汉文翻译家，要走的路还很长，而且，要想把翻译工作做好，汉语水平也要提高。
锤炼汉语实现梦想
1960年，农耘在领导、同事的鼓励下想报考大学，但他没读过高中，复习应考十分困难。求知欲强的他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向同学、朋友借来应考资料，废寝忘食补习各个学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如愿考上了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以双语学生身份攻读中国语言文学。
在几年的学习时间里，他学了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有语言学、文字学、文艺理论等30门功课。在文艺各方面得到进一步深造，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经常用壮汉两种文字创作，在班上的墙报里经常能看到他的文章。
毕业时，虽然有不少市里的单位可以选择，但他却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最后，他被分配到合山矿务局子弟中学任教师。自此，他除了用心教学之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创作活动。
1969年冬，农耘被安排到矿井下劳动，他紧跟时代，紧跟政治，紧跟潮流，把汗水洒在坑道上，把心血和墨水用在事业上。在井下劳动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艺创作。一年后，他调到矿上当秘书，后来又做宣传干事。
在人生道路上，农耘实现了攀登人生高峰的第一次“撑杆跳”，从教书匠，到支部书记，到合山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长。然而，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写作。他开始写散文诗、散文、诗歌等一系列作品，在《广西日报》《南宁晚报》《柳州日報》《广西文学》等报刊上发表。1983年，短篇小说《深山橘子甜》荣获国家煤炭部优秀文学奖，而且还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认识了北京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诗人，老作家萧军、贺敬之分别给他颁发奖状和奖品，令他激动万分。
至此，一个文坛上诚实憨厚的耕耘者开始成熟，在百越大地上，用辛勤的汗水浇开了双语作家、翻译家的朵朵红花。
勤恳工作不断攀登
1985年，上级派调农耘到广西三月三杂志社工作。
《三月三》是壮汉双文种综合性大型民族文化刊物，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题写的刊名。其编辑人员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的民族文化学者。《三月三》杂志在全国声名远播，那时最多的一期发行印数达150万册，发行量远超其他同类刊物。
在当时，不经过千人挑一的甄选是很难到《三月三》编辑部工作的。于是有人质疑：农耘何德何能，一纸调令就从大山里调到了广西三月三杂志社，他能胜任这项工作吗？
农耘自信满满，拿出两张文凭，一张是壮语文专修班毕业证书，一张是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证书，再加上他用壮汉两种文字写作、翻译的作品，终于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农耘能编审壮汉两种文稿，被人称为两语双文作家、诗人和翻译家，是难得的专业人才。
作为一名新人，秉承壮族人民勤劳纯朴性格的农耘在杂志社除了分内的编辑工作外，还兼做很多琐碎的行政后勤工作。如跑工厂、收发文件、送样书、发稿费等。在编辑工作方面，他认真阅读每一篇来稿，还给作者写信沟通交流创作心得，或者指导作者怎么修改文章。当时杂志社来往客人多，有读者、作者，还有民族文化专家、学者，再加上“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也在杂志社挂牌，杂志社都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中心”了。农耘发扬在矿山的老黄牛精神，勤勤恳恳用心把每一件事做好，得到了大家的敬重和赞扬。 繁杂的工作并没有降低农耘的创作热情。他在百忙中做了几件大事：第一，继续发奋写作，不断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第二，补充、整理在合山时发表过的散文、报告文学和一些厂史、矿史等纪实文集;第三，广泛阅读报刊资料，编选出版了《当代大学生散文诗选》《新潮小说集》和报告文学集《勤星璀璨》等。1990年4月，他出版了第一部散文诗集《远帆》，紧接着当年10月又出版纪实散文集《煤城纪实》，在广西文坛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天道酬勤，农耘迎来了他的又一次“撑杆跳”。1991年4月，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1月，他的辛勤工作得到了上级认可，被任命为广西三月三杂志社社长兼副总编。人逢喜事劲头足，他的工作更加繁重，作品更多。在创作的同时，他每年编审、翻译壮文和汉文书稿达200万字之多。
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农耘是诚实憨厚的耕耘者，他在百越大地上，用辛勤的汗水，浇开了民族文化的朵朵红花;农耘是坚毅勇敢的淘金者，张开双臂拥抱社会、拥抱生活，善于从沙砾中炼出金子，他深信大山里的石头可攻玉，他深知大海里的蚌壳能养珠。他的散文诗《远帆》，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那《矿长井口一支烟》道出了矿工的心声;那煤城《喷泉》和《煤海的战歌》报道了煤城的喜讯;《海风》撑开了出海的《远帆》，，呼唤这载满理想的帆乘风破浪，顺利到达彼岸;在南国边关的足迹中，我们看到《友谊关的弹痕》，《金鸡山上》的古炮，还有那《通往哨卡的路》上，边关战士留下的《剑麻诗》;南国山野的生灵，青山秀水的情思，如《花山的歌》《斜塔写意》《小连城的思索》等。南国的山山水水，边疆的花花草草，矿井下的矿工，哨位上的士兵，山寨里的种田人，边贸的商贩、学生、妇女、儿童……都在他的笔下生花。
散文诗是散文与诗相结合而生，它有诗的意境，有诗的语言，但它可以不讲究韵律，也不用分行排列，像散文一样，可叙事，可抒情，自由随意，信马由缰，兴尽而返。它篇幅短小而富有韵味。农耘的《远帆》《心歌浅唱》中的散文诗，基本上体现上述艺术和特色。他的每一篇散文诗首先具有诗的特点，其次是有散文的形式。他的文字朴实生动，少有玩弄词句的文字游戏。他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对每一篇散文诗，从立意构思，到章法、层次、用词造句，都考虑得精当周到。因此，他的作品都很耐看，上口，回味无穷。
通观农耘众多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真实，农耘说虚情假意的散文是最倒人胃口的。他始终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方法，写人生、写矿山、写边关、写民族山寨、写边关贸易……正如他在《纪念树》后记中说，他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自己的亲身感受，把自己生活中的体验和感受写出来，使文章有个人明显的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这就是他的写作成功的重要经验。
老骥伏枥尽献余热
农耘退休后，并未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他先到新华社广西分社参加《南国春潮》报告文学丛书的采编工作，他跑遍广西，一口气写了18篇报告文学。后来又到国土资源厅參加《土地志》编写工作。史志是以时间为序，真实纪实，不议论，不评说，不虚构，不描写，与文学创作相差甚远。他碰到了难题，就重新学习史志的写作方法，用逻辑思维掌握史志的写作要素，全心投入工作，不知不觉就过了好几年。他先后参加编写永福、阳朔、贺州、防城、罗城等地的《土地志》和鹿寨、横县、田阳《土地志》的修改工作。
2008年，他又应邀参与《龙滩水电建设工程志》的编写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和编写组的同志一起完成了150万字的长卷巨著。接着又被广西林业厅邀去参与编写100多万字的《广西林业志》。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系列散文、报告文学，还学会了用电脑写作，编辑书稿，真是“八十太婆学绣花”了。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古梅无它求，点红暖人间。”永不服老，是农耘的脾性。
农耘常以苏轼的《浣溪沙·游薪水清泉寺》中的诗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自励。现在，80多岁的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发布了，壮文的发展前景大有可为，我要创作出更多的壮文和汉文作品，为民族文化事业尽献余热！
如果把民族文化比喻成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大花园，那么农耘在汉壮文翻译、写作方面的成就以及史志写作就像是一：朵朵小花，给这个大花园增彩添香，闪耀着独特的民族风采。
初识壮文立志成才
农耘从小五官端正，眉清目秀，聪明过人，很招人喜欢。他从小就喜欢听民间故事、民间山歌，还爱好琴棋书画，爱听采茶戏，对粤曲、小调等都感兴趣。入学后，从小学到初中，农耘各科成绩优秀，但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不能去读高中。1954年夏季，农耘参加了县里的小学教师暑假学习班，然后被分配到硕龙中心小学当教师。他教语文，也教音乐，成了孩子王。农耘像一根破土而出的翠竹，在边关黑水河畔摇曳。
一天，校长找到他说：“你小小年纪，不读书太可惜，而且你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很优秀，应该继续读书学习。现在桂西壮文学校招生，大新县要26人，咱们硕龙小学有1个名额，是带薪学习的。如果你愿意去，就让你去。”农耘听了喜出望外，心想岂能错过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连忙答应了校长。
几天后，农耘背上简单的行李坐汽车到县城，和县里其他25名小学教师一起去了位于武鸣的桂西壮文学校（广西壮文学校前身）。
桂西壮文学校坐落在武鸣河畔，白墙红瓦，错落有致。农耘为能来到广西壮文最高学府学习感到骄傲和自豪。
不学不知道，学了“乐”一跳。农耘学的壮文是拉丁拼音文字，和古老壮族民间歌书、戏文、故事、经书书本上用的借汉标音的方块壮字不一样。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创制的新壮文，有22个声母、108个韵母和8个声调，新壮文只表声，不表意，其书写方法与英语一样，只是读音不同。
农耘是壮族人，从小就讲壮话，虽然南部方言和以武鸣壮话为基础方言的壮语标准音有差别，但他很快就掌握了标准壮语。他学习3个月就能用壮文来记录山歌、传说，还能用壮文写日记、书信、故事。
农耘以优异的成绩结束培训班的学习回到大新，作为县里第一代壮文教师，他不仅用双语教学生，还下农村用壮文扫盲。
在壮文教学实践中，农耘发现懂壮语容易，但用壮文难;讲壮话不难，但用壮文写文章难。这里面，还有个壮汉翻译的问题。把壮语翻译成汉语不容易，把汉语翻译成壮文就难上加难。他体会到，壮汉对译是他学习路上的拦路虎，必须把它攻克。
不久，农耘又有机会第二次走进壮文学校壮语专修班学习。他进一步认识到，学习壮文、使用壮文是一门大学问，不是三五个月、三两年就可以学好的，要使自己成为壮汉文翻译家，要走的路还很长，而且，要想把翻译工作做好，汉语水平也要提高。
锤炼汉语实现梦想
1960年，农耘在领导、同事的鼓励下想报考大学，但他没读过高中，复习应考十分困难。求知欲强的他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向同学、朋友借来应考资料，废寝忘食补习各个学科。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如愿考上了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以双语学生身份攻读中国语言文学。
在几年的学习时间里，他学了中国古典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还有语言学、文字学、文艺理论等30门功课。在文艺各方面得到进一步深造，为他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期间，他经常用壮汉两种文字创作，在班上的墙报里经常能看到他的文章。
毕业时，虽然有不少市里的单位可以选择，但他却选择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最后，他被分配到合山矿务局子弟中学任教师。自此，他除了用心教学之外，开始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文艺创作活动。
1969年冬，农耘被安排到矿井下劳动，他紧跟时代，紧跟政治，紧跟潮流，把汗水洒在坑道上，把心血和墨水用在事业上。在井下劳动期间，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文艺创作。一年后，他调到矿上当秘书，后来又做宣传干事。
在人生道路上，农耘实现了攀登人生高峰的第一次“撑杆跳”，从教书匠，到支部书记，到合山矿务局党委宣传部长。然而，他更感兴趣的还是写作。他开始写散文诗、散文、诗歌等一系列作品，在《广西日报》《南宁晚报》《柳州日報》《广西文学》等报刊上发表。1983年，短篇小说《深山橘子甜》荣获国家煤炭部优秀文学奖，而且还去北京参加颁奖大会，认识了北京文艺界的许多作家和诗人，老作家萧军、贺敬之分别给他颁发奖状和奖品，令他激动万分。
至此，一个文坛上诚实憨厚的耕耘者开始成熟，在百越大地上，用辛勤的汗水浇开了双语作家、翻译家的朵朵红花。
勤恳工作不断攀登
1985年，上级派调农耘到广西三月三杂志社工作。
《三月三》是壮汉双文种综合性大型民族文化刊物，时任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覃应机题写的刊名。其编辑人员多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西的民族文化学者。《三月三》杂志在全国声名远播，那时最多的一期发行印数达150万册，发行量远超其他同类刊物。
在当时，不经过千人挑一的甄选是很难到《三月三》编辑部工作的。于是有人质疑：农耘何德何能，一纸调令就从大山里调到了广西三月三杂志社，他能胜任这项工作吗？
农耘自信满满，拿出两张文凭，一张是壮语文专修班毕业证书，一张是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证书，再加上他用壮汉两种文字写作、翻译的作品，终于打消了大家的疑虑。
农耘能编审壮汉两种文稿，被人称为两语双文作家、诗人和翻译家，是难得的专业人才。
作为一名新人，秉承壮族人民勤劳纯朴性格的农耘在杂志社除了分内的编辑工作外，还兼做很多琐碎的行政后勤工作。如跑工厂、收发文件、送样书、发稿费等。在编辑工作方面，他认真阅读每一篇来稿，还给作者写信沟通交流创作心得，或者指导作者怎么修改文章。当时杂志社来往客人多，有读者、作者，还有民族文化专家、学者，再加上“壮族作家创作促进会”也在杂志社挂牌，杂志社都成为“少数民族文化中心”了。农耘发扬在矿山的老黄牛精神，勤勤恳恳用心把每一件事做好，得到了大家的敬重和赞扬。 繁杂的工作并没有降低农耘的创作热情。他在百忙中做了几件大事：第一，继续发奋写作，不断在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第二，补充、整理在合山时发表过的散文、报告文学和一些厂史、矿史等纪实文集;第三，广泛阅读报刊资料，编选出版了《当代大学生散文诗选》《新潮小说集》和报告文学集《勤星璀璨》等。1990年4月，他出版了第一部散文诗集《远帆》，紧接着当年10月又出版纪实散文集《煤城纪实》，在广西文坛上引起不小的反响。
天道酬勤，农耘迎来了他的又一次“撑杆跳”。1991年4月，他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92年1月，他的辛勤工作得到了上级认可，被任命为广西三月三杂志社社长兼副总编。人逢喜事劲头足，他的工作更加繁重，作品更多。在创作的同时，他每年编审、翻译壮文和汉文书稿达200万字之多。
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农耘是诚实憨厚的耕耘者，他在百越大地上，用辛勤的汗水，浇开了民族文化的朵朵红花;农耘是坚毅勇敢的淘金者，张开双臂拥抱社会、拥抱生活，善于从沙砾中炼出金子，他深信大山里的石头可攻玉，他深知大海里的蚌壳能养珠。他的散文诗《远帆》，就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素材。那《矿长井口一支烟》道出了矿工的心声;那煤城《喷泉》和《煤海的战歌》报道了煤城的喜讯;《海风》撑开了出海的《远帆》，，呼唤这载满理想的帆乘风破浪，顺利到达彼岸;在南国边关的足迹中，我们看到《友谊关的弹痕》，《金鸡山上》的古炮，还有那《通往哨卡的路》上，边关战士留下的《剑麻诗》;南国山野的生灵，青山秀水的情思，如《花山的歌》《斜塔写意》《小连城的思索》等。南国的山山水水，边疆的花花草草，矿井下的矿工，哨位上的士兵，山寨里的种田人，边贸的商贩、学生、妇女、儿童……都在他的笔下生花。
散文诗是散文与诗相结合而生，它有诗的意境，有诗的语言，但它可以不讲究韵律，也不用分行排列，像散文一样，可叙事，可抒情，自由随意，信马由缰，兴尽而返。它篇幅短小而富有韵味。农耘的《远帆》《心歌浅唱》中的散文诗，基本上体现上述艺术和特色。他的每一篇散文诗首先具有诗的特点，其次是有散文的形式。他的文字朴实生动，少有玩弄词句的文字游戏。他的态度非常严肃认真，对每一篇散文诗，从立意构思，到章法、层次、用词造句，都考虑得精当周到。因此，他的作品都很耐看，上口，回味无穷。
通观农耘众多的散文、报告文学作品，一个最突出的印象就是真实，农耘说虚情假意的散文是最倒人胃口的。他始终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和方法，写人生、写矿山、写边关、写民族山寨、写边关贸易……正如他在《纪念树》后记中说，他写的都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自己的亲身感受，把自己生活中的体验和感受写出来，使文章有个人明显的思想倾向和感情色彩。这就是他的写作成功的重要经验。
老骥伏枥尽献余热
农耘退休后，并未放弃对文学的追求。他先到新华社广西分社参加《南国春潮》报告文学丛书的采编工作，他跑遍广西，一口气写了18篇报告文学。后来又到国土资源厅參加《土地志》编写工作。史志是以时间为序，真实纪实，不议论，不评说，不虚构，不描写，与文学创作相差甚远。他碰到了难题，就重新学习史志的写作方法，用逻辑思维掌握史志的写作要素，全心投入工作，不知不觉就过了好几年。他先后参加编写永福、阳朔、贺州、防城、罗城等地的《土地志》和鹿寨、横县、田阳《土地志》的修改工作。
2008年，他又应邀参与《龙滩水电建设工程志》的编写工作，用一年的时间和编写组的同志一起完成了150万字的长卷巨著。接着又被广西林业厅邀去参与编写100多万字的《广西林业志》。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系列散文、报告文学，还学会了用电脑写作，编辑书稿，真是“八十太婆学绣花”了。
“余热未尽献，老骥不偷闲。古梅无它求，点红暖人间。”永不服老，是农耘的脾性。
农耘常以苏轼的《浣溪沙·游薪水清泉寺》中的诗句“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自励。现在，80多岁的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笔，他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发布了，壮文的发展前景大有可为，我要创作出更多的壮文和汉文作品，为民族文化事业尽献余热！
如果把民族文化比喻成欣欣向荣、百花齐放的大花园，那么农耘在汉壮文翻译、写作方面的成就以及史志写作就像是一：朵朵小花，给这个大花园增彩添香，闪耀着独特的民族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