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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驻中国前首席代表鲍泰利在撰文论及2020年中国欲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时称，“中国政府控制着土地、众多公司以及金融体系，同时地方政府严重依赖预算外收入。除非这种状况本身发生改变，否则无法对第二次转型的实现持乐观态度。”
工资缩水、住房压力大、股票被套牢、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与裁员潮……如果身处2020年的中国，这些统统都会成为人们遥远的回忆吗?
在人人捂紧钱袋子的这个冬天，2008年1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07年中国的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已达72.9％，“到2020年我国完全可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于2020年最权威的远景描述，分别出自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官方，来自国外及民间的一些研究机构，都曾纷纷对2020年的中国经济给予了积极乐观的预测，这其中也包括了世界银行、韩国央行等机构。
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在钱袋瘪下去的今天，似乎很难因11年后的美景描绘而让自己的信心与希望膨胀起来。除非，在现实与远景的嫁接中，可以清晰地窥见今日之诸多问题的解决路径及举措。
亟需改变的财富分配制度
人们喜欢把今日之中国的困境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日本相比，同样面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1960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政府明确承诺，政府公共开支每年增加25％，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这项政策开创了日本的黄金十年，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场消费革命。
到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一番，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進而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他山之旧石，可否攻新玉?
在过去的30年中，“投资、出口、消费”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然而，消费不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突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重创出口，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中国经济瞬间陷入低潮。
面对内需不足的局面，为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8％，避免大规模的失业潮，中央经济决策加大投资拉动，4万亿元基建投资成为2008年最备受国人关注的一项经济决策。而在十一五规划中，抑制大规模的投资冲动曾被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点。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过去年均9％的增长速度主要来源于高投资率和出口，消费率的偏低则使得内需在十几年中，并未得到有效的释放。而投资率的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居民的高储蓄率，其反面就是中国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70％以上。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率较高，消费率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55％－65％的区间波动。2001年以来，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
与逐年下降的消费率相比，则是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九五期间的10.3％上升到2007年的21％。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出现了下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
储蓄结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数据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从过去的将近60％下降到了32％。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从过去的40％上升到了60％，特别是企业储蓄，在2007年的时候高达25％。这表明了过去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占了多数。
对此，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祁京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认为，“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收益过大，同时政府倾向了企业，过去的产业工人低工资、低社保被允许，包括现在新的《劳动合同法》推迟实施，都是一种体现。”
“居民储蓄主要是预防性的储蓄，用于支付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导致了消费率的偏低。”建设银行研究部高级经理赵庆明对记者说。而这些公共产品，本应该属于政府消费，“如何让这部分个人消费回归到政府消费，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是未来拉动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医保的低水平覆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个人税收减负等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化，将直接影响今后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效。”赵庆明认为，“这些公共产品的支出要以立法的形式给予固定，而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项过渡性或者短期措施。”
同时，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师哈继铭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部分结构性减税政策将对“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提供支持，税收杠杆之外，拉动消费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因为这部分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
在公共支出不足的同时，财政收入却大量地投向了营利性领域。特别是大型重工或者基建等以国有企业垄断为主的行业。而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机制改变不到位，一方面大量亏损企业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浪费，出现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一方面获取高利润的企业并没有被征收资源税和要求进行国民分红。“进一步扭曲了财富分配格局”，赵庆明说。
中国体制研究改革所所长樊纲指出，一方面，大量的资源性收益和垄断性收益作为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而存在。另一方面，这部分利润长期不能分红，不能分给所有者进而成为消费基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导致了企业的未分配收入大幅度上涨。“这一现象在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2004年尤为突出。”
樊纲认为，就“征税和分红”，如果一旦实施，按2007年的统计数字计算，可以有1.25万亿的税款和利润从企业转到政府，相当于增加5％的GDP，同时可以减少5％的储蓄率及5％的贸易顺差，消费率则会因此而上升到55％。“如果达到这一水平，中国经济会平衡得多。”他说。
在“投资竞赛”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投向了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所推动的。
而由于政府在营利性领域的投资行为过盛，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形成了诸多的权力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导致了公共财政的隐形流失，“富了一小部分人”
同时，由于权力管制和寻租，导致具 有更灵活的机制、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对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公司治理机构升级上也形成了阻碍。
对此，世界银行驻中国前首席代表鲍泰利在撰文论及2020年中国欲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时称，“中国政府控制着土地、众多公司以及金融体系，同时地方政府严重依赖预算外收入。除非这种状况本身发生改变，否则无法对第二次转型的实现持乐观态度。目前政府官员的激励制度也与新的发展战略不相符合。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会歪曲发展战略，促使地方政府参与地方经济，也为地方腐败提供了温床。”
而曾撰写《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则指出：“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应该转向制度建设。要知道经济建设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GDP主要不应当由政府来创造，而应当主要依靠中小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甚至消费者。”
“《反垄断法》要加紧推进实施，政府要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对国有企业进行强制性分红，将这些收益和分红更好地配置于居民消费。当然，这需要行政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赵庆明说。
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过度依赖国外消费，导致中国制造的升级过程显得漫长，同时，这反过来也抑制了国内消费的提高。
“制造业比例过重，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覆盖程度低，2亿多农民工未能摆脱农民身份的束缚，造成了城镇化进程缓慢，这都是对扩大内需不利的因素。”趙庆明说。
因为沿海在对外的贸易上具有地理优势和信息优势，大量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一旦外部需求萎缩，失业率高增，宏观经济备受打击，内需不足的矛盾更加凸现出来，加剧了拉美化的隐忧。
由于投资拉动和外贸型经济为主，制造业的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的比例过小。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2006年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后，2007年又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至39.1％，2007年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13.4％，比服务业快2个百分点。
2007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0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如今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发展小企业，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大银行贷款的支持力度。由于给小企业贷款风险大、审贷成本高，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许多国家都对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实行特殊的政策支持。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制度和建立完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将是未来保证民营中小型企业快速发展和扩大产能的必要工作。
“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继续大量存在将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引发环保风险，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难以可持续发展。”赵庆明认为。
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但如果不加快推进城镇化，这些设想将有可能落空。
“往前看这两年的政策调整力度，相信经过这一轮的调整之后，中国经济将会更健康。”祁京梅认为。
资料链接
他们的未来
2020年，俄罗斯人均年收入增至3万美元、劳动生产率提高2-3倍、人均寿命达到75岁的目标。
印度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送人上月球；产业用纺织品规模达370亿美元；如不立刻改变水务管理，将在2020年耗尽水资源；向残疾儿童开放所有学校，保证所有儿童能够接受主流教育，没有儿童因为残疾而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越南赶上泰国，成为亚洲“第五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韩国用本国火箭发射首个绕月探测器。
德国将在2020年前关闭全国所有核电站。
坏预测
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将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
上海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34％，每3个人中有1个是老年人。
由于大量出口，到2020年，中国许多稀有金属资源将所剩无几。
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
我国平均气温将增加2度左右。
城市地区约有60万人因大气污染过早死亡。
全球将有7500万人受到艾滋病感染，总共将有1亿人死于艾滋病全球癌症发病率可能比现在增长50％烟草是引发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癌症死亡人数将超过400万。
野生大象将从地球上消失；鳕鱼将不复存在。
工资缩水、住房压力大、股票被套牢、大规模的企业倒闭与裁员潮……如果身处2020年的中国，这些统统都会成为人们遥远的回忆吗?
在人人捂紧钱袋子的这个冬天，2008年12月1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报告称。2007年中国的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已达72.9％，“到2020年我国完全可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关于2020年最权威的远景描述，分别出自党的十六大和十七大报告，“至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将比2000年翻两番，人均GDP将达到3000美元。”
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官方，来自国外及民间的一些研究机构，都曾纷纷对2020年的中国经济给予了积极乐观的预测，这其中也包括了世界银行、韩国央行等机构。
然而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而言，在钱袋瘪下去的今天，似乎很难因11年后的美景描绘而让自己的信心与希望膨胀起来。除非，在现实与远景的嫁接中，可以清晰地窥见今日之诸多问题的解决路径及举措。
亟需改变的财富分配制度
人们喜欢把今日之中国的困境与上世纪50年代末的日本相比，同样面临产能过剩、内需不足、失业压力增大的困境，1960年，日本政府出台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日本政府明确承诺，政府公共开支每年增加25％，每年在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企业税上共减税1000亿日元。这项政策开创了日本的黄金十年，引发了日本国内的一场消费革命。
到1967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提前翻一番，国民收入增加了一倍，進而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
他山之旧石，可否攻新玉?
在过去的30年中，“投资、出口、消费”被认为是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三驾马车”，然而，消费不足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显得突出。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重创出口，外贸依存度超过60％的中国经济瞬间陷入低潮。
面对内需不足的局面，为使经济增长速度保持8％，避免大规模的失业潮，中央经济决策加大投资拉动，4万亿元基建投资成为2008年最备受国人关注的一项经济决策。而在十一五规划中，抑制大规模的投资冲动曾被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点。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过去年均9％的增长速度主要来源于高投资率和出口，消费率的偏低则使得内需在十几年中，并未得到有效的释放。而投资率的大幅增长，主要得益于居民的高储蓄率，其反面就是中国居民消费率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显示，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70％以上。而中国改革开放后，由于经济增长快，投资率较高，消费率出现逐年下降的趋势，在55％－65％的区间波动。2001年以来，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
与逐年下降的消费率相比，则是财政收入每年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由九五期间的10.3％上升到2007年的21％。而与此同时，居民收入和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出现了下降，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九五”末期的13.3％下降到“十一五”初期的11％。
储蓄结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数据显示，当前居民储蓄占总储蓄的比重从过去的将近60％下降到了32％。与之相对的是，政府和企业的储蓄从过去的40％上升到了60％，特别是企业储蓄，在2007年的时候高达25％。这表明了过去十多年经济高速增长所创造的财富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占了多数。
对此，国家信息中心高级经济师祁京梅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则认为，“政府、企业、劳动者三方的利益博弈中，政府收益过大，同时政府倾向了企业，过去的产业工人低工资、低社保被允许，包括现在新的《劳动合同法》推迟实施，都是一种体现。”
“居民储蓄主要是预防性的储蓄，用于支付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导致了消费率的偏低。”建设银行研究部高级经理赵庆明对记者说。而这些公共产品，本应该属于政府消费，“如何让这部分个人消费回归到政府消费，从而提高居民消费率，是未来拉动内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高等教育的高收费、医保的低水平覆盖、保障性住房的供给、个人税收减负等等一系列改革的深化，将直接影响今后1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效。”赵庆明认为，“这些公共产品的支出要以立法的形式给予固定，而不仅仅是政府部门的一项过渡性或者短期措施。”
同时，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师哈继铭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部分结构性减税政策将对“扩大最终消费需求”提供支持，税收杠杆之外，拉动消费还可以通过转移支付手段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因为这部分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高。在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加大对低收入家庭的补贴和救助力度”，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
深化投融资体制的改革
在公共支出不足的同时，财政收入却大量地投向了营利性领域。特别是大型重工或者基建等以国有企业垄断为主的行业。而由于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和机制改变不到位，一方面大量亏损企业造成资源利用的低效率和浪费，出现大量的银行不良资产；一方面获取高利润的企业并没有被征收资源税和要求进行国民分红。“进一步扭曲了财富分配格局”，赵庆明说。
中国体制研究改革所所长樊纲指出，一方面，大量的资源性收益和垄断性收益作为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的利润而存在。另一方面，这部分利润长期不能分红，不能分给所有者进而成为消费基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导致了企业的未分配收入大幅度上涨。“这一现象在资源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的2004年尤为突出。”
樊纲认为，就“征税和分红”，如果一旦实施，按2007年的统计数字计算，可以有1.25万亿的税款和利润从企业转到政府，相当于增加5％的GDP，同时可以减少5％的储蓄率及5％的贸易顺差，消费率则会因此而上升到55％。“如果达到这一水平，中国经济会平衡得多。”他说。
在“投资竞赛”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大规模的政府投资和银行贷款投向了钢铁、水泥、电解铝、房地产等行业，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发展是由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型增长所推动的。
而由于政府在营利性领域的投资行为过盛，缺乏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督机制，形成了诸多的权力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导致了公共财政的隐形流失，“富了一小部分人”
同时，由于权力管制和寻租，导致具 有更灵活的机制、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对技术创新、产业转型和公司治理机构升级上也形成了阻碍。
对此，世界银行驻中国前首席代表鲍泰利在撰文论及2020年中国欲成为世界经济领袖所面临的挑战时称，“中国政府控制着土地、众多公司以及金融体系，同时地方政府严重依赖预算外收入。除非这种状况本身发生改变，否则无法对第二次转型的实现持乐观态度。目前政府官员的激励制度也与新的发展战略不相符合。特别是地方政府对预算外收入的依赖会歪曲发展战略，促使地方政府参与地方经济，也为地方腐败提供了温床。”
而曾撰写《2020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一书的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则指出：“现在需要第二次转型。应该转向制度建设。要知道经济建设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企业，GDP主要不应当由政府来创造，而应当主要依靠中小投资者、外国投资者，甚至消费者。”
“《反垄断法》要加紧推进实施，政府要退出营利性投资领域，对国有企业进行强制性分红，将这些收益和分红更好地配置于居民消费。当然，这需要行政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赵庆明说。
产业结构调整
由于过度依赖国外消费，导致中国制造的升级过程显得漫长，同时，这反过来也抑制了国内消费的提高。
“制造业比例过重，产业集群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城市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覆盖程度低，2亿多农民工未能摆脱农民身份的束缚，造成了城镇化进程缓慢，这都是对扩大内需不利的因素。”趙庆明说。
因为沿海在对外的贸易上具有地理优势和信息优势，大量的产业和就业机会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一旦外部需求萎缩，失业率高增，宏观经济备受打击，内需不足的矛盾更加凸现出来，加剧了拉美化的隐忧。
由于投资拉动和外贸型经济为主，制造业的比重过大，而第三产业的比例过小。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近年来，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在2006年环比下降0.5个百分点后，2007年又环比下降0.3个百分点至39.1％，2007年工业增加值增速高达13.4％，比服务业快2个百分点。
2007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0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比2005年提高3个百分点；有条件的大中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第二产业。如今看来，这一目标的实现有着相当大的难度。
发展小企业，需要有良好的政策环境，目前最重要的是加大银行贷款的支持力度。由于给小企业贷款风险大、审贷成本高，小企业在申请贷款方面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许多国家都对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实行特殊的政策支持。完善国有商业银行的治理制度和建立完善民间金融市场体系，将是未来保证民营中小型企业快速发展和扩大产能的必要工作。
“高能耗、高污染企业的继续大量存在将会对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引发环保风险，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难以可持续发展。”赵庆明认为。
产业结构的调整关系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按照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但如果不加快推进城镇化，这些设想将有可能落空。
“往前看这两年的政策调整力度，相信经过这一轮的调整之后，中国经济将会更健康。”祁京梅认为。
资料链接
他们的未来
2020年，俄罗斯人均年收入增至3万美元、劳动生产率提高2-3倍、人均寿命达到75岁的目标。
印度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在2020年前送人上月球；产业用纺织品规模达370亿美元；如不立刻改变水务管理，将在2020年耗尽水资源；向残疾儿童开放所有学校，保证所有儿童能够接受主流教育，没有儿童因为残疾而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
越南赶上泰国，成为亚洲“第五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韩国用本国火箭发射首个绕月探测器。
德国将在2020年前关闭全国所有核电站。
坏预测
中国人口性别比例失调，将有3000万到4000万光棍汉找不到老婆。
上海全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将超过34％，每3个人中有1个是老年人。
由于大量出口，到2020年，中国许多稀有金属资源将所剩无几。
黄河下游将全年断流。
我国平均气温将增加2度左右。
城市地区约有60万人因大气污染过早死亡。
全球将有7500万人受到艾滋病感染，总共将有1亿人死于艾滋病全球癌症发病率可能比现在增长50％烟草是引发癌症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癌症死亡人数将超过400万。
野生大象将从地球上消失；鳕鱼将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