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外国文学研究界存在着不重作家作品而重理论研究的倾向,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隐忧。为此,本刊特约记者刘茂生最近就外国文学理论研究与高校外国文学课程建设的有关问题,采访了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前副会长、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夏仲翼教授。夏仲翼先生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理论进入别国,就会涉及接受问题,自然就会引出“有效性”的思考,而“有效性”是指理论在一个国家被接受的整体效应;当然,任何一种文学理论都产生在特定的文学、社会、历史语境中,都是具体的、指涉性的;外国文学理论要在中国体现“有效性”,至少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它对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是否真正产生了作用,二是它能否解释中国出现的文学事实和现象。他认为,文学在它自身发展过程中总是先有文学事实,然后才会有理论来说明这些现象,理论不可能自己凭空产生;意图根据某种需要去创造一种理论,以为如此就能指导文学发展,或者按照某种理论进行写作就能获得成功的先例,其实还从来不曾有过;理论是总归发生在文学事实之后的,所以无论是创作界或是理论界,最好还是不要企图去找到一种理论来引导或者解释我们的文学发展,倒是应该埋下头来从文学发展的事实的规律里去寻找并总结出实在的理论,这才能对推动我们文学的发展有实在的助力。他认为,把明明有着具体内在规定性的文学问题泛化为一般文化的、政治的议论的所谓的“大文化研究”,也许显得十分热闹或者“新颖”,然而对于文学研究本身的价值却是颇堪怀疑。他认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基础研究”与“第二手研究”互为补充的,学科建设与信息跟踪有着密切关系;大量的翻译、编译、译介都属于二手研究的范围,都是对国外文学现象或理论的一种解读。他认为,成熟的教学方式应该是学术讲坛式的,一个教授在他自己的讲坛上应用自己的学术观念来阐述一部外国文学史,但在目前这还只可能是一个理想;但总有一天,教材的编写与教学的方式都会是个性化的,都会具有鲜明的学术倾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