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香港的城市外貌老被地产商所支配,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老被媒体轰炸所淹没,也斯不过是在想:“那些小路旁边的事物,那些没有放大登上报刊头版的人,也许也有他们值得听听的故事呢。”
　　
　　我对诗歌没有天赋,也所知甚少,只是粗浅地从艾青入门,读北岛、食指、海子、顾城、于坚。他们的诗总能进入我心灵的最深处,拨动我的神经,让我在某一个瞬间,或者某一个时间和空间交汇的点上,觉察出自己一种近乎原始的渴求和诉说。不过到了现在,这样的诗人越来越少,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所谓的“梨花体”,这对于诗歌而言,真是一种反讽。
　　但是有一天我读到女诗人尹丽川从北京后海喝酒回来后写的两句话,立马灵魂受到了想象力的强烈冲击,史学的镜像和美学的视像交织在一起,久久不能停罢。我知道,我一定是哪根神经突然错位,否则不会这么激动,并且发出文人才有的嗟叹。北京朋友若是知道我这个连北京都没有正儿巴经待过的人竟然会如此,定会认为我多愁善感,外加一句“不靠谱”。
　　尹丽川只是写道:“一下雪,北京就成了北平;我们去后海看雪,就回到明清。”
　　之所以扯到我对诗歌的认识,是因为我在读香港作家也斯(梁秉均)的诗时,似乎总是难以生发出同感式的共鸣,甚至连图像的影子都没有。事实上,在也斯的香港诗歌中,经常会出现旧时香港的琐碎景象与人物,这是香港人的集体回忆,也是很多香港本土作者的叙事潮流——从旧时香港的老街道、老街坊、老味道、老故事中缅怀,进而追寻自己的香港本土意识与认同。
　　这就很奇怪,为什么明明在香港的时间远远多于北京,对香港的认识也远远胜于北京,可就是无法从也斯的诗中读出香港呢?也斯曾说过,他最不能忍受来自外地的作家对香港一知半解式的解读,因为“这很容易变成猎奇式的浮光掠影”。我想这应该出自我的身份原因,没有在香港有过一段成长时期“刻苦铭心”的记忆,这大概是我尝试以“在地”姿态解读香港的一个难以克服的硬伤。
　　然而我在翻看也斯的散文集《也斯的香港》时,却发现了他文字中情深意绵的另一面,以及另一个香港。
　　《也斯的香港》记录了香港一些典型或者不典型的人物和地方,最早的一篇闲谈书与街道的文章竟然写于1970年,可见也斯记录的香港,是一个三维度的香港,加入了时间这一重要元素。同时,也斯又很爱撷取城市中的某个独特侧影,例如柴湾的一棵榕树、北角的一间食货铺、小说家刘以鬯的一次创作冲动,然后通过可能并不显眼的日常生活描写,从点滴中让读者去感受香港的面貌。
　　例如,也斯在《从瓮中长大的树》一文中,将与自己一样成长于六七十年代,在种种混杂文化背景下汲取营养的香港文化人譬喻为“我们都是从瓮中长大”,并且进一步指出:“在香港长大,其实也是在种种限制中长大。因为限制特别明显,也分外自觉去超越它。幸好瓮口总可以张望天地,瓮内也有宽大的圆腹。”这种“瓮中树”的思想又贯穿于也斯的其他文章中,可以是在香港挤迫空间中无家可归的诗(《兰桂坊的忧郁》),可以是在繁华喧嚣的上环高楼间鲜艳的画作(《在上环绘画古诗》),也可以是北角破败市井中不少朋友彼此交叉相汇的童年(《镜像北角》)。也斯在重现他们这一代对香港文学和文化的贡献时,也将“瓮”的概念流线化,瓮的体积在时间的长轴上越来越大,而瓮中人的呼喊和抗争却越来越弱小:“香港作为写作的环境的确愈来愈不理想,发在综合性的刊物上,作品被刊物自我检查、删改,或因編者的疏忽、美术编辑的轻狂、校对的固执而变得面目全非。在这样的情况下,特别感到寄人篱下之苦。在香港写作这么多年,最近可是愈来愈感到专栏的水平低落,不负责任的意见充斥,流行言论愈来愈张狂,要发表不同想法愈来愈难。香港是我的家,写作是我的本行,但我的家好像也变成一个陌生的地方,找一个地方说想说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了。”(《兰桂坊的忧郁》)
　　这是一段具有抗争意味的文字,也是一段忧心香港逐渐失去本我的呐喊。所以,相对于诗人也斯,我更喜欢散文家也斯和他笔下的香港。也斯沉浸于香港的瞬间意象,再演化成故事,娓娓道来。一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香港的城市外貌老被地产商所支配,香港人的集体记忆老被媒体轰炸所淹没,也斯不过是在想:“那些小路旁边的事物,那些没有放大登上报刊头版的人,也许也有他们值得听听的故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