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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万个
9月13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在深圳召开会议称，目前中国政务微博认证账号总量已近８万个，政务微博在“网民问政”和“政府施政”之间搭起了桥梁，在一起一起的公共新闻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作用。
点评：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很多政府机构和官员开通了微博。2011年底，北京微博发布厅开始上线运行，这是全国各省市区开通的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十天之后，上海市政务微博“上海发布”跟进上线。截至目前，通过认证的各级政务机构及官员的微博均已超过1.8万个。但微博开通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通过微博平台进行政务沟通还存在诸多问题。有调查显示，近半网民认为政府网站和官方微博形式主义过重；部分政务微博患上了“痴呆症”，或装“聋”作“哑”，或自言自语，或不时曝出雷人之语。
“我们不做僵尸不作秀，就是向老百姓传达信息。”这是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在“北京微博发布厅”的上线仪式上的承诺。这一承诺表达出政务微博的本质与使命：发布信息、提供服务、提升政府形象。
与政府网站相比，政务微博的优势在于信息发布便捷、传播迅速、互动便利、无处不在；但政府网站权威性强、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优势，是微博所不能取代的。因此，政务微博应该是政府网站的有益补充，是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新形式，是政府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新渠道。作为政府部门，在办好政务微博的同时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使政府网站与政务微博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网络问政是“知”，是了解民众对政府的需求，而要解决民众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的问题，最终还得靠“行”。因此，功夫在“网”外，网络问政不仅在于政府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政务微博作为网络问政的新平台，只有使网上与网下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政府真正为民答疑、为民解困、为民谋利，才能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好形象，真正得到群众拥护。
4553次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18次年会上，光明总裁郭本恒表示，去年国家抽查光明乳业4553次，没有一个指标不合格。
中国乳企生产硬件配备世界领先，管理水平也不差，检测手段、质量控制等都很先进，不应妄自菲薄，郭本恒说。
点评：一年被抽查4553次，平均每天12.5次，如果这一数据确凿的话，确实让人惊骇。孙本恒所谓的“这么抽(查)会抽死人啊！”就不是矫情，而是抱怨——过于频繁的抽检，让光明乳业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
抽检，其精义不在于次数的多寡，而在于能不能真正抽检、抽检到位。纵观媒体披露的一些案例，没有一次是国家抽查出来的，这委实耐人寻味。 光明乳业一年被抽查4553次，从常态来说，一家企业不该被如此频繁抽查，相关部门之所以如此频繁抽查，大概是出于强化监管、督促企业重视产品质量的目的。之所以如此，其背景是，国产乳品陷入低谷。正如中国乳协理事长宋昆冈所称，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乳业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行业信誉发生危机，消费者信心降到了最低点，生产和销售遭受重大损失。要重振消费者的信心，企业就必须恪守质量第一原则，就应该做好被频繁抽查的准备。
长期以来，对于奶源问题，最常见的“药方”就是企业自建奶源基地。据媒体透露，目前企业自有奶源比例为30%左右，“十二五”的目标是超过50%。但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认为，自建奶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企业“做做样子，给媒体、给社会一个交代”，因为自有奶源成本太高，“企业根本投不起”。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乳品要缩小与公众预期的差距，并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地重视质量，一点一滴地唤回公众的信任。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重视抽查的数量不如重视抽查的质量。
7万元
据2012年9月12日媒体报道，某夫妇今年7月生下第二胎后收到计生局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书称他们生二胎未经批准，要征7万元社会抚养费，并于9月初在法院强制执行下交了7万元。
点评：据当地法官称，符合生二胎但未被批准生育的，仍要征收抚养费。既然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也必须经过批准才能生，否则就得按规定接受处罚，双独夫妻被征收7万社会抚养费，虽然其境遇值得同情，倒也无可厚非。可案情一经媒体披露，还是迅速引来无数围观者，并且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喧嚣的网络舆情不难看出，大家已经超越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而纠结着多重层面的关切和焦虑。一段时期以来，独子家庭、双独家庭问题受到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有关各方广泛关注，特别是失独家庭的命运更令人陷于苦恼和迷惘之中，对于罚款这种特殊国策的“副产品”，大家普遍希望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有所作为。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双独夫妻受处罚，人们于政策、法规的合理性之外，追问得更多的是政府对失独父母关心、反哺、补偿多少，长期以来的计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到底去向哪里？有多少真正用在了与“社会抚养”相关的领域，真正体现出制度应有的温度？
按照相关法规的解释，“社会抚养费”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就案件本身而言，这对双独夫妻符合条件生二胎，仅仅少了一个事先报批手续，就被课征社会抚养费7万多元，显然于法无据，当地的做法难逃乱罚款、乱执法嫌疑。遗憾的是，法院竟然支持了计生部门的主张。
计生部门执法简单粗暴现象一直备受诟病，双独家庭无证生二胎被强征社会抚养费引发的质疑，更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提升计生执法水平，规范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使用，推进透明公开，加强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委实刻不容缓。
3000多名
9月1日，中小学传统的开学日。湖北麻城市顺河镇南岗村和长冲村的家长们早早起床，为孩子们的开学做着各种准备，其中最要紧的是找好要带到学校去的课桌。据了解，仅顺河镇，就有3000多个孩子要自带课桌去上学。
点评：“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一句多年来很振奋人心的口号，而悲哀的是它在许多地方却又仅仅是一句口号——如果“再穷不能穷教育”从口中、墙上走下来，落实到校园里、课堂上，“自带课桌”在当今压根不应该出现。 如果以为“自带课桌”只是个别学校的事情，那你就错了：仅湖北麻城市顺河镇，就有3000多个学生不得不这么做；同是9月3日的《齐鲁晚报》报道说，在山东郓城的部分小学，同样需要学生“自带课桌”；9月2日的《工人日报》载文称，河南孟津多所中小学需要学生“自带课桌”，“在孟津县麻屯镇，中小学生自带桌椅上学已有十几年的历史”。
究竟是谁“错了”？像河南孟津县，它并不是一个“穷”县，早在2009年，孟津县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已经双双突破百亿元大关。而10多年来学生“自带课桌”的该县麻屯镇，仅今年在建的千万元以上项目就达38个，总投资16.7亿元，财政收入也十分可观。拿全国水平来讲，1993年，中国即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可直到今年，这一目标才第一次实现。
现在，我们很容易把国家GDP列世界第二与教育经费支出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联系起来。是的，“自带课桌”提醒我们，如今的教育确实太过“贫穷”。需要说明的是，教育不仅仅穷在金钱，更穷在缺乏思想、穷在缺乏远见、穷在缺乏责任。
50亿元
据报道，武汉市从2000年起开始征收房屋公共维修基金，个人缴纳比例为房款的2%。截至今年8月，武汉专项维修资金缴存总额逾50亿元，却只在456个项目上使用5000多万元，绝大部分资金在“睡大觉”。另一方面，居民反映小区房顶漏水、电梯停运等，申请使用维修资金屡屡碰壁。
点评：房屋维修基金，也被称作小区“共有部位”的“医保”。按理说，它本应物尽其用，但现在，却面临双重困境：九成多资金处在休眠状态；居民申请时，又动辄遇挫。
一边是利用效率低，一边是老房子无钱维修，两者没法对接，症结在于审核流程过于繁复。房屋维修金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使用时要严格执行多项流程。按照2007年10月出台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欲使用公共维修基金，须经2/3以上的业主同意。“2/3以上业主同意”旨在扩大监督主体的面儿，避免资金滥用，不料现实中却成了绊脚石。因小区入住率不够，抑或“非利益相关者”的异议，动用房屋维修金很有难度。然而，房屋维修金易缴难支，并非武汉一家。2007年4月，媒体就曝出，北京市共收集商品住宅维修金130亿元，累计支出仅为415万元。在此情境下，人们一再发问：“我们的住房维修金谁做主？”“这笔钱去哪了？”
在法规中，有明文条款保障居民的知情权：房产主管部门及业主委员会每年应向业主公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和结存情况。遗憾的是，常识普及、权利告知的匮乏和管理者的不自觉下，民众对此认知模糊，而房屋维修金的公示，也失去了自下而上式倒逼的动力。
就眼下而言，房屋维修金的“睡大觉”，绝不是因现在处于维修“少发期”，而是居民申请和资金落实间存在不小的裂缝。因而，审批上的精简不可或缺，可适当放宽许可的门槛。对审批程序本身加以“删节”，对“2/3以上业主同意”的调整，也可降低人数比例，增加公共表决的可行性。激活“休眠”的房屋维修金，需要拓宽执行门路，保证“返利于民”；还要纳入监督审计，将其置于阳光下。当然，这离不开几个前提——必要的权利告知、民众的监督意识增强，及畅通的公共议事机制等。
8个小时
9月11日，据媒体报道，90后河南小伙程帅帅计划给北大送匾“北京人大学”，被警方带走，在派出所待8个小时后，被遣送回乡。而在此前，程帅帅曾接受媒体采访，呼吁取消高考户籍歧视。
点评：送匾额、赠锦旗，一般而言，多是旌表言谢。可在话语伸张与眼球效应结盟的时下，它也渐成“另类表达”的方式。从“不为人民服务”锦旗，到“北京人大学”牌匾，都是以概念先行，来博取眼球、申述观点。给北大送匾“北京人大学”，也属行为艺术。从中，不难看出揶揄、讽喻的意味：人们耳熟能详的北大，已不是“中国的北大”，早已窄化成“北京人的北大”。
“北大，究竟是谁的北大？”——实质上，这类发问，并不罕见。今年7月，《人民日报》还曝出，清华、北大属地扩招，违背“减少在京招生计划”的承诺，被卷入“地域歧视”的雷区。该报道一出，就引发不小反响。名校招生属地化，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也受到诟病。
个人对机会不公的非议，本是“杯水里的风暴”，遗憾的是，公权介入，却让它扩散成关乎话语表达权的公共事件。警方声称，拘留程帅帅是因他“扰乱公共秩序”。可这颇显牵强，就送匾本身而言，波及范围有限，谈不上对社会秩序的扰乱。也难怪，公众质疑处理失当，给警方戴上“欲加之罪”的帽子。
应当看到，在话语不对称的情境下，公民的“另类表达”是表达权淤塞下的一种替代性路径。打个比方，民工讨薪，动辄另辟蹊径，祭出“拜范仲淹”、“击鼓骂曹”等花样，折射的恰恰是维权途径的不畅。正因表达无门，才剑走偏锋，策划出新奇的“声讨方案”来。它与其说是极具创意，不如归结为某种无奈。
作为校方或警方，尊重平民的话语权，倾听他们“沉没的声音”，是种应有的度量。在观点市场上，有多元的声音，本就再正常不过。只要不是牵涉诽谤、触及法规，都应包容。就算“北京人大学”的命名未必确切，也不能以闭门排斥的姿态下“逐客令”。相反，若能以广纳意见、不拒异议的态度，善意对待“踢馆”者，想必也能收获更多的掌声。更何况，“北京人大学”的称谓中，指涉的现实问题亟待正视：在教育资源“患不均”的情形下，北大等名校兑现“缩减属地招生”的承诺很有必要。
iPhone 5
9月13日，苹果发布iPhone 5，或许是之前的传言披露了太多的细节，iPhone 5的发布并不能让多数熬夜看直播的国内用户满意。不过苹果仍然借助新的iPhone、iPod Touch、iPod Nano以及iOS 6发展自己的生态体系。
点评：恐怕再也没有一个企业，可以让媒体免费为其做新品发布广告，可以让大洋彼岸的数百万粉丝熬夜观看产品发布会直播。而且可以预计的是，以往曾经出现的排长龙购买景观将再次出现，虽然人流长度比以往更长还是缩短了，也同样是个有趣的公共话题。眼看着苹果成为国人选择手机的最大热门，中国的手机业、IT业，对于苹果不能只剩下羡慕嫉妒恨。
我们曾经有过引以为傲的民族品牌，比如当年曾经出现过手机中的战斗机波导、科健、熊猫、TCL等，其中不少品牌已随雨打风吹去，有些品牌则依靠代工的微薄利润而苦苦支撑，而众多中国自主品牌普通大众手机，如OPPO、联想、步步高、金立、小酷手机，在目前市场上虽然还混了个“人名”，却始终成不了“名人”。
因此，在苹果风暴的席卷下，中国内地市场已经成为苹果利润最丰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区域性市场之一。对比中国手机企业与苹果的区别，恐怕最关键就在于，苹果将追求创新的本能发挥到了极致，善于用平台建设整合众多智能资源，形成硬件与软件的无缝对接，由此形成苹果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反观国产手机品牌，核心技术一直依赖于舶来品，只图追求短平快的规模效应和廉价加工费、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利润，在研发投入上始终羞羞答答，不思进取的经营发展模式必然会被瞬息万变的市场所抛弃，这一点在曾经辉煌的国产IT品牌上也同样存在。
9月13日，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日前在深圳召开会议称，目前中国政务微博认证账号总量已近８万个，政务微博在“网民问政”和“政府施政”之间搭起了桥梁，在一起一起的公共新闻事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作用。
点评：随着微博影响力的日益扩大，很多政府机构和官员开通了微博。2011年底，北京微博发布厅开始上线运行，这是全国各省市区开通的首个省级政务微博发布群；十天之后，上海市政务微博“上海发布”跟进上线。截至目前，通过认证的各级政务机构及官员的微博均已超过1.8万个。但微博开通的同时，我们也看到，通过微博平台进行政务沟通还存在诸多问题。有调查显示，近半网民认为政府网站和官方微博形式主义过重；部分政务微博患上了“痴呆症”，或装“聋”作“哑”，或自言自语，或不时曝出雷人之语。
“我们不做僵尸不作秀，就是向老百姓传达信息。”这是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王惠在“北京微博发布厅”的上线仪式上的承诺。这一承诺表达出政务微博的本质与使命：发布信息、提供服务、提升政府形象。
与政府网站相比，政务微博的优势在于信息发布便捷、传播迅速、互动便利、无处不在；但政府网站权威性强、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优势，是微博所不能取代的。因此，政务微博应该是政府网站的有益补充，是政府与群众沟通的新形式，是政府通过网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的新渠道。作为政府部门，在办好政务微博的同时要加强政府网站建设，使政府网站与政务微博发挥各自优势，相互补充，相得益彰。
网络问政是“知”，是了解民众对政府的需求，而要解决民众通过网络反映出来的问题，最终还得靠“行”。因此，功夫在“网”外，网络问政不仅在于政府说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做了什么。政务微博作为网络问政的新平台，只有使网上与网下形成良性互动，推动政府真正为民答疑、为民解困、为民谋利，才能真正树立执政为民的好形象，真正得到群众拥护。
4553次
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第18次年会上，光明总裁郭本恒表示，去年国家抽查光明乳业4553次，没有一个指标不合格。
中国乳企生产硬件配备世界领先，管理水平也不差，检测手段、质量控制等都很先进，不应妄自菲薄，郭本恒说。
点评：一年被抽查4553次，平均每天12.5次，如果这一数据确凿的话，确实让人惊骇。孙本恒所谓的“这么抽(查)会抽死人啊！”就不是矫情，而是抱怨——过于频繁的抽检，让光明乳业苦不堪言却又无可奈何。
抽检，其精义不在于次数的多寡，而在于能不能真正抽检、抽检到位。纵观媒体披露的一些案例，没有一次是国家抽查出来的，这委实耐人寻味。 光明乳业一年被抽查4553次，从常态来说，一家企业不该被如此频繁抽查，相关部门之所以如此频繁抽查，大概是出于强化监管、督促企业重视产品质量的目的。之所以如此，其背景是，国产乳品陷入低谷。正如中国乳协理事长宋昆冈所称，三聚氰胺事件是中国乳业历史上最沉重的打击，行业信誉发生危机，消费者信心降到了最低点，生产和销售遭受重大损失。要重振消费者的信心，企业就必须恪守质量第一原则，就应该做好被频繁抽查的准备。
长期以来，对于奶源问题，最常见的“药方”就是企业自建奶源基地。据媒体透露，目前企业自有奶源比例为30%左右，“十二五”的目标是超过50%。但光明乳业总裁郭本恒认为，自建奶源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企业“做做样子，给媒体、给社会一个交代”，因为自有奶源成本太高，“企业根本投不起”。不管怎么说，中国的乳品要缩小与公众预期的差距，并没有捷径可走，只有老老实实地重视质量，一点一滴地唤回公众的信任。而对于监管部门来说，重视抽查的数量不如重视抽查的质量。
7万元
据2012年9月12日媒体报道，某夫妇今年7月生下第二胎后收到计生局的征收社会抚养费决定书。决定书称他们生二胎未经批准，要征7万元社会抚养费，并于9月初在法院强制执行下交了7万元。
点评：据当地法官称，符合生二胎但未被批准生育的，仍要征收抚养费。既然国家法律有明确规定，符合生育第二胎条件也必须经过批准才能生，否则就得按规定接受处罚，双独夫妻被征收7万社会抚养费，虽然其境遇值得同情，倒也无可厚非。可案情一经媒体披露，还是迅速引来无数围观者，并且激起了强烈的反响。
从喧嚣的网络舆情不难看出，大家已经超越了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而纠结着多重层面的关切和焦虑。一段时期以来，独子家庭、双独家庭问题受到包括广大民众在内的有关各方广泛关注，特别是失独家庭的命运更令人陷于苦恼和迷惘之中，对于罚款这种特殊国策的“副产品”，大家普遍希望政府在政策层面上有所作为。
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双独夫妻受处罚，人们于政策、法规的合理性之外，追问得更多的是政府对失独父母关心、反哺、补偿多少，长期以来的计生罚款或社会抚养费到底去向哪里？有多少真正用在了与“社会抚养”相关的领域，真正体现出制度应有的温度？
按照相关法规的解释，“社会抚养费”是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就案件本身而言，这对双独夫妻符合条件生二胎，仅仅少了一个事先报批手续，就被课征社会抚养费7万多元，显然于法无据，当地的做法难逃乱罚款、乱执法嫌疑。遗憾的是，法院竟然支持了计生部门的主张。
计生部门执法简单粗暴现象一直备受诟病，双独家庭无证生二胎被强征社会抚养费引发的质疑，更让大家清楚地看到，提升计生执法水平，规范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使用，推进透明公开，加强制度约束和社会监督，委实刻不容缓。
3000多名
9月1日，中小学传统的开学日。湖北麻城市顺河镇南岗村和长冲村的家长们早早起床，为孩子们的开学做着各种准备，其中最要紧的是找好要带到学校去的课桌。据了解，仅顺河镇，就有3000多个孩子要自带课桌去上学。
点评：“再穷不能穷教育”，这是一句多年来很振奋人心的口号，而悲哀的是它在许多地方却又仅仅是一句口号——如果“再穷不能穷教育”从口中、墙上走下来，落实到校园里、课堂上，“自带课桌”在当今压根不应该出现。 如果以为“自带课桌”只是个别学校的事情，那你就错了：仅湖北麻城市顺河镇，就有3000多个学生不得不这么做；同是9月3日的《齐鲁晚报》报道说，在山东郓城的部分小学，同样需要学生“自带课桌”；9月2日的《工人日报》载文称，河南孟津多所中小学需要学生“自带课桌”，“在孟津县麻屯镇，中小学生自带桌椅上学已有十几年的历史”。
究竟是谁“错了”？像河南孟津县，它并不是一个“穷”县，早在2009年，孟津县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已经双双突破百亿元大关。而10多年来学生“自带课桌”的该县麻屯镇，仅今年在建的千万元以上项目就达38个，总投资16.7亿元，财政收入也十分可观。拿全国水平来讲，1993年，中国即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可直到今年，这一目标才第一次实现。
现在，我们很容易把国家GDP列世界第二与教育经费支出比例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联系起来。是的，“自带课桌”提醒我们，如今的教育确实太过“贫穷”。需要说明的是，教育不仅仅穷在金钱，更穷在缺乏思想、穷在缺乏远见、穷在缺乏责任。
50亿元
据报道，武汉市从2000年起开始征收房屋公共维修基金，个人缴纳比例为房款的2%。截至今年8月，武汉专项维修资金缴存总额逾50亿元，却只在456个项目上使用5000多万元，绝大部分资金在“睡大觉”。另一方面，居民反映小区房顶漏水、电梯停运等，申请使用维修资金屡屡碰壁。
点评：房屋维修基金，也被称作小区“共有部位”的“医保”。按理说，它本应物尽其用，但现在，却面临双重困境：九成多资金处在休眠状态；居民申请时，又动辄遇挫。
一边是利用效率低，一边是老房子无钱维修，两者没法对接，症结在于审核流程过于繁复。房屋维修金属于全体业主所有，使用时要严格执行多项流程。按照2007年10月出台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欲使用公共维修基金，须经2/3以上的业主同意。“2/3以上业主同意”旨在扩大监督主体的面儿，避免资金滥用，不料现实中却成了绊脚石。因小区入住率不够，抑或“非利益相关者”的异议，动用房屋维修金很有难度。然而，房屋维修金易缴难支，并非武汉一家。2007年4月，媒体就曝出，北京市共收集商品住宅维修金130亿元，累计支出仅为415万元。在此情境下，人们一再发问：“我们的住房维修金谁做主？”“这笔钱去哪了？”
在法规中，有明文条款保障居民的知情权：房产主管部门及业主委员会每年应向业主公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交存、使用、增值收益和结存情况。遗憾的是，常识普及、权利告知的匮乏和管理者的不自觉下，民众对此认知模糊，而房屋维修金的公示，也失去了自下而上式倒逼的动力。
就眼下而言，房屋维修金的“睡大觉”，绝不是因现在处于维修“少发期”，而是居民申请和资金落实间存在不小的裂缝。因而，审批上的精简不可或缺，可适当放宽许可的门槛。对审批程序本身加以“删节”，对“2/3以上业主同意”的调整，也可降低人数比例，增加公共表决的可行性。激活“休眠”的房屋维修金，需要拓宽执行门路，保证“返利于民”；还要纳入监督审计，将其置于阳光下。当然，这离不开几个前提——必要的权利告知、民众的监督意识增强，及畅通的公共议事机制等。
8个小时
9月11日，据媒体报道，90后河南小伙程帅帅计划给北大送匾“北京人大学”，被警方带走，在派出所待8个小时后，被遣送回乡。而在此前，程帅帅曾接受媒体采访，呼吁取消高考户籍歧视。
点评：送匾额、赠锦旗，一般而言，多是旌表言谢。可在话语伸张与眼球效应结盟的时下，它也渐成“另类表达”的方式。从“不为人民服务”锦旗，到“北京人大学”牌匾，都是以概念先行，来博取眼球、申述观点。给北大送匾“北京人大学”，也属行为艺术。从中，不难看出揶揄、讽喻的意味：人们耳熟能详的北大，已不是“中国的北大”，早已窄化成“北京人的北大”。
“北大，究竟是谁的北大？”——实质上，这类发问，并不罕见。今年7月，《人民日报》还曝出，清华、北大属地扩招，违背“减少在京招生计划”的承诺，被卷入“地域歧视”的雷区。该报道一出，就引发不小反响。名校招生属地化，带来的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现象，也受到诟病。
个人对机会不公的非议，本是“杯水里的风暴”，遗憾的是，公权介入，却让它扩散成关乎话语表达权的公共事件。警方声称，拘留程帅帅是因他“扰乱公共秩序”。可这颇显牵强，就送匾本身而言，波及范围有限，谈不上对社会秩序的扰乱。也难怪，公众质疑处理失当，给警方戴上“欲加之罪”的帽子。
应当看到，在话语不对称的情境下，公民的“另类表达”是表达权淤塞下的一种替代性路径。打个比方，民工讨薪，动辄另辟蹊径，祭出“拜范仲淹”、“击鼓骂曹”等花样，折射的恰恰是维权途径的不畅。正因表达无门，才剑走偏锋，策划出新奇的“声讨方案”来。它与其说是极具创意，不如归结为某种无奈。
作为校方或警方，尊重平民的话语权，倾听他们“沉没的声音”，是种应有的度量。在观点市场上，有多元的声音，本就再正常不过。只要不是牵涉诽谤、触及法规，都应包容。就算“北京人大学”的命名未必确切，也不能以闭门排斥的姿态下“逐客令”。相反，若能以广纳意见、不拒异议的态度，善意对待“踢馆”者，想必也能收获更多的掌声。更何况，“北京人大学”的称谓中，指涉的现实问题亟待正视：在教育资源“患不均”的情形下，北大等名校兑现“缩减属地招生”的承诺很有必要。
iPhone 5
9月13日，苹果发布iPhone 5，或许是之前的传言披露了太多的细节，iPhone 5的发布并不能让多数熬夜看直播的国内用户满意。不过苹果仍然借助新的iPhone、iPod Touch、iPod Nano以及iOS 6发展自己的生态体系。
点评：恐怕再也没有一个企业，可以让媒体免费为其做新品发布广告，可以让大洋彼岸的数百万粉丝熬夜观看产品发布会直播。而且可以预计的是，以往曾经出现的排长龙购买景观将再次出现，虽然人流长度比以往更长还是缩短了，也同样是个有趣的公共话题。眼看着苹果成为国人选择手机的最大热门，中国的手机业、IT业，对于苹果不能只剩下羡慕嫉妒恨。
我们曾经有过引以为傲的民族品牌，比如当年曾经出现过手机中的战斗机波导、科健、熊猫、TCL等，其中不少品牌已随雨打风吹去，有些品牌则依靠代工的微薄利润而苦苦支撑，而众多中国自主品牌普通大众手机，如OPPO、联想、步步高、金立、小酷手机，在目前市场上虽然还混了个“人名”，却始终成不了“名人”。
因此，在苹果风暴的席卷下，中国内地市场已经成为苹果利润最丰厚、市场占有率最高的区域性市场之一。对比中国手机企业与苹果的区别，恐怕最关键就在于，苹果将追求创新的本能发挥到了极致，善于用平台建设整合众多智能资源，形成硬件与软件的无缝对接，由此形成苹果强大的产品竞争力。反观国产手机品牌，核心技术一直依赖于舶来品，只图追求短平快的规模效应和廉价加工费、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利润，在研发投入上始终羞羞答答，不思进取的经营发展模式必然会被瞬息万变的市场所抛弃，这一点在曾经辉煌的国产IT品牌上也同样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