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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查样本及其基本特征
《宁波市江北区社会救助状况调查问卷》针对宁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孔浦二村社区、江北区孔浦街道红梅社区、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社区三个社区的困难家庭采取随机与整群抽样的方式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次问卷调查一共发放120份，其中收回98份，实际有效问卷87份，问卷有效率为88.78%。
（一）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注：对于身体状况的数据统计考虑到对被调查对象的心理保护，有些有调查时观察记录所得，有些在交谈中所得，因此数据统计可能较真实情况有较大出入。
（三）被调查对象对社会救助制度的了解和期待
调查结果显示仍然有50%以上的被调查对象不了解或者只是一般了解当前所实施的社会救助的制度。有56.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前所实施的社会救助对他们的生活帮助并不大。其中有25.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帮助很小。在接受调查的87个被调查对象中有75.9%希望政府将社会救助的资金用于“教育医疗补助”和“助老助残活动”，其中希望用于“教育医疗补助”的高达49.2%。
二、分析宁波市江北区社会救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基于对以上的数据统计的深入研究，本团队分析发现了当前宁波市江北区社会救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滞后的社会救助理念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是建立在施恩、同情基础上的，集中表现为实施救助的人常以高人一等的高傲状态自居，本次被调查的受助者因并不了解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和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法定权利因而表现为感恩戴德的状态，要明白社会救助是国家政府的责任，国家有义务对生活困难人员实施救助，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人员就有权请求国家或政府给予某种救助。
（二）社会救助的项目比较单一，水平偏低
当前的社会救助重在保障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是比较单一的生活救助。而缺乏关注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他方面的社会救助。在接受调查的87个被调查对象中有49.2%更希望政府将社会救助的资金用于“教育医疗补助”，更比如说在调查交谈中发现有些贫困居民非常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摆脱贫困，但由于政府对这方面的救助和关注非常至少，因此这些贫困居民普遍缺乏这样的机会。在调查中发现被救助对象每年可以从各类主体获得的救助资金大多数为1000元以下，占到被调查对象的63.2%，而1000到2500元的也占到35.6%。现行的社会救助仍然沿用好几年前的救助标准，救助的标准的提高远远比不上物价的上涨水平，而在实施社会救助时过分强调保障“最低”生活水平，因此社会救助资金对接受社会救助的被救助对象起不到实质性的帮助。
（三）社会救助缺乏统筹管理，有效监督
各项救助制度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既有民政、教育、卫生部门实施的救助，也有劳动、司法、工会、共青团、妇联、计生等部门提供的救助，因此，社会救助的管理缺乏统筹和协调，各个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统筹的管理。首先，是没有统一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使得各个部门对社会救助管理混乱，政策不一致。其次，由于部门分割，导致各个社会救助部门之间缺乏合作沟通，难以有效的满足救助对象的各种救助需求，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运行成本。救助方式的选择以及救助申请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此导致一些迫切需要获得专项救助的人不能享受救助，而本来没有资格申请社会救助资金的人却每年都领到社会救助资金，对于这类现象，受调查对象表现出了极大的烦恼和无奈。
（四）社会救助政府承担过多责任而缺乏企业、社会团体的参与
在社会救助实施中，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自愿参与社会捐赠、社会帮扶、邻里互助等社会活动。在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 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 但仅靠政府这一单一主体组织的社会救助是绝对不够的， 政府也是没有能力光靠自己来完成全部内容的，因此除了政府救助之外， 企业、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是社会救助的另一重要主体。如何调动企业、社会团体的参与积极性是当今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两点措施
（一）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方面的法制建设
参照在社会救助方面做得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就不难发现，法制化建设均为相关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时至今日，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内容较为完备、形式较为合理的《社会救助法》，这也为许多问题的解决留下了空白。譬如在我国之类的“中央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救助模式下，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官方机构和事业单位和社会民营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诸如此类方面，亟待法律给予有权威的合理回答。而宁波市作为国务院规定的“较大的市”，在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建设方面，无疑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如何在现有的《宁波市医疗救助办法》和《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等基础之上，针对现状提出更好地解决措施，将考验政府人员的智慧与能力。我们需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社会组织的地位，对该类组织的审核由流于形式的事前审查改为事后登记备案，运用各种方式降低该类组织的生长发展障碍并积极培养其之良性发展。宁波市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经营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因此更好地利用民间的力量帮组政府分工协作，既符合现实利益需求，又符合本市工作的着力之处。
（二）最需注重对被救助群体的自生能力
“天助自助者”，如今的社会就都认识都一味的救助非良策，都转向强调“授人以渔”，关键是如何体现“渔”。对于自身有基本劳动能力者，在帮助其渡过困难时期之后，或助其进行其他职业技能培训而从事其他行业，或指导帮助其从事原职业。而对于丧失基本劳动能力者，除了给与其长期的物质生活上的支持外，精神上的关怀也不可少。宁波市某些盲人经常能够在民政局和志愿者的帮助下观看盲人电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我们还需要注重社会救助的退出机制的建设完善，及时准确地让不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家庭退出救助圈，好让真正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应有之帮助，对于长期恶意骗取社会救助的人和家庭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
《宁波市江北区社会救助状况调查问卷》针对宁波市江北区孔浦街道孔浦二村社区、江北区孔浦街道红梅社区、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社区三个社区的困难家庭采取随机与整群抽样的方式进行了实地调查，本次问卷调查一共发放120份，其中收回98份，实际有效问卷87份，问卷有效率为88.78%。
（一）被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注：对于身体状况的数据统计考虑到对被调查对象的心理保护，有些有调查时观察记录所得，有些在交谈中所得，因此数据统计可能较真实情况有较大出入。
（三）被调查对象对社会救助制度的了解和期待
调查结果显示仍然有50%以上的被调查对象不了解或者只是一般了解当前所实施的社会救助的制度。有56.3%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当前所实施的社会救助对他们的生活帮助并不大。其中有25.7%的被调查对象认为帮助很小。在接受调查的87个被调查对象中有75.9%希望政府将社会救助的资金用于“教育医疗补助”和“助老助残活动”，其中希望用于“教育医疗补助”的高达49.2%。
二、分析宁波市江北区社会救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基于对以上的数据统计的深入研究，本团队分析发现了当前宁波市江北区社会救助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一）滞后的社会救助理念
我国社会救助体系是建立在施恩、同情基础上的，集中表现为实施救助的人常以高人一等的高傲状态自居，本次被调查的受助者因并不了解社会救助权是现代社会的基本人权和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法定权利因而表现为感恩戴德的状态，要明白社会救助是国家政府的责任，国家有义务对生活困难人员实施救助，符合条件的生活困难人员就有权请求国家或政府给予某种救助。
（二）社会救助的项目比较单一，水平偏低
当前的社会救助重在保障贫困居民的最低生活需求，是比较单一的生活救助。而缺乏关注居民迫切需要解决的其他方面的社会救助。在接受调查的87个被调查对象中有49.2%更希望政府将社会救助的资金用于“教育医疗补助”，更比如说在调查交谈中发现有些贫困居民非常想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摆脱贫困，但由于政府对这方面的救助和关注非常至少，因此这些贫困居民普遍缺乏这样的机会。在调查中发现被救助对象每年可以从各类主体获得的救助资金大多数为1000元以下，占到被调查对象的63.2%，而1000到2500元的也占到35.6%。现行的社会救助仍然沿用好几年前的救助标准，救助的标准的提高远远比不上物价的上涨水平，而在实施社会救助时过分强调保障“最低”生活水平，因此社会救助资金对接受社会救助的被救助对象起不到实质性的帮助。
（三）社会救助缺乏统筹管理，有效监督
各项救助制度是在实际工作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既有民政、教育、卫生部门实施的救助，也有劳动、司法、工会、共青团、妇联、计生等部门提供的救助，因此，社会救助的管理缺乏统筹和协调，各个组织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统筹的管理。首先，是没有统一的社会救助管理部门，使得各个部门对社会救助管理混乱，政策不一致。其次，由于部门分割，导致各个社会救助部门之间缺乏合作沟通，难以有效的满足救助对象的各种救助需求，大大增加了社会管理运行成本。救助方式的选择以及救助申请审批程序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由此导致一些迫切需要获得专项救助的人不能享受救助，而本来没有资格申请社会救助资金的人却每年都领到社会救助资金，对于这类现象，受调查对象表现出了极大的烦恼和无奈。
（四）社会救助政府承担过多责任而缺乏企业、社会团体的参与
在社会救助实施中，政府要积极引导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自愿参与社会捐赠、社会帮扶、邻里互助等社会活动。在社会救助的主体结构中， 政府固然是第一责任主体， 但仅靠政府这一单一主体组织的社会救助是绝对不够的， 政府也是没有能力光靠自己来完成全部内容的，因此除了政府救助之外， 企业、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也是社会救助的另一重要主体。如何调动企业、社会团体的参与积极性是当今政府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两点措施
（一）进一步推进社会救助方面的法制建设
参照在社会救助方面做得较好的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就不难发现，法制化建设均为相关机构工作的重中之重。时至今日，在各方力量的博弈下，我国尚未出台一部内容较为完备、形式较为合理的《社会救助法》，这也为许多问题的解决留下了空白。譬如在我国之类的“中央政府主导型”的社会救助模式下，如何更好地处理好官方机构和事业单位和社会民营组织之间的关系。在诸如此类方面，亟待法律给予有权威的合理回答。而宁波市作为国务院规定的“较大的市”，在行政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建设方面，无疑具有较大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如何在现有的《宁波市医疗救助办法》和《宁波市最低生活保障办法》等基础之上，针对现状提出更好地解决措施，将考验政府人员的智慧与能力。我们需要从法律上明确民间社会组织的地位，对该类组织的审核由流于形式的事前审查改为事后登记备案，运用各种方式降低该类组织的生长发展障碍并积极培养其之良性发展。宁波市在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经营创新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因此更好地利用民间的力量帮组政府分工协作，既符合现实利益需求，又符合本市工作的着力之处。
（二）最需注重对被救助群体的自生能力
“天助自助者”，如今的社会就都认识都一味的救助非良策，都转向强调“授人以渔”，关键是如何体现“渔”。对于自身有基本劳动能力者，在帮助其渡过困难时期之后，或助其进行其他职业技能培训而从事其他行业，或指导帮助其从事原职业。而对于丧失基本劳动能力者，除了给与其长期的物质生活上的支持外，精神上的关怀也不可少。宁波市某些盲人经常能够在民政局和志愿者的帮助下观看盲人电影，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我们还需要注重社会救助的退出机制的建设完善，及时准确地让不符合条件的个人和家庭退出救助圈，好让真正需要的人能够得到应有之帮助，对于长期恶意骗取社会救助的人和家庭应当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