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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希，1883年12月28日出生在浙江省吴兴县双林镇（今属湖州市郊区），是我国杰出的林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曾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纲领，积极参加知识界和青年学生的进步活动，不避艰险，掩护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人员。他和许德珩等同志一起创建了九三学社，为发展我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作出了卓越贡献。1948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威胁恫吓，发表了慷慨激昂、鼓舞人心的讲话，他指出“天色就要破晓，曙光即要到来”，并且写下了“起看星河含曙意，愿将鲜血荐黎明”的著名诗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周恩来提名梁希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部长，梁希表示“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倾注在新中国的林业建设事业上。1958年12月10日，梁希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周恩来称梁希“是一位实干家”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是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菽，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南京知识界184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也同时发表宣言，表示声援。梁希自此积极勇敢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亦同时迁往重庆沙坪坝。梁希到重庆初期，认真从事教学，然而对政治与时局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当时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重庆黑云压城，令人窒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这是当时科技文化界知识分子普遍忧虑的问题。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金善宝以及重庆大学的谢立惠等一些关心时局的教授，经常相聚议论形势。因潘菽的长兄潘梓年是当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报社社长，他们与报社能取得密切联系，经常在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听抗战形势的报告。梁希是《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他曾说：饭可以一天不吃，《新华日报》不可一天不看。
193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从各地来到重庆的一部分科教界人士，经常举行座谈会，提出发扬“五四”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
1939年中央大学内也组织了座谈会，主要由梁希、潘菽负责，经常参加的还是常去新华日报社的那几位教授。他们交换所听到的消息，特别是延安的消息，讨论抗战局势，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等。开始也没个名称，后来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得到周恩来、潘梓年的关怀与指导。当时共产党组织经常在新华日报社邀请文教工作者及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等，也通知“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参加。梁希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内是学习最认真、最积极的一位老教授。1940年春，周恩来和潘梓年请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5位同志，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其中就有梁希。
1941年初，国民党为了消灭异己，背信弃义，发动了皖南事变，梁希得知后心情沉痛。他食不甘味，日夜焦虑。他低声告诉中共地下党员陈晓原：“你能不能转达周恩来先生，设法送我去西安，然后徒步去延安。”据陈晓原回忆：“他说得那样郑重，那样诚挚又那样纯真。在一位饱经风霜年近花甲的老科学家的面容上，竟还流露出满含希望的稚气般的笑意。此情此景使人如见其‘赤子之心’的跳动。使人确见他的思想境界已经飞跃到另一个世界了。”后来因梁希年高体弱，又考虑安全问题，他接受周恩来和地下党同志的意见，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也就在皖南事变后的一个夜晚，灯火管制下的重庆沙坪坝区细雨蒙蒙，一片黝黑。陈晓原带着《皖南事变真相》的宣传品在中央大学的松林坡内散发，被校警发现追踪而至。陈晓原滚身下坡，奔向梁希的宿舍。梁希正在秉烛观书，当看见陈满身泥泞闯进门内的惶恐情景，机警地问道：“后面有狗吗？”陈点点头。这时，梁希疾步揭开床毯，不顾陈满身黄泥，示意他立即睡到床上，用毯子把他裹好后，仍然秉烛观书。当校警查询时，被梁希严词斥责，使陈安全脱险。
梁希学习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后，能结合他的林学专业及当时社会问题，创造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1941年，梁希把自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体会，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了《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的哲学论文，用“一丁”的笔名发表在中共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上。梁希用森林生长、发育和灭亡的规律去证明哲学原理的正确性，并进一步通过自然现象来引喻社会现象和政治斗争，说明一切反动的东西一定会灭亡，新生力量一定会胜利。他在文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学森林的人必须眼光远大，处处不要忘记大自然的发展过程，对于活生生有希望有前途的事物要注意，不要专顾眼前。”他进而写道：“从辩证法来看，自然界最重要的不是开始衰落的东西，而是开始发展的东西”，“依照自然界规律，正在腐朽的旧枝叶，早晚要消灭的，它不过是一时苟延残喘，作最后之挣扎罢了……所以林学家要认识树木本身的内在矛盾，把它揭露出来，应该留的留，应该剪的剪，此中没有调和妥协之可能。”当时，这篇文章，受到党内外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赞扬，周恩来对这篇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自然科学家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称梁希“是一位实干家”。
1941年，农林部决定设立中央林业实验所，请梁希出任所长并兼任简任技正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主任。当时不少林学专家和他的学生都劝梁希就任。当时梁希领导3个实验室：中大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实验室。这时，中大森林化学实验室，在梁希的努力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研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梁希亲自参与桐油提取、木材干馏、木材防腐、木材干燥和竹材、木材的物理、力學性质等多项实验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项研究任务，发表论文和实验报告多篇。梁希在科研方面取得的这些成绩，填补了中国当时林业科研项目的空白。在提取桐油方法方面，中国旧法榨油有25%—50%的桐油残留在桐饼（粕）内，十分可惜。梁希做的化学溶剂浸提桐油实验，可获得桐籽中99%以上的桐油，大大增加了桐油得油率，并获得了较好的各项油质指标，且溶剂还可收回。这项实验成果，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
梁希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对反动官势从不谄媚，而且避而远之。
1942年的一天，当时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到校视察，说是要来化学馆。校方安排将化学馆打扫干净，好好迎接。当时化学馆建在松林坡，是校内最大的一座平房，森化室处于化学馆中间。梁希不愿见蒋介石，让森林室关门走人。蒋介石走过这一段走廊时，问道：“谁管这实验室？”
陪同者答道：“梁希先生。”鉴于梁希的声望，蒋介石默然而去。
1942年，重庆大学教授朱森调往中央大学任教，两校相继送去配给的5斗米。当时朱森教授公出在外，米被家属误收，因而受到教育部的借故打击迫害，朱森为此含恨致死。梁希闻讯，对当局怒不可遏，击碎了校庭的水缸，以示抗议，并挥笔疾书一副挽联：“寒士死生五斗米，贪官反正一团糟”。他觉得后一句分量不够，又改为“贪官海陆满机仓”（意指国民党上层人物曾用专机从香港运山珍海味到重庆享用），此意就更深刻了。梁希这一凛然正气的挽联，在校园久久流传。
1943年12月28日是梁希60岁寿辰，新华日报社请梁希等人去会餐，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为梁希举行祝寿酒会。
周恩来与梁希、潘菽、金善宝等人同席。周恩来在祝酒时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这天格外兴奋愉快，他无限感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他归来后写了3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
梁希为致力于振兴中国林业事业，把学术界称之为“会员之家”的中华农学会，也视为重要的阵地之一。自1937年1月他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后，不久赶上抗战搬迁，到重庆后学会遇到极大困难，会务陷于停顿。梁希在教学工作百忙之中独负重任，向中大农学院商借一间房恢复学会办公，又募资使《中华农学会报》复刊。不仅如此，他不久又创办了《中华农学会通讯》，使学会的刊物比在抗战前还增加了一种。
梁希在重庆主持学会工作的几年中，先后举行4次农学会年会，还办了几项纪念奖征文活动，使抗战期间的农学会工作蓬勃发展。梁希如此热心学会工作，并取得卓著功绩，受到了农林学界的一致拥戴。
1944年，中华农学会为纪念梁希主讲林学30年及主持学会会务的功绩，接受国内外人士捐款，设置了“梁叔五先生六十寿辰纪念奖学基金”，举办有奖征文，每年奖金5000元（旧币），名额1名。后因国民党统治区恶性通货膨胀，基金贬值，1947年后征文被迫停办。
1945年2月23日，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草拟《陪都文教界对时局进言》，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反独裁，争民主，要求成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发起了广泛的签名运动。
梁希和300余名科技界的知名人士都签了名。这使国民党右翼极为震惊。陈立夫、朱家骅（此时朱任教育部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先后亲笔写信劝说梁希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希复信说：“名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备承关注，谨表谢意。”
没过几天，国民党当局又派人来征询梁希愿否与盛世才共掌农林部。梁希婉转回答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
利誘不成，又派特务头子徐恩曾带着两个便衣，荷枪实弹，分立梁希门旁。徐转达陈立夫、朱家骅意见，仍让梁希登报否认签名之事。梁希愤然说：“名已签了，怎好反悔？请你徐先生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能不能这样做？”徐恩曾只好灰溜溜而去。当时梁希这种凛然正气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了周恩来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敬佩。
就在这一时期，为了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协助几年前在重庆组织起来的“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们，积极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
1944年底，开始发起、酝酿，并得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100多人的赞成，于1945年1月26日在中央大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推选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涂长望为秘书长。该会后来又创办《科学新闻》报，梁希是编委会成员之一。
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前后，另一个由学术界组织起来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也产生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是许德珩、潘菽等人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而发起来的，其宗旨是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的精神，倡导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座谈会曾受到中共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帮助下，经潘菽介绍，梁希等一些“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也参加进来。
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梁希在抗战岁月里，热情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他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进步书籍借给学生们阅读，并对学生们所开展的进步活动给予支持帮助，当时较为僻静安全的林化实验室成了学生们秘密集会和学习进步书籍的场所。
有一次，他对一个要求进步的同学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国民党是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的。”“希望你们带红帽子，做进步青年。”在梁希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中大森林系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很频繁。因此，当时人们称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抗战刚胜利不久，中共从重庆高等院校向解放区输送一批干部，参加外事等方面的工作。中大森林系5位同学被选送。临行前他们向梁希辞行。梁希对学生们前往解放区参加工作深表赞许，紧握着他们的手勉励：“到解放区去，好得很！为人民服务，大有用武之地。”并再三嘱咐他们要小心，不要走漏风声，路上注意安全，多加保重。要通信，可经由新华日报社转交。 在重庆期间，梁希还特别注重既教书又育人的教育原则，对学生关心爱护。他注重培养学生对工作的认真精神和科学态度，对学生的作业、实习、实验要求都十分严格，毫不含糊。在生活上，他对学生关怀备至，每当学生有了困难，便慷慨解囊相助。
当时在重庆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一旦有了大病，便是面临生死攸关的灾难。有一次，一名学生患恶性疟疾，一连数周不愈，体弱不堪，幸得梁希资助住院，方得转危为安。每当学生联欢、郊游或送旧迎新，一般都请教师参加。梁希很乐于接近群众，对学生邀请欣然应允。当要捐资购买茶点时，他是出钱最多的一位。梁希对学生毕业、出国留学十分重视，对其前程都给以指点和鼓励。有一年森林系有5名学生毕业，在欢送会上梁希即席赋诗一首，书赠每人1份，诗曰：
一树青松一少年，
葱葱五木碧连天。
和烟织出森林字，
写在巴山山那边。
这首诗把5位同学比喻成5棵青松，5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中，蕴含着梁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和深厚感情。抗战刚刚胜利时，吴中伦要出国留学，梁希专门买了一只老母鸡为其送行。梁希向吴中伦讲述了共产党抗日救国，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要他看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并赠诗一首：
大火西流七月光，
碧天无语送吴郎。
定知三载归来后，
苍海茫茫好种桑。
诗中充满了对祖国未来光明前途的信心和对吴中伦学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期望。
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梁希得知后，一方面高兴中国有希望了，一方面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不久接到了毛泽东接见的通知，梁希喜出望外。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潘菽、金善宝等原来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接见地点是嘉陵江畔张治中将军公寓。王炳南在门口迎接，把大家引进一个长方形房间，坐在成排的木凳上，毛泽东坐在对面。大家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时局、国共谈判、中国前途等方面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一一答复，并讲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发表了著名词作《沁园春·雪》。梁希拜读后，也写了一首词相和，抒发他敬重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心情。
重庆谈判以后，不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期间，各界人士越来越看清国民党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纷纷起来斗争。当时中大森林系的学生和梁希等民主教授一起，加入这一斗争行列，成为中大农学院中十分活跃的力量。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了许德珩等同志，得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后，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针对座谈会的同志想建立永久性组织，而又担心人数少的顾虑，勉励大家：人数少，也能起很大作用。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于1945年9月3日这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日子，召开“民主科学座谈会”扩大会议，决定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并提出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經筹备、酝酿于1946年5月4日举行了“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梁希一直是该组织的积极发起者、筹备者，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九三学社”的监事。从此，一个以文教、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民主政团，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诞生了。
1945年前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局面混乱不堪。从不被统治者重视的林业更是萎靡不堪。1946年元旦，中央大学森林系办的一个停刊数年的刊物《林钟》复刊，梁希应邀写了一篇《复刊词》。他极为气忿地用反意讥讽口吻怒斥：“让山地荒废了吧！让树林砍光了吧！今天不是植树节，今天不是造林运动，大惊小怪地打林钟，干吗？况且林钟声不宏，音不亮，调不高，比到植树典礼讲坛上那些党国要人们的演讲的那股劲儿怎么样？车如流水马如龙，党国要人们年年三月十二日，站在五光十色的标语中间，花枝招展的彩牌底下，用漂亮的词句和严肃的态度，不厌不倦地训话，训了十多年，天苍苍，水茫茫，万山依旧荒，而且荒得更甚了。林钟有什么好办法？”
梁希在《林钟》中不但敢于无情地揭露反动势力，更能勇敢地发出脍炙人口的战斗召唤：“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口有舌，何不说？手有笔，何不写。几千万种苦闷不要压在肚里，痛痛快快拿到林钟面前来！它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林政怎样腐败，如何整顿;林业怎样凋零，如何振兴;林学怎样颓废，如何发扬;林政、林业、林学对国家前途有什么影响？赶快告诉它，它会替我们呐喊的。”
他还进一步鼓舞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林钟是我们的晨钟，林钟是我们的警钟，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唤起社会，觉醒政府，警告脑满肠肥、醉生梦死的人们”，“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靠徒弟子徒孙打下……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林钟！”
梁希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名句，多年来脍炙人口，一直传诵不衰，成为林业界人士向往的奋斗目标。
1946年夏，梁希随中央大学复原迁校回到南京。回到南京后，在南京的九三学社社员，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发表了一系列反独裁、反内战的宣言。他们以梁希为首经常以“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秘密召开会议，开展隐蔽的斗争活动。
（作者为文史作家）
责任编辑：尚国敏
周恩来称梁希“是一位实干家”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是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中央大学教授梁希、潘菽，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等南京知识界184人发表宣言，坚决反对“华北自治”。中央大学全体学生也同时发表宣言，表示声援。梁希自此积极勇敢地投入了抗日救亡运动中。
1937年12月，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亦同时迁往重庆沙坪坝。梁希到重庆初期，认真从事教学，然而对政治与时局却无时无刻不在关心。当时日军步步进逼，国民党政府节节败退;重庆黑云压城，令人窒息。中国的前途在哪里？这是当时科技文化界知识分子普遍忧虑的问题。中央大学的梁希、潘菽、金善宝以及重庆大学的谢立惠等一些关心时局的教授，经常相聚议论形势。因潘菽的长兄潘梓年是当时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报社社长，他们与报社能取得密切联系，经常在十八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听抗战形势的报告。梁希是《新华日报》的热心读者。他曾说：饭可以一天不吃，《新华日报》不可一天不看。
1939年以后，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国统区的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从各地来到重庆的一部分科教界人士，经常举行座谈会，提出发扬“五四”精神，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统治。
1939年中央大学内也组织了座谈会，主要由梁希、潘菽负责，经常参加的还是常去新华日报社的那几位教授。他们交换所听到的消息，特别是延安的消息，讨论抗战局势，学习马列主义著作等。开始也没个名称，后来取名为“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得到周恩来、潘梓年的关怀与指导。当时共产党组织经常在新华日报社邀请文教工作者及爱国民主人士举行纪念会、联欢会、座谈会等，也通知“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参加。梁希在“自然科学座谈会”内是学习最认真、最积极的一位老教授。1940年春，周恩来和潘梓年请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5位同志，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其中就有梁希。
1941年初，国民党为了消灭异己，背信弃义，发动了皖南事变，梁希得知后心情沉痛。他食不甘味，日夜焦虑。他低声告诉中共地下党员陈晓原：“你能不能转达周恩来先生，设法送我去西安，然后徒步去延安。”据陈晓原回忆：“他说得那样郑重，那样诚挚又那样纯真。在一位饱经风霜年近花甲的老科学家的面容上，竟还流露出满含希望的稚气般的笑意。此情此景使人如见其‘赤子之心’的跳动。使人确见他的思想境界已经飞跃到另一个世界了。”后来因梁希年高体弱，又考虑安全问题，他接受周恩来和地下党同志的意见，放弃了去延安的想法。
也就在皖南事变后的一个夜晚，灯火管制下的重庆沙坪坝区细雨蒙蒙，一片黝黑。陈晓原带着《皖南事变真相》的宣传品在中央大学的松林坡内散发，被校警发现追踪而至。陈晓原滚身下坡，奔向梁希的宿舍。梁希正在秉烛观书，当看见陈满身泥泞闯进门内的惶恐情景，机警地问道：“后面有狗吗？”陈点点头。这时，梁希疾步揭开床毯，不顾陈满身黄泥，示意他立即睡到床上，用毯子把他裹好后，仍然秉烛观书。当校警查询时，被梁希严词斥责，使陈安全脱险。
梁希学习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后，能结合他的林学专业及当时社会问题，创造性地发表自己的见解。1941年，梁希把自己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体会，以读书笔记的形式写成了《用唯物论辩证法观察森林》的哲学论文，用“一丁”的笔名发表在中共理论刊物《群众》周刊上。梁希用森林生长、发育和灭亡的规律去证明哲学原理的正确性，并进一步通过自然现象来引喻社会现象和政治斗争，说明一切反动的东西一定会灭亡，新生力量一定会胜利。他在文中意味深长地指出：“学森林的人必须眼光远大，处处不要忘记大自然的发展过程，对于活生生有希望有前途的事物要注意，不要专顾眼前。”他进而写道：“从辩证法来看，自然界最重要的不是开始衰落的东西，而是开始发展的东西”，“依照自然界规律，正在腐朽的旧枝叶，早晚要消灭的，它不过是一时苟延残喘，作最后之挣扎罢了……所以林学家要认识树木本身的内在矛盾，把它揭露出来，应该留的留，应该剪的剪，此中没有调和妥协之可能。”当时，这篇文章，受到党内外科技工作者的重视和赞扬，周恩来对这篇文章给予很高评价，认为是自然科学家联系实际的良好开端，称梁希“是一位实干家”。
1941年，农林部决定设立中央林业实验所，请梁希出任所长并兼任简任技正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组主任。当时不少林学专家和他的学生都劝梁希就任。当时梁希领导3个实验室：中大木材学实验室、森林化学实验室和中央林业实验所林产利用实验室。这时，中大森林化学实验室，在梁希的努力下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科研水平又有了新的提高。梁希亲自参与桐油提取、木材干馏、木材防腐、木材干燥和竹材、木材的物理、力學性质等多项实验研究工作，完成了多项研究任务，发表论文和实验报告多篇。梁希在科研方面取得的这些成绩，填补了中国当时林业科研项目的空白。在提取桐油方法方面，中国旧法榨油有25%—50%的桐油残留在桐饼（粕）内，十分可惜。梁希做的化学溶剂浸提桐油实验，可获得桐籽中99%以上的桐油，大大增加了桐油得油率，并获得了较好的各项油质指标，且溶剂还可收回。这项实验成果，达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
梁希一身正气，疾恶如仇，对反动官势从不谄媚，而且避而远之。
1942年的一天，当时兼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到校视察，说是要来化学馆。校方安排将化学馆打扫干净，好好迎接。当时化学馆建在松林坡，是校内最大的一座平房，森化室处于化学馆中间。梁希不愿见蒋介石，让森林室关门走人。蒋介石走过这一段走廊时，问道：“谁管这实验室？”
陪同者答道：“梁希先生。”鉴于梁希的声望，蒋介石默然而去。
1942年，重庆大学教授朱森调往中央大学任教，两校相继送去配给的5斗米。当时朱森教授公出在外，米被家属误收，因而受到教育部的借故打击迫害，朱森为此含恨致死。梁希闻讯，对当局怒不可遏，击碎了校庭的水缸，以示抗议，并挥笔疾书一副挽联：“寒士死生五斗米，贪官反正一团糟”。他觉得后一句分量不够，又改为“贪官海陆满机仓”（意指国民党上层人物曾用专机从香港运山珍海味到重庆享用），此意就更深刻了。梁希这一凛然正气的挽联，在校园久久流传。
1943年12月28日是梁希60岁寿辰，新华日报社请梁希等人去会餐，到了以后才知道是周恩来等领导人为梁希举行祝寿酒会。
周恩来与梁希、潘菽、金善宝等人同席。周恩来在祝酒时说：“中国需要科学家，新中国更需要科学家，不管道路如何曲折，新中国总要到来。现在是举步维艰，到那时就大有用武之地了。”梁希这天格外兴奋愉快，他无限感慨地说：“我无家无室，有了这样一个大家庭，真使我温暖忘年！”他归来后写了3首七律，两首送给周恩来，一首送给《新华日报》。
梁希为致力于振兴中国林业事业，把学术界称之为“会员之家”的中华农学会，也视为重要的阵地之一。自1937年1月他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后，不久赶上抗战搬迁，到重庆后学会遇到极大困难，会务陷于停顿。梁希在教学工作百忙之中独负重任，向中大农学院商借一间房恢复学会办公，又募资使《中华农学会报》复刊。不仅如此，他不久又创办了《中华农学会通讯》，使学会的刊物比在抗战前还增加了一种。
梁希在重庆主持学会工作的几年中，先后举行4次农学会年会，还办了几项纪念奖征文活动，使抗战期间的农学会工作蓬勃发展。梁希如此热心学会工作，并取得卓著功绩，受到了农林学界的一致拥戴。
1944年，中华农学会为纪念梁希主讲林学30年及主持学会会务的功绩，接受国内外人士捐款，设置了“梁叔五先生六十寿辰纪念奖学基金”，举办有奖征文，每年奖金5000元（旧币），名额1名。后因国民党统治区恶性通货膨胀，基金贬值，1947年后征文被迫停办。
1945年2月23日，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为首，草拟《陪都文教界对时局进言》，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反独裁，争民主，要求成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发起了广泛的签名运动。
梁希和300余名科技界的知名人士都签了名。这使国民党右翼极为震惊。陈立夫、朱家骅（此时朱任教育部部长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先后亲笔写信劝说梁希发表声明予以否认。梁希复信说：“名系我亲手所签，全非由人代笔。如欲发表声明，亦仅此而已矣。备承关注，谨表谢意。”
没过几天，国民党当局又派人来征询梁希愿否与盛世才共掌农林部。梁希婉转回答说：“我是聋子，叫聋子干这样的大事，岂不耽误大事？”
利誘不成，又派特务头子徐恩曾带着两个便衣，荷枪实弹，分立梁希门旁。徐转达陈立夫、朱家骅意见，仍让梁希登报否认签名之事。梁希愤然说：“名已签了，怎好反悔？请你徐先生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能不能这样做？”徐恩曾只好灰溜溜而去。当时梁希这种凛然正气的大无畏精神，受到了周恩来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敬佩。
就在这一时期，为了扩大爱国统一战线，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人，协助几年前在重庆组织起来的“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们，积极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
1944年底，开始发起、酝酿，并得到著名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100多人的赞成，于1945年1月26日在中央大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筹备会”。1945年7月1日正式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推选竺可桢为会长，梁希为副会长，涂长望为秘书长。该会后来又创办《科学新闻》报，梁希是编委会成员之一。
在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成立前后，另一个由学术界组织起来的“民主科学座谈会”也产生了。“民主科学座谈会”是许德珩、潘菽等人为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而发起来的，其宗旨是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民主科学的精神，倡导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这个座谈会曾受到中共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在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帮助下，经潘菽介绍，梁希等一些“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也参加进来。
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梁希在抗战岁月里，热情支持学生们的革命行动。他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以及其他进步书籍借给学生们阅读，并对学生们所开展的进步活动给予支持帮助，当时较为僻静安全的林化实验室成了学生们秘密集会和学习进步书籍的场所。
有一次，他对一个要求进步的同学说：“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哲学家，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国民党是腐朽透顶、不可救药的。”“希望你们带红帽子，做进步青年。”在梁希等进步教授的影响下，中大森林系靠近共产党追求进步的学生很多，反独裁争民主的活动很频繁。因此，当时人们称森林系是“红色系”，是“共产党系”。
抗战刚胜利不久，中共从重庆高等院校向解放区输送一批干部，参加外事等方面的工作。中大森林系5位同学被选送。临行前他们向梁希辞行。梁希对学生们前往解放区参加工作深表赞许，紧握着他们的手勉励：“到解放区去，好得很！为人民服务，大有用武之地。”并再三嘱咐他们要小心，不要走漏风声，路上注意安全，多加保重。要通信，可经由新华日报社转交。 在重庆期间，梁希还特别注重既教书又育人的教育原则，对学生关心爱护。他注重培养学生对工作的认真精神和科学态度，对学生的作业、实习、实验要求都十分严格，毫不含糊。在生活上，他对学生关怀备至，每当学生有了困难，便慷慨解囊相助。
当时在重庆的学生生活非常艰苦，一旦有了大病，便是面临生死攸关的灾难。有一次，一名学生患恶性疟疾，一连数周不愈，体弱不堪，幸得梁希资助住院，方得转危为安。每当学生联欢、郊游或送旧迎新，一般都请教师参加。梁希很乐于接近群众，对学生邀请欣然应允。当要捐资购买茶点时，他是出钱最多的一位。梁希对学生毕业、出国留学十分重视，对其前程都给以指点和鼓励。有一年森林系有5名学生毕业，在欢送会上梁希即席赋诗一首，书赠每人1份，诗曰：
一树青松一少年，
葱葱五木碧连天。
和烟织出森林字，
写在巴山山那边。
这首诗把5位同学比喻成5棵青松，5木正好构成森林二字。在巧妙的构思中，蕴含着梁希对学生的殷切希望和深厚感情。抗战刚刚胜利时，吴中伦要出国留学，梁希专门买了一只老母鸡为其送行。梁希向吴中伦讲述了共产党抗日救国，是复兴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要他看到中国未来的前途。并赠诗一首：
大火西流七月光，
碧天无语送吴郎。
定知三载归来后，
苍海茫茫好种桑。
诗中充满了对祖国未来光明前途的信心和对吴中伦学成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期望。
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梁希得知后，一方面高兴中国有希望了，一方面又担心毛泽东的安全。
不久接到了毛泽东接见的通知，梁希喜出望外。同时被接见的还有潘菽、金善宝等原来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接见地点是嘉陵江畔张治中将军公寓。王炳南在门口迎接，把大家引进一个长方形房间，坐在成排的木凳上，毛泽东坐在对面。大家就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中国时局、国共谈判、中国前途等方面提出一些问题，毛泽东一一答复，并讲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的路线、方针、政策。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发表了著名词作《沁园春·雪》。梁希拜读后，也写了一首词相和，抒发他敬重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心情。
重庆谈判以后，不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这期间，各界人士越来越看清国民党要发动内战的真面目，纷纷起来斗争。当时中大森林系的学生和梁希等民主教授一起，加入这一斗争行列，成为中大农学院中十分活跃的力量。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还会见了许德珩等同志，得知“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后，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针对座谈会的同志想建立永久性组织，而又担心人数少的顾虑，勉励大家：人数少，也能起很大作用。参加座谈会的同志在毛泽东的鼓励下，于1945年9月3日这一标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胜利的日子，召开“民主科学座谈会”扩大会议，决定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并提出建立一个学术性的政治团体“九三学社”。經筹备、酝酿于1946年5月4日举行了“九三学社”成立大会。梁希一直是该组织的积极发起者、筹备者，在成立大会上被选为“九三学社”的监事。从此，一个以文教、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高举“民主与科学”旗帜的民主政团，在灾难深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诞生了。
1945年前后，国民党统治区政治腐败，经济萧条，局面混乱不堪。从不被统治者重视的林业更是萎靡不堪。1946年元旦，中央大学森林系办的一个停刊数年的刊物《林钟》复刊，梁希应邀写了一篇《复刊词》。他极为气忿地用反意讥讽口吻怒斥：“让山地荒废了吧！让树林砍光了吧！今天不是植树节，今天不是造林运动，大惊小怪地打林钟，干吗？况且林钟声不宏，音不亮，调不高，比到植树典礼讲坛上那些党国要人们的演讲的那股劲儿怎么样？车如流水马如龙，党国要人们年年三月十二日，站在五光十色的标语中间，花枝招展的彩牌底下，用漂亮的词句和严肃的态度，不厌不倦地训话，训了十多年，天苍苍，水茫茫，万山依旧荒，而且荒得更甚了。林钟有什么好办法？”
梁希在《林钟》中不但敢于无情地揭露反动势力，更能勇敢地发出脍炙人口的战斗召唤：“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口有舌，何不说？手有笔，何不写。几千万种苦闷不要压在肚里，痛痛快快拿到林钟面前来！它是我们最忠实的朋友。林政怎样腐败，如何整顿;林业怎样凋零，如何振兴;林学怎样颓废，如何发扬;林政、林业、林学对国家前途有什么影响？赶快告诉它，它会替我们呐喊的。”
他还进一步鼓舞人们“提起精神来，鼓起勇气来，挺起胸膛来，举起手，拿起锤子来，打钟！打林钟！林钟是我们的晨钟，林钟是我们的警钟，要打得准，打得猛，打得紧，唤起社会，觉醒政府，警告脑满肠肥、醉生梦死的人们”，“一击不效再击，再击不效三击，三击不效，十百千万击。少年打钟打到壮，壮年打钟打到老，老年打钟打到死，死了，还靠徒弟子徒孙打下……一直打到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才对得起自己，对得起林钟！”
梁希提出的“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的名句，多年来脍炙人口，一直传诵不衰，成为林业界人士向往的奋斗目标。
1946年夏，梁希随中央大学复原迁校回到南京。回到南京后，在南京的九三学社社员，响应共产党的号召，发表了一系列反独裁、反内战的宣言。他们以梁希为首经常以“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名义秘密召开会议，开展隐蔽的斗争活动。
（作者为文史作家）
责任编辑：尚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