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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风范，垂示后生。
在这样一个多少有些浮躁的年代，大师这个称谓，既显得神圣，又似乎遥不可及。
都已逝去了。陈寅恪、梁思成、张大千、丰子恺、钱钟书……民国至今，学贯中西或自成一派的大师级人物灿若群星，他们的治学、精神和风骨气节，更是成为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在经历历史的风雨变迁之后，需要薪火之传承。
2006年8月至今，上海纪实频道，在没有任何宣传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观众注意并喜欢上了一档名为《大师》的节目。没有靓丽的女演员和花哨的视觉特效，一个男中音的解说员向你缓缓诉說大师们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大灾难、大动荡、大变化、大转型中的命运和成就，语调，是低沉的，故事，显然不那么轻松，却在每集半小时的短暂时光里，让你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辛酸
这一系列的人物列传，如司马迁之《史记》，以人为纲，纲举目张，构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鲜活历史。正如3月27日的《大师》节目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陈麦青所指出的：“没有这些人物，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科学技术史，都是没有血肉的，都是空的。从这个上面来讲，它是用一种媒体的方式来构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的，而且可以向大众普及推广的中国近现代史。”
可以说，这一系列纪录片拍出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辛酸、痛苦和担当。
晚年的梁思成面对残垣断壁老泪纵横；九叶诗派的穆旦，已经没有办法再写诗了，在凄风苦雨中，他苦苦等待着诗歌春天的到来；而曾经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大家赵家璧，发了疯……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看到陈寅恪这一集时，被片中的细节打动了：“清华大学的细节，下大雪的场景，其实很多很多的画面，都有历史的温情、敬意，流荡在每一个画面当中。我看了以后，觉得里面真的有一种很纯正的气味、气质，那是敬畏。我们这个时代真是没有敬畏的时代，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爹、没有妈，完全是没有敬畏的时代。”
需要敬畏，对历史的敬畏，对人的尊严和学问的底线的敬畏，这些已经被当代许多中国人弃若敝屣的价值观，他们，高高地举起，在触动着我们每个人的良知。
迄今为止，《大师》节目播出的130多集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的，成为中学教学的辅助教材，有的漂洋过海，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地区，成为大学学生了解中国近百年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一个影像窗口。
朱维铮结缘《大师》
节目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有节目组编导的不懈努力，当然，也离不开一位刚刚离开人世的学术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3月1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追悼会上，现场投影循环播放的是上海纪实频道《大师》节目组赶制的朱维铮纪念短片。生前，朱先生是《大师》节目的学术顾问。顾问，这个头衔，在很多人印象中，大多是挂名无实的虚职，不过，朱维铮和《大师》的关系可没有那么简单。
朱维铮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说：“朱老师的经学史、史学史，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整理出来，而朱老师把它放在边上，专门做了《大师》。”2011年8月，重病中的朱维铮坚持出现在上海书展为《大师》栏目系列影碟做签售。他特别看重这套节目。
《史林》杂志副主编王维江记得，多年前，朱先生在德国时，有一次看到德国国家二台的一档节目《历史》，这套节目在德国影响非常大，既有市场，又获了很多奖项的肯定。这引起了朱先生的浓厚兴趣。“他看到，德国人在二战以后，一直在反省纳粹的历史，纳粹的历史怎么样讲给普通民众听？怎么样让他们理解？怎么样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一面？只有看到真实的一面，才有可能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够说我们将来可以避免同一个错误的重犯。”
通过《历史》，朱维铮相信，电视媒体可以做一些书斋里的学者难以做到的事，电视，可以成为文化普及、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正如李天纲所说的：“到最后他认为是值得的，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书斋里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有一个机会，和一般的观众直接见面。朱老师很高兴，他说他们都在看，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分子，平时在做的那些事情，居然他们也能懂得一些。他说这是我们对文化做一点贡献。”
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朱维铮和《大师》编导组一拍即合，朱维铮曾给《大师》下了这样的定义：“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与本门学科微不世出的专家，并以独特实践、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敬仰。”通过大师的人物系列，他和《大师》编导组的成员一样希望，大师身上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面对苦难和逆境而不畏强权、坚持学术理想和知识分子风骨的勇气，能够薪火相传。
“我从来不敢相信我的记忆”
有一次，《大师》制片人王韧照例把当期《大师》节目的稿子送给朱维铮，请他过目把关：“结果等了一天，朱先生没有回音，我们很焦急。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打了电话给朱先生的夫人王桂芬，朱夫人说朱先生正要找你们。我说是不是稿子有问题？朱夫人说，朱先生爬上爬下，查了一天的资料，要找你。我一听，为这么一个稿子，要查一天的资料。当时我真有点诚惶诚恐。”
当时已经晚上7点钟了，王韧觉得这一定是很重要的问题，他把组里所有的编导都叫了来，打了三辆出租车，去了朱先生家。后来他们就在楼下的一个韩国学生开的咖啡馆，把两张方桌拼起来，准备临时开个会，听朱先生教诲。过了一会，朱先生来了，给他们讲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讲到晚上10点多。
王韧非常感慨，当时，他对朱先生说：“朱先生，怎么敢这样劳驾您？”朱维铮回答说：“哪里，即使是常识的问题，我也从来不敢相信我的记忆。”
还有一次，他们拍马一浮。王韧查资料，看到当年蔡元培曾经请他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文科学长？当时不是陈独秀吗？王韧心中狂喜：多好？多有戏剧性？如果当年马一浮答应了，当上北大文科学长，而不是陈独秀来当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不是没有了吗？北大的历史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会不会也会改写？
新闻从业人员敏锐的嗅觉让他兴奋不已，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朱先生。过了几天，始终没有动静，王韧不免有些着急。那一天，很早，7点钟，朱夫人突然打来电话，她说：“王导，我怕你们着急，朱先生也怕你们着急，朱先生刚刚把你们的问题写了一封信，我想要帮你们打印出来，但又怕来不及。”
王韧给了朱夫人一个传真号，让她把朱先生的信马上传给他，自己则马上赶到台里。7点半，他到传真机前一看，传来了27页纸！其中蔡元培请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问题，朱先生用了整整两三页的篇幅来回答。朱先生没有一句批评的话，而是用细密的考证来证明，这件事是不存在的：蔡元培只是请马一浮来北大任教，而不是任文学学长！
这还不够，他还要从日期来求证。朱维铮发现，马一浮回信婉言谢绝时，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的教育部批件已经于四天前到达，也就是说，当时，即使蔡元培真有意请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而且马一浮也同意，也不可能了。
朱先生治学的严谨，让王韧感到震撼，他知道，朱维铮不辞辛劳，对几个电视人的言传身教，不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引导他们走上一条正路。
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辜负朱先生的期望。生前，朱维铮曾经这样不吝溢美之词地夸赞拍摄《大师》这一群人，这在朱维铮，是并不多见的：“据我从旁观察，《大师》的创作群体，日夜无休，一集接一集策划制作，总在担忧还原历史的可能性，常常为了某个细节，查考、辩论、寻找知情者，包括要我‘顾问’。他们低头努力，也念及制作成本，却没有计较过如何引发社会轰动效应。这使我敢说他们是为文化事业献身的群体。”
在这样一个多少有些浮躁的年代，大师这个称谓，既显得神圣，又似乎遥不可及。
都已逝去了。陈寅恪、梁思成、张大千、丰子恺、钱钟书……民国至今，学贯中西或自成一派的大师级人物灿若群星，他们的治学、精神和风骨气节，更是成为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在经历历史的风雨变迁之后，需要薪火之传承。
2006年8月至今，上海纪实频道，在没有任何宣传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观众注意并喜欢上了一档名为《大师》的节目。没有靓丽的女演员和花哨的视觉特效，一个男中音的解说员向你缓缓诉說大师们在中国翻天覆地的大灾难、大动荡、大变化、大转型中的命运和成就，语调，是低沉的，故事，显然不那么轻松，却在每集半小时的短暂时光里，让你心潮起伏，不能自已。
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辛酸
这一系列的人物列传，如司马迁之《史记》，以人为纲，纲举目张，构成了一部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鲜活历史。正如3月27日的《大师》节目研讨会上复旦大学出版社学术总监陈麦青所指出的：“没有这些人物，中国近现代的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乃至科学技术史，都是没有血肉的，都是空的。从这个上面来讲，它是用一种媒体的方式来构建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的，而且可以向大众普及推广的中国近现代史。”
可以说，这一系列纪录片拍出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辛酸、痛苦和担当。
晚年的梁思成面对残垣断壁老泪纵横；九叶诗派的穆旦，已经没有办法再写诗了，在凄风苦雨中，他苦苦等待着诗歌春天的到来；而曾经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出版大家赵家璧，发了疯……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胡晓明看到陈寅恪这一集时，被片中的细节打动了：“清华大学的细节，下大雪的场景，其实很多很多的画面，都有历史的温情、敬意，流荡在每一个画面当中。我看了以后，觉得里面真的有一种很纯正的气味、气质，那是敬畏。我们这个时代真是没有敬畏的时代，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爹、没有妈，完全是没有敬畏的时代。”
需要敬畏，对历史的敬畏，对人的尊严和学问的底线的敬畏，这些已经被当代许多中国人弃若敝屣的价值观，他们，高高地举起，在触动着我们每个人的良知。
迄今为止，《大师》节目播出的130多集节目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有的，成为中学教学的辅助教材，有的漂洋过海，在中国台湾地区和海外地区，成为大学学生了解中国近百年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一个影像窗口。
朱维铮结缘《大师》
节目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有节目组编导的不懈努力，当然，也离不开一位刚刚离开人世的学术大家的关心和支持。
3月1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追悼会上，现场投影循环播放的是上海纪实频道《大师》节目组赶制的朱维铮纪念短片。生前，朱先生是《大师》节目的学术顾问。顾问，这个头衔，在很多人印象中，大多是挂名无实的虚职，不过，朱维铮和《大师》的关系可没有那么简单。
朱维铮的弟子、复旦大学教授李天纲说：“朱老师的经学史、史学史，都需要花一定的时间整理出来，而朱老师把它放在边上，专门做了《大师》。”2011年8月，重病中的朱维铮坚持出现在上海书展为《大师》栏目系列影碟做签售。他特别看重这套节目。
《史林》杂志副主编王维江记得，多年前，朱先生在德国时，有一次看到德国国家二台的一档节目《历史》，这套节目在德国影响非常大，既有市场，又获了很多奖项的肯定。这引起了朱先生的浓厚兴趣。“他看到，德国人在二战以后，一直在反省纳粹的历史，纳粹的历史怎么样讲给普通民众听？怎么样让他们理解？怎么样让他们看到真实的一面？只有看到真实的一面，才有可能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够说我们将来可以避免同一个错误的重犯。”
通过《历史》，朱维铮相信，电视媒体可以做一些书斋里的学者难以做到的事，电视，可以成为文化普及、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正如李天纲所说的：“到最后他认为是值得的，非常值得的。因为我们书斋里的知识分子、读书人，有一个机会，和一般的观众直接见面。朱老师很高兴，他说他们都在看，你们这些奇奇怪怪的知识分子，平时在做的那些事情，居然他们也能懂得一些。他说这是我们对文化做一点贡献。”
就是在这样的思路下，朱维铮和《大师》编导组一拍即合，朱维铮曾给《大师》下了这样的定义：“大师就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德才学识兼备，非但与本门学科微不世出的专家，并以独特实践、新颖方法，或指明未来取向，而受众多学者敬仰。”通过大师的人物系列，他和《大师》编导组的成员一样希望，大师身上那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面对苦难和逆境而不畏强权、坚持学术理想和知识分子风骨的勇气，能够薪火相传。
“我从来不敢相信我的记忆”
有一次，《大师》制片人王韧照例把当期《大师》节目的稿子送给朱维铮，请他过目把关：“结果等了一天，朱先生没有回音，我们很焦急。到了第二天的晚上，我打了电话给朱先生的夫人王桂芬，朱夫人说朱先生正要找你们。我说是不是稿子有问题？朱夫人说，朱先生爬上爬下，查了一天的资料，要找你。我一听，为这么一个稿子，要查一天的资料。当时我真有点诚惶诚恐。”
当时已经晚上7点钟了，王韧觉得这一定是很重要的问题，他把组里所有的编导都叫了来，打了三辆出租车，去了朱先生家。后来他们就在楼下的一个韩国学生开的咖啡馆，把两张方桌拼起来，准备临时开个会，听朱先生教诲。过了一会，朱先生来了，给他们讲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讲到晚上10点多。
王韧非常感慨，当时，他对朱先生说：“朱先生，怎么敢这样劳驾您？”朱维铮回答说：“哪里，即使是常识的问题，我也从来不敢相信我的记忆。”
还有一次，他们拍马一浮。王韧查资料，看到当年蔡元培曾经请他出任北大的文科学长。文科学长？当时不是陈独秀吗？王韧心中狂喜：多好？多有戏剧性？如果当年马一浮答应了，当上北大文科学长，而不是陈独秀来当文科学长，新文化运动不是没有了吗？北大的历史就不是这样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史会不会也会改写？
新闻从业人员敏锐的嗅觉让他兴奋不已，立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朱先生。过了几天，始终没有动静，王韧不免有些着急。那一天，很早，7点钟，朱夫人突然打来电话，她说：“王导，我怕你们着急，朱先生也怕你们着急，朱先生刚刚把你们的问题写了一封信，我想要帮你们打印出来，但又怕来不及。”
王韧给了朱夫人一个传真号，让她把朱先生的信马上传给他，自己则马上赶到台里。7点半，他到传真机前一看，传来了27页纸！其中蔡元培请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问题，朱先生用了整整两三页的篇幅来回答。朱先生没有一句批评的话，而是用细密的考证来证明，这件事是不存在的：蔡元培只是请马一浮来北大任教，而不是任文学学长！
这还不够，他还要从日期来求证。朱维铮发现，马一浮回信婉言谢绝时，陈独秀出任文科学长的教育部批件已经于四天前到达，也就是说，当时，即使蔡元培真有意请马一浮出任北大文科学长，而且马一浮也同意，也不可能了。
朱先生治学的严谨，让王韧感到震撼，他知道，朱维铮不辞辛劳，对几个电视人的言传身教，不仅仅为了解决一个学术问题，更是引导他们走上一条正路。
事实上，他们也没有辜负朱先生的期望。生前，朱维铮曾经这样不吝溢美之词地夸赞拍摄《大师》这一群人，这在朱维铮，是并不多见的：“据我从旁观察，《大师》的创作群体，日夜无休，一集接一集策划制作，总在担忧还原历史的可能性，常常为了某个细节，查考、辩论、寻找知情者，包括要我‘顾问’。他们低头努力，也念及制作成本，却没有计较过如何引发社会轰动效应。这使我敢说他们是为文化事业献身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