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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委新任书记俞正声呼吁上海人思考，“上海为什么没出马云”?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对此问题也颇有感慨，还专门率领一个庞大的广东省委考察班子到杭州探访阿里巴巴总部。
两位当红书记的关注引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这个题目可以从人文地理文化上给出些说法，也可以从经济现实给出解释，甚至还可以从体制制度上找出原因，但我想可能都不见得得体。回答现实问题最好从概念出发。我们需要首先结识马云。
高楼林立的上海很容易使马云窒息
区别于第一代企业家90％的精力投入人脉关系，马云与史玉柱一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行业和客户。但是他的商业观又与史玉柱有着明显的区别。巨人公司上市，史玉柱持有了68.43％的股权。血的教训告诉史玉柱股权不能分散。马云却只持有自己上市公司7％的股权。阿里巴巴67％的员工持有股权。马云认为，中国太多企业因为强调控股权与控制权，而最终陷入利益争斗，影响了公司发展。管理和控制一家公司不需要股权而需要智慧。
好一个靠智慧不靠股权控制!马云对商业的理解明显区别于史玉柱和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或许这跟马云从小就没有生活在顶尖的那部分人当中的经历有关。
1964年9月10日，马云出生在杭州一户普通人家。马云自我调侃，他非常懒，以至于都懒得长肉。马云从小功课就不好。不仅没有上过一流的大学，连小学、中学都是三四流的。
1995年4月，正在创业的他迎来了一次出国的机会，那一次，马云被互联网撞了一下腰。他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单词“啤酒”，结果只找到了美国和德国的品牌。空白意味着商机。借用互联网把庞大的中国产品介绍给世界，马云看到了撞上来的历史性机遇。很多人开始接触互联网多是惊叹技术的神奇，而马云却想到的是在中国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今天有想法明天再行动，想法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情由而不再动人。马云深知人性的这种后拽力。回国以后，开了眼的马云找了24位朋友到自己家里交流他的新发现。马云迅速辞职，借了2000美元，与朋友一起在家里开办了“中国黄页”。1997年底，马云和他的团队受命在北京开发了外经贸部官方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站。很快，马云嗅出了体制内“级差地租”对人的创造激情的遏制。他抑制不住创业的冲动。
1999年3月，马云和他的团队回到杭州，以50万元人民币在马云位于杭州湖畔花园的100多平方米的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马云和他的“十八罗汉”没日没夜地工作，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马云起初把公司注册到上海，但是在那里维持一个公司成本太高。马云支撑不了上海昂贵的开支，只好定居杭州，而且这里还是中小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带。
马云没有钱，庞大的运营费用将马云压得喘不过气来。马云不得不发挥他极具煽动性的想象力和口才优势来弥补欠缺。
继1999年放下75万美元年薪加盟了阿里巴巴的蔡宗智之后，2000年雅虎搜索引擎及其许多应用技术的首席设计师吴炯加盟阿里巴巴；2001年，在GE工作了16年的关明生加入阿里巴巴就任C00(首席运营宫)；2003年，微软(中国)原人事总监和联想网站原财务总监加盟阿里巴巴。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世界上顶级人才纷纷投奔阿里巴巴的马云呢?
马云宏伟的设想，使他们确信，雅虎的搜索引擎形成了全球几亿人的上网习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将通过改变几千万商人的商务方式，来影响全球几十亿人工作生活的方式和质量。
马云这个不起眼的凡人，什么也不是因而不怕输，对互联网一窍不通因而无知者无畏，没有可依仗的体系因激情四射，没有设计产品发明技术的能力因而拥有了丰富的想象力和领袖魅力。上海市委书记的天问，可能无形中拔高了马云。或许，人才济济、山头林立、国有体系完备的上海，容不得马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出人头地。相反，杭州温润的气候和闲雅的氛围，更容易使马云找到生存空间。高楼大厦林立的上海，很容易把有大志向的小人物淹死。
上海可以盛产职业经理人但出不了设计师
一次，马云告诉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阿里巴巴一开始是在上海，后来回到了杭州。俞正声于是陷入“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之中。
其实，马云没有说清楚，上海发达健全的体系或许也容不得马云这样无中生有的创造者立足。只有在中小企业集中、问题成堆、现有体系不够完备的地方，才会形成温润的气候，使马云这样富有创造意识的“社会设计师”出现。
《基业长青》的作者詹姆斯·柯林斯说过，“未来的一批长久成功的大企业将不再是有技术或产品的设计师建立的，而是由社会的设计师建立的。这些设计师将企业以及企业的运作视为他们核心的、完整的发明创造，他们设计了全新的组织人力资源和发挥创造力的方法”。史玉柱可以算是单一产品和技术的设计师，马云则是将企业形式和企业运作当成核心的完整的发明创造，他设计了全新的组织人力资源和发挥创造力的方法。
美国企业文化量化大师理查德·巴雷特，把商业领导者分成7个层级。由低到高分别是：专制主义者、家长式统治者、管理者、提供便利者、合作者、伙伴服务者、智者／设计师。按理查德·巴雷特的定义，最高层级“智者／设计师”的行为由服务人类的动机所驱动。
马云这个社会设计师在支付宝业务的创造性开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网上交易最大的困难是交易双方互不见面，不知底细，欺诈现象很普遍。诚信是电子商务得以发展的根基。中国一般的银行卡还缺乏诚信记录呢，何况一家民营企业?商业银行还没有敏锐地意识到电子商务的这一块大市场，没有动作。可是客户等不及。没有诚信的环境和新的链条，电子商务就是纸上谈兵。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创造。在买卖双方还缺乏信赖的基础上，一边把货发出，一边把钱打到独立的第三方。等着买方对品质没有抱怨了，由第三方再把钱汇给卖方。
马云意识到涉及金融领域要严格按照过去的相关规定。但是过去的规定跟现实不搭界的地方，就是企业家的创造空间了。马云像经营金融机构一样经营支付宝，不过比一般的银行经营者更敏锐地触摸和搜索着机会。
2007年8月28日，支付宝在香港正式宣布将联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全面拓展海外业务。支付宝会员可使用人民币在支付宝合作境外网上购买外币标价的商品，来自全球的商家均可通过与支付宝的合作，同中国大陆客户进行网上交易。2008年1月31日，支付宝又联手建设银行开展卖家信贷服务。这是个很重要的尝试，是在正规经济还渗透不到的地方，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创造。
一个企业的发展，紧要处就那么几步。如果你走对了，路子就通了。如果拐错了头，就可能跌进陷阱。看上去，缺乏诚信是中国电子商务的软肋，而恰恰在这个软肋处，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机会。马云凭借他有问题就要去解决的恒心，创造了阿里巴巴系这个真正的大动脉。
就凭这股蛮劲，要在大上海生存还真不容易。以上海的完备制度体系和成见集堆，从上到下对现有一切的眷恋和喜爱，所有民间空间都可能被封死。那里的人们“爱惜”名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马云还没有出头，可能早就被成见舆论的海洋淹死了。
两位当红书记的关注引出一个很有意义的话题。这个题目可以从人文地理文化上给出些说法，也可以从经济现实给出解释，甚至还可以从体制制度上找出原因，但我想可能都不见得得体。回答现实问题最好从概念出发。我们需要首先结识马云。
高楼林立的上海很容易使马云窒息
区别于第一代企业家90％的精力投入人脉关系，马云与史玉柱一样，把更多的精力投入行业和客户。但是他的商业观又与史玉柱有着明显的区别。巨人公司上市，史玉柱持有了68.43％的股权。血的教训告诉史玉柱股权不能分散。马云却只持有自己上市公司7％的股权。阿里巴巴67％的员工持有股权。马云认为，中国太多企业因为强调控股权与控制权，而最终陷入利益争斗，影响了公司发展。管理和控制一家公司不需要股权而需要智慧。
好一个靠智慧不靠股权控制!马云对商业的理解明显区别于史玉柱和大多数中国企业家。或许这跟马云从小就没有生活在顶尖的那部分人当中的经历有关。
1964年9月10日，马云出生在杭州一户普通人家。马云自我调侃，他非常懒，以至于都懒得长肉。马云从小功课就不好。不仅没有上过一流的大学，连小学、中学都是三四流的。
1995年4月，正在创业的他迎来了一次出国的机会，那一次，马云被互联网撞了一下腰。他在搜索引擎上输入单词“啤酒”，结果只找到了美国和德国的品牌。空白意味着商机。借用互联网把庞大的中国产品介绍给世界，马云看到了撞上来的历史性机遇。很多人开始接触互联网多是惊叹技术的神奇，而马云却想到的是在中国可以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
今天有想法明天再行动，想法就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情由而不再动人。马云深知人性的这种后拽力。回国以后，开了眼的马云找了24位朋友到自己家里交流他的新发现。马云迅速辞职，借了2000美元，与朋友一起在家里开办了“中国黄页”。1997年底，马云和他的团队受命在北京开发了外经贸部官方中国商品交易市场网站。很快，马云嗅出了体制内“级差地租”对人的创造激情的遏制。他抑制不住创业的冲动。
1999年3月，马云和他的团队回到杭州，以50万元人民币在马云位于杭州湖畔花园的100多平方米的家里，创办了阿里巴巴网站。马云和他的“十八罗汉”没日没夜地工作，地上有一个睡袋，谁累了就钻进去睡一会儿。马云起初把公司注册到上海，但是在那里维持一个公司成本太高。马云支撑不了上海昂贵的开支，只好定居杭州，而且这里还是中小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带。
马云没有钱，庞大的运营费用将马云压得喘不过气来。马云不得不发挥他极具煽动性的想象力和口才优势来弥补欠缺。
继1999年放下75万美元年薪加盟了阿里巴巴的蔡宗智之后，2000年雅虎搜索引擎及其许多应用技术的首席设计师吴炯加盟阿里巴巴；2001年，在GE工作了16年的关明生加入阿里巴巴就任C00(首席运营宫)；2003年，微软(中国)原人事总监和联想网站原财务总监加盟阿里巴巴。到底是什么让这些世界上顶级人才纷纷投奔阿里巴巴的马云呢?
马云宏伟的设想，使他们确信，雅虎的搜索引擎形成了全球几亿人的上网习惯，阿里巴巴的电子商务平台将通过改变几千万商人的商务方式，来影响全球几十亿人工作生活的方式和质量。
马云这个不起眼的凡人，什么也不是因而不怕输，对互联网一窍不通因而无知者无畏，没有可依仗的体系因激情四射，没有设计产品发明技术的能力因而拥有了丰富的想象力和领袖魅力。上海市委书记的天问，可能无形中拔高了马云。或许，人才济济、山头林立、国有体系完备的上海，容不得马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出人头地。相反，杭州温润的气候和闲雅的氛围，更容易使马云找到生存空间。高楼大厦林立的上海，很容易把有大志向的小人物淹死。
上海可以盛产职业经理人但出不了设计师
一次，马云告诉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阿里巴巴一开始是在上海，后来回到了杭州。俞正声于是陷入“为失去这样一个由小企业发展而成的巨型企业感到相当遗憾”之中。
其实，马云没有说清楚，上海发达健全的体系或许也容不得马云这样无中生有的创造者立足。只有在中小企业集中、问题成堆、现有体系不够完备的地方，才会形成温润的气候，使马云这样富有创造意识的“社会设计师”出现。
《基业长青》的作者詹姆斯·柯林斯说过，“未来的一批长久成功的大企业将不再是有技术或产品的设计师建立的，而是由社会的设计师建立的。这些设计师将企业以及企业的运作视为他们核心的、完整的发明创造，他们设计了全新的组织人力资源和发挥创造力的方法”。史玉柱可以算是单一产品和技术的设计师，马云则是将企业形式和企业运作当成核心的完整的发明创造，他设计了全新的组织人力资源和发挥创造力的方法。
美国企业文化量化大师理查德·巴雷特，把商业领导者分成7个层级。由低到高分别是：专制主义者、家长式统治者、管理者、提供便利者、合作者、伙伴服务者、智者／设计师。按理查德·巴雷特的定义，最高层级“智者／设计师”的行为由服务人类的动机所驱动。
马云这个社会设计师在支付宝业务的创造性开拓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网上交易最大的困难是交易双方互不见面，不知底细，欺诈现象很普遍。诚信是电子商务得以发展的根基。中国一般的银行卡还缺乏诚信记录呢，何况一家民营企业?商业银行还没有敏锐地意识到电子商务的这一块大市场，没有动作。可是客户等不及。没有诚信的环境和新的链条，电子商务就是纸上谈兵。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创造。在买卖双方还缺乏信赖的基础上，一边把货发出，一边把钱打到独立的第三方。等着买方对品质没有抱怨了，由第三方再把钱汇给卖方。
马云意识到涉及金融领域要严格按照过去的相关规定。但是过去的规定跟现实不搭界的地方，就是企业家的创造空间了。马云像经营金融机构一样经营支付宝，不过比一般的银行经营者更敏锐地触摸和搜索着机会。
2007年8月28日，支付宝在香港正式宣布将联合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全面拓展海外业务。支付宝会员可使用人民币在支付宝合作境外网上购买外币标价的商品，来自全球的商家均可通过与支付宝的合作，同中国大陆客户进行网上交易。2008年1月31日，支付宝又联手建设银行开展卖家信贷服务。这是个很重要的尝试，是在正规经济还渗透不到的地方，中国企业家的一个创造。
一个企业的发展，紧要处就那么几步。如果你走对了，路子就通了。如果拐错了头，就可能跌进陷阱。看上去，缺乏诚信是中国电子商务的软肋，而恰恰在这个软肋处，蕴藏着巨大的创造机会。马云凭借他有问题就要去解决的恒心，创造了阿里巴巴系这个真正的大动脉。
就凭这股蛮劲，要在大上海生存还真不容易。以上海的完备制度体系和成见集堆，从上到下对现有一切的眷恋和喜爱，所有民间空间都可能被封死。那里的人们“爱惜”名声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马云还没有出头，可能早就被成见舆论的海洋淹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