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笔者下基层采访或调研时，经常会听到一些地方官员的心声，一方面为自己作出的成绩自豪：通过合村并城，改变了村容村貌，解决了城乡二元体制弊端，快速改善了群众的生活环境，提升了群众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感觉“当官在为民做主”;另一方面又满腹委屈和无奈：拆迁工作任务太重。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拆迁任务，完不成就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还要面临群众上访“一票否决”的压力，真是两难，他们纷纷感慨“基层官难当”。
　　 的确，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交集，双向并入快车道，既要保证城市建设顺利进行，又要化解各种矛盾，协调好各方利益，拆迁成为城市化进程的难点和矛盾集中点。可以说，城市拆迁已成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加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一项政治性、群众性、经济性很强的工作，关系到民心的稳定、社会的和谐。怎样既能保证城市建设的顺利进行，又能让拆迁群众满意？这是个很大的难题。近期，就有一则“河南南阳艾滋拆迁队”的新闻甚嚣尘上，“艾滋拆迁队”事件一方面反映出房地产开发商沦丧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拆迁之难。
　　 近些年来，林林总总的拆迁怪招不断刷新着群众的想象力，株连式拆迁、骚扰式拆迁、偷袭式拆迁、突击式拆迁、胁逼式拆迁、拔根式拆迁等层出不穷。拆迁，本该是城市建设中最正常不过的行为，但拆迁又几乎都被贴上了“强拆”的标签。提到拆迁，就会不自觉地想到暴力和血腥。从“雇黑强拆”到“雇艾强拆”， 从“砸窗逼迁”到“扔蛇逼迁”，这不仅体现在冰冷的大型机械挖掘机、推土机“开路先锋”的场面上，更体现在“被拆迁”户欲哭无泪的表情上以及“钉子户”孤注一掷的背影上。拆迁不仅成为城市化进程中一道无解的题，也是各级政府绕不过去的一个“坎”。但是最近在浙江省浦江、乐清等县市出现的“模拟拆迁”模式较好地破解了这一难题，受到了拆迁户们的高度评价和欢迎。
　　 “模拟拆迁”的具体做法是：先确定模拟拆迁区块;充分调动模拟拆迁区块内的骨干力量和居委会干部说服本区块居民，由居民主动联名写申请拆迁报告;拆迁工作人员深入模拟拆迁区块，开展丈量、评估等拆迁前期工作，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居民进行公告，对出现的矛盾和问题给予解释、说明和解决，尽量将矛盾化解在拆迁之前;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自愿签订拆迁安置意向书;最后拆遷主管部门才正式发出拆迁公告。一改过去政府高高在上的“单方”强行意愿，变先放下架子，先和拆迁户“谈恋爱”，把各种矛盾解决在拆迁之前，等到90%以上的拆迁户都满意了再“结婚”。而本期我们对三个先进拆迁典型的甄选，可以说煞费苦心。无论是郑州市最大的城中村——长兴路街道办事处老鸦陈村拆迁采取的带着感情开展工作，还是郑州市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办事处始终坚持的“亲情拆迁”、打好回迁安置牌创造出的拆迁之“京广速度”，以及郑州市金水区杨金路街道办事处着力构建新型城镇化产城融合的现代产业发展体系，以群众利益为根本，凝练出的“两种”杨金精神，无疑都对拆迁工作作出了很好的诠释，可以说一些方法跟浦江、乐清等县市 “模拟拆迁”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各有特色，值得借鉴学习。
　　同时，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城市的发展并不一定都要通过大规模的拆迁来实现。像欧美日韩这些土地私有的国家，就很少存在拆迁问题，因为土地是私有的，政府若要征用，而房主既不要钱也不让拆，政府也没办法。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些国家的发展就停止了，他们的发展速度仍然很快，同时还保留了城市原有的风貌，使城市更有品位和内涵。所以，一个城市的发展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这个城市的决策者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发展有很多的办法，因地制宜才是出路。对于特大城市或者中心城市，拆迁是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是不是所有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管自身所处的发展阶段都要垂涎于拆迁所带来的巨大收益，都要仿效热衷于拆迁？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另外，还需特别注意的是目前在一些地方还时常发生“强拆”行为。一些领导干部置 2012年开始实施的《行政强制法》中禁止“强拆” 的明确规定于不顾，口头上法治滔滔，做决策时权力滔滔。而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强化宪法意识、法律意识，严格依法行政、依法执政，树立规则意识、敬畏意识，严以修身、严以用权，心有敬畏，行有所止。“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不仅是一句口号、一个梦想，更是我们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目标。
　　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人心可畏。将心比心，以心换心，心心相印，才能使拆迁这个政府绕不过去的“坎”过得去，才能真正实现“和谐拆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