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从杂志社的编辑手里接到一些由他们转交的读者来信。每一封我都仔细地看过，然后收起来，留在一个大匣子里。我把这些本不相识的人对我的尊重和关心好好地保存着。可我几乎从来不回信，每每想提笔写点什么，可总也想不出该怎么写，于是就作罢了。
　　那一次，有份杂志在第一页上登了我的文章和介绍我的一些文字，并且留了我的学校地址。这一次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一下子涌来，仅寄到学校的就有几十封。我如往常般慢慢地读着，有一封是最特殊的，这封信来自内地的一所监狱。信封上盖有一方蓝印，上面印着××劳改局。来信的是一位年愈30的男子，他因盗窃罪被判了6年徒刑。信上说，他原先是内地一所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生，喜欢文学，酷爱创作，也曾经发表过作品。无奈大学毕业的第三年，因误入歧途而参与盗窃团伙，沦为阶下囚。信写得很长，有8页纸，写他的过去，写他的悔恨，写他在狱中的痛苦和反思，写他苦捱着盼出狱的那一天，写他对文学的执着，也写他对我文章的喜爱。我不知道他们的信寄出来是否需要经过审查，我也不知道审查的人读了这封声泪俱下的信会是怎样的感受，信写得酣畅淋漓，文笔生动，可见到他很不平常的文学功底，而且字写得尤其好，挥洒自如又不失工整。在信的最后他说，今年他就要出狱了，恳请我能够给他回一封信，希望能把家庭地址给他，他一出狱就到上海来见我，和我好好谈谈文学。
　　我一口气读完那长长的来信，没料到一个在那样的环境下生活了好几年的人，依旧是没有磨灭掉一份充满渴望的执着。他给我留下了他所在劳改局的地址以及他所在编队的号码。尽管我多少被他打动了，可我还是有一种无法言喻的尴尬，不知道该不该给他回信。晚饭的时候，我随意地向父母提了这件事，父母的反应较我强烈得多，劝我不要惹麻烦，至少家庭地址不要写，写一封回信给他问一声好是最妥当的做法。我应允下来。也就准备这么办了。
　　这期间，各种各样纷扰的事太多，我实在无暇顾及，写回信的事也就耽搁了下来。等一切都忙完之后，我几乎把此事给忘了。一次去杂志社，又从编辑手中接过一些读者来信，他的来信比第一封更长，大意是怕我没有收到第一封信就再寄一封请编辑部转交，信的内容和第一封相差无几，只是又写了新近的一些情况：他的表现很好，受了表扬。随信还附了一篇散文。是写他如何思念父母的，写得很动情。那种沉重的真实。真实的悲哀，悲哀的忏悔，忏悔的无力是一般人所无法表达的。他说，他一直在等着我给他写信。6年来，除了在第一年里还曾收到过父母的一封信，至此以后就再也没有收到过第二封信了。我觉得这一次无论如何要写一封信给他，我负担不起别人——尤其是一个年长者饱含期冀的渴望，回信中我要谢谢他对我的信任，并祝他以后的生活一切顺利。
　　我把他的两封信夹在一个笔记本里，准备在复信前再好好地读一下。那个没课的下午，我倚在窗边拥着暖而亮的阳光准备写信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两封信连同那个笔记本已不见踪影。然后无论我如何辛苦地寻觅，它们就再也不见了。没有信就意味着没有地址，我就无法与他联系上了。我的懊恼与遗憾将我严严实实地困住。就这样，我莫名奇妙地使别人失望了。
　　这以后，有很长的一段日子，我都盼望着他能再来一封信，然后我会立刻回信告诉他：我不是个冷漠无情的人，我只是因为疏忽才无法回信，我不是故意的。可是。他再也没有来过信。后来。过了新年，我知道他应该出狱了，我想我就这样永远无法弥补这份遗憾了。很多日子以后，我渐渐地把这件事淡忘了，平平常常的生活就让我淡淡地、轻易地原谅了自己的过失。
　　过了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那家杂志社的编辑打电话来说有一些读者来信还留在那里，希望我有空去取一下。时值新年，是一些贺卡。我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在编辑部拆开了一封既没有落款也没有姓名的信，信中没有附言，仅是一张贺卡。贺卡上有很工整的钢笔字：我知道我这样的人很少有人理会，如果我给你添了麻烦，请你原谅我。祝创作丰收，前程似锦——一个出狱1周年的人。
　　冬日的严寒从窗玻璃的夹缝里疯狂地挤进来，我是在这个冬日被温暖彻底抛弃的人，愧疚和自责也无法让我解脱。我甚至连那个人的名字都记不起来了，只是根据他信上的邮编得知信是由石家庄发出的。这成了一份永远的遗憾，我也没有再补救的办法了。自此，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他的任何信件。我真心希望他不要因为我的疏漏而产生所谓“我这样的人很少有人理会”的念头。更不要颓丧。这样我会永远愧疚的。我甚至希望有一天，他能意外地读到这篇文章，让他知道我的歉意，并希望他能原谅我的疏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