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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近代科学蓬勃发展的20世纪，大部分科学家的科研道路都时刻伴随着硝烟战火。面对外敌入侵、政治博弈，有人选择退居后方，抓紧一切时间加快研究步伐、寻求科学救国，也有人选择直面冲突，亲自参与到斗争的洪流与漩涡当中。我国著名的大气电学家、水声学专家，中国国防水声事业的奠基人汪德昭就属于后者。苦心科研的同时，他也在反抗法西斯、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积极奔走，或许力量微薄，却难掩赤子之心。德高望重、忠诚爱国，这或许是对汪德昭最恰当的评价。
反抗法西斯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负有社会责任，应对人类进步尽自己的义务。”在中法大学的演讲中，著名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这句名言，深深震撼了场下的汪德昭。也正是这句话，将师生二人的缘分牵到了一起。1933年10月，汪德昭抛下父母家人，和结婚不到半年的妻子李惠年，万里投师来到法国，进入了郎之万的实验室。也正是在这个实验室中，诞生了“目前普遍接受的郎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这个大气电学的经典理论，让汪德昭“一举成名”。
随着二战战火的扩大，法国也宣布参战。郎之万是反潜艇声呐的发明者，他领导的实验室也受命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防第四研究组。按照惯例，战时一切外国人都必须离开国防研究机构。但由于汪德昭的卓越才能和出色表现，郎之万破例将他留了下来，汪德昭也成为了战时法国国防科研机构中的唯一一个外国人。
郎之万把海军部下令给他的课题组研究的课题——“尽快解决主动声呐加大功率的问题”，交给了汪德昭，这使他有幸接触到了水声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也因此，汪德昭与国防水声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后来的科研生涯中，汪德昭开创了我国的国防水声事业，培养和造就了我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队伍，使我国国防水声从无到有，并迅速成为国际水声学的“指挥”。
1940年，德军侵占法国全境。郎之万拒绝了逃往英国的建议，毅然决定与法国人民站在一起，继续在巴黎从事科研工作，汪德昭也选择留了下来，与恩师共同进退。但好景不长，1940年10月，郎之万由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主席的身份而被德军逮捕。巴黎学生齐聚凯旋门示威，爱因斯坦、卡皮察等人联名抗议，才使得纳粹分子没有对郎之万妄下毒手，但却一直拘禁着郎之万。
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不久，傀儡政府宣布撤销郎之万所有行政和学术职务，包括“院士”头衔在内。听到消息后的汪德昭十分愤慨，但作为外国侨民，汪德昭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为了反抗法西斯的倒行逆施，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努力。
当时，法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院学报》有个规定，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有院士推荐，没有院士推荐的稿件一律不能刊登。汪德昭过去的文章都由郎之万推荐，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他执意把将要发表的文章寄给了郎之万，请他继续推荐给学报发表。如果论文顺利刊登，则说明傀儡政府的“宣布”不过是一纸空文，郎之万还是院士。12月30日，汪德昭交给郎之万的那篇名为《大气中的离子平衡》在学报上顺利发表。实验室的同事们对此都很激动，纷纷向汪德昭表示祝贺。当时同在巴黎的钱三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也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郎之万推荐，并同样顺利刊登了出来。
策反卫立煌
本来专心搞科研的科学家们与政治大多都没有什么交集，更不会参与到政治斗争当中。但汪德昭是个例外，这要源于他与国民党抗日名将卫立煌“沾亲带故”的关系。
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是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小姨。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 ”，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称其为“常胜将军”。抗战期间，卫立煌转战山西、滇西，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他亲率中国远征军深入丛林作战，击退侵缅日军，恢复了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云南的史迪威公路，使盟国援华物资源源不断送到中国，受到了各界的赞扬。但由于抗战期间卫立煌曾在山西与八路军相互支持、并肩抗日，他因此被冠以“亲共”罪名连年受到控告。加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和卫立煌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得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抗战结束后，卫立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放逐海外。1947年春，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的卫立煌夫妇与汪德昭夫妇在巴黎见了面。
会面期间，卫立煌将自己与蒋介石的恩怨对汪德昭和盘托出，并表示自己有意与共产党合作，希望汪德昭能帮忙从中联络。当时，汪德昭是留法左派学生的领袖，但他与中共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促成此事，汪德昭找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朋友，并与苏联驻法大使馆接上了线。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汪德昭将卫立煌的立场转达给了中共中央，消息中卫立煌直言：“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中共中央很快回电，对卫立煌的决定表示欢迎，称如果卫立煌意诚，应当自己选择并且利用当时的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
1948年初，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长官。他立即用密码致电巴黎，邀请汪德昭急速回国，到东北沈阳来帮助他工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后，汪德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决定回国协助卫立煌。1948年4月，汪德昭以“回国为老母祝贺80岁大寿”为名，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辞去了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各种职务，退租居住了10多年的住所，变卖了所有家产，离开巴黎回到国内。然后，他只身一人到沈阳担任了东北“剿总”司令部的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东北剿总司令部，汪德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卫立煌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由于了解到握有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兵力的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再加上当时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已呈摧枯拉朽之势，客观上使卫立煌缺少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的条件。卫立煌在同汪德昭多次密商和会意之后，顶住蒋介石的命令，在锦州战役最激烈的时刻，迟迟不肯驰援锦州，造成了国民党的战败；卫立煌还采取措施阻挠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的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以此来实践自己在“代电”中的诺言。到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形势胜负已判。于是，次年4月汪德昭辗转香港，于1950年重返法国巴黎，仍旧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供职。 汪德昭的这样一段经历，在当时鲜为人知。就连严济慈、钱三强等这样一些极熟悉他的老朋友，当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东北。对此，汪德昭平静地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人那么高的觉悟，但也懂得应当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处在我那样的地位，都会这么做，不去考虑个人安危的！”
汪德昭返回巴黎以后，利用其曾担任两届巴黎中国留学生会长的身份，自办小报《侨众》，专门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组织青年科技人员聚会，鼓励和协助大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其中吴仲华一家（吴仲华及夫人李敏华都是中科院院士）和梅祖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国后为清华大学教授）等学者的回国均得到了汪德昭的帮助。因为当时中法尚未建交，人们亲切地称汪德昭为“地下大使”。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汪德昭在巴黎带领学生自制五星红旗进行募捐，这也是在巴黎出现的第一面新中国国旗。募捐过程中，汪德昭带头捐出了一个月工资，其他人也纷纷捐款，仅仅四天就募到了53万多法郎和部分美元及金银珠宝等，并转送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十年逆境
新中国成立后，汪德昭响应周恩来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当时中央负责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授命汪德昭组建中国自己的水声研究队伍，发展中国水声事业。
临危受命的汪德昭，认识到水声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水声学研究队伍。于是马上撰写报告，向中央建议立即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物理系高年级遴选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前毕业，参加水声研究。周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至一年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到中科院参加水声研究，边干边学。人们把这一措施形象地称为“拔青苗”。当年的100名“青苗”，如今大部分已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汪德昭的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更有相当数量的人已颇负国际学术声望。
1964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59岁的汪德昭被任命为声学所第一任所长。然而，好景不长，声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两年，“文革”浩劫席卷而来，汪德昭迎头赶超国际水声先进水平的目标还没来得及实现，就被造反派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我国国防水声学研究发展的大好局面也被打乱。
由于与卫立煌特殊的关系和“不清不楚的过去”，文革期间，汪德昭成为了“横扫”的对象，被查封抄家、挨批斗、受凌辱、遭体罚，年过花甲的汪德昭饱受折磨。“站不完的队，认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文革让一向旷达豪放、拉得一手小提琴、嗓子也不错的汪德昭变得判若两人，白天战战兢兢，夜里提心吊胆。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汪德昭脸色铁青、表情木然、语气迟缓。只要听到有敲门声，不管是查水、查电还是送煤，汪德昭都心惊肉跳地下意识往门后躲，时不时也会突然喊出“这是怎么搞的？我要告诉周总理！”这般呼号。
文革期间，声学所解散，汪德昭被撤职。有人曾劝他退休，汪德昭断然拒绝道：“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怎么能退休！水声科研是我的岗位，我要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干下去！”一次，我国设在某地的水下新技术装置发生了故障，这个装置本是汪德昭和他学生们的劳动成果，无法到现场参加修复的他，特意找到修复组的同志，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元钱说：“我去不了现场，可心里想着现场，放心不下呀！修复情况怎么样，你就用这一元钱给我拍一封私人电报，通个消息。”他们约定，装置修好了，就发“令姨康复”；修不好，就发“令姨梗塞”，而直至收到了“令姨康复”的回信，汪德昭悬着的一颗心才总算落了下来。
重振旗鼓
十年动乱，让我国刚刚起步的声学研究事业陷入了极端混乱局面。文革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汪德昭连夜疾书，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帮助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汪德昭在信中，阐述了水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任务、作用，中国水声学的发展历史，文革中声学所遭解体、声学研究发展速度减缓、水声学的发展遭受挫折的现状，以及国际上的声学研究突飞猛进的情况，最后他“以一个党内科技工作者”的身份，郑重提出建议：“立即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把分散的力量再集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一定设备、相当基础，九百多人的声学研究队伍（包括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水声工作站），为研究声学基础理论起骨干作用，并为国民经济现代化服务”。在信中，汪德昭还婉言辞谢了当时有关部门准备让他当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任命，表达了一个大科学家“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研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当即审阅，挥笔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按照小平的批示，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等都做了许多工作，重新将声学所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完成了移交手续。1979年1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召开复所大会，汪德昭仍被任命为所长。
在汪德昭及几任所长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走过了几十余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广大声学工作者的奋力拼搏，声学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唯一、世界少有的国家级声学综合研究机构，形成了环境声学与噪声控制技术、超声学与声学微系统技术、水声物理与水声探测技术、语言声学与语音信号处理技术、声学制导与数字系统集成技术、数字音视频与宽带网络技术等优势学科，其研究水平和实力在国内声学界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反抗法西斯
“一个真正的科学家不能把自己关在象牙塔中。他负有社会责任，应对人类进步尽自己的义务。”在中法大学的演讲中，著名法国物理学家郎之万的这句名言，深深震撼了场下的汪德昭。也正是这句话，将师生二人的缘分牵到了一起。1933年10月，汪德昭抛下父母家人，和结婚不到半年的妻子李惠年，万里投师来到法国，进入了郎之万的实验室。也正是在这个实验室中，诞生了“目前普遍接受的郎之万-汪德昭-布里加理论”，这个大气电学的经典理论，让汪德昭“一举成名”。
随着二战战火的扩大，法国也宣布参战。郎之万是反潜艇声呐的发明者，他领导的实验室也受命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防第四研究组。按照惯例，战时一切外国人都必须离开国防研究机构。但由于汪德昭的卓越才能和出色表现，郎之万破例将他留了下来，汪德昭也成为了战时法国国防科研机构中的唯一一个外国人。
郎之万把海军部下令给他的课题组研究的课题——“尽快解决主动声呐加大功率的问题”，交给了汪德昭，这使他有幸接触到了水声科学技术的研究领域。也因此，汪德昭与国防水声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后来的科研生涯中，汪德昭开创了我国的国防水声事业，培养和造就了我国国防水声科学研究队伍，使我国国防水声从无到有，并迅速成为国际水声学的“指挥”。
1940年，德军侵占法国全境。郎之万拒绝了逃往英国的建议，毅然决定与法国人民站在一起，继续在巴黎从事科研工作，汪德昭也选择留了下来，与恩师共同进退。但好景不长，1940年10月，郎之万由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主席的身份而被德军逮捕。巴黎学生齐聚凯旋门示威，爱因斯坦、卡皮察等人联名抗议，才使得纳粹分子没有对郎之万妄下毒手，但却一直拘禁着郎之万。
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不久，傀儡政府宣布撤销郎之万所有行政和学术职务，包括“院士”头衔在内。听到消息后的汪德昭十分愤慨，但作为外国侨民，汪德昭不能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为了反抗法西斯的倒行逆施，他只能用自己的方式作出努力。
当时，法国科学院出版的《科学院学报》有个规定，登在报纸上的文章必须有院士推荐，没有院士推荐的稿件一律不能刊登。汪德昭过去的文章都由郎之万推荐，为了表示自己的抗议，他执意把将要发表的文章寄给了郎之万，请他继续推荐给学报发表。如果论文顺利刊登，则说明傀儡政府的“宣布”不过是一纸空文，郎之万还是院士。12月30日，汪德昭交给郎之万的那篇名为《大气中的离子平衡》在学报上顺利发表。实验室的同事们对此都很激动，纷纷向汪德昭表示祝贺。当时同在巴黎的钱三强听说了这个消息后，也将自己的文章寄给郎之万推荐，并同样顺利刊登了出来。
策反卫立煌
本来专心搞科研的科学家们与政治大多都没有什么交集，更不会参与到政治斗争当中。但汪德昭是个例外，这要源于他与国民党抗日名将卫立煌“沾亲带故”的关系。
卫立煌的夫人韩权华是汪德昭夫人李惠年的小姨。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中的“虎将”，日军华北最高司令香月清司称其为“支那虎将 ”，史迪威在回忆录中称其为国民党军队中最能干的将领，美国出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称其为“常胜将军”。抗战期间，卫立煌转战山西、滇西，立下赫赫战功。特别是他亲率中国远征军深入丛林作战，击退侵缅日军，恢复了从印度经缅甸进入云南的史迪威公路，使盟国援华物资源源不断送到中国，受到了各界的赞扬。但由于抗战期间卫立煌曾在山西与八路军相互支持、并肩抗日，他因此被冠以“亲共”罪名连年受到控告。加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之争和卫立煌本人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得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抗战结束后，卫立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放逐海外。1947年春，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的卫立煌夫妇与汪德昭夫妇在巴黎见了面。
会面期间，卫立煌将自己与蒋介石的恩怨对汪德昭和盘托出，并表示自己有意与共产党合作，希望汪德昭能帮忙从中联络。当时，汪德昭是留法左派学生的领袖，但他与中共也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促成此事，汪德昭找到了法国共产党的朋友，并与苏联驻法大使馆接上了线。通过苏联驻法大使馆，汪德昭将卫立煌的立场转达给了中共中央，消息中卫立煌直言：“为了尽快结束中国内战，我愿意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力求与中共合作，因个人环境关系，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中共中央很快回电，对卫立煌的决定表示欢迎，称如果卫立煌意诚，应当自己选择并且利用当时的情况，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
1948年初，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长官。他立即用密码致电巴黎，邀请汪德昭急速回国，到东北沈阳来帮助他工作。接到卫立煌的电报后，汪德昭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决定回国协助卫立煌。1948年4月，汪德昭以“回国为老母祝贺80岁大寿”为名，抱着“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决心，辞去了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和原子能委员会的各种职务，退租居住了10多年的住所，变卖了所有家产，离开巴黎回到国内。然后，他只身一人到沈阳担任了东北“剿总”司令部的少将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在东北剿总司令部，汪德昭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卫立煌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由于了解到握有东北国民党军最精锐兵力的廖耀湘对蒋介石非常忠心，再加上当时解放军在东北战场已呈摧枯拉朽之势，客观上使卫立煌缺少在东北战场公开起义的条件。卫立煌在同汪德昭多次密商和会意之后，顶住蒋介石的命令，在锦州战役最激烈的时刻，迟迟不肯驰援锦州，造成了国民党的战败；卫立煌还采取措施阻挠破坏沈阳的计划，保护了沈阳的许多重要工业设施和文物建筑，以此来实践自己在“代电”中的诺言。到1948年10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形势胜负已判。于是，次年4月汪德昭辗转香港，于1950年重返法国巴黎，仍旧在法国国家科学中心供职。 汪德昭的这样一段经历，在当时鲜为人知。就连严济慈、钱三强等这样一些极熟悉他的老朋友，当时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去东北。对此，汪德昭平静地说：“我那时虽然还没有共产党人那么高的觉悟，但也懂得应当以国家、人民的利益为重。我想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正直的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的人，处在我那样的地位，都会这么做，不去考虑个人安危的！”
汪德昭返回巴黎以后，利用其曾担任两届巴黎中国留学生会长的身份，自办小报《侨众》，专门刊登新华社的消息，宣传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组织青年科技人员聚会，鼓励和协助大家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其中吴仲华一家（吴仲华及夫人李敏华都是中科院院士）和梅祖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回国后为清华大学教授）等学者的回国均得到了汪德昭的帮助。因为当时中法尚未建交，人们亲切地称汪德昭为“地下大使”。
1950年，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作战。汪德昭在巴黎带领学生自制五星红旗进行募捐，这也是在巴黎出现的第一面新中国国旗。募捐过程中，汪德昭带头捐出了一个月工资，其他人也纷纷捐款，仅仅四天就募到了53万多法郎和部分美元及金银珠宝等，并转送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十年逆境
新中国成立后，汪德昭响应周恩来号召，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当时中央负责领导科学技术工作的聂荣臻元帅亲自点将，授命汪德昭组建中国自己的水声研究队伍，发展中国水声事业。
临危受命的汪德昭，认识到水声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支水声学研究队伍。于是马上撰写报告，向中央建议立即从全国几所重点大学物理系高年级遴选品学兼优的学生提前毕业，参加水声研究。周总理同意抽调100名差半年至一年就要毕业的大学生，提前分配到中科院参加水声研究，边干边学。人们把这一措施形象地称为“拔青苗”。当年的100名“青苗”，如今大部分已成长为枝繁叶茂的大树，汪德昭的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中更有相当数量的人已颇负国际学术声望。
1964年7月1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正式成立，59岁的汪德昭被任命为声学所第一任所长。然而，好景不长，声学研究所刚刚成立两年，“文革”浩劫席卷而来，汪德昭迎头赶超国际水声先进水平的目标还没来得及实现，就被造反派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我国国防水声学研究发展的大好局面也被打乱。
由于与卫立煌特殊的关系和“不清不楚的过去”，文革期间，汪德昭成为了“横扫”的对象，被查封抄家、挨批斗、受凌辱、遭体罚，年过花甲的汪德昭饱受折磨。“站不完的队，认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讨，流不完的泪”，文革让一向旷达豪放、拉得一手小提琴、嗓子也不错的汪德昭变得判若两人，白天战战兢兢，夜里提心吊胆。长期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让汪德昭脸色铁青、表情木然、语气迟缓。只要听到有敲门声，不管是查水、查电还是送煤，汪德昭都心惊肉跳地下意识往门后躲，时不时也会突然喊出“这是怎么搞的？我要告诉周总理！”这般呼号。
文革期间，声学所解散，汪德昭被撤职。有人曾劝他退休，汪德昭断然拒绝道：“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完成，怎么能退休！水声科研是我的岗位，我要一辈子死心塌地地干下去！”一次，我国设在某地的水下新技术装置发生了故障，这个装置本是汪德昭和他学生们的劳动成果，无法到现场参加修复的他，特意找到修复组的同志，从衣袋里掏出了一元钱说：“我去不了现场，可心里想着现场，放心不下呀！修复情况怎么样，你就用这一元钱给我拍一封私人电报，通个消息。”他们约定，装置修好了，就发“令姨康复”；修不好，就发“令姨梗塞”，而直至收到了“令姨康复”的回信，汪德昭悬着的一颗心才总算落了下来。
重振旗鼓
十年动乱，让我国刚刚起步的声学研究事业陷入了极端混乱局面。文革结束后，1977年邓小平恢复工作，汪德昭连夜疾书，给邓小平写了一封长信，请求他帮助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
汪德昭在信中，阐述了水声学这门学科的性质、任务、作用，中国水声学的发展历史，文革中声学所遭解体、声学研究发展速度减缓、水声学的发展遭受挫折的现状，以及国际上的声学研究突飞猛进的情况，最后他“以一个党内科技工作者”的身份，郑重提出建议：“立即恢复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把分散的力量再集合起来，形成拳头，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有一定设备、相当基础，九百多人的声学研究队伍（包括北海、东海、南海三个水声工作站），为研究声学基础理论起骨干作用，并为国民经济现代化服务”。在信中，汪德昭还婉言辞谢了当时有关部门准备让他当国家海洋局副局长的任命，表达了一个大科学家“不愿当大官，只想搞研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邓小平同志收到信后，当即审阅，挥笔批示：“我看颇有道理，请方毅同志研究处理。”按照小平的批示，中国科学院和国家海洋局等都做了许多工作，重新将声学所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完成了移交手续。1979年1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召开复所大会，汪德昭仍被任命为所长。
在汪德昭及几任所长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走过了几十余年的风风雨雨，经过广大声学工作者的奋力拼搏，声学所已经发展成为国内唯一、世界少有的国家级声学综合研究机构，形成了环境声学与噪声控制技术、超声学与声学微系统技术、水声物理与水声探测技术、语言声学与语音信号处理技术、声学制导与数字系统集成技术、数字音视频与宽带网络技术等优势学科，其研究水平和实力在国内声学界中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为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安全和社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