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河南平顶山中级人民法院在经历了一天的庭审后，当庭宣告杀人嫌疑犯李怀亮无罪，立即释放，而此前，法院已经对他前后两次作出死刑、死缓判决；4月8日，上海司法机关表示将核查18年前的“梅吉祥、梅吉杨杀人案”；3月28日，浙江省公安厅针对“张辉、张高平冤案”，向当事人及家属致歉，并表示要调查公安在案件中的相关执法问题。
　　这些充满争议甚至错判的案件，都曾给当事人及家属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近日它们重新浮出水面，再度引发社会各界对于司法公正的讨论。
　　司法制度不仅关乎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更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公正，某种程度上就是社会稳定的“压舱石”，维系着社会的整体秩序，约束着每个人的个体行为。
　　尽管中国社会有“好人不见官”的传统，“厌讼”、“耻讼”的也不乏其人，但随着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期，利益格局愈发多元，各类矛盾愈发凸显，利用法律武器平息争端变得极为普遍。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院系统受理案件从1978年的61万件，增长到2011年的1200多万件。这说明，原本与一般民众关系不大的司法问题，越来越关系民众的切身利益。公众追求司法正义的渴望，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迫切。
　　据统计，在2011年这1200多万件案件中，经过二审之后，服判息诉率达到98.99%；剩下1%的案件，再审的改判率也只有0.14%。从总体上看，我国的司法制度，能够保证公平正义的大致实现。
　　但如果从微观来看，1200万乘以1%等于12万，乘以0.14%等于1.68万，这意味着“98.99%的服判率”背后，仍有12万起案件无法令当事人满意，更有1.68万起案件存在争议甚至错判。总体上的公平正义，无法掩饰这1%的问题，无法弥补这些案件背后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体，因为这对他们不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而是100%的生活。
　　从社会影响看，公众对个案的切身感受和关注程度，远远高过对总体数字的敏感。1%的问题，有时会爆发出远远超过其数字比例的负面效应，甚至引发公众对司法体系的整体不信任。现实生活中，一些执法机关违规审判，权力部门干预司法，司法官员贪污腐败的负面新闻更加剧了这种不信任感。“不打官司打关系”，“遇事求人不求法”的现象，都与此有关。
　　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这既是对积弊的痛陈，也是全新的要求。
　　司法公正，首先是对执法者能力的考验。1%的问题之所以出现，往往与具体执法人员的处置有关。笃信法律，秉公办事，理应成为司法人员的准则，诚如宋鱼水法官所言，“司法的公正来自于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当事人”。要在一个个案件中回应社会对于公正的呼求，积累公众对于司法的信任。
　　司法公正出了问题，逐本溯源还是司法体制的问题，这意味着要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政治智慧，推进司法工作改革。实现司法公平的根本出路，在于健全司法权力的运行机制。只有从制度层面保证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才能避免权力部门过度干预司法、形成司法腐败。
　　司法体制是一个客体，但公平正义却是一个主观概念，不仅依托于体制，也依靠成熟的法治理念，这既需要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也需要公众自觉遵守法律。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让法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司法公正才能从理念落到实处，公平正义才能够最终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