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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法国女小说家、剧作家和电影艺术家玛格丽特·杜拉斯诞辰一百周年，这位伟大的女作家其作品包括40多部小说和10多部剧本，多次被改编成电影。杜拉斯的一生是不停创作的一部小说——酷热、暴风雨、酒精、狂躁、对话和爱情。而从王小波到安妮宝贝，杜拉斯对中国文坛有着深刻影响。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杜拉斯与她的中国《情人》
1980年，杜拉斯对扬·安德烈亚勾了勾手指头，“你来吧，带一瓶红酒来。”
彼时杜拉斯已经66岁，除了在写作上的贡献外，她是位剧作家，剧本《广岛之恋》是电影史上的一颗明珠，而作为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岸派”的成员，她曾荣获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
扬·安德烈亚不过27岁。在七年前，在小城读哲学的他拜读了杜拉斯的《塔吉尼亚的小马》后，对她迷恋不已，开始给居住于圣伯努瓦街5号的杜拉斯写信。可以预见的是，抱着红酒而来的安德烈亚，很快成了杜拉斯的情人。
此时，杜拉斯已经离过婚，生过子，有过无数的情人，认为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
即便如此，杜拉斯还是为两人的爱情，写了本书《80年夏》，并带着安德烈亚招摇过市，有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 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
纵然安德烈亚的同性恋倾向世人皆知，但两人依旧生活在一起。安德烈亚照顾杜拉斯的饮食起居，在其写作时，“我就在客厅里，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窗帘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烤焦了，我什么也不干，就等着”。
《情人》一书，就产生于此时——杜拉斯口述，安德烈亚记录。
这本书带有自传色彩，杜拉斯幼时在印度支那度过生命最初十八年的时光，炎热杂乱的殖民地，窘迫变迁的家境，忍耐偏执的母亲，放荡骄纵的大哥，温情落寞的“小哥哥”，成为故事的背景。由此，她描述了一个生活在越南的贫穷的法国少女与富有的华裔少爷之间绝望的爱情。
1985年，中国翻译家王道乾将其翻译出版。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巨变中，《情人》中绝望无助的性爱，无言悲怆的离别，爱到尽头的孤独感，让人们颇感新奇，而其“将人从欲望的道德中解放出来，交还给永恒的爱情”的主题，恰好让“解放思想”中的他们大为推崇。
这使杜拉斯备受推崇。
而《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更引起世界对杜拉斯的关注，在1985年到1986年，中国出现了杜拉斯作品出版高潮，光是《情人》，就有6种中译本问世。
著名翻译家董强说，杜拉斯的文字一开始有表面上的简单性，《情人》之所以畅销，很多人一看都读得懂。杜拉斯不去写大历史，代表了全新的创作观。写历史的时候，她总是切一个小块进去。比如写“二战”，她绝对不会直接揭露“二战”中德国跟法国的关系，她拿一个小故事来讲。
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杜拉斯与《情人》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真爱”，其作品的各类版本层出不穷，甚至作家出版社还推出六卷本“走近杜拉斯书系”，从女友、情人各方面来窥探杜拉斯的生活。
女诗人翟永明描述，“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的‘白夜’刚开张的时候，收藏有她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文版，很多读者都非常喜欢。”
从王小波到安妮宝贝：
“身体写作”下的女权叙事
在《写作之于激情》中，作家赵玫写道：杜拉斯就是那支罂粟。开在遥远的法兰西，远远近近地诱惑着你。
杜拉斯曾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这种放荡体现在她的文本中，她在《情人》中直白的写道，“我在这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我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
杜拉斯试图通过性爱的宣泄，剥离出爱的原欲，将爱情最原始的快乐交还给人类。作为身体写作的前辈，中国许多女作家身上，有着杜拉斯的影子。
法国文学研究者认为“林白的姿态和写作实践，让我们自觉地感觉到杜拉斯对她产生的某些影响。”作家王干曾说：在陈染的小说中，杜拉斯“像空气一样存在着一个人的影像，她像一道阳光照亮了陈染心灵的角落，像阴影一样深重包围着陈染的语言。”
在我国批评界认为，“她们借鉴杜拉斯的主要是写内心、忧伤的基调与对某一意象的突出使用，如林白用火、陈染用门等”。
赵凝曾写过一篇名为《我是一名杜拉斯中毒者》 的文章，坦陈小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是中了杜拉斯的毒之后写出的作品，杜拉斯使我理解到写作那种自由自在的状态的可贵”。
安妮宝贝在《重读杜拉斯》中，写道，“基本上是不喜欢看外国文学的人。总觉得翻译过后的文字，像隔在玻璃后面的花朵，闻不到它在风中轻轻飘散的气息。但是我无法拒绝杜拉斯。她的两本情人是我喜欢的。比较偏爱的是纪应夫译的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视觉和想象都有。让人沉沦。”
《情人》是对卫慧影响最大的作品，棉棉的《糖》中，模仿杜拉斯式的“斑斓交错的语言”随处可见。
成都女作家洁尘专门对此进行撰文剖析。“首先，文本气息非常独特、个性鲜明。既清澈灵动，又歇斯底里。这种独特性，是别人无法模仿的，甚至是空前绝后。作为一个作家，她对文学贡献了一种文体和风格。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第二，杜拉斯的激情，贯穿了她写作的一生。在我看来，她的写作，才是真正的高级的‘身体写作’，一般作家做不到。”
王小波曾这样赞美《情人》，“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学境界。凭良心说，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年来没读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 《情人》相比。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的别的事情，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 文青们的杜拉斯情结
1980年，王道乾翻译了第一篇杜拉斯的文章《琴声如诉》发表在当年《中国文艺》第二期上，杂志内配了张模糊的，杜拉斯抽烟的照片，一时间，抽着烟的女青年，成为中国人对文青定义的具象化。
而在此后三十年间，杜拉斯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她太符合文青们的喜好。
她一方面在作品中充斥大量在传统道德边缘的以身试法，一方面宣告“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写作于她不是谋生而是滂沱地宣泄，书写的最终意义如同她的抽烟酗酒，证明她清醒活着的方式。
她在《情人》中写了个无人不知的开头——“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蒋方舟评价：“一个垂垂老妇与一个青壮年的男人，这画面何等荡气回肠，以至于被全世界女文青奉为圭臬。”
文青们喜爱围巾棉裙白球鞋，而杜拉斯与此风格类似。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喜欢穿无袖坎肩，卷领套头衫，配上直筒裙与短靴，外加一副粗框眼镜。
杜拉斯以不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美女为丑，如此穿戴只因她个头太小。“这种困难，这个问题，给我的一生都打上了烙印：为了不让人家注意一个特别矮小的女人，我在着装上刻意不引人注目。为了避免人们谈到我的身高问题，我总是穿一成不变的衣服。这样他们注意到的是事实的千篇一律，而不是事实产生的原因。”
时至今日，文青从小众成为大众，不知何时起，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以及弗洛伊德成为文青三件宝。
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文青速成攻略》中写道，“作为卓尔不群、内外兼修的典型代表，文艺青年一定要格调至上，远离世俗，越是大众化的东西，文青越是排斥，这一点在艺术喜好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于是，在这份攻略中，杜拉斯出现在内涵修养篇的第一位，与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张爱玲并称为“文青”最钟爱的四大标志作家，给出的解释是，“哪怕你没时间阅读这些名家的作品，也一定要知道。”
这犹如中国多达13个版本的《情人》一样，是杜拉斯被过度消费的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影响力。
一个时代的价值观：杜拉斯与她的中国《情人》
1980年，杜拉斯对扬·安德烈亚勾了勾手指头，“你来吧，带一瓶红酒来。”
彼时杜拉斯已经66岁，除了在写作上的贡献外，她是位剧作家，剧本《广岛之恋》是电影史上的一颗明珠，而作为法国重要的电影流派“岸派”的成员，她曾荣获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
扬·安德烈亚不过27岁。在七年前，在小城读哲学的他拜读了杜拉斯的《塔吉尼亚的小马》后，对她迷恋不已，开始给居住于圣伯努瓦街5号的杜拉斯写信。可以预见的是，抱着红酒而来的安德烈亚，很快成了杜拉斯的情人。
此时，杜拉斯已经离过婚，生过子，有过无数的情人，认为爱情并不存在，男女之间有的只是激情，在爱情中寻找安逸是绝对不合适的，甚至是可怜的。
即便如此，杜拉斯还是为两人的爱情，写了本书《80年夏》，并带着安德烈亚招摇过市，有记者提问：“这总是您最后 一次爱情了吧？”她笑着回答：“我怎么知道呢？”
纵然安德烈亚的同性恋倾向世人皆知，但两人依旧生活在一起。安德烈亚照顾杜拉斯的饮食起居，在其写作时，“我就在客厅里，躺在铺着垫子的沙发上，窗帘被无数个夏天的太阳烤焦了，我什么也不干，就等着”。
《情人》一书，就产生于此时——杜拉斯口述，安德烈亚记录。
这本书带有自传色彩，杜拉斯幼时在印度支那度过生命最初十八年的时光，炎热杂乱的殖民地，窘迫变迁的家境，忍耐偏执的母亲，放荡骄纵的大哥，温情落寞的“小哥哥”，成为故事的背景。由此，她描述了一个生活在越南的贫穷的法国少女与富有的华裔少爷之间绝望的爱情。
1985年，中国翻译家王道乾将其翻译出版。
此时的中国正处于巨变中，《情人》中绝望无助的性爱，无言悲怆的离别，爱到尽头的孤独感，让人们颇感新奇，而其“将人从欲望的道德中解放出来，交还给永恒的爱情”的主题，恰好让“解放思想”中的他们大为推崇。
这使杜拉斯备受推崇。
而《情人》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更引起世界对杜拉斯的关注，在1985年到1986年，中国出现了杜拉斯作品出版高潮，光是《情人》，就有6种中译本问世。
著名翻译家董强说，杜拉斯的文字一开始有表面上的简单性，《情人》之所以畅销，很多人一看都读得懂。杜拉斯不去写大历史，代表了全新的创作观。写历史的时候，她总是切一个小块进去。比如写“二战”，她绝对不会直接揭露“二战”中德国跟法国的关系，她拿一个小故事来讲。
在此之后的数十年中，杜拉斯与《情人》一直是中国出版界的“真爱”，其作品的各类版本层出不穷，甚至作家出版社还推出六卷本“走近杜拉斯书系”，从女友、情人各方面来窥探杜拉斯的生活。
女诗人翟永明描述，“大概是上世纪90年代末，我的‘白夜’刚开张的时候，收藏有她几乎所有的作品中文版，很多读者都非常喜欢。”
从王小波到安妮宝贝：
“身体写作”下的女权叙事
在《写作之于激情》中，作家赵玫写道：杜拉斯就是那支罂粟。开在遥远的法兰西，远远近近地诱惑着你。
杜拉斯曾说，“如果我不是一个作家，会是个妓女。”这种放荡体现在她的文本中，她在《情人》中直白的写道，“我在这声音流动之中爱抚着他的肉体。大海汇集成为无限，远远退去，又急急卷回，如此往复不已。我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
杜拉斯试图通过性爱的宣泄，剥离出爱的原欲，将爱情最原始的快乐交还给人类。作为身体写作的前辈，中国许多女作家身上，有着杜拉斯的影子。
法国文学研究者认为“林白的姿态和写作实践，让我们自觉地感觉到杜拉斯对她产生的某些影响。”作家王干曾说：在陈染的小说中，杜拉斯“像空气一样存在着一个人的影像，她像一道阳光照亮了陈染心灵的角落，像阴影一样深重包围着陈染的语言。”
在我国批评界认为，“她们借鉴杜拉斯的主要是写内心、忧伤的基调与对某一意象的突出使用，如林白用火、陈染用门等”。
赵凝曾写过一篇名为《我是一名杜拉斯中毒者》 的文章，坦陈小说《一个分成两瓣的女孩》，“是中了杜拉斯的毒之后写出的作品，杜拉斯使我理解到写作那种自由自在的状态的可贵”。
安妮宝贝在《重读杜拉斯》中，写道，“基本上是不喜欢看外国文学的人。总觉得翻译过后的文字，像隔在玻璃后面的花朵，闻不到它在风中轻轻飘散的气息。但是我无法拒绝杜拉斯。她的两本情人是我喜欢的。比较偏爱的是纪应夫译的那本来自中国北方的情人。简单，直接。有着钝重激烈的冲击力。视觉和想象都有。让人沉沦。”
《情人》是对卫慧影响最大的作品，棉棉的《糖》中，模仿杜拉斯式的“斑斓交错的语言”随处可见。
成都女作家洁尘专门对此进行撰文剖析。“首先，文本气息非常独特、个性鲜明。既清澈灵动，又歇斯底里。这种独特性，是别人无法模仿的，甚至是空前绝后。作为一个作家，她对文学贡献了一种文体和风格。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第二，杜拉斯的激情，贯穿了她写作的一生。在我看来，她的写作，才是真正的高级的‘身体写作’，一般作家做不到。”
王小波曾这样赞美《情人》，“到了将近四十岁时，我读到了王道乾先生译的《情人》，又知道了小说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文学境界。凭良心说，除了杜拉斯的《情人》之外，近十年来没读过什么令人满意的小说。乔治·奥威尔的《1984》，还有些别的书，这些小说对我的意义都不能和 《情人》相比。这本书的绝顶美好之处在于，它写出了一种人生的韵律。书中的性爱和生活中的别的事情，都按一种韵律来组织，使我完全满意了。” 文青们的杜拉斯情结
1980年，王道乾翻译了第一篇杜拉斯的文章《琴声如诉》发表在当年《中国文艺》第二期上，杂志内配了张模糊的，杜拉斯抽烟的照片，一时间，抽着烟的女青年，成为中国人对文青定义的具象化。
而在此后三十年间，杜拉斯已经成为一种时尚。
她太符合文青们的喜好。
她一方面在作品中充斥大量在传统道德边缘的以身试法，一方面宣告“爱之于我，不是肌肤之亲，不是一蔬一饭，它是一种不死的欲望，是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写作于她不是谋生而是滂沱地宣泄，书写的最终意义如同她的抽烟酗酒，证明她清醒活着的方式。
她在《情人》中写了个无人不知的开头——“我已经上了年纪，有一天，在一处公共场所的大厅里，有个男人朝我走过来。他在做了一番自我介绍之后对我说：‘我始终认识您。大家都说您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而我是想告诉您，依我看来，您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漂亮，您从前那张少女的面孔远不如今天这副被毁坏的容颜更使我喜欢。’”
蒋方舟评价：“一个垂垂老妇与一个青壮年的男人，这画面何等荡气回肠，以至于被全世界女文青奉为圭臬。”
文青们喜爱围巾棉裙白球鞋，而杜拉斯与此风格类似。上世纪七十年代，她喜欢穿无袖坎肩，卷领套头衫，配上直筒裙与短靴，外加一副粗框眼镜。
杜拉斯以不是一个风情万种的美女为丑，如此穿戴只因她个头太小。“这种困难，这个问题，给我的一生都打上了烙印：为了不让人家注意一个特别矮小的女人，我在着装上刻意不引人注目。为了避免人们谈到我的身高问题，我总是穿一成不变的衣服。这样他们注意到的是事实的千篇一律，而不是事实产生的原因。”
时至今日，文青从小众成为大众，不知何时起，玛格丽特·杜拉斯，米兰·昆德拉以及弗洛伊德成为文青三件宝。
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文青速成攻略》中写道，“作为卓尔不群、内外兼修的典型代表，文艺青年一定要格调至上，远离世俗，越是大众化的东西，文青越是排斥，这一点在艺术喜好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于是，在这份攻略中，杜拉斯出现在内涵修养篇的第一位，与米兰·昆德拉、村上春树、张爱玲并称为“文青”最钟爱的四大标志作家，给出的解释是，“哪怕你没时间阅读这些名家的作品，也一定要知道。”
这犹如中国多达13个版本的《情人》一样，是杜拉斯被过度消费的结果，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种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