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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维方式的理性化是商工文明的首要特征。商工文明时代推崇、普及理性思维，使商工文明社会在获取、积累、普及对外界事物的真理性知识方面和高效率地组织生产、生活、追求物质财富方面都远远超越由非理性思维占主导的农耕文明社会的相应活动。
商工文明从公元16世纪开始逐步形成于西欧地区。商工文明是一个完整的人类思想、生产、生活、组织管理的文明形态，它包括思维方式的理性化，价值观念的人本化，交换方式的市场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分配方式的普惠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政治组织的民主化，社会管理、交往方式的法治化，发展趋势的全球化等要素或特点。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等任何一个单一概念都不足以表达商工文明的这些丰富的含义。虽然到目前为止，实现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只是少数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商工文明在社会的认知思维方式上、在社会交换生产方式上、在社会掌握的能量转换方式上、在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上，与农耕文明相比占有极大的优势，所以，它已成为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
理性的首要含义：为解决对外界事物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
商工文明的首要特点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它也是商工文明区别于农耕文明的基本点。理性首先是指为解决对外界事物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
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第一人”的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率先表达了对感官认知事物的可靠性的怀疑。他认为，认识外界事物不可靠感官，必须凭精神。所谓“精神”便是思维的理性。这种思维理性是指人的一种理解力、判断力。它使人能透过混杂的、歪曲的、错误的感官映象、感性认识而洞察事物的本相、本质、获得真理性知识。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使用的“心灵”(有时亦称“理智”)相当于前述一些思想家所讲的认知理性。斯宾诺莎摒弃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具有认识外界事物的本质、获得真知的能力。但是，它要通过人的身体获得这些真知。人的身体受外界事物的激动形成观念。心灵则将这些观念与实体或自然的本质相联系，对照，以致更明晰地观察事物，获得真观念、真知识。在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年)那里，理性是一种天然禀赋，是一种发现真理的能力。但是，理性的真理的认识并不依赖于感性，而是通过沉思和机缘将先天存在于人的灵魂中的原则观念加以揭示和发掘。通过这种方式发掘的真理是必然性真理。《人们公认的经验主义的始祖洛克(Tohn Locke，1632～1704年)也不否认理性的存在。在洛克看来，人的心灵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记号和观念。人的知识、观念、原则都是从感性经验得来的。教学、公理、思维的原理和道德原则都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发现的。洛克认为，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包括机敏和推论两种官能。理性“借前一种发现中介观念，借后一种加以整理，因此，它就可以发现出一系列观念中各环节间的联系，把两端连接起来。因此，它就把所追求的真理一目了然；这就叫做推论。”洛克认为理性还有一种作用，它可以寻找出某些方法，对某些命题的依据加以推论，发现各个观念或证明间的概然的联系，从而对这些命题表示同意，以此代替知识。总之，在洛克这儿，理性是认知真理和对某些与确实的知识只有概然联系的命题加以判断、表示同意的能力。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那里，理性首先是指认知意义上的纯粹理性。它是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并具有先天形式，包括时、空和从形式逻辑中引出的十二个范畴(关于量的：单一性、复多性、全体性；关于质的：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于关系的：实体与偶性、原则与结果、交互作用；关于模式的：可能性、存在性、必然性)。人的知识来自于纯粹理性对感性经验的统摄。也就是用作为人的认知能力的先天形式去综合、整理和统一感性经验材料。
在上述各思想家的理论中，对人的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的关系的论述各有不同，但在下述两点上的看法是共同的：一、理性是人的不同于感性认知能力的另一种认知能力；二、这种认知能力的运用总是导致真理性知识的获得。概括而言，这里的理性是指人的运用回忆、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辩证研究等方法对感性的知觉、感觉、印象、表象等知识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深入思考，从而得到对复杂事物的在其现象、表象掩盖下的本质或本质性联系的知识的思维机制。这种理性可以被简称为认知理性。
商工文明时代的哲学家对理性认知的强调，表明了商工文明时代的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对外在事物的正确认知。为了保证对事物的正确的认知，商工文明时代的思想家们力求将理性思维方法规则化，力求将理性思维所运用的回忆、对比、联想、分析、综合、归纳、推理、假设、演绎等思想方法得以明确化，力求使用以表达认知成果的语言概念与其意图表达的现存事物、现象形成准确对应，并进而通过感官的更高层次上的感觉、体验去检验理性认知成果与其意图表达的实存事物、现象的对应性、准确性，以至使这种思想方法、思考成果可以被学习、转述、运用，从而推动了理性思维的普遍化，加快了真理性知识的增长、积累、普及。
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远远不同于商工文明的思维方式。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模糊性、无规则性。其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大多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对外在事物的直接体验、超验的直觉、浅近且粗劣的推理、无规则的联想和猜想。这种思维并不追求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而是重在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看似正确的理由。譬如中国传统上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作为农耕文明的思考成果的语言概念常常是模糊的，不可精确定义的，从而也是难以学习、传承的。由农耕文明的思维方法形成的知识包含着大量的扭曲的映像、错误的观念。而当这些知识、观念被人们用来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或依据、并且这些行为又成为既有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时，它们通常被神圣化，从而禁止人们对它们加以怀疑、改变、纠正。所以，农耕文明的知识积累、增长缓慢。
而商工文明时代的知识的迅速增长、积累、传播，使得处于商工文明形态中的人拥有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中的人多得多的知识，所以，处于商工文明形态中的人显得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中的人聪明得多：他们掌握着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所完全不懂的自然奥秘；他们可以支配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所完全不知的强大的自然力；他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全面地、更正确地认识、把握复杂事物和现象；他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有更长远的预见、设计；他们可以有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精准的计划、安排；他们可以做到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完美的组织、协调，等等。一句话，商工文明形态的人的思维方法的特点，使得他们比处于农耕 文明形态的人，无论在个体上、还是在群体上，都拥有巨大的知识优势和力量优势。这是农耕文明无法与商工文明竞争的根本原因。
理性的另一含义：为解决人自身行为控制或驱动之理由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
理性的另一含义是指为解决人自身行为控制或驱动之理由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这种理性可以被简称为行为理性或实践理性。
17世纪荷兰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认为理性是自然人性，是人鉴别利害，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人们运用这种能力，可以对自身行为加以判断，并形成一些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就是自然法。在讨论与人的行为有关的伦理问题时，笛卡尔也讨论了与认知理性不同的另一种理性，又称意志。笛卡尔认为，归因于人的身体的自然欲望产生命令人的行动的驱力，而属于人的“人的心灵运动的理性意志常常又对这种驱力作反作用，两者常发生冲突。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养成习惯，运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然欲望或感性，选择合理的行为。霍布斯(Hobbes，Thomas，1588～1679年)认为，人们最初处于“人人为战”的自然状态。人们之所以能摆脱自然状态，是依靠人的和平情感和人类理性这两个东西。和平情感是人的感性欲求的表现，自不待言。“理性”是什么?霍布斯并未评说，在论述中，霍布斯实际上是将理性作为人的判断利害、差别利益大小的能力来看待的。人的这种判断能力用于指导人的行为，便为人们确立行为规则，这就是自然法则。斯宾诺莎同样认为理性可以支配情欲。在理性指导下，人们可以避恶从善，或在比较权衡中，选择较大之善。理性可以为人们确立行为规则，这是理性命令。卢梭在认识论上是个感觉论者，在人的行为领域，他极为推崇良心的判断，同时也重视理化。他认为人具有理智判断力，根据这种能力，人可以作出理性判断，从而指导欲念和情感，使人正确地选择行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行为依据是生理的冲动、嗜欲、欲望。在社会状态下，人们的行为依据是理性约法。康德确认人首先是一种感性存在物，在自然本能、欲望、情感、冲动影响下行动，但更重要的是人具有理性能力，能自我确立道德行为原则、选择行为。在康德看来，在认知领域，纯粹理性一方面为自然立法，确定人的认识的先天形式，另一方面为人的行为原则立法，确定人在思考行为原则时所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根据这一最高法则，直接支配行为的实践理性选择具体行为准则，指导行为。由于实践理性要根据纯粹理性这种先定的道德思维形式——最高法则、绝对命令——去思考、选择行为准则，所以，它不是简单地听从于人的自然本能、欲望、情感、冲动而命令人作出行为，而在对这些自然本能、欲望、情感、冲动有所控制、约束的情况下选择行为。在黑格尔那儿，自在的本体理性同时也是人的行为理性。黑格尔同样否认人简单地依据感性、欲望从事行为的自由或权利，认为人只应享有在理性约束下行为的自由。
总之，以上所引述的思想家们的论述都认为人的行为既有感性驱动的一面，又有理性控制的一面。人的行为理性就起着控制人的感性、欲望、本能、冲动和情感，以致控制人的行为的作用。慨而言之，行为理性是指，人对感性欲望、冲动所要求的起始性行为加以思考、对该行为所可能导致的有利后果与不利后果加以预测、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作出关于行为选择的决定的思维机制。
在行为理性支配下所作出的行为被视为理性行为。理性行为的第一要义是追求自我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行为人的行为选择准则是，或者在成本代价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或者在获利的量值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降低成本代价。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既降低成本代价，又获得更大利益。
商工文明的到来，首先启动于人们对财富、利益的重视、追求。商工文明初启时代，行为理性思维所倡导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同新教教义所倡导全力致富以成为上帝的好选民之义务相得益彰，殊途同归地驱使人们全力牟利财富。人们遵奉这种理性思维原理，力求行为的理性化，在生产、生活中，处处追求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效果，从而在各种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效率性。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硬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是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本杰明·富兰克林给人们的告诫充分地表明了商工文明的人们对财富的理性追求。
商工文明形态的人为了谋取交换中的利益不惜远涉重洋将此地的廉价商品运到彼地高价出售；为了降低商品成本而在全世界寻找廉价原料；为了获得可供大量出售的商品而发明机器以加速生产；为了提高单位时间生产效率而精细划分生产程序、细化分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精心设计每一个生产环节使之规范化以利大规模生产；为了核算成本和利润发明了复式簿记方法并形成周密严格的财务管理。此外，同绕着提供便利和提高效率，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其他领域形成精细、严密的分工，在交换符种商品和服务中形成社会联系的网络。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的行为选择并不以理性为主导。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的生活哲理并不强调对财富、利益的追求，而是倡导小富即安。以致农耕文明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精力、热情投入到致富的事业中。此外，农耕文明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强调某一单一的价值目标，而不去计算成本代价的得失.愚公移山是这样的典型的例子。全国大炼钢铁是这样典型范例。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是这样的典型例子。直至今日，许多地方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修建城市广场、搞经济开发区，在付出大量的成本之后毫无收益，仍然足典型的农耕文明的非理性思维。还有以对干部的GDP考核作为干部政绩升迁的唯一标准，仍然是农耕文明的非理性思维范例。
结合认知理性的知识成果的积累，处于商工文明形态的人运用行为理性思维机制显得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中的人更精于算计。它们可以在单位时间里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的人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它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的人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它们可以生产出同样的产品而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用较少的原材料、能源；它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中的人更多样化地利用资金去谋利。
另外，商工文明时代人们对理性思维的运用，使得他们形成一套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规则。理性使他们发现，在各自的逐利活动中，为了使相互利用、相互协作的关系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必须共同遵守一些行为规则、这些理性规则在某特定事件上对某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是一种不利的限制，但对这个人与其他成员的长期交往而 言则是有利的、必需的。这些理性规则对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种行为限制而似乎不利，但对整个社会的交往而言，却是减少了交往的阻碍，避免了相互损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中因发生矛盾而产生的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获得自由。富兰克林向人们提出的守信的告诫，充分表现了商工文明的理性交往准则。“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或具有农耕文明思维方式的人看重的是人情，而并不重视规则、、在相互交往中，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或具有农耕文明思维方式的人在和陌生人交往中，通常看重的是一次性获利，从而把不守信用、欺骗他人、坑害他人当作聪明、能干。在普遍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的人们难以通过互助协作而获利，即使形成相互的交往，也要付出巨大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追究成本等。因此，在人口数量相等、其他自然条件相差无多的情况下，处于商工文明状态中的人比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的人可以以更轻松的心情相互交往，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可以通过更普遍地交往协作而获得更大利益。
以现代商工文明社会发生的问题为由拒绝文明转型不可取
理性思维并非没问题。譬如，脱离人类的良知，理性思维可能带来灾难。同时，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与宇宙之广袤、世界之复杂相比总是微渺的。所以，依据有限的认知能力获得的既有知识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常常导致人类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可能就是在有限的理性思维能力主导下的行为后果。但是，由此预言人类新的文明即将到来则属于无根据的臆想。人类的生产目的、价值追求、生产方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同样是在理性思维的认知能力拓展的基础上的变化。商工文明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文明形态会不断发展，不断解决自身的问题。但理性仍然是这一文明形态的思维主导。凡是尚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国家、社会，除了自甘落后，不能以现代商工文明社会发生的问题为理由拒绝自身的文明转型，也不能以所谓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之臆测为依据拒绝向商工文明学习，而凡是向商工文明学习的，首要的是学习商工文明的主导型思维方式——理性思维。任何一个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国家或社会，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向商工文明的转型，从根本上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思维方式上的理性化变革。(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
商工文明从公元16世纪开始逐步形成于西欧地区。商工文明是一个完整的人类思想、生产、生活、组织管理的文明形态，它包括思维方式的理性化，价值观念的人本化，交换方式的市场化，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分配方式的普惠化，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政治组织的民主化，社会管理、交往方式的法治化，发展趋势的全球化等要素或特点。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民主化等任何一个单一概念都不足以表达商工文明的这些丰富的含义。虽然到目前为止，实现由农耕文明向商工文明转型的只是少数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商工文明在社会的认知思维方式上、在社会交换生产方式上、在社会掌握的能量转换方式上、在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上，与农耕文明相比占有极大的优势，所以，它已成为在当今世界占主导地位的文明形态。
理性的首要含义：为解决对外界事物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
商工文明的首要特点是思维方式的理性化。它也是商工文明区别于农耕文明的基本点。理性首先是指为解决对外界事物认识的真实性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
被誉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为人类争取并保证理性权利的第一人”的勒奈·笛卡尔(Rene Descartes，1596~1650)率先表达了对感官认知事物的可靠性的怀疑。他认为，认识外界事物不可靠感官，必须凭精神。所谓“精神”便是思维的理性。这种思维理性是指人的一种理解力、判断力。它使人能透过混杂的、歪曲的、错误的感官映象、感性认识而洞察事物的本相、本质、获得真理性知识。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使用的“心灵”(有时亦称“理智”)相当于前述一些思想家所讲的认知理性。斯宾诺莎摒弃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认为心灵具有认识外界事物的本质、获得真知的能力。但是，它要通过人的身体获得这些真知。人的身体受外界事物的激动形成观念。心灵则将这些观念与实体或自然的本质相联系，对照，以致更明晰地观察事物，获得真观念、真知识。在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年)那里，理性是一种天然禀赋，是一种发现真理的能力。但是，理性的真理的认识并不依赖于感性，而是通过沉思和机缘将先天存在于人的灵魂中的原则观念加以揭示和发掘。通过这种方式发掘的真理是必然性真理。《人们公认的经验主义的始祖洛克(Tohn Locke，1632～1704年)也不否认理性的存在。在洛克看来，人的心灵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记号和观念。人的知识、观念、原则都是从感性经验得来的。教学、公理、思维的原理和道德原则都不是天赋的，而是人们在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发现的。洛克认为，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包括机敏和推论两种官能。理性“借前一种发现中介观念，借后一种加以整理，因此，它就可以发现出一系列观念中各环节间的联系，把两端连接起来。因此，它就把所追求的真理一目了然；这就叫做推论。”洛克认为理性还有一种作用，它可以寻找出某些方法，对某些命题的依据加以推论，发现各个观念或证明间的概然的联系，从而对这些命题表示同意，以此代替知识。总之，在洛克这儿，理性是认知真理和对某些与确实的知识只有概然联系的命题加以判断、表示同意的能力。在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年)那里，理性首先是指认知意义上的纯粹理性。它是人的主观认识能力，并具有先天形式，包括时、空和从形式逻辑中引出的十二个范畴(关于量的：单一性、复多性、全体性；关于质的：实在性、否定性、限制性；关于关系的：实体与偶性、原则与结果、交互作用；关于模式的：可能性、存在性、必然性)。人的知识来自于纯粹理性对感性经验的统摄。也就是用作为人的认知能力的先天形式去综合、整理和统一感性经验材料。
在上述各思想家的理论中，对人的感性认知与理性认知的关系的论述各有不同，但在下述两点上的看法是共同的：一、理性是人的不同于感性认知能力的另一种认知能力；二、这种认知能力的运用总是导致真理性知识的获得。概括而言，这里的理性是指人的运用回忆、比较、分析、综合、归纳、演绎、辩证研究等方法对感性的知觉、感觉、印象、表象等知识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深入思考，从而得到对复杂事物的在其现象、表象掩盖下的本质或本质性联系的知识的思维机制。这种理性可以被简称为认知理性。
商工文明时代的哲学家对理性认知的强调，表明了商工文明时代的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对外在事物的正确认知。为了保证对事物的正确的认知，商工文明时代的思想家们力求将理性思维方法规则化，力求将理性思维所运用的回忆、对比、联想、分析、综合、归纳、推理、假设、演绎等思想方法得以明确化，力求使用以表达认知成果的语言概念与其意图表达的现存事物、现象形成准确对应，并进而通过感官的更高层次上的感觉、体验去检验理性认知成果与其意图表达的实存事物、现象的对应性、准确性，以至使这种思想方法、思考成果可以被学习、转述、运用，从而推动了理性思维的普遍化，加快了真理性知识的增长、积累、普及。
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远远不同于商工文明的思维方式。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的最大特点是模糊性、无规则性。其对外在事物的认识大多依赖于人的感官的对外在事物的直接体验、超验的直觉、浅近且粗劣的推理、无规则的联想和猜想。这种思维并不追求对事物的真理性认识，而是重在给人们的行为提供一个看似正确的理由。譬如中国传统上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作为农耕文明的思考成果的语言概念常常是模糊的，不可精确定义的，从而也是难以学习、传承的。由农耕文明的思维方法形成的知识包含着大量的扭曲的映像、错误的观念。而当这些知识、观念被人们用来作为自己行为的理由或依据、并且这些行为又成为既有的社会秩序的一部分时，它们通常被神圣化，从而禁止人们对它们加以怀疑、改变、纠正。所以，农耕文明的知识积累、增长缓慢。
而商工文明时代的知识的迅速增长、积累、传播，使得处于商工文明形态中的人拥有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中的人多得多的知识，所以，处于商工文明形态中的人显得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中的人聪明得多：他们掌握着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所完全不懂的自然奥秘；他们可以支配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所完全不知的强大的自然力；他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全面地、更正确地认识、把握复杂事物和现象；他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有更长远的预见、设计；他们可以有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精准的计划、安排；他们可以做到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更完美的组织、协调，等等。一句话，商工文明形态的人的思维方法的特点，使得他们比处于农耕 文明形态的人，无论在个体上、还是在群体上，都拥有巨大的知识优势和力量优势。这是农耕文明无法与商工文明竞争的根本原因。
理性的另一含义：为解决人自身行为控制或驱动之理由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
理性的另一含义是指为解决人自身行为控制或驱动之理由问题的人的思维机制。这种理性可以被简称为行为理性或实践理性。
17世纪荷兰思想家格老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认为理性是自然人性，是人鉴别利害，作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人们运用这种能力，可以对自身行为加以判断，并形成一些行为规则。这些规则就是自然法。在讨论与人的行为有关的伦理问题时，笛卡尔也讨论了与认知理性不同的另一种理性，又称意志。笛卡尔认为，归因于人的身体的自然欲望产生命令人的行动的驱力，而属于人的“人的心灵运动的理性意志常常又对这种驱力作反作用，两者常发生冲突。人们可以通过适当的训练，养成习惯，运用理性意志控制自然欲望或感性，选择合理的行为。霍布斯(Hobbes，Thomas，1588～1679年)认为，人们最初处于“人人为战”的自然状态。人们之所以能摆脱自然状态，是依靠人的和平情感和人类理性这两个东西。和平情感是人的感性欲求的表现，自不待言。“理性”是什么?霍布斯并未评说，在论述中，霍布斯实际上是将理性作为人的判断利害、差别利益大小的能力来看待的。人的这种判断能力用于指导人的行为，便为人们确立行为规则，这就是自然法则。斯宾诺莎同样认为理性可以支配情欲。在理性指导下，人们可以避恶从善，或在比较权衡中，选择较大之善。理性可以为人们确立行为规则，这是理性命令。卢梭在认识论上是个感觉论者，在人的行为领域，他极为推崇良心的判断，同时也重视理化。他认为人具有理智判断力，根据这种能力，人可以作出理性判断，从而指导欲念和情感，使人正确地选择行为。在自然状态下，人们的行为依据是生理的冲动、嗜欲、欲望。在社会状态下，人们的行为依据是理性约法。康德确认人首先是一种感性存在物，在自然本能、欲望、情感、冲动影响下行动，但更重要的是人具有理性能力，能自我确立道德行为原则、选择行为。在康德看来，在认知领域，纯粹理性一方面为自然立法，确定人的认识的先天形式，另一方面为人的行为原则立法，确定人在思考行为原则时所必须遵循的最高法则。根据这一最高法则，直接支配行为的实践理性选择具体行为准则，指导行为。由于实践理性要根据纯粹理性这种先定的道德思维形式——最高法则、绝对命令——去思考、选择行为准则，所以，它不是简单地听从于人的自然本能、欲望、情感、冲动而命令人作出行为，而在对这些自然本能、欲望、情感、冲动有所控制、约束的情况下选择行为。在黑格尔那儿，自在的本体理性同时也是人的行为理性。黑格尔同样否认人简单地依据感性、欲望从事行为的自由或权利，认为人只应享有在理性约束下行为的自由。
总之，以上所引述的思想家们的论述都认为人的行为既有感性驱动的一面，又有理性控制的一面。人的行为理性就起着控制人的感性、欲望、本能、冲动和情感，以致控制人的行为的作用。慨而言之，行为理性是指，人对感性欲望、冲动所要求的起始性行为加以思考、对该行为所可能导致的有利后果与不利后果加以预测、根据趋利避害的原则作出关于行为选择的决定的思维机制。
在行为理性支配下所作出的行为被视为理性行为。理性行为的第一要义是追求自我的利益最大化。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行为人的行为选择准则是，或者在成本代价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获取利益；或者在获利的量值不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减少、降低成本代价。当然最好的情况是既降低成本代价，又获得更大利益。
商工文明的到来，首先启动于人们对财富、利益的重视、追求。商工文明初启时代，行为理性思维所倡导的利益最大化要求，同新教教义所倡导全力致富以成为上帝的好选民之义务相得益彰，殊途同归地驱使人们全力牟利财富。人们遵奉这种理性思维原理，力求行为的理性化，在生产、生活中，处处追求以最小的成本代价获取最大的利益、效果，从而在各种行为活动中体现出效率性。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或硬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是生生不已。五先令经周转变成六先令，再周转变成七先令三便士，如此周转下去变到一百英镑。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这样，收益也就增长得越来越快。”本杰明·富兰克林给人们的告诫充分地表明了商工文明的人们对财富的理性追求。
商工文明形态的人为了谋取交换中的利益不惜远涉重洋将此地的廉价商品运到彼地高价出售；为了降低商品成本而在全世界寻找廉价原料；为了获得可供大量出售的商品而发明机器以加速生产；为了提高单位时间生产效率而精细划分生产程序、细化分工；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而精心设计每一个生产环节使之规范化以利大规模生产；为了核算成本和利润发明了复式簿记方法并形成周密严格的财务管理。此外，同绕着提供便利和提高效率，社会生产生活以及其他领域形成精细、严密的分工，在交换符种商品和服务中形成社会联系的网络。
与之相反的情况是，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的行为选择并不以理性为主导。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的生活哲理并不强调对财富、利益的追求，而是倡导小富即安。以致农耕文明的人不会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精力、热情投入到致富的事业中。此外，农耕文明的人在社会生活中常常强调某一单一的价值目标，而不去计算成本代价的得失.愚公移山是这样的典型的例子。全国大炼钢铁是这样典型范例。全国农业学大寨也是这样的典型例子。直至今日，许多地方不计成本地招商引资、修建城市广场、搞经济开发区，在付出大量的成本之后毫无收益，仍然足典型的农耕文明的非理性思维。还有以对干部的GDP考核作为干部政绩升迁的唯一标准，仍然是农耕文明的非理性思维范例。
结合认知理性的知识成果的积累，处于商工文明形态的人运用行为理性思维机制显得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中的人更精于算计。它们可以在单位时间里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的人生产更多、更好的产品；它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思维的人更有效地利用时间；它们可以生产出同样的产品而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人用较少的原材料、能源；它们可以比处于农耕文明形态中的人更多样化地利用资金去谋利。
另外，商工文明时代人们对理性思维的运用，使得他们形成一套用于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规则。理性使他们发现，在各自的逐利活动中，为了使相互利用、相互协作的关系能够长期持续下去，必须共同遵守一些行为规则、这些理性规则在某特定事件上对某特定的人而言可能是一种不利的限制，但对这个人与其他成员的长期交往而 言则是有利的、必需的。这些理性规则对个人而言，可能是一种行为限制而似乎不利，但对整个社会的交往而言，却是减少了交往的阻碍，避免了相互损害，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们相互交往中因发生矛盾而产生的成本，从而最大限度地使人们获得自由。富兰克林向人们提出的守信的告诫，充分表现了商工文明的理性交往准则。“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谁若被公认是一贯准时付钱的人，他便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聚集起他的朋友们所用不着的所有的钱。这一点时常大有裨益。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的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或具有农耕文明思维方式的人看重的是人情，而并不重视规则、、在相互交往中，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或具有农耕文明思维方式的人在和陌生人交往中，通常看重的是一次性获利，从而把不守信用、欺骗他人、坑害他人当作聪明、能干。在普遍缺乏信任的情况下，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的人们难以通过互助协作而获利，即使形成相互的交往，也要付出巨大的谈判成本、监督成本、追究成本等。因此，在人口数量相等、其他自然条件相差无多的情况下，处于商工文明状态中的人比处于农耕文明状态中的人可以以更轻松的心情相互交往，可以积累更多的财富，可以通过更普遍地交往协作而获得更大利益。
以现代商工文明社会发生的问题为由拒绝文明转型不可取
理性思维并非没问题。譬如，脱离人类的良知，理性思维可能带来灾难。同时，人类的理性认知能力与宇宙之广袤、世界之复杂相比总是微渺的。所以，依据有限的认知能力获得的既有知识所作出的行为选择常常导致人类意想不到的不利后果。当今世界所面对的环境破坏、气候变化、资源枯竭等问题，可能就是在有限的理性思维能力主导下的行为后果。但是，由此预言人类新的文明即将到来则属于无根据的臆想。人类的生产目的、价值追求、生产方式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但这同样是在理性思维的认知能力拓展的基础上的变化。商工文明作为一个全方位的文明形态会不断发展，不断解决自身的问题。但理性仍然是这一文明形态的思维主导。凡是尚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国家、社会，除了自甘落后，不能以现代商工文明社会发生的问题为理由拒绝自身的文明转型，也不能以所谓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之臆测为依据拒绝向商工文明学习，而凡是向商工文明学习的，首要的是学习商工文明的主导型思维方式——理性思维。任何一个处于农耕文明形态的国家或社会，其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向商工文明的转型，从根本上就取决于是否能够实现思维方式上的理性化变革。(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政法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