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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年初，高华教授的论文集《革命年代》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高华在大陆出版的第一本著作（之前的成名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引起了知识界和读书界极大的关注，也引发大陆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对刚刚过去的20世纪革命中国的历史记忆与反思。讵料未及2012年到来，高华就在2011年12月26日深夜溘然长逝。
高华的死，成为2011年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大的损失之一，诸多海内外学者都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惋惜与敬意，也刺激了有真关怀的学者对当前病态的学院体制和生态的反省。杨奎松、许纪霖等高华生前至交在报刊撰文纪念，追述交往历程及对高华治学为人的评价。高华的死，可以说成了2011年中国知识界一个悲剧性而又意味深长的煞尾。一个历史学家的去世，为何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悼念与哀思甚至“争议”？这是我们在与高华已然天人两隔的此时此刻需要反复追问与省思的。
“知识分子的责任”
学者萧延中曾撰文评论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这部著作真正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不如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40年代以来已固化了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尽管这部学术著作仍有进一步规范和提炼的空间，如该书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反话语’意味，但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即使如此，高华的著作之历史学‘考据-梳理’的丰厚底蕴，仍是一般‘评述性’著述所无可比拟的，它无愧于被称之为中国当代史‘新史学’之不可替代的研究范本之一。”
换言之，高华的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对既往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党史研究的突破，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学术界和民间修史的多重压力下，正统的历史叙述也在不断地调整、开放，进而更为逼近历史真相。这自然有助于当代中国最匮乏的朝野价值共识的形成。杨奎松教授在回忆文章里论及这部著作时指出：“我不认为他（指高华，引者注）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但他同时也肯定了高华著作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学术见解尽可见仁见智，而且随着档案等史料的进一步开放与史家思想资源的多元化，对于历史的解释框架自然会更加多元化。但是不管史学如何变化，在高华的治史历程中所彰显的史家意识与独立精神，却是同辈学人和后学共同信奉的。高华的史学作品不是如今大行其道的学院量化生产体制的产物（事实上，高华生前几乎未曾申请任何体制内的科研经费，他很早就是学术上的“个体户”），而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与心智生命的投注。他多次在不同著作的序言或后记里追述个体的成长历程，而这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创深痛巨的“政治贱民”的底层经验，让他对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与革命遗产难以释怀。
高华曾在《革命年代》一书后记里描述其从事历史研究的精神动力：“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月、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史家在爬梳、还原与解释历史时强调一种叙述上的“价值中立”，但价值中立并不意味着史家没有自己的价值关切，而走向一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纵览高华的著述就可发现，支撑高华著书立说最基本的精神资源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本内涵就是他曾言及的“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这种人文主义的来源之一是高华在青少年时代的“秘密阅读”。“文革”期间，因偶然的机缘他结识了南京某中学留守处图书馆的看管员，后者允许少年时代的高华每周进仓库借一旅行袋的“禁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偷读”过程里，成长在蒙昧主义盛行和反智当道时代的高华却阅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孟德斯鸠《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文革”后期，高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籍教授刘妮娜及其先生，通过家庭的聚谈和书籍的借阅，高华对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与人道主义有了深切的认知与感受。
阅读消解政治压抑的同时，也在开端启新创造一个新的自我，这是生活在苦难年代备受政治歧视和社会不义的高华生命中的一种“幸运”，通过阅读、讨论与思索，以及对极“左”年代的“新专制主义”的切肤之痛，他开始了精神上的自我启蒙，而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一步步地变异、沉沦乃至覆灭，导致20世纪中国蒙受了太多的人为苦难，更是成为始终环绕着高华历史世界的基本问题。
自觉的价值论述
自然，个体生命的创伤性记忆也容易导致学者写作的一种“逆反心志”，最后走向一种与批评对象的思维与话语同质化的“越反越像”的悖论，这在国内外出版的涉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著作、回忆录、口述史里屡屡可见。对历史的书写和对遗忘的抵抗，是为了追求在还原真相的前提下的人际之间、代际之间的真正和解，这种和解首先需要统治者对历史的一份诚实而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在这前提下受难者宽恕施害者，并以此为政治领域引入交往理性与博爱精神。这正是转型时代的正义议题。
所幸高华对此有着明确的自觉，即使以其延安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而论，他在论述这些“统治的技艺”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导致私人生活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及人性的极度扭曲等），也并不忽视某些社会政策的积极后果。也正因为此，高华在历史叙述的价值层面显得更为审慎、周密。他没有陷溺在情绪化的私人写作中而无从自拔。他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曾说过：“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20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高华治史的可贵，除了这种价值论述上的自觉之外，还在于他并没有因为集中研究中共政治领袖人物而沉迷在上层政治史的泥淖，与对影响历史至深且远的大人物的研究并行不悖的，还有他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关注和考察。高华生前一直在收集诸多民间自印本的回忆录、口述史等著作，他曾经到华东师范大学做过一次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为主题的演讲，呼吁学界和读书界关注不同于档案、官修史书的民间历史写作，并且在演讲结束后的交流中，倡导学界与民间写史的学者增进互动和交流，共同推进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高华没有学院精英的傲慢与封闭，也没有戴着所谓“著名学者”的桂冠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思想的生命是苟日新又日日新的，他的心灵也始终是开放而自由的，或许正因为其自身在学院体制里的长期被边缘化，对于那些体制的边缘者或体制外人士他更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
高华曾经以建国初期的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等史料，细致而深入地还原了共和国初期的社会统合和政治规训的成败得失，尤其是这种政治上的运动治国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的影响。正如论者指出，高华治史的特长不在其史料的获取能力，而在其对史料的解读中显露出来的悟性，即擅长见微知著以管窥豹，能通过细碎而零散的史料洞彻历史的真相与逻辑。高华曾在这篇专题论文中呼吁：“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使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为己之学”
高华的意义更要放置在近20年中国大陆知识界急剧的体制化进程来理解，1980年代坚持对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学界，在1990年代以后的跑马圈地中闷声发大财，从体制的异议者变成体制的合谋者甚至成为国家主义大合唱的夜莺，而高华自始至终就是荷戟独彷徨的学术独行侠。面对这个越来越利益化的刚性学院体制，他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坚守个人的学术良知，坚持著书不为稻粱谋的超越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为己之学”。从这个方面来说，学者高华也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许纪霖教授在《忆高华，悼高华》一文中说：“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著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这真是知者之论。
高华生前说过：“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就当前学院现状与趋向而论，笔者远没有心地醇厚的高华教授那么乐观，而对于他自谦的过渡年代过渡性的这类人，笔者却认为这正是极具转型时代特征的内涵丰富而多元的一代人，他们既见证过理想主义的沉没，也目击过知识分子理想的再度幻灭，又挣扎着在19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滚滚潮流中为历史留下一脉真相，为心灵铸造一方净土，这样的一群上下而求索的知识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会像永不消逝的电波那样，激荡着年轻一代的跟随者和超越者的心灵与思想。他们的学术或许大有可商榷之处，而其人格之璀璨与高洁则将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丰碑。
高华的死，成为2011年知识界和学术界最大的损失之一，诸多海内外学者都纷纷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惋惜与敬意，也刺激了有真关怀的学者对当前病态的学院体制和生态的反省。杨奎松、许纪霖等高华生前至交在报刊撰文纪念，追述交往历程及对高华治学为人的评价。高华的死，可以说成了2011年中国知识界一个悲剧性而又意味深长的煞尾。一个历史学家的去世，为何会引发如此大规模的悼念与哀思甚至“争议”？这是我们在与高华已然天人两隔的此时此刻需要反复追问与省思的。
“知识分子的责任”
学者萧延中曾撰文评论高华的代表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仅对毛泽东研究的学术突破而言，高华这部著作真正的价值，与其说在于史料的细腻整理，不如说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修正、摆脱，甚至颠覆了自40年代以来已固化了的意识形态解释框架和话语表达，而独创了一套崭新的历史叙述模式。尽管这部学术著作仍有进一步规范和提炼的空间，如该书仍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意识形态反话语’意味，但至少在我个人看来，即使如此，高华的著作之历史学‘考据-梳理’的丰厚底蕴，仍是一般‘评述性’著述所无可比拟的，它无愧于被称之为中国当代史‘新史学’之不可替代的研究范本之一。”
换言之，高华的研究的核心意义在于对既往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党史研究的突破，事实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学术界和民间修史的多重压力下，正统的历史叙述也在不断地调整、开放，进而更为逼近历史真相。这自然有助于当代中国最匮乏的朝野价值共识的形成。杨奎松教授在回忆文章里论及这部著作时指出：“我不认为他（指高华，引者注）对当年中共党内高层之间的权力斗争，以及个人动机、情结和心计所作的许多‘深描’，有足够的实证依据。他也一一解释了他的思路和逻辑。”但他同时也肯定了高华著作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学术见解尽可见仁见智，而且随着档案等史料的进一步开放与史家思想资源的多元化，对于历史的解释框架自然会更加多元化。但是不管史学如何变化，在高华的治史历程中所彰显的史家意识与独立精神，却是同辈学人和后学共同信奉的。高华的史学作品不是如今大行其道的学院量化生产体制的产物（事实上，高华生前几乎未曾申请任何体制内的科研经费，他很早就是学术上的“个体户”），而是个人化的历史记忆与心智生命的投注。他多次在不同著作的序言或后记里追述个体的成长历程，而这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创深痛巨的“政治贱民”的底层经验，让他对20世纪中国的革命历史与革命遗产难以释怀。
高华曾在《革命年代》一书后记里描述其从事历史研究的精神动力：“说来还得感谢我所经历的那个年代：革命年代，既有大震动、大改组、大破坏，也意味着风卷残月、摧枯拉朽，其间有血泪、痛苦、死亡，也有激情和理想。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长在这个年代，它给了我巨大的冲击，也给了我动力和人生的坐标，我和我的那些理想主义的朋友们从此注定了不会为了功名利禄去做研究，也不会心如死水，像研究古董那样去回望过去。于是，就在这喧哗、实利主义的90年代，守着某种信念，以及可能已是陈词滥调的所谓‘知识分子的责任’等，开始摸索着观察、研究逝去的年代。”
史家在爬梳、还原与解释历史时强调一种叙述上的“价值中立”，但价值中立并不意味着史家没有自己的价值关切，而走向一种价值上的虚无主义。纵览高华的著述就可发现，支撑高华著书立说最基本的精神资源是一种“人文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本内涵就是他曾言及的“至今还深以为然的‘五四’的新价值：民主、自由、独立、社会正义和人道主义。”
这种人文主义的来源之一是高华在青少年时代的“秘密阅读”。“文革”期间，因偶然的机缘他结识了南京某中学留守处图书馆的看管员，后者允许少年时代的高华每周进仓库借一旅行袋的“禁书”。正是在这样一种“偷读”过程里，成长在蒙昧主义盛行和反智当道时代的高华却阅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孟德斯鸠《一个波斯人的信札》、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作品。“文革”后期，高华结识了南京大学外文系俄籍教授刘妮娜及其先生，通过家庭的聚谈和书籍的借阅，高华对俄罗斯文学的经典与人道主义有了深切的认知与感受。
阅读消解政治压抑的同时，也在开端启新创造一个新的自我，这是生活在苦难年代备受政治歧视和社会不义的高华生命中的一种“幸运”，通过阅读、讨论与思索，以及对极“左”年代的“新专制主义”的切肤之痛，他开始了精神上的自我启蒙，而革命的理想主义是如何在革命实践中一步步地变异、沉沦乃至覆灭，导致20世纪中国蒙受了太多的人为苦难，更是成为始终环绕着高华历史世界的基本问题。
自觉的价值论述
自然，个体生命的创伤性记忆也容易导致学者写作的一种“逆反心志”，最后走向一种与批评对象的思维与话语同质化的“越反越像”的悖论，这在国内外出版的涉及毛泽东时代的一些著作、回忆录、口述史里屡屡可见。对历史的书写和对遗忘的抵抗，是为了追求在还原真相的前提下的人际之间、代际之间的真正和解，这种和解首先需要统治者对历史的一份诚实而敢于承担责任的态度，在这前提下受难者宽恕施害者，并以此为政治领域引入交往理性与博爱精神。这正是转型时代的正义议题。
所幸高华对此有着明确的自觉，即使以其延安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而论，他在论述这些“统治的技艺”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比如导致私人生活领域的高度政治化及人性的极度扭曲等），也并不忽视某些社会政策的积极后果。也正因为此，高华在历史叙述的价值层面显得更为审慎、周密。他没有陷溺在情绪化的私人写作中而无从自拔。他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曾说过：“吾细读历史，站在20世纪全局观20年代后中国共产革命之风起云涌，心中自对中共革命抱持一种深切的同情和理解。吾将其看成是20世纪中国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造运动的产物，认为在历史上自有其重大正面价值和意义。”
高华治史的可贵，除了这种价值论述上的自觉之外，还在于他并没有因为集中研究中共政治领袖人物而沉迷在上层政治史的泥淖，与对影响历史至深且远的大人物的研究并行不悖的，还有他对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关注和考察。高华生前一直在收集诸多民间自印本的回忆录、口述史等著作，他曾经到华东师范大学做过一次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为主题的演讲，呼吁学界和读书界关注不同于档案、官修史书的民间历史写作，并且在演讲结束后的交流中，倡导学界与民间写史的学者增进互动和交流，共同推进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高华没有学院精英的傲慢与封闭，也没有戴着所谓“著名学者”的桂冠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他思想的生命是苟日新又日日新的，他的心灵也始终是开放而自由的，或许正因为其自身在学院体制里的长期被边缘化，对于那些体制的边缘者或体制外人士他更多了一份同情之理解。
高华曾经以建国初期的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等史料，细致而深入地还原了共和国初期的社会统合和政治规训的成败得失，尤其是这种政治上的运动治国对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心灵世界的影响。正如论者指出，高华治史的特长不在其史料的获取能力，而在其对史料的解读中显露出来的悟性，即擅长见微知著以管窥豹，能通过细碎而零散的史料洞彻历史的真相与逻辑。高华曾在这篇专题论文中呼吁：“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经验和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永远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能对过往的历史，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因为他们组成我们社会的最大多数，他们所处的地位、环境更能使我们了解到历史的多重面相。”
“为己之学”
高华的意义更要放置在近20年中国大陆知识界急剧的体制化进程来理解，1980年代坚持对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的学界，在1990年代以后的跑马圈地中闷声发大财，从体制的异议者变成体制的合谋者甚至成为国家主义大合唱的夜莺，而高华自始至终就是荷戟独彷徨的学术独行侠。面对这个越来越利益化的刚性学院体制，他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态度坚守个人的学术良知，坚持著书不为稻粱谋的超越态度，这是一种真正的“为己之学”。从这个方面来说，学者高华也是一个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
许纪霖教授在《忆高华，悼高华》一文中说：“不要以为高华是一个无畏无惧的战士，其实他像大部分中国书生一样，有自己的畏惧，也有一己之顾虑。但在种种纠结之后，他选择的依然是直行，是对良知和历史的担当。这担当因为有畏惧和顾虑相伴显得格外沉重。我敬佩他的，并非英雄式的义无反顾，而是凡人意义上的自我超越。明知要付出不菲的代价，依然在挣扎中担起重负。世人皆道无知者无畏，而知者有畏，依然选择了咬紧牙关前行，反而显出中国知识人的书生本色。书生非英雄也，乃是有可爱的迂腐，明知有苦头要吃，仍然不像聪明人那样识时务者为俊杰，而是傻傻地执著于内心的真与学术良知。”这真是知者之论。
高华生前说过：“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属于过渡年代里过渡性的那类人，在我们的前面，有群星闪烁的先哲前辈，在我们的后面将会有更多受过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训练的青年才俊，也许未来张力一旦消失，我的这些文章就可归类于‘历史考古学’了，这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会继续走下去。”
就当前学院现状与趋向而论，笔者远没有心地醇厚的高华教授那么乐观，而对于他自谦的过渡年代过渡性的这类人，笔者却认为这正是极具转型时代特征的内涵丰富而多元的一代人，他们既见证过理想主义的沉没，也目击过知识分子理想的再度幻灭，又挣扎着在19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滚滚潮流中为历史留下一脉真相，为心灵铸造一方净土，这样的一群上下而求索的知识人，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上会像永不消逝的电波那样，激荡着年轻一代的跟随者和超越者的心灵与思想。他们的学术或许大有可商榷之处，而其人格之璀璨与高洁则将是学术史和思想史上的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