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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道德和法律作为调整社会秩序的两大重要规则系统,在各自作用发挥的过程中产生着千丝万缕的交织,本文在对道德法律化进行概念阐述的基础上,论证了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
关键词道德法律化 规则 合理性论证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2-276-01
一、道德法律化的概念
对于道德法律化的概念,理论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说法,正是由于众说纷纭,导致学者们对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也产生不同理解,因此,为奠定下文论述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对道德法律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当前学界的论述来看,对于道德法律化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道德进入立法体系的范围问题,即道德将在多大的范围内成为法律强制,法律是否是一简单的道德堆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也就将演变成对现实生活中道德规范的条文罗列,笔者认为道德进入法律领域的范围应该是有限度的,而所谓的道德法律化,应该是指通过立法活动等其他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手段,将一些占有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赋予国家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令其具有法律效力,简而言之,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就是道德的法律强制,其目的是保障道德规范的实施,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其必要性在于道德一般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遵循的一般规则,在法律未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规则时,在法制文明未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入脑、入耳、入心时,对良好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道德调整,只有将道德上升为法律,遵循道德的一般规则,才能使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论证
(一)利益调整是道德法律化的目标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有其一致性,但是也会存在纠葛,甚至发生直接冲突,这就迫切需要一种规则予以调整。这种规则必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依托强制力保障实施,这就需要国家的参与,而法律正是国家运用强制措施将统治利益付诸实践,进行利益调整的重要手段;道德一直是调整社会利益的一般机制,与法律不同,道德作用的发挥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而更多的是依靠人们内心的强制以及舆论的压力,但与法律相通之处在于,也是通过对利益的调整和合理分配进行规制,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两者都是通过对利益的调整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共同构成调整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这就使道德法律化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取向。
(二)调整内容的相通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现实空间
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社会关系既归于道德调整,也属于法律规制,二者在调整内容上有着交叉关系。譬如公序良俗、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等,在道德领域,这是必须要遵循的道德义务,违反了则需承担道德谴责,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进行一般调整的过程中,诸如公平、诚信等,很多都已经是法律的基本原则,而同时也已经纳入了道德的调整范围。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道德所不提倡的东西,同样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虽然二者在调整范围上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两者具有相通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所调整的内容同时也属于道德所调整的内容,这同样为道德的法律化提供了基础,两者在调整范围上的共同部分也就是道德通过立法予以强制的部分。此外,需要予以说明的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内容的庞大复杂,任何一種规制方法都不能尽所有内容于调整范围之内,这就需要两者共同发挥作用,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作用的发挥需要道德的支持,两者的这种融合关系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现实空间。
(三)道德法律化有其合理性的历史渊源
从道德入法的历史渊源来看,古今中外的立法进程也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历史基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社会生活伦理化,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将传统文化中的“忠君”、“三纲五常”等具有维护统治者意志的道德规范运用国家强制力予以推行。该做法虽然存在落后、野蛮之弊端,但是不可否认,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这些规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种将道德入发的做法也对我们推进道德法律化的进程有所启示。进入近现代社会,我们也不乏一些将道德入法的一些成功做法,诸如公平民主正义,都已经作为法律基本原则予以固定下来。从西方立法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虽然为判例法国家,但是在美国国会的立法机构,也下设了“道德委员会”,主要是对所形成的道德规则运用“道德法”的方式推行。而新加坡更是道德法律化的典型,其健康有序的社会秩序与其将道德入法的做法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新加坡,甚至将乱丢垃圾等细节予以法律强制,运用法律条文将其固定下来,使其成为人人遵守的基本规范。
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认识,是人们几千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们在长期追求真善美过程中认识的升华,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尊重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道德规范,也要借鉴吸收国外文明精华为我所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关键词道德法律化 规则 合理性论证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0)02-276-01
一、道德法律化的概念
对于道德法律化的概念,理论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说法,正是由于众说纷纭,导致学者们对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也产生不同理解,因此,为奠定下文论述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对道德法律化的概念进行界定。从当前学界的论述来看,对于道德法律化的分歧主要表现在对于道德进入立法体系的范围问题,即道德将在多大的范围内成为法律强制,法律是否是一简单的道德堆砌?道德法律化的过程也就将演变成对现实生活中道德规范的条文罗列,笔者认为道德进入法律领域的范围应该是有限度的,而所谓的道德法律化,应该是指通过立法活动等其他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手段,将一些占有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赋予国家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令其具有法律效力,简而言之,道德法律化的过程就是道德的法律强制,其目的是保障道德规范的实施,以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其必要性在于道德一般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长期遵循的一般规则,在法律未成为约束人们行为的主要规则时,在法制文明未深入社会的每个角落,入脑、入耳、入心时,对良好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道德调整,只有将道德上升为法律,遵循道德的一般规则,才能使所制定的法律规范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道德法律化的合理性论证
(一)利益调整是道德法律化的目标
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会产生多种多样的利益关系,这种关系有其一致性,但是也会存在纠葛,甚至发生直接冲突,这就迫切需要一种规则予以调整。这种规则必须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依托强制力保障实施,这就需要国家的参与,而法律正是国家运用强制措施将统治利益付诸实践,进行利益调整的重要手段;道德一直是调整社会利益的一般机制,与法律不同,道德作用的发挥不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予以保障,而更多的是依靠人们内心的强制以及舆论的压力,但与法律相通之处在于,也是通过对利益的调整和合理分配进行规制,以实现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两者都是通过对利益的调整使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共同构成调整利益关系的规则体系,这就使道德法律化具有了共同的利益取向。
(二)调整内容的相通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现实空间
道德与法律的调整内容是十分广泛的,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有的社会关系既归于道德调整,也属于法律规制,二者在调整内容上有着交叉关系。譬如公序良俗、尊重他人基本权利等,在道德领域,这是必须要遵循的道德义务,违反了则需承担道德谴责,在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进行一般调整的过程中,诸如公平、诚信等,很多都已经是法律的基本原则,而同时也已经纳入了道德的调整范围。从相反的角度来思考我们可以发现,很多道德所不提倡的东西,同样也是法律所禁止的。虽然二者在调整范围上有不尽一致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两者具有相通性。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法律所调整的内容同时也属于道德所调整的内容,这同样为道德的法律化提供了基础,两者在调整范围上的共同部分也就是道德通过立法予以强制的部分。此外,需要予以说明的是,由于社会关系的广泛性、内容的庞大复杂,任何一種规制方法都不能尽所有内容于调整范围之内,这就需要两者共同发挥作用,道德作用的发挥需要法律予以保障,法律作用的发挥需要道德的支持,两者的这种融合关系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现实空间。
(三)道德法律化有其合理性的历史渊源
从道德入法的历史渊源来看,古今中外的立法进程也为道德法律化提供了历史基础。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统治地位,儒家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社会生活伦理化,统治者为维护自身统治,将传统文化中的“忠君”、“三纲五常”等具有维护统治者意志的道德规范运用国家强制力予以推行。该做法虽然存在落后、野蛮之弊端,但是不可否认,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这些规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这种将道德入发的做法也对我们推进道德法律化的进程有所启示。进入近现代社会,我们也不乏一些将道德入法的一些成功做法,诸如公平民主正义,都已经作为法律基本原则予以固定下来。从西方立法来看,以美国为例,美国虽然为判例法国家,但是在美国国会的立法机构,也下设了“道德委员会”,主要是对所形成的道德规则运用“道德法”的方式推行。而新加坡更是道德法律化的典型,其健康有序的社会秩序与其将道德入法的做法也是密不可分的,在新加坡,甚至将乱丢垃圾等细节予以法律强制,运用法律条文将其固定下来,使其成为人人遵守的基本规范。
对道德和法律关系的认识,是人们几千年来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人们在长期追求真善美过程中认识的升华,我国当前正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尊重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中所积累的道德规范,也要借鉴吸收国外文明精华为我所用,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