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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曾陪父亲张仲实到周扬家看望周扬。之后,又几次访问过周扬夫人苏灵杨。20多年过去了,记忆中的许多事情都已淡忘,但当年看望周扬和采访苏阿姨的场景仍历历在目。下面,将我所知道的周扬的情况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陪父亲看望周扬
1984年3月,在首都文化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父亲与久未见面的周扬会面了。此前的1978年,父亲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时,周扬曾偕在301医院住院的周立波一同来看过父亲。那次座谈会后,父亲说,听说周扬身体不好,我要去看看他。我陪父亲一同去。
周扬的家,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所小四合院内。一进客厅,书香四溢,周扬和苏灵杨夫妇迎上来,周扬见到父亲却开口先向我大声说道:“你父亲是个大大的好人啊!”就在我愣神的一瞬间,周扬似乎觉得我没听清,又对我大声重复了一句“大大的好人啊!”周扬的话说得父亲腼腆地笑了。后来我知道,周扬的耳朵在“文化大革命”入狱前后被打聋了,所以他有时说话声音比较大。这次会面,周扬已是77岁的老人,他说“大大的好人”这句话深沉有力,我似乎感受到他说这句话后面的沧桑人生。
我眼前的周扬,两眼炯炯有神,身穿浅蓝色的中式长衫,头发花白,我感觉虽然他嗓音洪亮,却有点沙哑,还略显疲惫。谈话间,周扬和苏灵杨还特意向我说道,他们30年代在上海工作期间,生活十分困难,几次向父亲预支稿费,才渡过生活难关。谈到文艺创作,周扬对我说,要大胆些,不要有什么顾虑。
看着父亲与周扬、苏灵杨畅谈三四十年代的事情,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我也不禁想起我第一次知道周扬大名的往事。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日报》以几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几乎同时,我家附近西单北大街的墙壁上,也张贴出许多醒目的大字报,白惨惨的纸上刷写着黑漆漆的几个大字,“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周扬两个字上面还划着血淋淋的两个大红×,触目惊心。那时,我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不谙世事,但《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街面上“打倒周扬”的大标语,给我以很大的震撼。我深信周扬是个反对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十恶不赦的“罪人”,“必死无疑”!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过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我惊讶地看到,周扬的名字又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并发表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长篇文章,振聋发聩,影响极大。我和许多人一样,发现周扬不仅没有死,而且在新时期充满了活力,成为解放思想的时代弄潮儿。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对于周扬这类“起死回生”且“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我自然充满了兴趣。在父亲的叙述中,我知道父亲与周扬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结识的。1934年,父亲与胡风、沈兹九等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做编辑,其时胡风是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委任的宣传部长;1936年初,父亲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当时生活书店是邹韬奋、胡愈之创办的国统区最大的进步书店,周扬与生活书店来往密切;40年代周扬和父亲先后到了延安,父亲定期参加由艾思奇、周扬等人发起的“延安新哲学研究会”的讨论,父亲和周扬、丁玲、范文澜还同为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的编委,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就发表在这个杂志的创刊号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与周扬又同在中央文化宣传部门工作。
周扬其人
我并不满足于父亲简单的叙述,翻阅了一些资料,历史和生活向人们展示了在几十年来波涛汹涌的文艺界思想斗争的漩涡中,周扬被折腾成为褒贬不一的一位“焦点人物”。
周扬,1908年出生在湖南益阳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英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向往革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周扬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便东渡日本留学(后于1932年重新入党),在那里他涉猎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日本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撰写的书籍与文章。
1930年底周扬回国后,很快参加了左联,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他翻译和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使他在现代文艺批评界名闻遐迩。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又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并兼任文化同盟总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1937年8月,经组织安排,周扬夫妇和艾思奇夫妇等人来到延安。未满30岁的周扬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以后又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国统区、解放区被隔离了多年的两支文艺大军会合了。会后产生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出任文化部第一届党组书记、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他对电影、戏剧、话剧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54年又出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主管全国文艺工作。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几乎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些文艺界的批判斗争大多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由周扬出面组织在“第一线战斗”。
1966年初,周扬被确诊为肺癌,就在他动手术的时候,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黑线”论。“文化大革命”后,周扬首当其冲。此后9年时间,周扬与家人几乎断绝了联系。他先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后来被送到秦城监狱。
1975年夏,早于周扬出狱两个月的林默涵,致信毛泽东反映周扬的问题。7月,毛泽东听秘书读完此信,沉思良久,之后在来信上写下一段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197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阎王殿”冤案的平反,使陆定一、周扬等人彻底获得平反。此后,周扬又重新活跃在文艺界的领导舞台上。 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旨报告。10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这次大会选举周扬为新一届中国文联主席。
从1977年开始到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前后,周扬对不少老同志说,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而否定他过去许多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同时,周扬与多年来受到迫害的老文艺家见面时,只要有机会,便向大家表示道歉,检讨过去的错误。周扬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忏悔,得到许多人的谅解、肯定和赞扬。
周扬去世前后
自1984年春夏之交父亲去周扬家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1986年下半年,父亲重病在北京医院住院,听说周扬也在楼上住院,我曾几次去楼上病房看他。在周扬病房的门口,我止住了脚步,看见周扬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就像睡熟了似的,一动不动,只有身边的心肺监测仪的心型符号一闪一闪地跳动。他身上盖着白被单,憔悴瘦削的脸颊上布满了胡子茬,鼻子上插着一根导管。周扬就这样躺着,一躺就是四五年。可能是凑巧,我几次来病房看他,他身边都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亲人,显得那样孤单,那样无助。我想,周扬这一生太累了,他一生都生活、战斗在文艺斗争的漩涡中,他是要好好休息了。
1989年7月31日周扬去世后,我去他家悼念,周家的来宾不少,但是却没有看到苏灵杨阿姨。听周扬家里人说,苏阿姨这几天心脏病发作在住院,还不敢把周扬去世的噩耗告诉她。
1989年9月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周扬遗体告别仪式。党中央总书记来了,国务院总理来了,除了文化思想界的同仁外,党、政、军等方面的许多老同志也来了。《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周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周扬走了。周扬的一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前身后,褒贬不一,争议不断。有人这样概括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周扬身上几乎浓缩了一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历史。周扬人生的曲折,反映了时代变革和文艺思想博弈的剧烈波动。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给父亲扫墓,在骨灰堂里,周扬的骨灰盒距父亲的仅有三四米,每次给父亲扫墓后,我总要去周扬的骨灰盒前静默,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周扬疲惫的身姿,体会着他说“大大的好人”这句话内含的苦涩。周扬的骨灰盒静静地呆在那里,上面有一层淡淡的尘埃,默默无言,光荣与梦想,辉煌与成就,都在里面;还有,几十年来文化思想界有多少刀光剑影,有多少辛酸血泪,似乎也都尘封在这淡淡的尘埃下面……
走出冰冷沉寂的骨灰堂,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在多彩的阳光下,我边走边想,但愿“整过别人,又被别人整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与苏灵杨谈周扬
1987年、1988年,我为写30年代文化界的文章,几次去周扬家访问苏灵杨阿姨,此时周扬已常年住院,家里只有她一人,家中安静得有点儿悲凉。苏阿姨说只要她身体好一些,她就去医院看望周扬,但是她经常生病,也要住院。我想,真是祸不单行,两位老人在晚年也不能好好相互照顾一下。
我看过一些资料,了解到苏灵杨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早年,追求她的青年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官宦人家,她都不屑一顾,与周扬终成眷属,实属“情有所独钟”。
1988年,我和苏阿姨围绕着周扬有几次对话,后来整理出来。抄录如下:
张复:1984年底中国作协四大开幕,周扬同志因病不能参加,出席作协四大的356位知名的老中青作家联名给周扬同志写了慰问信,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他当时心情怎样?1988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五届文代会,他又未能出席,周扬同志现在身体怎样?
苏灵杨:作协四大召开期间,周扬在医院收到356位作家的联名慰问信,他非常感动。自那以后,周扬身体一直不好,主要是脑科的病,他身体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不能动,整天躺在床上。
张复:大家都知道,周扬同志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早年求学时学的是文艺吗?
苏灵杨:不是。说到周扬早年求学也有点奇怪,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是遗腹子,母亲很疼爱他,舍不得他去上小学,于是请了位家庭教师。这个家庭教师很有特色,听周扬对我说,他没有教周扬念过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一上来就是一本《御批资治通鉴》。
张复:这本书对孩子来说很深啊。
苏灵杨:这位先生也不深教内容,主要是让周扬自学,周扬说这位老师是自由主义的,不要求他什么,一天到晚带他逛大街,到老百姓家里去聊天,到乡下走走。课本就是这部教材,让他自己批注,不同意皇帝的意见也可批皇帝。这位先生这样启发、教育周扬,这对周扬以后的治学、思想方法是有影响的。后来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周扬上了中学,但仅念了不到一年就回家了。大革命开始后,他和好友林伯森同去武汉考中华大学,林伯森很有信心,周扬却没有信心,待到发了榜,没有林的名字,周扬却是榜上第一名。周扬在武汉呆了一段后又去上海就读大夏大学。以后他去日本留学,有半年多的时间。
张复:那么周扬同志是怎样走向文艺界,以至成为文艺理论家的呢?
苏灵杨:这不能以常规思路来判断,周扬上大学时学的虽然不是文艺,但他对文学感兴趣。1930年底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第二年又转人左翼作家联盟,这期间他写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后来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张复:周扬同志哪年去的延安?
苏灵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在1937年秋调周扬等人去延安。到延安后,周扬先后任职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这是毛主席的安排,那时周扬也就是三十一二岁。 张复: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吧?
苏灵杨: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在文化部、中宣部工作,也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兼职工作,他还要抽时间写文章,工作很忙。文艺界“左”的那一套东西,周扬的位置在那里,难以置身其外。
张复:听说周扬同志在1959年、1961年曾两次派人去北大荒看望反右时受委屈的同志,并请部分人进京参加第三届文代会?
苏灵杨:是的。这种情况在延安也有一例。抢救运动中,《兄妹开荒》的作者安波,当时是鲁艺的教务科长,关在窑洞里反省,周扬要我去看望他,生怕青年人一时想不开自杀。新中国成立后安波曾担任过辽宁省委宣传部长。
张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扬同志被整得很苦吧?
苏灵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就首当其冲挨整,说他是文艺黑线头目,我们在一起蹲了多年监狱。“四人帮”利用“两个口号”的争论,企图否定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的成绩,并借此打击一些老同志,首先就是周扬和夏衍。
张复:我注意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就是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时,周扬同志在讲话中就强调“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意义。不久,他又写了长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84年,我见到周扬同志时,他对我说:“搞创作,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请您谈谈周扬同志这个时期的情况。
苏灵杨:周扬是敢说实话的。他很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思想解放的意义。他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篇文章时生病住在医院里,我几次去医院看他,他都在那里写稿子、反复修改。这篇文章是他自己总结的,题目也是他自己定的。毛主席去世后写文章没有那么多框框,不像过去大文章都是上面定。
张复:听说周扬同志1979年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曾向受到错误打击的文艺界同志当面道歉,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灵杨:是的。周扬认识文艺界“左”的危害性是较早的。我听说有的同志就“批胡风”问题对周扬有意见,我前面说过周扬处在那样的位置很难办。他当时是跟着上面走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编者按发表后,周扬的压力就更大了。
张复:从周扬同志大量的文章及发言中,看得出他的知识面是很广博的,请您谈谈他的读书生活。
苏灵杨:周扬酷爱读书,古今中外、三教九流,他都有兴趣。记得“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我们住在万寿路招待所,他对我说:我读过佛经、看过圣经,但没有看过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一定要找来看看。后来他借到一本古兰经,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张复:除了读书以外,周扬同志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苏灵杨:他对电影、戏剧、音乐是关心的,有时也去欣赏,但平日最多的还是读书。去年(1987年)张光年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海南纪事》,提到前几年由周扬带队去海南岛出差,闲暇之余在天涯海角玩时,针对周扬整天读书的毛病,他建议开个“斗争会”,袁水拍等人表示同意。那天吃过晚饭后,张光年首先发言,说周扬是个怪人,只知读书,对自然风光兴趣不大。这句话反映出周扬的特点。
张复:那么星期天周扬同志是怎样度过的?
苏灵杨:从1949年我和周扬随中央进城,一直到1963年,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问他:星期天去哪啊?周扬总是说,去东安市场看旧书,于是我说和你一起去吧。1963年我们的小外孙已经会走路了,我对周扬说,星期天还去东安市场吗?外孙子怎么办?从那以后周扬和我每个星期天就带着小外孙去动物园了。其实东安市场旧书并不多。周扬对东安市场的字画不大注意,就是对书有兴趣。“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来抄家,问我:你家有多少字画?我说没有。
张复:周扬同志最喜欢读哪方面的书?
苏灵杨:他读书的兴趣面很广。据我所知,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文心雕龙》,他看了不知多少遍,总是赞不绝口。《文心雕龙》研究会的同志们还推选他为该会的名誉会长呢。
张复:周扬同志读书、学习做笔记吗?
苏灵杨:遗憾的是他基本上不做笔记,有时也写几个字,但没有系统的笔记。
张复:《安娜·卡列尼娜》及一些外国知名文艺著作是周扬同志译的,他的外文很好吧?
苏灵杨:《安娜·卡列尼娜》等书他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他不大懂俄文,进城后,周扬担心他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不准确,特意请了一位俄文专家帮他审阅,回答是没有什么差错,周扬才放心。周扬早年曾去日本留学,他也没有学好日文,我问他在日本怎样生活?他说用英语对付。我家有一些外文藏书,如别林斯基、高尔基的,都是英文版。
张复:周扬同志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上有什么特点?
苏灵杨:周扬平日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他总是挤时间看书。他有时一作报告就是两三个小时,从不用稿子。我在家里观察过他,他是有准备的,不是即兴发言。比如他下午要发言,上午他就不和我说话,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思考问题,翻书找材料,然后写几个没头没脑的字,算是简单的提纲,我看不懂,只有他明白。有一次他在会上作报告时中断了一会儿,人家不知道,可是我在台下知道。后来我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发言时写个稿子吧。可是他不听,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他翻书找资料一下就能找到,他的记忆力非常好。
张复:周扬同志也是文化界的活动家,他和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交往,他和鲁迅的关系人们比较注意。
苏灵杨:周扬谈过,30年代,由于年轻,他对鲁迅的认识很不够。后来周扬多次写文章纪念、学习鲁迅。周扬是非常敬仰鲁迅的,但他也指出,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的思想也有个发展过程。“四人帮”对待鲁迅的态度,是把他神化,其目的是要借此打击一切反对他们的人,这是丑化歪曲鲁迅的一种新形式,很卑鄙!艺术家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本来是很正常的。鲁迅比较深沉,田汉则比较浪漫、外向,他们之间就不大合得来。周扬和鲁迅的来往不多,那时我们家距鲁迅家较远,而且鲁迅住地附近经常有特务、暗探盯梢,周扬又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方便,稍有不慎,随时都有被抓走的可能。 张复:周扬同志与郭沫若的关系怎样?
苏灵杨:周扬对郭老非常敬重,认为郭老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周扬多次和我说过,他在学生时代就为郭老的新诗和文章所倾倒。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那时报纸上天天刊有某某人被害、某某人脱党的消息,周扬很怕看到郭老的消息,后来看到郭老《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十分振奋。“文化大革命”时,周扬在监狱中几次对我说过,出来后首先要看郭老,另一个是聂荣臻同志。周扬和郭老的交往是密切的。
张复:周扬同志和茅盾也很熟吧?
苏灵杨:周扬和茅盾在左联时就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家和茅盾家又是邻居,他们交往时间很长,感情是很深的。茅盾要求人党的信就是托周扬呈报中央的。周扬说过茅盾在文学事业上是继鲁迅之后的一面旗帜。
张复:周扬在一次会上说他自己曾经对茅盾的认识和尊重是不够的。是这样吗?
苏灵杨:周扬是实事求是的。“左”很容易,那时没有人教我们“左”,当时我20岁左右,周扬也就是比我大五六岁。我那时看过《子夜》就给否定掉了,后来才认识到《子夜》的价值。在1983年首届茅盾研讨会上周扬提到,应该对茅盾的生平和贡献作出全面、深刻、科学的评价,过去对茅盾的估价不够。
张复:周扬同志和文化界其他人士的交往怎样?
苏灵杨:周扬和胡愈之、夏衍、冯雪峰、田汉、周立波、赵树理、艾思奇等人都很熟。他说:冯雪峰是党内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正确态度的一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和田汉同志被关押在一个监狱里,经常能听到田汉被打时的惨叫,周扬心里很难过。周扬和周立波相识最早,是周扬把周立波带到上海走上文坛的,他们之间感情非常深。此外,周扬与老舍、邓拓、徐悲鸿等人也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周扬在上海时和生活书店关系密切。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的,出版多种杂志和图书。还有,周扬和斯诺也有过来往。斯诺当时知道我们在上海生活困难,还给了50元钱,我们用这个钱买了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品。在当时,50块钱就不算少了。
张复:记得周扬同志在一次会上发言,说“四人帮”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他。他认识江青、陈伯达很早,没想到他们俩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那样坏。
苏灵杨:周扬在延安时和陈伯达很熟。1980年陈伯达保外就医时来我家看过周扬,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陈伯达说是人家要他这样做的,我当时就顶了他一句,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他马上用“文化大革命”的调子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他胆子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把送给我们的字都要回去了。
张复:陈伯达特意来看周扬同志,是来表示忏悔吗?
苏灵杨:谁知道呢?他们俩人过去很熟,“文化大革命”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们问起他来,他说不知道这些老干部的处境和下面的情况。
张复:周扬同志认识江青更早些吧?
苏灵杨:是的。周扬30年代在上海就认识江青,我认识江青也很早。江青是1935年主演《大雷雨》时出的名,男主角是赵丹,演出结束后我去后台看过她。她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她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在上海时她的表现也就是好出风头,后来地位变了,人也变了。人是发展变化的。
张复:江青地位的改变,不就是去延安后和毛主席结婚了吗?
苏灵杨:延安地方小,没有什么秘密。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我们是知道的。那时我和江青都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班上,同学们反应冷淡。因为学院里许多学员都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一些同学还认为这是反动派造的谣。记得一个星期日,我从马列学院回家后,周扬对我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了,毛主席请我去吃饭,我没去。”“文化大革命”中,我问过周扬当时为什么没去?周扬说那时经常开会,时间紧,路又远,而且领袖观念也不强。周扬还对我说,他不同意毛主席与江青结婚,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因为江青在上海与托派接触过。为此,周扬还给张闻天写过信,张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有什么办法。”
张复:记得周扬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即有明显的分歧,他反对江青对待文化工作的粗暴态度,江青说反对粗暴就是反对革命。
苏灵杨: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前阿甲写了《红灯记》,江青按照自己的看法要阿甲改,来回折腾,阿甲不赞成改。江青坚决要改,阿甲坚决不改。周扬非常为难,他回来对我说:“这怎么办呢?艺术家有他的脾气。”最后还是拗不过江青,《红灯记》剧本还是改了。还有一件事情,江青要成立一个特殊的京剧团,把全国各个团的精华抽调出来组团,变成自己的团。周扬对我说:“其他团怎么办?尖子都调走了怎么演出呢?戏剧界也是不好说话的。”这是江青给周扬出的难题。江青这个人是很专横的,而且反复无常。
张复:周扬同志在性格上有什么特点?
苏灵杨:他这个人比较敏锐,待人也热情,还有点好激动。他爱发表不同意见。有一天他回来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一段话:“今天我去了中央党校,集中在那里学习的许多老干部都对毛主席有意见。我讲了话,认为不能简单地看问题,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而否定他过去正确的地方。”还有一个例子,前些年一位同志送来一篇文章给周扬看,文章说北大的优良传统和老校长蔡元培有关系,蔡元培兼容并蓄,讲民主。有的同志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蔡元培不是共产党人。周扬看后说这篇文章“很好”,这篇文章便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时期,要不是上边的限制,周扬是有自己的思想的。
张复:我觉得周扬同志脾气不大好。
苏灵杨:周扬是有脾气的。“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内向性格,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我变成外向性格了,胆子也大了,好说话,爱提意见,还真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味道。我有时听到一些消息,会从沙发上站起来同周扬争论。周扬知道我脾气不好,所以在政治问题上他不对我说什么,但他有时会对我们的女儿说两句。周扬在家里从来不和我吵架,我在教育部工作时不客气地提了许多意见,回到家里我也对他说一通。可是周扬听了总是不作声,我也就满意了,因为我在家里总算赢得一个人的同情,有一位忠实的听众。
张复:看得出来,您和周扬同志的感情很好。您与周扬同志是怎样结合的?我知道您也是一位作家,是一位有成绩的教育工作者,是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你们相识吗?
苏灵杨:我和周扬是1933年在上海认识的。在大学我上的是中国文学系。1933年5月加入左联时,我19岁。我所在的那个小组有5个人,4个是男的,只有我一个是女的,开会的地方很小,不方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给我的压力很大。我只好去左联的其他小组开会,就这样我到了叶紫家里开会,胡风也在叶紫家开会,同时在那里开会的还有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周扬,当时他的名字叫周起应,这样我就认识了他。我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周扬的。周扬当时已小有名气,又是左联的干部,但是在30年代,没有今天这种某某人是领导干部的观念。1934年,我和周扬在上海结婚了。
张复:您和周扬同志一起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岁月,以往的许多事情还记得这样清楚,真不容易。
苏灵杨:我过去上班、下班每天都是走路来走路去,一直走到70岁。这样脑子能得到休息,对身体也好。现在我有病了,但是回顾往事我是欣慰的,对于未来我有信心。
(责任编辑 刘荣刚)
陪父亲看望周扬
1984年3月,在首都文化界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父亲与久未见面的周扬会面了。此前的1978年,父亲在解放军301医院住院时,周扬曾偕在301医院住院的周立波一同来看过父亲。那次座谈会后,父亲说,听说周扬身体不好,我要去看看他。我陪父亲一同去。
周扬的家,在北京西单附近的一所小四合院内。一进客厅,书香四溢,周扬和苏灵杨夫妇迎上来,周扬见到父亲却开口先向我大声说道:“你父亲是个大大的好人啊!”就在我愣神的一瞬间,周扬似乎觉得我没听清,又对我大声重复了一句“大大的好人啊!”周扬的话说得父亲腼腆地笑了。后来我知道,周扬的耳朵在“文化大革命”入狱前后被打聋了,所以他有时说话声音比较大。这次会面,周扬已是77岁的老人,他说“大大的好人”这句话深沉有力,我似乎感受到他说这句话后面的沧桑人生。
我眼前的周扬,两眼炯炯有神,身穿浅蓝色的中式长衫,头发花白,我感觉虽然他嗓音洪亮,却有点沙哑,还略显疲惫。谈话间,周扬和苏灵杨还特意向我说道,他们30年代在上海工作期间,生活十分困难,几次向父亲预支稿费,才渡过生活难关。谈到文艺创作,周扬对我说,要大胆些,不要有什么顾虑。
看着父亲与周扬、苏灵杨畅谈三四十年代的事情,还有新中国成立后的风风雨雨,我也不禁想起我第一次知道周扬大名的往事。那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人民日报》以几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姚文元写的《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几乎同时,我家附近西单北大街的墙壁上,也张贴出许多醒目的大字报,白惨惨的纸上刷写着黑漆漆的几个大字,“打倒反革命两面派周扬”,周扬两个字上面还划着血淋淋的两个大红×,触目惊心。那时,我只是个十四五岁的少年,虽然不谙世事,但《人民日报》的“大块文章”,街面上“打倒周扬”的大标语,给我以很大的震撼。我深信周扬是个反对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十恶不赦的“罪人”,“必死无疑”!然而十年“文化大革命”过去,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9年,我惊讶地看到,周扬的名字又出现在《人民日报》上,并发表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长篇文章,振聋发聩,影响极大。我和许多人一样,发现周扬不仅没有死,而且在新时期充满了活力,成为解放思想的时代弄潮儿。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对于周扬这类“起死回生”且“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我自然充满了兴趣。在父亲的叙述中,我知道父亲与周扬是20世纪30年代初在上海结识的。1934年,父亲与胡风、沈兹九等在上海中山文化教育馆做编辑,其时胡风是左联党团书记周扬委任的宣传部长;1936年初,父亲任生活书店总编辑,当时生活书店是邹韬奋、胡愈之创办的国统区最大的进步书店,周扬与生活书店来往密切;40年代周扬和父亲先后到了延安,父亲定期参加由艾思奇、周扬等人发起的“延安新哲学研究会”的讨论,父亲和周扬、丁玲、范文澜还同为艾思奇主编的《中国文化》杂志的编委,毛泽东的名著《新民主主义论》就发表在这个杂志的创刊号上。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与周扬又同在中央文化宣传部门工作。
周扬其人
我并不满足于父亲简单的叙述,翻阅了一些资料,历史和生活向人们展示了在几十年来波涛汹涌的文艺界思想斗争的漩涡中,周扬被折腾成为褒贬不一的一位“焦点人物”。
周扬,1908年出生在湖南益阳的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7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学习英文,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向往革命。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血雨腥风中,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周扬与党组织失掉联系后便东渡日本留学(后于1932年重新入党),在那里他涉猎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日本共产党人和左翼文化人士撰写的书籍与文章。
1930年底周扬回国后,很快参加了左联,并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月报》。他翻译和介绍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工作,使他在现代文艺批评界名闻遐迩。1933年丁玲被捕,周扬接任左联党团书记。1935年春阳翰笙被捕,周扬又被任命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书记,并兼任文化同盟总书记。从1933年至1936年底,周扬一直负责领导上海左翼文化运动。
1937年8月,经组织安排,周扬夫妇和艾思奇夫妇等人来到延安。未满30岁的周扬受到毛泽东的信任,曾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主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以后又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兼延安大学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召开,国统区、解放区被隔离了多年的两支文艺大军会合了。会后产生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选举郭沫若为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
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出任文化部第一届党组书记、副部长兼艺术局局长,他对电影、戏剧、话剧等方面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1954年又出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主管全国文艺工作。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几乎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些文艺界的批判斗争大多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进行,由周扬出面组织在“第一线战斗”。
1966年初,周扬被确诊为肺癌,就在他动手术的时候,林彪委托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黑线”论。“文化大革命”后,周扬首当其冲。此后9年时间,周扬与家人几乎断绝了联系。他先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后来被送到秦城监狱。
1975年夏,早于周扬出狱两个月的林默涵,致信毛泽东反映周扬的问题。7月,毛泽东听秘书读完此信,沉思良久,之后在来信上写下一段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治病。久关不是办法。请讨论酌处。”
1979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宣部部长的胡耀邦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宣布,中宣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建议为“中宣部阎王殿”彻底平反的请示报告》已得到批准。“阎王殿”冤案的平反,使陆定一、周扬等人彻底获得平反。此后,周扬又重新活跃在文艺界的领导舞台上。 197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全国社科界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周扬作了题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主旨报告。10月底,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举行,周扬作了《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主旨报告。这次大会选举周扬为新一届中国文联主席。
从1977年开始到1979年10月第四次文代会前后,周扬对不少老同志说,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而否定他过去许多正确的地方;毛泽东文艺思想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同时,周扬与多年来受到迫害的老文艺家见面时,只要有机会,便向大家表示道歉,检讨过去的错误。周扬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忏悔,得到许多人的谅解、肯定和赞扬。
周扬去世前后
自1984年春夏之交父亲去周扬家以后,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1986年下半年,父亲重病在北京医院住院,听说周扬也在楼上住院,我曾几次去楼上病房看他。在周扬病房的门口,我止住了脚步,看见周扬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就像睡熟了似的,一动不动,只有身边的心肺监测仪的心型符号一闪一闪地跳动。他身上盖着白被单,憔悴瘦削的脸颊上布满了胡子茬,鼻子上插着一根导管。周扬就这样躺着,一躺就是四五年。可能是凑巧,我几次来病房看他,他身边都没有医护人员,也没有亲人,显得那样孤单,那样无助。我想,周扬这一生太累了,他一生都生活、战斗在文艺斗争的漩涡中,他是要好好休息了。
1989年7月31日周扬去世后,我去他家悼念,周家的来宾不少,但是却没有看到苏灵杨阿姨。听周扬家里人说,苏阿姨这几天心脏病发作在住院,还不敢把周扬去世的噩耗告诉她。
1989年9月5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周扬遗体告别仪式。党中央总书记来了,国务院总理来了,除了文化思想界的同仁外,党、政、军等方面的许多老同志也来了。《人民日报》发表讣告称:周扬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和党在文艺战线的卓越领导人。
周扬走了。周扬的一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生前身后,褒贬不一,争议不断。有人这样概括周扬一生的文艺活动: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宿将;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组织者;50年代,文艺斗争的领导者;60年代,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70年代末、80年代初,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周扬身上几乎浓缩了一部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潮的历史。周扬人生的曲折,反映了时代变革和文艺思想博弈的剧烈波动。
每年清明节,我都要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给父亲扫墓,在骨灰堂里,周扬的骨灰盒距父亲的仅有三四米,每次给父亲扫墓后,我总要去周扬的骨灰盒前静默,这时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周扬疲惫的身姿,体会着他说“大大的好人”这句话内含的苦涩。周扬的骨灰盒静静地呆在那里,上面有一层淡淡的尘埃,默默无言,光荣与梦想,辉煌与成就,都在里面;还有,几十年来文化思想界有多少刀光剑影,有多少辛酸血泪,似乎也都尘封在这淡淡的尘埃下面……
走出冰冷沉寂的骨灰堂,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在多彩的阳光下,我边走边想,但愿“整过别人,又被别人整过”的年代,一去不复返。
与苏灵杨谈周扬
1987年、1988年,我为写30年代文化界的文章,几次去周扬家访问苏灵杨阿姨,此时周扬已常年住院,家里只有她一人,家中安静得有点儿悲凉。苏阿姨说只要她身体好一些,她就去医院看望周扬,但是她经常生病,也要住院。我想,真是祸不单行,两位老人在晚年也不能好好相互照顾一下。
我看过一些资料,了解到苏灵杨是一个不平凡的女性。早年,追求她的青年大有人在,其中不乏富家子弟、官宦人家,她都不屑一顾,与周扬终成眷属,实属“情有所独钟”。
1988年,我和苏阿姨围绕着周扬有几次对话,后来整理出来。抄录如下:
张复:1984年底中国作协四大开幕,周扬同志因病不能参加,出席作协四大的356位知名的老中青作家联名给周扬同志写了慰问信,希望他早日恢复健康。他当时心情怎样?1988年11月召开的全国第五届文代会,他又未能出席,周扬同志现在身体怎样?
苏灵杨:作协四大召开期间,周扬在医院收到356位作家的联名慰问信,他非常感动。自那以后,周扬身体一直不好,主要是脑科的病,他身体的其他地方没有什么问题,但就是不能动,整天躺在床上。
张复:大家都知道,周扬同志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他早年求学时学的是文艺吗?
苏灵杨:不是。说到周扬早年求学也有点奇怪,他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是遗腹子,母亲很疼爱他,舍不得他去上小学,于是请了位家庭教师。这个家庭教师很有特色,听周扬对我说,他没有教周扬念过什么《百家姓》、《千字文》,一上来就是一本《御批资治通鉴》。
张复:这本书对孩子来说很深啊。
苏灵杨:这位先生也不深教内容,主要是让周扬自学,周扬说这位老师是自由主义的,不要求他什么,一天到晚带他逛大街,到老百姓家里去聊天,到乡下走走。课本就是这部教材,让他自己批注,不同意皇帝的意见也可批皇帝。这位先生这样启发、教育周扬,这对周扬以后的治学、思想方法是有影响的。后来到了上中学的年龄,周扬上了中学,但仅念了不到一年就回家了。大革命开始后,他和好友林伯森同去武汉考中华大学,林伯森很有信心,周扬却没有信心,待到发了榜,没有林的名字,周扬却是榜上第一名。周扬在武汉呆了一段后又去上海就读大夏大学。以后他去日本留学,有半年多的时间。
张复:那么周扬同志是怎样走向文艺界,以至成为文艺理论家的呢?
苏灵杨:这不能以常规思路来判断,周扬上大学时学的虽然不是文艺,但他对文学感兴趣。1930年底他从日本回国后即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第二年又转人左翼作家联盟,这期间他写了一些文艺评论文章,主编左联的机关刊物《文学月报》,后来又担任左联党团书记。
张复:周扬同志哪年去的延安?
苏灵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在1937年秋调周扬等人去延安。到延安后,周扬先后任职文艺界抗敌协会主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延安大学校长,这是毛主席的安排,那时周扬也就是三十一二岁。 张复: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同志也做了不少工作吧?
苏灵杨:新中国成立后周扬在文化部、中宣部工作,也在全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兼职工作,他还要抽时间写文章,工作很忙。文艺界“左”的那一套东西,周扬的位置在那里,难以置身其外。
张复:听说周扬同志在1959年、1961年曾两次派人去北大荒看望反右时受委屈的同志,并请部分人进京参加第三届文代会?
苏灵杨:是的。这种情况在延安也有一例。抢救运动中,《兄妹开荒》的作者安波,当时是鲁艺的教务科长,关在窑洞里反省,周扬要我去看望他,生怕青年人一时想不开自杀。新中国成立后安波曾担任过辽宁省委宣传部长。
张复:“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扬同志被整得很苦吧?
苏灵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扬就首当其冲挨整,说他是文艺黑线头目,我们在一起蹲了多年监狱。“四人帮”利用“两个口号”的争论,企图否定30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的成绩,并借此打击一些老同志,首先就是周扬和夏衍。
张复:我注意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也就是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讨论时,周扬同志在讲话中就强调“真理标准”讨论的伟大意义。不久,他又写了长文《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84年,我见到周扬同志时,他对我说:“搞创作,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请您谈谈周扬同志这个时期的情况。
苏灵杨:周扬是敢说实话的。他很重视“真理标准”的讨论以及思想解放的意义。他写《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篇文章时生病住在医院里,我几次去医院看他,他都在那里写稿子、反复修改。这篇文章是他自己总结的,题目也是他自己定的。毛主席去世后写文章没有那么多框框,不像过去大文章都是上面定。
张复:听说周扬同志1979年在一次文艺座谈会上曾向受到错误打击的文艺界同志当面道歉,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灵杨:是的。周扬认识文艺界“左”的危害性是较早的。我听说有的同志就“批胡风”问题对周扬有意见,我前面说过周扬处在那样的位置很难办。他当时是跟着上面走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编者按发表后,周扬的压力就更大了。
张复:从周扬同志大量的文章及发言中,看得出他的知识面是很广博的,请您谈谈他的读书生活。
苏灵杨:周扬酷爱读书,古今中外、三教九流,他都有兴趣。记得“四人帮”被粉碎不久,我们住在万寿路招待所,他对我说:我读过佛经、看过圣经,但没有看过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一定要找来看看。后来他借到一本古兰经,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
张复:除了读书以外,周扬同志平时有什么爱好吗?
苏灵杨:他对电影、戏剧、音乐是关心的,有时也去欣赏,但平日最多的还是读书。去年(1987年)张光年同志写了一篇文章《海南纪事》,提到前几年由周扬带队去海南岛出差,闲暇之余在天涯海角玩时,针对周扬整天读书的毛病,他建议开个“斗争会”,袁水拍等人表示同意。那天吃过晚饭后,张光年首先发言,说周扬是个怪人,只知读书,对自然风光兴趣不大。这句话反映出周扬的特点。
张复:那么星期天周扬同志是怎样度过的?
苏灵杨:从1949年我和周扬随中央进城,一直到1963年,几乎每个星期天我都问他:星期天去哪啊?周扬总是说,去东安市场看旧书,于是我说和你一起去吧。1963年我们的小外孙已经会走路了,我对周扬说,星期天还去东安市场吗?外孙子怎么办?从那以后周扬和我每个星期天就带着小外孙去动物园了。其实东安市场旧书并不多。周扬对东安市场的字画不大注意,就是对书有兴趣。“文化大革命”时造反派来抄家,问我:你家有多少字画?我说没有。
张复:周扬同志最喜欢读哪方面的书?
苏灵杨:他读书的兴趣面很广。据我所知,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文心雕龙》,他看了不知多少遍,总是赞不绝口。《文心雕龙》研究会的同志们还推选他为该会的名誉会长呢。
张复:周扬同志读书、学习做笔记吗?
苏灵杨:遗憾的是他基本上不做笔记,有时也写几个字,但没有系统的笔记。
张复:《安娜·卡列尼娜》及一些外国知名文艺著作是周扬同志译的,他的外文很好吧?
苏灵杨:《安娜·卡列尼娜》等书他都是从英文转译的,他不大懂俄文,进城后,周扬担心他译的《安娜·卡列尼娜》不准确,特意请了一位俄文专家帮他审阅,回答是没有什么差错,周扬才放心。周扬早年曾去日本留学,他也没有学好日文,我问他在日本怎样生活?他说用英语对付。我家有一些外文藏书,如别林斯基、高尔基的,都是英文版。
张复:周扬同志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上有什么特点?
苏灵杨:周扬平日的时间安排得很满,他总是挤时间看书。他有时一作报告就是两三个小时,从不用稿子。我在家里观察过他,他是有准备的,不是即兴发言。比如他下午要发言,上午他就不和我说话,在书房里踱来踱去思考问题,翻书找材料,然后写几个没头没脑的字,算是简单的提纲,我看不懂,只有他明白。有一次他在会上作报告时中断了一会儿,人家不知道,可是我在台下知道。后来我对他说,你年纪大了,发言时写个稿子吧。可是他不听,还是保持原来的习惯。他翻书找资料一下就能找到,他的记忆力非常好。
张复:周扬同志也是文化界的活动家,他和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都有交往,他和鲁迅的关系人们比较注意。
苏灵杨:周扬谈过,30年代,由于年轻,他对鲁迅的认识很不够。后来周扬多次写文章纪念、学习鲁迅。周扬是非常敬仰鲁迅的,但他也指出,鲁迅是人,不是神,鲁迅的思想也有个发展过程。“四人帮”对待鲁迅的态度,是把他神化,其目的是要借此打击一切反对他们的人,这是丑化歪曲鲁迅的一种新形式,很卑鄙!艺术家有自己的个性和脾气本来是很正常的。鲁迅比较深沉,田汉则比较浪漫、外向,他们之间就不大合得来。周扬和鲁迅的来往不多,那时我们家距鲁迅家较远,而且鲁迅住地附近经常有特务、暗探盯梢,周扬又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在那样的环境下,他们之间的联系不方便,稍有不慎,随时都有被抓走的可能。 张复:周扬同志与郭沫若的关系怎样?
苏灵杨:周扬对郭老非常敬重,认为郭老是继鲁迅之后又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周扬多次和我说过,他在学生时代就为郭老的新诗和文章所倾倒。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那时报纸上天天刊有某某人被害、某某人脱党的消息,周扬很怕看到郭老的消息,后来看到郭老《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的文章,十分振奋。“文化大革命”时,周扬在监狱中几次对我说过,出来后首先要看郭老,另一个是聂荣臻同志。周扬和郭老的交往是密切的。
张复:周扬同志和茅盾也很熟吧?
苏灵杨:周扬和茅盾在左联时就认识。新中国成立后我家和茅盾家又是邻居,他们交往时间很长,感情是很深的。茅盾要求人党的信就是托周扬呈报中央的。周扬说过茅盾在文学事业上是继鲁迅之后的一面旗帜。
张复:周扬在一次会上说他自己曾经对茅盾的认识和尊重是不够的。是这样吗?
苏灵杨:周扬是实事求是的。“左”很容易,那时没有人教我们“左”,当时我20岁左右,周扬也就是比我大五六岁。我那时看过《子夜》就给否定掉了,后来才认识到《子夜》的价值。在1983年首届茅盾研讨会上周扬提到,应该对茅盾的生平和贡献作出全面、深刻、科学的评价,过去对茅盾的估价不够。
张复:周扬同志和文化界其他人士的交往怎样?
苏灵杨:周扬和胡愈之、夏衍、冯雪峰、田汉、周立波、赵树理、艾思奇等人都很熟。他说:冯雪峰是党内较早地对鲁迅采取正确态度的一人。“文化大革命”时,我们和田汉同志被关押在一个监狱里,经常能听到田汉被打时的惨叫,周扬心里很难过。周扬和周立波相识最早,是周扬把周立波带到上海走上文坛的,他们之间感情非常深。此外,周扬与老舍、邓拓、徐悲鸿等人也有交往。值得一提的是,周扬在上海时和生活书店关系密切。生活书店是邹韬奋创办的,出版多种杂志和图书。还有,周扬和斯诺也有过来往。斯诺当时知道我们在上海生活困难,还给了50元钱,我们用这个钱买了家具和其他生活用品。在当时,50块钱就不算少了。
张复:记得周扬同志在一次会上发言,说“四人帮”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他。他认识江青、陈伯达很早,没想到他们俩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那样坏。
苏灵杨:周扬在延安时和陈伯达很熟。1980年陈伯达保外就医时来我家看过周扬,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陈伯达说是人家要他这样做的,我当时就顶了他一句,难道你就没有责任吗?他马上用“文化大革命”的调子连声说“我有罪、我有罪”。他胆子小,“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就把送给我们的字都要回去了。
张复:陈伯达特意来看周扬同志,是来表示忏悔吗?
苏灵杨:谁知道呢?他们俩人过去很熟,“文化大革命”时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我们问起他来,他说不知道这些老干部的处境和下面的情况。
张复:周扬同志认识江青更早些吧?
苏灵杨:是的。周扬30年代在上海就认识江青,我认识江青也很早。江青是1935年主演《大雷雨》时出的名,男主角是赵丹,演出结束后我去后台看过她。她当时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她原来不是这个样子。在上海时她的表现也就是好出风头,后来地位变了,人也变了。人是发展变化的。
张复:江青地位的改变,不就是去延安后和毛主席结婚了吗?
苏灵杨:延安地方小,没有什么秘密。毛主席和江青结婚我们是知道的。那时我和江青都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消息传到班上,同学们反应冷淡。因为学院里许多学员都是长征过来的老同志,一些同学还认为这是反动派造的谣。记得一个星期日,我从马列学院回家后,周扬对我说:“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了,毛主席请我去吃饭,我没去。”“文化大革命”中,我问过周扬当时为什么没去?周扬说那时经常开会,时间紧,路又远,而且领袖观念也不强。周扬还对我说,他不同意毛主席与江青结婚,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考虑,因为江青在上海与托派接触过。为此,周扬还给张闻天写过信,张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有什么办法。”
张复:记得周扬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提到,他与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即有明显的分歧,他反对江青对待文化工作的粗暴态度,江青说反对粗暴就是反对革命。
苏灵杨:实际情况是这样的。“文化大革命”前阿甲写了《红灯记》,江青按照自己的看法要阿甲改,来回折腾,阿甲不赞成改。江青坚决要改,阿甲坚决不改。周扬非常为难,他回来对我说:“这怎么办呢?艺术家有他的脾气。”最后还是拗不过江青,《红灯记》剧本还是改了。还有一件事情,江青要成立一个特殊的京剧团,把全国各个团的精华抽调出来组团,变成自己的团。周扬对我说:“其他团怎么办?尖子都调走了怎么演出呢?戏剧界也是不好说话的。”这是江青给周扬出的难题。江青这个人是很专横的,而且反复无常。
张复:周扬同志在性格上有什么特点?
苏灵杨:他这个人比较敏锐,待人也热情,还有点好激动。他爱发表不同意见。有一天他回来没头没尾地对我说了一段话:“今天我去了中央党校,集中在那里学习的许多老干部都对毛主席有意见。我讲了话,认为不能简单地看问题,不能因为毛主席晚年的错误而否定他过去正确的地方。”还有一个例子,前些年一位同志送来一篇文章给周扬看,文章说北大的优良传统和老校长蔡元培有关系,蔡元培兼容并蓄,讲民主。有的同志不同意发表这篇文章,认为蔡元培不是共产党人。周扬看后说这篇文章“很好”,这篇文章便发表了。“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时期,要不是上边的限制,周扬是有自己的思想的。
张复:我觉得周扬同志脾气不大好。
苏灵杨:周扬是有脾气的。“文化大革命”前我是内向性格,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折腾,我变成外向性格了,胆子也大了,好说话,爱提意见,还真有点“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味道。我有时听到一些消息,会从沙发上站起来同周扬争论。周扬知道我脾气不好,所以在政治问题上他不对我说什么,但他有时会对我们的女儿说两句。周扬在家里从来不和我吵架,我在教育部工作时不客气地提了许多意见,回到家里我也对他说一通。可是周扬听了总是不作声,我也就满意了,因为我在家里总算赢得一个人的同情,有一位忠实的听众。
张复:看得出来,您和周扬同志的感情很好。您与周扬同志是怎样结合的?我知道您也是一位作家,是一位有成绩的教育工作者,是因为共同的文学爱好使你们相识吗?
苏灵杨:我和周扬是1933年在上海认识的。在大学我上的是中国文学系。1933年5月加入左联时,我19岁。我所在的那个小组有5个人,4个是男的,只有我一个是女的,开会的地方很小,不方便。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给我的压力很大。我只好去左联的其他小组开会,就这样我到了叶紫家里开会,胡风也在叶紫家开会,同时在那里开会的还有几个人,其中一人就是周扬,当时他的名字叫周起应,这样我就认识了他。我是通过工作关系认识周扬的。周扬当时已小有名气,又是左联的干部,但是在30年代,没有今天这种某某人是领导干部的观念。1934年,我和周扬在上海结婚了。
张复:您和周扬同志一起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岁月,以往的许多事情还记得这样清楚,真不容易。
苏灵杨:我过去上班、下班每天都是走路来走路去,一直走到70岁。这样脑子能得到休息,对身体也好。现在我有病了,但是回顾往事我是欣慰的,对于未来我有信心。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