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有哪些制度或规则需要完善和发展？
　　张良福：在《公约》制定的过程中，尽管大家想穷尽所有的海洋问题，但是肯定不能够包括所有的海洋问题。随着人类海洋能力的不断提升，肯定会有一些新问题浮现。即使已成文的法律规则，实践的过程中，还会碰到一些例外，而且政策执行过程中也有需要改善、完善的地方，这是总体的原则。
　　例如，国家管辖海域外的生物资源的养护和利用，就是一个新问题。过去深海生物资源人类利用不了，但随着科技的发展，深海基因资源提取制造的药物对人类是有利的。但在现有的知识产权制度下，某个跨国公司可以生产某个生物基因药品，申请了专利保护，后来的国家，某一天也可以从生物资源中提取基因，可能就不能开发使用这种药品，只能购买知识产权。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正在讨论这个问题，既要推动人类开发深海基因资源同时又要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先到和后进国家的利益。随着人类对海洋认识和科技水平提高，依然会有新问题出现，这些问题都需要不断完善。
　　胡波：《公约》奠定了国际海洋政治经济秩序，但安全问题基本是被排除在外的，或者做了非常模糊的处理。《公约》显然没有完成构建全球性的海洋安全秩序的任务。
　　郑志华：安全秩序是否可以纳入《公约》之中？这里确实有很大的困境。因为安全利益的概念本身就很难用法律把内涵外延界定清楚，安全本身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如何把安全需求权利化、义务化或者制度化？这里确实存在很大的认知鸿沟。但是如果《公约》的制度能够很好地解决划界争议和其他利用海洋的问题，反过来讲，对于全球安全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因为《公约》是和平时期的国际法，如果是战争时期的国际法，因为没有像《公约》这样普遍具有拘束力的规则框架，下一步可以就战时的人道法、国际法进行更多的对话，更多地纳入法制化、人道化的角度。
　　问：中美各自所说的“航行自由”有何区别？中国怎么处理在维权过程中的“航行自由”原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