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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国当代歌曲的个例分析，分别阐述了各个时期中国当代歌曲创作中的情感表达特点，歌曲创作中的情感表达会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但基本都是当时社会的真实写照，创作中还饱含着词曲作者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关键词】音乐创作；情感表达；当代歌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当代”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划分，就音乐方面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开始算起，一直到1989年，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当代音乐的歌曲创作有过辉煌的成就，但也曾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段漫长而又难忘的苦难史。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到1989年的这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阶段性地发生着各种重大变革，因此随着中国当代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相应地受到了影响，在音乐创作中歌曲的情感表达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根据社会的变革，以下从四个阶段，用举例的方式进行对歌曲创作方面情感表达的阐述，这四个阶段分别是：一是建国初期；二是政治运动频繁时期；三是 “文革”时期；四是“四人帮”粉碎之后。
一、建国初期
从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用七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建国初期的七年时间里，党中央在文艺方面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为很多文艺工作者的歌曲创作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正确的方针政策下，歌曲创作在这一时期表现为积极向上、斗志昂扬、豪情壮志，充分地反映了当时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这种欢天喜地、意气风发、满怀憧憬的时代精神。
《歌唱祖国》是王莘在1950年9月创作的一首爱国歌曲，整首歌曲用整齐划一的节奏型，结合鲜明生动、精炼的歌词，使曲调激昂豪迈、精神抖擞。歌词简单明了，充分地表达了王莘对新中国成立的欢喜之情，同时也希望伟大的祖国能繁荣富强。
歌曲的副歌部分，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明了的歌词描述了壮美的祖国、团结勇敢的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的指引使人民的生活日益向上。这一段与主歌部分进行曲式的音乐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充分地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新的胜利。
二、政治运动频繁时期
在1957—1965年这段时期，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地发生在中国这片沃土上，一些错误的方针政策使国家历经磨难。当代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也受到方针政策的影响，开始了我国当代歌曲创作史上一个“浮夸风”的时代。
受当时“浮夸风”的政治影响，歌词的创作方面出现了浮词虚语。
“浮夸风”的政治运动使这一时期的歌词创作脱离了实际生活，题材单一、情感严重缺乏真实性，但同样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贫苦的实际生活与浮夸的时代主题。
从6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文艺政策作出调整，如：“文艺八条”、周恩来提出“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领导同志“不要过多干涉”等。于是，在新政策的影响下，歌曲创作开始有了好转，歌曲情感表达主要以人民团结、艰苦奋斗为时代精神。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李劫夫在1962年的春天创作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歌词中唱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披荆斩棘、奋发图强……”十分鼓舞士气，充分地表现了中华儿女战胜重重困难，为建设锦绣河山，创造幸福生活，齐心协力、奋发图强，乃至献身这壮丽事业也在所不辞的时代精神。歌曲分为主、副两部分，第一句和第二句旋律音高的持续上升，给人一种斗志昂扬的气势，副歌部分铿锵有力的节奏也给你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唱出了当时人们斗志昂扬的时代精神。
在这一时期，尽管有很多的创作歌曲，但是由于作曲家们对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问题讨论的片面化理解，使得歌曲创作题材和体裁逐渐单一化，形成了歌颂党和领袖的颂歌。如：《听话要听党的话》《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领导人片面化的引导，直接导致了接下来十年的苦难历程。
三、“文革”时期
1966年5月，由于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的错误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人为性灾难。这一时期的音乐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影响，处于低谷的音乐成为了“四人帮”的政治附庸，他们将“文革”前的优秀歌曲都扣上了“封、资、修” 的帽子，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利用音乐的社会功能，让大家传唱一些“语录歌”，林彪还提倡编制《毛主席语录》，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宗教仪式化。至此，“语录歌”成为了“文革”的产物，李劫夫等人编创的“语录歌”还整版刊登在了1966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这些刊登出来的语录歌主要就是为了政治需要，为政治性的论文配曲，使之更易于传播，实质在艺术上来说是最低级的音乐作品，旋律生硬、节奏死板，更不用说什么情感的表达，因此，它只是“文革”时期被一些人利用的附属品，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
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语录歌”也逐渐达到巅峰状态，这种政治歌曲开始畸形发展，专门被“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传唱，歌曲中越来越多的渗透着政治噪音和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景，例如：《牛鬼蛇神嚎歌》。
另外，在林彪、“四人帮”的诱导下，还产生了许多歌颂领袖，甚至神化领袖的歌曲，这些歌曲推动了“造神运动”，表明了人民群众普遍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色彩。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首语录歌，原名是《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一开始是天津南开大学的一首红卫兵战歌。原词是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的，并且也是由曹宏岭邀请李劫夫为词谱的曲，后来被人改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而变为了一首称赞毛主席的颂歌。类似这样的“语录歌”都是林彪他们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创作，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普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和信仰，而不是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通过江青的两次讲话，1969年至1971年间很长一段时间，“语录歌”的创作随即戛然而止，歌曲创作转为沉默期，几乎所有的歌曲创作都受到限制，在这一时期里，全国被传唱的歌曲几乎就只有以下这些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
自从周恩来在1971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通过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正确指导，以及他对标语口号式音乐作品的批评，促使很多词曲作者开始重新运用民族音乐素材创作新的歌舞作品，至此歌曲创作得以复苏，创作出了一批战地新歌，如：《打起手鼓唱起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
在“文革”期间，音乐被部分领导人利用，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作曲家也无奈地、违心地创作了一些没有艺术价值的政治歌曲。著名作曲家吕远说：“当时和我很知心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曾经在一起激愤地说过‘我现在的职业就是欺骗人民。’”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作曲家在“文革”时的真实创作心态，在政治的压力下，他们别无选择，可见错误的意识会严重扭曲人们的心灵。
尽管“文革”时期也创作了很多的歌曲，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歌曲大多都是迫于政治的管制，以“语录歌”“造神歌曲”为典型，旋律生硬、节奏死板、几乎都是为了迎合政治而写，根本不是当时作曲家们的真实感受，更不能反映当时人们的真情实感。
四、“四人帮”粉碎之后
1976年，“四人帮”粉碎之后，全国各地都唱响了胜利的歌声，同时也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歌曲。
《祝酒歌》这首既有新疆民族音乐元素，又有西藏民族音乐元素的独唱歌曲，既结合了江南民歌的风味，抒情具有舞蹈性，又有进行曲的特点，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充分地表现了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张灯结彩、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唱出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无限憧憬。在当时，这朗朗上口的旋律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并且时至今日都深得人们的喜爱。
自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禁锢已久的人们终于茅塞顿开，在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此同时，歌曲创作也进入了丰收的季节。这一时期歌曲以歌颂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题，创作出了很多蕴涵真情实感的优秀歌曲。
《送上我心头的思念》是一首描写周总理的颂歌，富有诗意的歌词再加上流畅的旋律线条，结合三连音的运用，使歌曲更能表达出作曲家对内心情感的抒发，文革时期的“语录歌”“造神歌曲”根本就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歌曲的题材和体裁也逐渐扩展，从唯一的“颂歌”，慢慢转变了关注事物的角度，开始以普通人的真情实感为题材，创作出了表达普通人的爱情、友情的抒情歌曲，随后又逐渐多元化。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妹妹找哥泪花流》等。
从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这四十年歌曲创作的情感表达变化过程中，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都是当时社会的面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政策如何更改，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不是政治的附属品。
参考文献：
[1]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2]李吉提.中国当代音乐分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申妍（1990-），女，1990年6月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中国音乐文化。
【关键词】音乐创作；情感表达；当代歌曲
【中图分类号】J605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当代”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划分，就音乐方面来说是从新中国成立之日开始算起，一直到1989年，大约四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当代音乐的歌曲创作有过辉煌的成就，但也曾经历了难以想象的磨难，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段漫长而又难忘的苦难史。
从新中国成立之日到1989年的这四十年时间里，中国社会阶段性地发生着各种重大变革，因此随着中国当代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以及相关政策的实施，中国当代音乐文化相应地受到了影响，在音乐创作中歌曲的情感表达也随之发生着变化。
根据社会的变革，以下从四个阶段，用举例的方式进行对歌曲创作方面情感表达的阐述，这四个阶段分别是：一是建国初期；二是政治运动频繁时期；三是 “文革”时期；四是“四人帮”粉碎之后。
一、建国初期
从1949年至1956年，新中国用七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在这建国初期的七年时间里，党中央在文艺方面正确的指导方针和政策为很多文艺工作者的歌曲创作提供了先决条件。
在正确的方针政策下，歌曲创作在这一时期表现为积极向上、斗志昂扬、豪情壮志，充分地反映了当时新中国成立，人民当家作主的这种欢天喜地、意气风发、满怀憧憬的时代精神。
《歌唱祖国》是王莘在1950年9月创作的一首爱国歌曲，整首歌曲用整齐划一的节奏型，结合鲜明生动、精炼的歌词，使曲调激昂豪迈、精神抖擞。歌词简单明了，充分地表达了王莘对新中国成立的欢喜之情，同时也希望伟大的祖国能繁荣富强。
歌曲的副歌部分，旋律朗朗上口，简单明了的歌词描述了壮美的祖国、团结勇敢的人民，伟大领袖毛主席正确的指引使人民的生活日益向上。这一段与主歌部分进行曲式的音乐风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充分地表达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新的胜利。
二、政治运动频繁时期
在1957—1965年这段时期，各种政治运动频繁地发生在中国这片沃土上，一些错误的方针政策使国家历经磨难。当代歌曲在情感表达方面也受到方针政策的影响，开始了我国当代歌曲创作史上一个“浮夸风”的时代。
受当时“浮夸风”的政治影响，歌词的创作方面出现了浮词虚语。
“浮夸风”的政治运动使这一时期的歌词创作脱离了实际生活，题材单一、情感严重缺乏真实性，但同样充分地反映了当时人民的生活状况：贫苦的实际生活与浮夸的时代主题。
从60年代开始，中共中央开始对文艺政策作出调整，如：“文艺八条”、周恩来提出“艺术是要人民批准的”、领导同志“不要过多干涉”等。于是，在新政策的影响下，歌曲创作开始有了好转，歌曲情感表达主要以人民团结、艰苦奋斗为时代精神。
《我们走在大路上》是李劫夫在1962年的春天创作的一首红色经典歌曲。歌词中唱到“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披荆斩棘、奋发图强……”十分鼓舞士气，充分地表现了中华儿女战胜重重困难，为建设锦绣河山，创造幸福生活，齐心协力、奋发图强，乃至献身这壮丽事业也在所不辞的时代精神。歌曲分为主、副两部分，第一句和第二句旋律音高的持续上升，给人一种斗志昂扬的气势，副歌部分铿锵有力的节奏也给你一种势不可挡的力量，唱出了当时人们斗志昂扬的时代精神。
在这一时期，尽管有很多的创作歌曲，但是由于作曲家们对1963年中共中央关于音乐“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问题讨论的片面化理解，使得歌曲创作题材和体裁逐渐单一化，形成了歌颂党和领袖的颂歌。如：《听话要听党的话》《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等。领导人片面化的引导，直接导致了接下来十年的苦难历程。
三、“文革”时期
1966年5月，由于中共中央部分领导人的错误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运动给中国带来了难以想象的人为性灾难。这一时期的音乐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影响，处于低谷的音乐成为了“四人帮”的政治附庸，他们将“文革”前的优秀歌曲都扣上了“封、资、修” 的帽子，为了他们的政治需要，利用音乐的社会功能，让大家传唱一些“语录歌”，林彪还提倡编制《毛主席语录》，将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宗教仪式化。至此，“语录歌”成为了“文革”的产物，李劫夫等人编创的“语录歌”还整版刊登在了1966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这些刊登出来的语录歌主要就是为了政治需要，为政治性的论文配曲，使之更易于传播，实质在艺术上来说是最低级的音乐作品，旋律生硬、节奏死板，更不用说什么情感的表达，因此，它只是“文革”时期被一些人利用的附属品，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
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语录歌”也逐渐达到巅峰状态，这种政治歌曲开始畸形发展，专门被“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们传唱，歌曲中越来越多的渗透着政治噪音和杀气腾腾的恐怖场景，例如：《牛鬼蛇神嚎歌》。
另外，在林彪、“四人帮”的诱导下，还产生了许多歌颂领袖，甚至神化领袖的歌曲，这些歌曲推动了“造神运动”，表明了人民群众普遍带有浓厚的封建主义和宗教迷信色彩。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这首语录歌，原名是《跟着毛主席永远革命》，一开始是天津南开大学的一首红卫兵战歌。原词是南开大学外文系65级学生曹宏岭创作的，并且也是由曹宏岭邀请李劫夫为词谱的曲，后来被人改成了电影纪录片《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中的几句解说词，从而变为了一首称赞毛主席的颂歌。类似这样的“语录歌”都是林彪他们为了政治的需要而创作，充分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普遍的中国人对毛泽东的无限崇拜和信仰，而不是内心最真实的情感。 通过江青的两次讲话，1969年至1971年间很长一段时间，“语录歌”的创作随即戛然而止，歌曲创作转为沉默期，几乎所有的歌曲创作都受到限制，在这一时期里，全国被传唱的歌曲几乎就只有以下这些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国际歌》。
自从周恩来在1971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通过周总理对文艺工作的正确指导，以及他对标语口号式音乐作品的批评，促使很多词曲作者开始重新运用民族音乐素材创作新的歌舞作品，至此歌曲创作得以复苏，创作出了一批战地新歌，如：《打起手鼓唱起歌》《红星照我去战斗》等。
在“文革”期间，音乐被部分领导人利用，成为了政治的附属品，作曲家也无奈地、违心地创作了一些没有艺术价值的政治歌曲。著名作曲家吕远说：“当时和我很知心的同志们都知道，我们曾经在一起激愤地说过‘我现在的职业就是欺骗人民。’”这充分说明了当时相当一部分作曲家在“文革”时的真实创作心态，在政治的压力下，他们别无选择，可见错误的意识会严重扭曲人们的心灵。
尽管“文革”时期也创作了很多的歌曲，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歌曲大多都是迫于政治的管制，以“语录歌”“造神歌曲”为典型，旋律生硬、节奏死板、几乎都是为了迎合政治而写，根本不是当时作曲家们的真实感受，更不能反映当时人们的真情实感。
四、“四人帮”粉碎之后
1976年，“四人帮”粉碎之后，全国各地都唱响了胜利的歌声，同时也创作出了许多优秀的歌曲。
《祝酒歌》这首既有新疆民族音乐元素，又有西藏民族音乐元素的独唱歌曲，既结合了江南民歌的风味，抒情具有舞蹈性，又有进行曲的特点，词曲的结合方面还运用了戏曲、曲艺的处理手法，充分地表现了打倒“四人帮”之后全国人民欢天喜地、张灯结彩、歌舞升平的热闹景象，唱出了人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无限憧憬。在当时，这朗朗上口的旋律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并且时至今日都深得人们的喜爱。
自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禁锢已久的人们终于茅塞顿开，在思想上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与此同时，歌曲创作也进入了丰收的季节。这一时期歌曲以歌颂周总理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题，创作出了很多蕴涵真情实感的优秀歌曲。
《送上我心头的思念》是一首描写周总理的颂歌，富有诗意的歌词再加上流畅的旋律线条，结合三连音的运用，使歌曲更能表达出作曲家对内心情感的抒发，文革时期的“语录歌”“造神歌曲”根本就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歌曲的题材和体裁也逐渐扩展，从唯一的“颂歌”，慢慢转变了关注事物的角度，开始以普通人的真情实感为题材，创作出了表达普通人的爱情、友情的抒情歌曲，随后又逐渐多元化。如：《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妹妹找哥泪花流》等。
从新中国成立至1989年这四十年歌曲创作的情感表达变化过程中，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都是当时社会的面貌、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可以充分地认识到，无论社会如何变化、政策如何更改，音乐作品所表达的情感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它们都是时代的产物，不是政治的附属品。
参考文献：
[1]梁茂春.中国当代音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
[2]李吉提.中国当代音乐分析[M].上海：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申妍（1990-），女，1990年6月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研究方向：艺术学理论中国音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