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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试的经历促使陈独秀与封建科举制度决裂，走上了拥护康梁的改良主义道路；然而清政府的反动昏庸致使改良行不通，这又促使他转向革命，主张推翻清廷专制，在中国建立共和制；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对中国的出路做了深层思考，认识到了缺乏文化思想上的革命，中国仍然没有出路，必须开启民智，提高国民素质方能建设现代国家。这就为他稍后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注重国民思想启蒙，发动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关键词：陈独秀；辛亥革命；政治思想；演进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101-03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曾五次连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这在中共历史上迄今无人能出其右。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演进变化对其后来领导新文化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时期陈独秀思想的演变，对全面认识和把握其走上建党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意义。
鄙薄科举制度，偏爱“选学妖孽”
陈独秀（1879-1942）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19世纪末期，当时，科举取仕仍是博取功名的正途，“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1]418因此，在当时人们看来，“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1]419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作为书香门弟的陈家，自然也要求陈独秀走科举之途。而这就得熟读《四书》、《五经》，会做八股文。然而陈独秀却实在不喜欢字句晦涩、不知所云的经书和死拼硬凑、枯燥无味的八股制艺。反倒是对无关科举考试的《昭明文選》很感兴趣。因此，他曾自称为“选学妖孽”。[1]426陈独秀后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初读《文选》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 [1]419当然，陈独秀此时对于科举的抵制，原因在于经书内容的晦涩难懂和八股文的枯燥乏味，因而激不起学习兴趣，这更多的源于感性认识，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所以尽管内心不情愿，但面对现实的诱惑和家人的期盼，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途。1896年他先以很底的名次通过县考和府考，最后院试胡乱应付，用一篇不通的古文草草了事，自以为考得很糟，但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结果却高中为第一名。捷报传来，家人欣喜异常，但陈独秀却据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420应当说，这次府考的经历，使陈独秀对科举考试这一套制度产生了怀疑，此时，他对科举的厌恶已不单纯是出于兴趣方面的感性排斥，而是有了理性思考的成分，但他对科举还并未完全放弃。
第二年，他又参加了乡试，考试期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一位近乎发狂的考生给了他深刻的刺激。“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陈独秀说：“这位‘今科必中’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抢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1]426 “意外有益”的结果就是他宣告了与科举制度的最后决裂，从而走上了拥护康、梁派的改良主义道路。最终，陈独秀并没有继续沿着举人、进士、状元郎的科举之路走下去，倒是相继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
拥护康梁，主张维新
“抢才大典”的刺激改变了他对康梁派的印象，并接受了他们的维新思想。对此，他曾说：“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2]214此后，他与维新人士交往密切，对康梁的维新思想大加赞赏。他表示：“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改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 [2]230思想上转向维新之后，行动上他也极力维护改良主张，反击守旧派对维新派的攻击。针对守旧派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而群起攻之的情况，他“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2]230此时，他与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将救亡图存的理想寄托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这从他在1897年写的一篇近万字的长篇政治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中可以看出。此文旨在论述长江防务，为清廷献策，最后他写道：“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 [2]12整篇文章充满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清醒的忧患意识，内容实际上也吸收融合了康梁的维新思想。
但是对于国家的概念，陈独秀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他是在中国甲午战败，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才有了明确的国家观念。他表示：“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2]55国家观念的明确，使他更加自觉地加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运动中。1903年，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反抗沙俄侵略中国的拒俄运动中，开始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这从他稍后制定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可以看出，其中明确规定：“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公益”。 [2]19但是，此时他将国家与政府合为一体，认为既然爱国就要拥护政府，所以，他表示：“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底毁，致涉叫嚣”，而且行事“戒不顾国体”。[2]18-19这说明他此时仍然坚持维新改良思想，还不主张革命，推翻清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虽然积极地参与拒俄运动，但并没有因拒俄而盲目排外。他一方面主张抵御外患，另一方面也“戒盲昧仇洋”。 [2]19这说明他对西方列强的认识比义和团时期国人的认识更加理性。
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外，陈独秀还主张从经济上抵御外国入侵。他说：“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到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著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哩。” [2]31他所说的“中国人的命脉”是指中国各处的矿山。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矿产垂涎已久，自从庚子合约规定准许外国人到中国开矿以后，中国还想将矿产埋在地下，万万年都不许外国人开采，已不可能。因此，他主张只有中国人自己开矿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他表示：“各省的矿山，自己开采，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不让洋人开采，还是第二件要紧的事。办了第一件，就自然没有了第二件。若是只办第二件，不办第一件，那二件，也终久是办不成的。” [2]33所以中国当务之急是成立各省矿物总公司，乘着期限未到，洋人未来的时候，赶紧买下各处有名的矿山。“到了洋人来开办的时候，要紧的矿山，都已为公司所有。他虽有开矿的合同，怎奈无矿可开，活像老婆死了，还收着一张庚帖，有什么用处呢？” [2]34对于有些人说无钱成立公司开矿，他以安徽为例，主张壮丁每人出五角钱即可办成此事。他还亲自调查了安徽省各县的主要煤矿、煤质、开采情况以及矿山所有权的情况。此外，他认为洋人开采中国的矿山，不但经济上中国蒙受损失，“还要惹下后来无穷的大祸”，因为“他既开了矿，必定又要造运矿的铁路”，这样，中国“只要两下里有参差”，那洋人必定借“保护矿山铁路为名，调来大兵”，强占中国的土地了，东三省就是一个例子。[2]31-32
转向革命，赞成共和
尽管陈独秀等人成立安徽爱国社时宣称：只为爱国，而且遵守国家秩序。然而政府当局却“压制其不许爱国”， [2]15因而他自然流露出激愤情绪。因此在起草《安徽爱国社拟章》时陈独秀宣布：“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结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2]17这种含有朦胧革命意识的信息，使得反动昏庸的清庭统治者害怕，判定爱国人士“名为拒俄，实则革命”，[3]甚至“度必有康梁孙文诸逆居中主持”，[4]于是下令严厉镇压，所以安徽爱国社成立不久，即被清政府解散。清庭安徽当局也准备逮捕陈独秀，他不得不逃离安庆，前往上海。
这种情况深深地刺激了陈独秀，在客观上催发了他的革命意识由朦胧进入自觉，又很快把他推到了革命者阵营。这从他在上海写的诗句中可见端倪，例如“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2]20诗中一方面表达了对三千年封建制度的彻底否定，另一方面明确表示赞成“联邦新制度”，这和以前“遵守国家秩序”，“戒不顾国体”的主张是一个完全的转向，表明他已由崇信康梁学说的信徒，转变为一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了；已由主张君主立宪制转变为赞成共和制。稍后，他又发表一首诗：“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2]21这可以看作他反对满清、立志革命的誓词。
这一时期，陈独秀主要从事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主旨是反帝救国，开启民智。他以“三爱”為笔名，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形式多样，集中体现了他本人及该报的思想倾向。主要有：启发国民，培育爱国心。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瓜分中国》、《说国家》、《亡国篇》、《论安徽的矿场》等文章。在其中，他都大声疾呼，旨在唤醒国人的爱国意识，抵抗外敌的入侵；批判封建恶俗，宣扬科学新知。如《恶俗篇》一文分别从婚姻、敬菩萨、妇女的装扮和风水迷信诸方面批判了种种封建陋习，痛斥旧婚姻制度的不合情理，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改良国民教育，开启民智，提高民众素质。这方面的文章有：《国语教育》、《整顿蒙学馆的法子》、《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醒梦歌》、《十四年共和》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改造旧教育，发展近代教育，强调一国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关系一国强弱的大事，认为“一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是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2]60二是参与反清暗杀活动。在20世纪初，反清革命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暗杀，暗杀的主要目标是满清顽固派首要人物，陈独秀也参与其中。对于这段经历，陈独秀后来回忆道：“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1]543陈独秀在暗杀团里直接参与策划了1905年吴樾在北京谋炸清廷五大臣的暗杀活动。三是组建革命团体岳王会。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发起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陈独秀担任会长。岳王会的取义，意在继承宋朝民族英雄岳飞抵抗辽金，至死不变，精忠报国的精神，尽力排满，因此寓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意义。岳王会的出现，标志着安徽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有组织地进行革命的阶段。岳王会积极发展新军、从事武装斗争的做法，被誉为军界革命运动之先锋，它摒弃了以前革命党人侧重发展秘密会党和进行暗杀活动的陈旧做法，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启迪，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益的尝试。四是辛亥革命后的治皖与反袁。武昌起义后，陈独秀先后在两任皖督孙毓筠和柏文蔚的都督府中担任秘书长。他先是辅佐孙毓筠治皖，主张改善人民的生活，合理使用旧有的官僚，大刀阔斧地革除阻碍和违背革命利益的事。接着又协助柏文蔚做了大量工作，曾被赞为“治皖有功”。[5]“二次革命”时，柏文蔚出任皖省讨袁军总司令，陈独秀协助制定讨袁大计，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表明他坚持革命，坚决反对倒退的政治态度。
注重开启民智，建设现代国家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独揽了民国大权，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撕毁了《临时约法》，自此，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陈独秀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面对现实他虽然也有过痛苦、彷徨和苦闷，但更多的是思考。
革命者在辛亥革命以前曾宣称，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看来只说对了一半，专制制度是颠覆了，但是却无力建立民主共和。因而社会状况依然如故，“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治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奋私无纪殆更有甚焉。” [2]117于是又有人主张“吾民德薄能鲜，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宁一”，陈独秀认为“此亦书生之见也”。[2]117他认为，在今世如果国民素质低下，达不到建设国家的要求，那么实行任何政体，无论专制、代议制、君主立宪制或者共和制都无济于事。“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 [2]117-118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跳出了当时世人正在热议的国家政体问题，开始深入到国民的思想层面去解决问题。
他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进行革命，推翻政府，而关键在于中国国民的素质尚达不到建设二十世纪现代国家的要求。“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 [2]118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壁，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印证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陈独秀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才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2]207至此，陈独秀终于找到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即首先要进行一场启蒙运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为他稍后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注重国民思想启蒙，发动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当时，发动这一场运动最好的方法就是办杂志了，所以，陈独秀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6] 65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思想启蒙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参考文献：
[1]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苏报[N].1903-06-05.
[4]申报[N].1903-07-01.
[5]沈寂. 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J]. 江准论坛，1979，（2）.
[6]唐宝林，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黎 峰]
关键词：陈独秀；辛亥革命；政治思想；演进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1）11-101-03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曾五次连任中共最高领导职务，这在中共历史上迄今无人能出其右。辛亥革命前后，陈独秀政治思想的演进变化对其后来领导新文化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研究这一时期陈独秀思想的演变，对全面认识和把握其走上建党革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具有重要意义。
鄙薄科举制度，偏爱“选学妖孽”
陈独秀（1879-1942）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国19世纪末期，当时，科举取仕仍是博取功名的正途，“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那时捐班出身的官，人们还不大瞧得起，而且官也做不大，大官必须正途出身，洋博士那时还未发明），做大官才能发大财，发了财才能买田置地，做地主（那时存银行和做交易所生意，也还未发明），盖大屋（并非洋房），欺压乡农，荣宗耀祖。”[1]418因此，在当时人们看来，“科举当然是一件神圣事业了”。[1]419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作为书香门弟的陈家，自然也要求陈独秀走科举之途。而这就得熟读《四书》、《五经》，会做八股文。然而陈独秀却实在不喜欢字句晦涩、不知所云的经书和死拼硬凑、枯燥无味的八股制艺。反倒是对无关科举考试的《昭明文選》很感兴趣。因此，他曾自称为“选学妖孽”。[1]426陈独秀后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初读《文选》时，“我也有点头痛，渐渐读出味道来了，从此更加看不起八股文，这件事使我阿弥陀佛的大哥夹在中间很为难，一面受了母亲的严命，教我习八股，预备应考，一面他知道我不喜欢这一套”。 [1]419当然，陈独秀此时对于科举的抵制，原因在于经书内容的晦涩难懂和八股文的枯燥乏味，因而激不起学习兴趣，这更多的源于感性认识，而非理性思考的结果。所以尽管内心不情愿，但面对现实的诱惑和家人的期盼，他还是走上了科举之途。1896年他先以很底的名次通过县考和府考，最后院试胡乱应付，用一篇不通的古文草草了事，自以为考得很糟，但那篇“不通的文章，竟蒙住了不通的大宗师”，结果却高中为第一名。捷报传来，家人欣喜异常，但陈独秀却据此“更加一层鄙薄科举” 。[1]420应当说，这次府考的经历，使陈独秀对科举考试这一套制度产生了怀疑，此时，他对科举的厌恶已不单纯是出于兴趣方面的感性排斥，而是有了理性思考的成分，但他对科举还并未完全放弃。
第二年，他又参加了乡试，考试期间的所见所闻，特别是一位近乎发狂的考生给了他深刻的刺激。“考头场时，看见一位徐州的大胖子，一条大辫子盘在头顶上，全身一丝不挂，脚踏一双破鞋，手里捧着试卷，在如火的长巷中走来走去，走着走着，上下大小脑袋左右摇晃着，拖长着怪声念他那得意的文章，念到最得意处，用力把大腿一拍，翘起大拇指叫道：‘好，今科必中！’。”陈独秀说：“这位‘今科必中’先生，使我看呆了一两个钟头。在这一两个钟头当中，我并非尽看他，乃是由他联想到所有考生的怪现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抢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转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一两个钟头的冥想，决定了我个人在往后十几年的行动。我此次乡试，本来很勉强，不料其结果却对于我意外有益！”[1]426 “意外有益”的结果就是他宣告了与科举制度的最后决裂，从而走上了拥护康、梁派的改良主义道路。最终，陈独秀并没有继续沿着举人、进士、状元郎的科举之路走下去，倒是相继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
拥护康梁，主张维新
“抢才大典”的刺激改变了他对康梁派的印象，并接受了他们的维新思想。对此，他曾说：“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2]214此后，他与维新人士交往密切，对康梁的维新思想大加赞赏。他表示：“甲午之役，兵破国削，朝野惟外国之坚甲利兵是羡，独康门诸贤，洞察积弱之原，为贵古贱今之改制学风所致，以时务知新主义，号召国中。” [2]230思想上转向维新之后，行动上他也极力维护改良主张，反击守旧派对维新派的攻击。针对守旧派指责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为离经叛道、名教罪人而群起攻之的情况，他“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瞀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2]230此时，他与其他维新派人士一样，将救亡图存的理想寄托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身上。这从他在1897年写的一篇近万字的长篇政治文章《扬子江形势论略》中可以看出。此文旨在论述长江防务，为清廷献策，最后他写道：“时事日非，不堪设想，爰采旧闻旅话暨白人所论，管蠡所及，集成一篇，略述沿江形势，举办诸端，是引领于我国政府也。” [2]12整篇文章充满了浓烈的爱国主义情绪和清醒的忧患意识，内容实际上也吸收融合了康梁的维新思想。
但是对于国家的概念，陈独秀当时并不十分清楚。他是在中国甲午战败，特别是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以后才有了明确的国家观念。他表示：“此时我才晓得，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 [2]55国家观念的明确，使他更加自觉地加入到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运动中。1903年，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反抗沙俄侵略中国的拒俄运动中，开始将国家命运与个人命运联系在一起，将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下。这从他稍后制定的《安徽爱国社拟章》中可以看出，其中明确规定：“戒主张各人自由，放弃国家公益”。 [2]19但是，此时他将国家与政府合为一体，认为既然爱国就要拥护政府，所以，他表示：“既名爱国，自应遵守国家秩序，凡出版书报，惟期激发志气，输灌学理，不得讪谤底毁，致涉叫嚣”，而且行事“戒不顾国体”。[2]18-19这说明他此时仍然坚持维新改良思想，还不主张革命，推翻清政府。值得注意的是，陈独秀虽然积极地参与拒俄运动，但并没有因拒俄而盲目排外。他一方面主张抵御外患，另一方面也“戒盲昧仇洋”。 [2]19这说明他对西方列强的认识比义和团时期国人的认识更加理性。
除了在政治上、军事上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外，陈独秀还主张从经济上抵御外国入侵。他说：“我们中国人，只知道恨洋人，杀教士，到是洋人把我们中国人的命脉弄著去了，我们中国人还是不在意哩。” [2]31他所说的“中国人的命脉”是指中国各处的矿山。他认为列强对中国的矿产垂涎已久，自从庚子合约规定准许外国人到中国开矿以后，中国还想将矿产埋在地下，万万年都不许外国人开采，已不可能。因此，他主张只有中国人自己开矿才能解决这一问题。他表示：“各省的矿山，自己开采，是第一件要紧的事，不让洋人开采，还是第二件要紧的事。办了第一件，就自然没有了第二件。若是只办第二件，不办第一件，那二件，也终久是办不成的。” [2]33所以中国当务之急是成立各省矿物总公司，乘着期限未到，洋人未来的时候，赶紧买下各处有名的矿山。“到了洋人来开办的时候，要紧的矿山，都已为公司所有。他虽有开矿的合同，怎奈无矿可开，活像老婆死了，还收着一张庚帖，有什么用处呢？” [2]34对于有些人说无钱成立公司开矿，他以安徽为例，主张壮丁每人出五角钱即可办成此事。他还亲自调查了安徽省各县的主要煤矿、煤质、开采情况以及矿山所有权的情况。此外，他认为洋人开采中国的矿山，不但经济上中国蒙受损失，“还要惹下后来无穷的大祸”，因为“他既开了矿，必定又要造运矿的铁路”，这样，中国“只要两下里有参差”，那洋人必定借“保护矿山铁路为名，调来大兵”，强占中国的土地了，东三省就是一个例子。[2]31-32
转向革命，赞成共和
尽管陈独秀等人成立安徽爱国社时宣称：只为爱国，而且遵守国家秩序。然而政府当局却“压制其不许爱国”， [2]15因而他自然流露出激愤情绪。因此在起草《安徽爱国社拟章》时陈独秀宣布：“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连结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之侵凌。”[2]17这种含有朦胧革命意识的信息，使得反动昏庸的清庭统治者害怕，判定爱国人士“名为拒俄，实则革命”，[3]甚至“度必有康梁孙文诸逆居中主持”，[4]于是下令严厉镇压，所以安徽爱国社成立不久，即被清政府解散。清庭安徽当局也准备逮捕陈独秀，他不得不逃离安庆，前往上海。
这种情况深深地刺激了陈独秀，在客观上催发了他的革命意识由朦胧进入自觉，又很快把他推到了革命者阵营。这从他在上海写的诗句中可见端倪，例如“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2]20诗中一方面表达了对三千年封建制度的彻底否定，另一方面明确表示赞成“联邦新制度”，这和以前“遵守国家秩序”，“戒不顾国体”的主张是一个完全的转向，表明他已由崇信康梁学说的信徒，转变为一位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者了；已由主张君主立宪制转变为赞成共和制。稍后，他又发表一首诗：“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棘荆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 [2]21这可以看作他反对满清、立志革命的誓词。
这一时期，陈独秀主要从事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活动：
一是创办并主编《安徽俗话报》。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的主旨是反帝救国，开启民智。他以“三爱”為笔名，在报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形式多样，集中体现了他本人及该报的思想倾向。主要有：启发国民，培育爱国心。这方面的代表作有《瓜分中国》、《说国家》、《亡国篇》、《论安徽的矿场》等文章。在其中，他都大声疾呼，旨在唤醒国人的爱国意识，抵抗外敌的入侵；批判封建恶俗，宣扬科学新知。如《恶俗篇》一文分别从婚姻、敬菩萨、妇女的装扮和风水迷信诸方面批判了种种封建陋习，痛斥旧婚姻制度的不合情理，提倡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改良国民教育，开启民智，提高民众素质。这方面的文章有：《国语教育》、《整顿蒙学馆的法子》、《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醒梦歌》、《十四年共和》等。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改造旧教育，发展近代教育，强调一国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关系一国强弱的大事，认为“一国非民智大开，民权牢固，国基总不能大安。徒只望君明臣良，那明君良臣活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去，便是人亡政熄，国家仍旧要衰败下来”。[2]60二是参与反清暗杀活动。在20世纪初，反清革命的一种主要形式是暗杀，暗杀的主要目标是满清顽固派首要人物，陈独秀也参与其中。对于这段经历，陈独秀后来回忆道：“杨度生、何海樵、章行严等，在上海发起一个学习炸药以图暗杀的组织，行严写信招我，我由安徽一到上海便加入了这个组织，住上海月余，天天从杨度生、钟宪鬯试验炸药，这时孑民先生常常来试验室练习、聚谈。”[1]543陈独秀在暗杀团里直接参与策划了1905年吴樾在北京谋炸清廷五大臣的暗杀活动。三是组建革命团体岳王会。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发起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陈独秀担任会长。岳王会的取义，意在继承宋朝民族英雄岳飞抵抗辽金，至死不变，精忠报国的精神，尽力排满，因此寓有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意义。岳王会的出现，标志着安徽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即有组织地进行革命的阶段。岳王会积极发展新军、从事武装斗争的做法，被誉为军界革命运动之先锋，它摒弃了以前革命党人侧重发展秘密会党和进行暗杀活动的陈旧做法，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启迪，为辛亥革命的爆发作了有益的尝试。四是辛亥革命后的治皖与反袁。武昌起义后，陈独秀先后在两任皖督孙毓筠和柏文蔚的都督府中担任秘书长。他先是辅佐孙毓筠治皖，主张改善人民的生活，合理使用旧有的官僚，大刀阔斧地革除阻碍和违背革命利益的事。接着又协助柏文蔚做了大量工作，曾被赞为“治皖有功”。[5]“二次革命”时，柏文蔚出任皖省讨袁军总司令，陈独秀协助制定讨袁大计，并起草《安徽独立宣言》，表明他坚持革命，坚决反对倒退的政治态度。
注重开启民智，建设现代国家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独揽了民国大权，他派人刺杀宋教仁，镇压“二次革命”，解散国民党，停止参、众两院议员的职务，撕毁了《临时约法》，自此，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了。陈独秀亲眼目睹了这一过程，面对现实他虽然也有过痛苦、彷徨和苦闷，但更多的是思考。
革命者在辛亥革命以前曾宣称，中国国民自有颠覆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的能力。看来只说对了一半，专制制度是颠覆了，但是却无力建立民主共和。因而社会状况依然如故，“利禄毁人如故也，敌视异己如故也，耀兵残民如故也，漠视法治如故也，紊乱财政如故也，奋私无纪殆更有甚焉。” [2]117于是又有人主张“吾民德薄能鲜，共和不便，仍戴旧君，或其宁一”，陈独秀认为“此亦书生之见也”。[2]117他认为，在今世如果国民素质低下，达不到建设国家的要求，那么实行任何政体，无论专制、代议制、君主立宪制或者共和制都无济于事。“盖一国人民之智力，不能建设共和，亦未必宜于君主立宪，以其为代议之制则一也。代议政治，既有所不行，即有神武专制之君，亦不能保国于今世，其民无建设国家之智力故也。民无建国之力，而强欲摹拟共和，或恢复帝制，以为救亡之计，亦犹瞽者无见，与以膏炬，适无益而增扰耳。” [2]117-118这说明他的思想已经跳出了当时世人正在热议的国家政体问题，开始深入到国民的思想层面去解决问题。
他认为中国当前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进行革命，推翻政府，而关键在于中国国民的素质尚达不到建设二十世纪现代国家的要求。“今吾国之患，非独在政府。国民之智力，由面面观之，能否建设国家于二十世纪，夫非浮夸自大，诚不能无所怀疑。” [2]118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努力在实践中一而再、再而三的碰壁，特别是辛亥革命的失败和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印证了这种怀疑是有道理的。陈独秀认为，以往少数先觉者的救国斗争之所以成效甚少，是因为中国国民对之“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中国国民的性质与行为的堕落，才是“亡国灭种之病根”。因此，“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2]207至此，陈独秀终于找到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根本出路，即首先要进行一场启蒙运动，廓清蒙昧，启发理智，使人们从封建思想的束缚中即蒙昧状态中解放出来。这就为他稍后传播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想，注重国民思想启蒙，发动新文化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在当时，发动这一场运动最好的方法就是办杂志了，所以，陈独秀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6] 65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以思想启蒙为主要目的的新文化运动正式拉开帷幕。
参考文献：
[1]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2]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3]苏报[N].1903-06-05.
[4]申报[N].1903-07-01.
[5]沈寂. 辛亥革命时期的陈独秀[J]. 江准论坛，1979，（2）.
[6]唐宝林，林茂生. 陈独秀年谱[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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