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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辍学10年，只有初中文化的我鼓起勇气走进了考场。
本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高考的春风就已吹绿了我这个枯死多年的学子之心。记得当时媒体公布恢复高考时是10月份，而考试于一个月后进行。靠一个月的复习考上大学对于我这个68届初中毕业生来说不是天方夜谭吗？
事实上1977年考上大学的绝大多数都是66届高中毕业的精英。因此，当父亲把初中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告诉我时，我是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取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进大学模式，高考平等竞争，深造有望；惶恐的是我这个仅读完初中课程的68届中学生能行吗？
看着父亲充满期望的眼神，我决定立马开始复习，参加来年的高考。那时候，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
我抖擞精神，打算重拾荒废了10年的课本。可寻遍家里的旮旮旯旯，竟未找到一本课本——在那个年代，它们早已进了废品收购站。于是，当时的废品收购站成了“藏宝”之地，知青们纷纷来到这里，挖掘中学课本，一本高中数学，竟有人出价5元回收。我寻遍大小废品收购站，也仅找到了一本初二数学和一本初中地理。没办法，只有一边和同考的知青互通有无，一边托人到外地大城市买复习资料。
那时不像现在复习资料满天飞，要买一套复习资料相当难。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亲戚，等了好几个月，才弄回了一套复习资料。语文、政治、史地通过死记硬背还能有点效果，数学可就不行了。我上初中时只学到解一元二次方程，什么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我都没有学过，怎么复习？有时花半天时间也解不开一道数学题，只好去问同考的知青，有的说解不出，有的说我笨，不愿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没办法，遇有解不开的数学题，我只好步行10多里到公社请教中学的沈老师。还好，每每深夜，我小心翼翼地敲开沈老师的门，他都起床，不厌其烦地辅导我。有时等沈老师讲完，天也快亮了，这时他就让我在他家躺上一会儿，早上硬让我吃完早饭再走。
1978年4月初，高考继续举行的消息又一次传来。6日，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由全国统一命题。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专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这在我们报考青年中更是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能考上大学，我白天照常下田挣口粮钱，晚上挑灯夜读，每天强迫自己只睡4个小时。大年初一也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家里啃书本。
终于到了1978年初夏，离高考时间越来越近。高考前一天，我专门到台城浴室洗了个澡。也许是多日的劳累，抑或是用脑过度，我从浴池起身上来时，突然头晕起来，接着便扑倒在地……等我醒来时，我已躺在座位上，旁边是擦背的刘师傅。见我醒来，刘师傅松了一口气，说刚才你头跌破了，流了不少血，你赶快把衣服穿好，我帮你去喊家里人，送你到医院，不要引起破伤风。
在医院，医生在我额头上缝了8针，用纱布一层又一层地裹好后，又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针。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养伤。父亲也一再关照我明天就不要去参加高考了。我也想过放弃，可第二天早晨，我还是坚持从床上爬了起来。母亲心疼地责怪我为了高考不要命了，就这样子去考试能考上？我无言，只知道任何事只要努力了，就无憾了。
7月20日，这是当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我头裹纱布与全国600多万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一起走进了考场。
我下放的地点因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城郊，就归入东台县城安排的学校考场。当时考生很多，县城所有的学校都将考场安排得满满的。
记得那年的语文试卷第一题是加标点：“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作文题目是将一篇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2000多字的政论文缩写成600字，要求突出原文中心，准确反映原文观点。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一直准备的是写记叙文和论说文，因而考时有些紧张。
数学是我的软肋，除了会做一些初中的对数、指数、平面几何证明外，其余的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我只能交白卷。
历史我倒是考得得心应手，因为平时我最爱看历史书。第一题是20分的填充题，我一分未失，最后是一道12分的问答题：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三个战例，并说明其历史教训。我很快就写上答案：德国突袭波兰、突袭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并说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策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准备随时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
成绩出来后，虽然我复习很刻苦，最终还是以5.5分之差名落孙山。其中语文考了61.5分，政治63分，地理60分，歷史86分，数学拖了后腿只得了24分，总分294.5分。这5.5分的差距使我再也无缘进普通高校的大门。因为1977年、1978年连续两年高考为照顾知青考生，年龄放宽到了30岁。从1979年开始年龄限制在25周岁，而1978年我已经25周岁，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以后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了。
至今我仍珍藏着那张《一九七八年高考准考证》和《一九七八年报考高校考生统考成绩通知书》，纸张虽有些泛黄，可字迹仍十分清晰。通知书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按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考得好的考生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有可能参加体检，但须进一步确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
我正是按照《通知书》的要求，不气馁，不自卑，坚持继续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终于在1983年以高分考进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江苏分校）经济系，圆了迟来的大学梦。
本来，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高考的春风就已吹绿了我这个枯死多年的学子之心。记得当时媒体公布恢复高考时是10月份，而考试于一个月后进行。靠一个月的复习考上大学对于我这个68届初中毕业生来说不是天方夜谭吗？
事实上1977年考上大学的绝大多数都是66届高中毕业的精英。因此，当父亲把初中毕业生也可以参加高考的喜讯告诉我时，我是既兴奋又惶恐。兴奋的是取消“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的进大学模式，高考平等竞争，深造有望；惶恐的是我这个仅读完初中课程的68届中学生能行吗？
看着父亲充满期望的眼神，我决定立马开始复习，参加来年的高考。那时候，熟人见面，总是问“你高考了吗？”就像问“你吃饭了吗？”一样流行。高考成为当时社会最大的关注点。
我抖擞精神，打算重拾荒废了10年的课本。可寻遍家里的旮旮旯旯，竟未找到一本课本——在那个年代，它们早已进了废品收购站。于是，当时的废品收购站成了“藏宝”之地，知青们纷纷来到这里，挖掘中学课本，一本高中数学，竟有人出价5元回收。我寻遍大小废品收购站，也仅找到了一本初二数学和一本初中地理。没办法，只有一边和同考的知青互通有无，一边托人到外地大城市买复习资料。
那时不像现在复习资料满天飞，要买一套复习资料相当难。我写了好几封信给上海、杭州等大城市的亲戚，等了好几个月，才弄回了一套复习资料。语文、政治、史地通过死记硬背还能有点效果，数学可就不行了。我上初中时只学到解一元二次方程，什么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我都没有学过，怎么复习？有时花半天时间也解不开一道数学题，只好去问同考的知青，有的说解不出，有的说我笨，不愿在我身上浪费时间。没办法，遇有解不开的数学题，我只好步行10多里到公社请教中学的沈老师。还好，每每深夜，我小心翼翼地敲开沈老师的门，他都起床，不厌其烦地辅导我。有时等沈老师讲完，天也快亮了，这时他就让我在他家躺上一会儿，早上硬让我吃完早饭再走。
1978年4月初，高考继续举行的消息又一次传来。6日，教育部决定当年高考在上一年各省命题的基础上，由全国统一命题。为了指导各类考生复习应考，教育部还专门组织编写了《一九七八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复习大纲》。20日，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要求“各单位根据生产、工作情况，为考生创造必要的条件，积极热情地组织和支持考生进行复习”。这在我们报考青年中更是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能考上大学，我白天照常下田挣口粮钱，晚上挑灯夜读，每天强迫自己只睡4个小时。大年初一也足不出户，把自己关在家里啃书本。
终于到了1978年初夏，离高考时间越来越近。高考前一天，我专门到台城浴室洗了个澡。也许是多日的劳累，抑或是用脑过度，我从浴池起身上来时，突然头晕起来，接着便扑倒在地……等我醒来时，我已躺在座位上，旁边是擦背的刘师傅。见我醒来，刘师傅松了一口气，说刚才你头跌破了，流了不少血，你赶快把衣服穿好，我帮你去喊家里人，送你到医院，不要引起破伤风。
在医院，医生在我额头上缝了8针，用纱布一层又一层地裹好后，又给我打了一针破伤风针。嘱咐我一定要好好休息养伤。父亲也一再关照我明天就不要去参加高考了。我也想过放弃，可第二天早晨，我还是坚持从床上爬了起来。母亲心疼地责怪我为了高考不要命了，就这样子去考试能考上？我无言，只知道任何事只要努力了，就无憾了。
7月20日，这是当年全国统一高考的时间，我头裹纱布与全国600多万名来自不同行业的年轻人一起走进了考场。
我下放的地点因在江苏东台县（今东台市）城郊，就归入东台县城安排的学校考场。当时考生很多，县城所有的学校都将考场安排得满满的。
记得那年的语文试卷第一题是加标点：“实现机械化要靠人的思想革命化有了革命化才有机械化机械化不是一口气吹出来的要经过一番艰苦奋战才能成功要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要肃清他们的流毒促进人们的思想革命化一个软懒散的领导班子是挑不起这付重担的。”
作文题目是将一篇题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的2000多字的政论文缩写成600字，要求突出原文中心，准确反映原文观点。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一直准备的是写记叙文和论说文，因而考时有些紧张。
数学是我的软肋，除了会做一些初中的对数、指数、平面几何证明外，其余的解析几何、三角函数等我只能交白卷。
历史我倒是考得得心应手，因为平时我最爱看历史书。第一题是20分的填充题，我一分未失，最后是一道12分的问答题：举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帝国主义发动突然袭击的三个战例，并说明其历史教训。我很快就写上答案：德国突袭波兰、突袭苏联，日本突袭珍珠港，并说明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往往采取突然袭击的策略，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准备随时粉碎帝国主义的进攻。
成绩出来后，虽然我复习很刻苦，最终还是以5.5分之差名落孙山。其中语文考了61.5分，政治63分，地理60分，歷史86分，数学拖了后腿只得了24分，总分294.5分。这5.5分的差距使我再也无缘进普通高校的大门。因为1977年、1978年连续两年高考为照顾知青考生，年龄放宽到了30岁。从1979年开始年龄限制在25周岁，而1978年我已经25周岁，再也没有机会参加以后的普通高校招生考试了。
至今我仍珍藏着那张《一九七八年高考准考证》和《一九七八年报考高校考生统考成绩通知书》，纸张虽有些泛黄，可字迹仍十分清晰。通知书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按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考得好的考生根据上级有关规定，有可能参加体检，但须进一步确立“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思想。
我正是按照《通知书》的要求，不气馁，不自卑，坚持继续学完了高中的全部课程，终于在1983年以高分考进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江苏分校）经济系，圆了迟来的大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