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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前,学者于建嵘曾在其微博中称,“北京大学的复印店应是全球最讲政治的地方。有专家来取钱云会案件的资料,因已发完,需复印。没有想到在北大跑了几家复印店,均以是上访材料而拒绝,说如果发现复印机将没收。”
无独有偶,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公安局信访科接到复印店举报后,成功“稳控”了一名正在复印上访材料的老人,其后又将此事在官方微博“平安稷山”上播报,迅速引发舆论讨伐。
对比两桩事件,前者的曝光是学者基于义愤的谴责,后者却是“维稳”人员“政治水平”不够高,将本应出现在内部材料上、做得说不得的伎俩,当成了维护稳定的工作成绩。
众所周知,各级政府都不喜欢信访——尽管其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平安稷山”的截访做法和稳控措施,放在任何地方都不算新鲜。令人诧异的是,基层公务人员在日常训练中,已经适应了这种非正常的“维稳”手段,并自以为是正常、应然之事,对自身的价值倒错,根本毫无意识。
与其说这是行政人员法治意识缺失的結果,毋宁说是异化的维稳主义使然。从近年来的维稳机构设置及人员序列调整、维稳经费比例变化、维稳工作在政绩考评中所占的权重,都可看出,“维稳”正在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新重心之一。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朝堂上无事可议,县衙里无人鸣冤,便是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专制时代下,这种政治文化变异成一种病态的社会审美,要求社会成员在国家的强力控制之下整齐划一,既不允许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亦不允许民间社会内部的冲突。而在现今“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大前提下,“维稳”成为主题词之一。在改革时代,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以权威姿态介入如拆迁、劳资纠纷等市场利益冲突,民众亦习惯将纠纷解决诉诸于行政的权威;市场经济虽然提供了自我消解纠纷的机制,却因行政权力一家独大而难得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产生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控制结构,即“压力维稳”。上层发布维稳目标压制地方,地方以稳定需求裹挟上层。
在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意识形态下,基层官员承受着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各级领导维稳责任记入档案,和干部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如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则实行“一票否决”。如河北某县,每年单进京截访一项,便要组织出动30余名干部往返两地,糜费公币无数。事关乌纱,能不疲于奔命?
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是基层政府绑架社会的直接根源。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命令的驱使下,基层官员的神经极其脆弱而敏感,将消弭冲突作为头等大事,一旦发生社会矛盾,便调集一切可调集的力量严阵以待,甚至不惜动用非法手段监控、压制。一方面,基层政权的事权财权被抽离,治理功能正在弱化乃至丧失;另一方面,基层政权在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越发灰色化乃至黑色化。
“平安稷山”的这场截访闹剧,便是“信访责任追究制”下基层政治生态的一个小小缩影。领导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严防死守,办事人员便将维稳当做了正确和必要的行政目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之下,布控截访、拘留劳教、抓打关押……都被视做常规手段而鲜有反思。
一个正常的社会之中,必然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而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属于市场环境中的利益纠纷,带有非政治性的鲜明特色。这些社会矛盾,政府本应以平常心看待,以超然立场处之。
而“压力维稳”的制度惯性,对“和谐社会”的不当理解,对“绝对稳定”的病态追求,将基层政府直接推到社会冲突的矛头位置,常常引火上身,泥足深陷。
自上层至地方的各级“维稳办”设立以来,“维稳”一词的流行已逾十年之久。十年间维稳成本愈发扩张,渐成财政不堪重负之势。而维稳的效果,已是每况愈下。一方面,社会矛盾被压制而未消除,导致基于报复心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相关层级政府渐而失去公众信任,离心离德。
最不堪的是,压力维稳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便如山西稷山的截访故事——商家与消费者间的关系,变成了监控与被监控的关系。以此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必然得不偿失。
真正的社会稳定,只能从法律和司法公正中产生。社会冲突的最终解决,需要完善社会规则、制度化渠道与方式。政策性、人治化的维稳,只能是社会转型期的权宜之计,绝不可常态化、长期化。
当下异化的维稳主义,奉行“以利平之,以威压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原则,已然与法治语境下的宪法法律、权利救济背道而驰,并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之中。
作者为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无独有偶,山西省运城市稷山县公安局信访科接到复印店举报后,成功“稳控”了一名正在复印上访材料的老人,其后又将此事在官方微博“平安稷山”上播报,迅速引发舆论讨伐。
对比两桩事件,前者的曝光是学者基于义愤的谴责,后者却是“维稳”人员“政治水平”不够高,将本应出现在内部材料上、做得说不得的伎俩,当成了维护稳定的工作成绩。
众所周知,各级政府都不喜欢信访——尽管其是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平安稷山”的截访做法和稳控措施,放在任何地方都不算新鲜。令人诧异的是,基层公务人员在日常训练中,已经适应了这种非正常的“维稳”手段,并自以为是正常、应然之事,对自身的价值倒错,根本毫无意识。
与其说这是行政人员法治意识缺失的結果,毋宁说是异化的维稳主义使然。从近年来的维稳机构设置及人员序列调整、维稳经费比例变化、维稳工作在政绩考评中所占的权重,都可看出,“维稳”正在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施政的新重心之一。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朝堂上无事可议,县衙里无人鸣冤,便是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专制时代下,这种政治文化变异成一种病态的社会审美,要求社会成员在国家的强力控制之下整齐划一,既不允许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冲突,亦不允许民间社会内部的冲突。而在现今“稳定压倒一切”成为市场化改革的大前提下,“维稳”成为主题词之一。在改革时代,地方政府仍然习惯以权威姿态介入如拆迁、劳资纠纷等市场利益冲突,民众亦习惯将纠纷解决诉诸于行政的权威;市场经济虽然提供了自我消解纠纷的机制,却因行政权力一家独大而难得发挥作用。
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下,产生了颇具特色的社会控制结构,即“压力维稳”。上层发布维稳目标压制地方,地方以稳定需求裹挟上层。
在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意识形态下,基层官员承受着来自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各级领导维稳责任记入档案,和干部晋职晋级、奖惩直接挂钩;如发生“影响稳定重大问题”,则实行“一票否决”。如河北某县,每年单进京截访一项,便要组织出动30余名干部往返两地,糜费公币无数。事关乌纱,能不疲于奔命?
这种异化的维稳主义,是基层政府绑架社会的直接根源。在“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命令的驱使下,基层官员的神经极其脆弱而敏感,将消弭冲突作为头等大事,一旦发生社会矛盾,便调集一切可调集的力量严阵以待,甚至不惜动用非法手段监控、压制。一方面,基层政权的事权财权被抽离,治理功能正在弱化乃至丧失;另一方面,基层政权在上级和社会的双重压力下,越发灰色化乃至黑色化。
“平安稷山”的这场截访闹剧,便是“信访责任追究制”下基层政治生态的一个小小缩影。领导将维稳作为头等大事严防死守,办事人员便将维稳当做了正确和必要的行政目的。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之下,布控截访、拘留劳教、抓打关押……都被视做常规手段而鲜有反思。
一个正常的社会之中,必然存在大量的社会矛盾。而中国转型期出现的绝大多数社会矛盾,都属于市场环境中的利益纠纷,带有非政治性的鲜明特色。这些社会矛盾,政府本应以平常心看待,以超然立场处之。
而“压力维稳”的制度惯性,对“和谐社会”的不当理解,对“绝对稳定”的病态追求,将基层政府直接推到社会冲突的矛头位置,常常引火上身,泥足深陷。
自上层至地方的各级“维稳办”设立以来,“维稳”一词的流行已逾十年之久。十年间维稳成本愈发扩张,渐成财政不堪重负之势。而维稳的效果,已是每况愈下。一方面,社会矛盾被压制而未消除,导致基于报复心态的恶性事件层出不穷;另一方面,相关层级政府渐而失去公众信任,离心离德。
最不堪的是,压力维稳导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便如山西稷山的截访故事——商家与消费者间的关系,变成了监控与被监控的关系。以此种手段维护社会稳定,必然得不偿失。
真正的社会稳定,只能从法律和司法公正中产生。社会冲突的最终解决,需要完善社会规则、制度化渠道与方式。政策性、人治化的维稳,只能是社会转型期的权宜之计,绝不可常态化、长期化。
当下异化的维稳主义,奉行“以利平之,以威压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原则,已然与法治语境下的宪法法律、权利救济背道而驰,并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之中。
作者为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