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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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苗民图四十种》图册由乾隆朝贵州参将薛隆绍在贵州当地组织绘制,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湖南常德由澧州文人陈宗昂写成,是一部罕见的清代早期“苗图”.虽是最早的存世版本之一,但该图册的绘制、流通乃至收藏细节皆可考,为重溯“苗图”传抄史和版本关系网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它与普林斯顿本等“苗图”以及《贵州通志》《皇清职贡图》有传抄关系.另一方面,图册所含族群的名称与聚居地等又与大部分存世“苗图”多有不同,涵盖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前后官府对贵州民族不同的识别与分类法.尤其是大肚苗到短裙苗、蔡家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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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民族学博物馆藏《苗民图四十种》图册由乾隆朝贵州参将薛隆绍在贵州当地组织绘制,乾隆三十三年(1768)在湖南常德由澧州文人陈宗昂写成,是一部罕见的清代早期“苗图”.虽是最早的存世版本之一,但该图册的绘制、流通乃至收藏细节皆可考,为重溯“苗图”传抄史和版本关系网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它与普林斯顿本等“苗图”以及《贵州通志》《皇清职贡图》有传抄关系.另一方面,图册所含族群的名称与聚居地等又与大部分存世“苗图”多有不同,涵盖了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前后官府对贵州民族不同的识别与分类法.尤其是大肚苗到短裙苗、蔡家的图文移植与转变,以及佯伶僮侗瑶的出现及分解随着贵州“内部疆界”逐渐消解的过程同时进行,展现出清代早期民族图志刻板化与主观创造性皆备的特征.作为一部站在地方官员立场上制作的图册,它反映了清代官府流动的族群观,以及贵州全面纳入大一统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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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作为中华文化重要遗产之一,其独特思维方式和医疗实践,经西方一些学者和从医人员的研究和运用,成为西方汉学的一个分支——“西学中医”.西学中医对中医某些具有“怪异视觉”的“工具性图像”,进行了后现代式重构,使其看似更接近中医传统,其中包括许多误读,但后者的作用如同意象派诗人对中国古诗词的认知,都是在面对另外一种解释系统和实践模式产生的文化震撼中,引发自身的想象力、创造力进行再生产,并由此重构了自己的艺术和学术创意.在视觉人类学看来,中医和艺术一样,具有某种同构性.
梅兰芳1935年访苏期间,苏联媒体的相关评论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甚至尖锐对立.分歧暴露出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捕捉有价值的课题,通过文献研读与疑点分析得到新的发现、新的见解.本文从近年来收集的俄文文献中选取若干问题,包括怎样理解中国戏曲“体系”,梅兰芳扮演女性形象的成就,梅兰芳“手舞”艺术的评价,“舞台仆人”与戏曲的“假定性”,戏曲音乐中的“噪音”,梅耶荷德对梅兰芳的判断,以及什么是中国戏曲艺术本质特征等,作一初步探讨.
梅兰芳1919年首次访日演出之前,日本学者村田乌江发表了《中国剧与梅兰芳》.在历来的中国戏剧史著作中,标明“中国剧与梅兰芳”,将二者紧密联系起来的,这是第一部.村田乌江通过此书,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梅兰芳戏剧观,同时由于他是将梅兰芳视为中国戏剧的典型代表,因此实际上也阐明了他的中国戏剧观.村田乌江的梅兰芳戏剧观,可以分四个层次加以讨论:(一)在中国戏剧的大背景下审视梅兰芳;(二)从角色行当的角度看梅兰芳对京剧表现力的拓展;(三)从表演要素的角度看梅兰芳对京剧表现力的拓展;(四)“我相信他将拥有未来”:从伶
仪式感产生于各种仪式关系,然而传统的“仪式感”逐渐从当代日常生活中分离出去,而经由网络传播的日常行为仪式化则实现着缓解焦虑,增加归属感,为生活赋予意义的功能.以“豆瓣”为代表的网络社区承载着当代“仪式感”不限于时空和形式而更强调生活态度表达的特点,对于这一现象,列斐伏尔的节奏分析理论能帮助阐释当代民众通过灵活多样的“仪式感”在过度秩序化中寻找意义,在无序中寻找生活逻辑,达成新的社会联结的过程与原因.厘清当代话语中的“仪式感”也可以充分顺应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来传承传统节日和礼仪文化,并引导多元仪式形态促进日
中医针灸从6世纪传入日本,到16世纪的室町时代末期,逐渐从药石之外的辅助疗法成长为独立的医学门类.就内容而言,日本针灸以模仿中医为主,理论更为简朴、直观;就“针医”而言,其身份以医官和僧侣为主.从整体来看,日本人开放、务实的学习精神为其积极吸取外来文化、引入针灸打下了基础,中日的交往又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两国在针灸理论、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交流,雕版印刷术的引入提升了针灸的传播效率,而日本汉学的发展则改变了针医的主要身份.
学科确立是以范式独立为标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难题”与传统学科的范式“反常”激发了建立非遗学科的讨论.在扬弃传统学科旧范式的基础上,非遗学科要建构自己的学科范式.非遗学科范式包括事实范式、实践范式、批评范式和阐释范式等四个类型,彼此之间相辅相成、互为一体.建构非遗学科范式要遵循有破有立、从范式平衡到范式不平衡再到范式平衡的螺旋式发展规律,要灵活运用借鉴式、引导式和保障式等建构方式,坚定学科自信、坚持协作发展、完善保障机制,以学科命运共同体和学科体制建设为抓手,建构起非遗学科的范式体系.
从目前文献看,借助“同台合演制”“邀聘名角制”“女伶挂牌制”等方式,清末民国京剧在武汉快速及强势传播,并对汉剧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消极的影响是:窄化汉剧生存空间,引导汉剧女伶崛起并因而导致汉剧“阴盛阳衰”;积极的影响是:促使汉剧大排连台本戏而短暂提升了商演竞争力;促使汉剧移植京剧流行剧目而丰富了自身的剧目体系;促使汉剧舞台表演“化京剧”而非“京剧化”,有助于汉剧表演的自我提升.可见,戏曲史上既有汉调进京、玉成京剧之美谈,还有京剧在汉传播、“反哺”汉剧之佳话.细致入微地研究晚清民国“京剧的域内传播”以及“京
一、从“拦羊①娃”到传承人rn鲍武文出生于1954年二月初三,鲍武文的父亲是箍窑洞的石匠,母亲擅长剪纸,对他的童年颇有影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古旧商品收购市场火热,来自天津的外贸公司持续在陕北绥德、佳县、米脂、子洲、清涧一带收购炕头石狮子.在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下,加之外贸收购后市场上对炕头石狮子的迫切需求,原本身为拦羊娃的鲍武文走上了雕刻炕头石狮子的道路,并一发而不可收,从此开始了长达46年的石雕之路.本节内容将从鲍武文的生平、师承关系、从业人员的构成与生活情况几方面展开采访.
中国式的对味觉和嗅觉的形容和表述可以称之为“味感”,最典型的如“气”“韵”.区别于西方对食物和饮品的分类清楚、描述精确的现代标准,中式的“味感”表述显得意涵模糊、喜用象征、玄秘主观.文章以茶为例,说明“味感”与中国古典文论的“物感”思想一脉相承,是一种力求将被描述对象的本质属性与描述者的心灵感发相互辉映的表达方式.相比于东亚学者提出的“身体感”,“味感”更为透彻地体现了“物我同一”的思想;有关“味感”的民族志考察可以与世界人类学之“本体论转向”进行对话,体现中国人类学对中国文化事相的本土化分析.而且,“味
目的 探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集中隔离点各类医学观察人员的管理对策.方法 从2020年3月18日至4月26日,对泰州高港区尚客优酒店行集中医学观察的201名新冠肺炎观察人员进行观察、隔离防护、生活保障及心理关怀等.结果 医护工作人员通过不断探索和总结,满足了观察人员的需求,为他们解决了实际困难,得到了他们对当地医护人员的肯定.结论 通过对新冠肺炎观察人员开展人文关怀,让他们深切体会到“爱和温暖”,为建立医学观察区规范的管理模式起到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