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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宏观政策影响下的西北工人群体，时代的变化使他们在意识上不断地显现出分歧和矛盾。意识分歧和冲撞的背后，其原因是个人或群体还是国家。本文将针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关键词：三线建设 西北工人群体 开放与保守
毫无疑问，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都意味着在历史上的传统强国——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千百年来的首次工人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在此之后的近30年的历程中，工人阶级也享受着整个社会的瞩目与支持。在祖国的西北，同样有着无数的工人们为西北的工业乃至全国的发展贡献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西北工人阶级的从无到有，经历了新中国发展的的所有时期。
一、西北工人群体的诞生
从语境上来看西北人民并不仅仅包括土生土长的西北人民，同样也包括后来响应国家政策与号召移民西北的人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几次内地人口向西北地区移民的浪潮例如50年代末的支边移民和60年代中期以后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发动内地青壮年支边的决定，计划在1958年至1963年间从内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浙江、广东、川东等省区动员570万青壮年到内蒙古、东三省、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云南、海南、川西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经过两年努力，有17个省、自治区动员和安置支边青壮年及退伍兵99.7万人（另有随迁家属44.6万人），其中由山东去东北三省38.8万人，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去新疆25.1万人，从河南去甘肃、青海18.7万人，从浙江去宁夏8.1万人，从湖南去云南2.3万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的涌入，对于在整个西北地区开展农业，工业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外来青壮年以及知识分子的涌入给地处内陆深处的城市带来了较大的活力。以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为例，建国后开始迁入和创建的工厂多达20个共迁入人员约2.5万余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工厂有青海第一机床厂（原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青海锻造厂（原洛阳拖拉机厂）以及青沪机床厂（原上海劳动机床厂）等，这些工厂带动了西宁当地的工业发展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斗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正因如此西北工人阶级的初步形成也正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实施，而并非一开始就是西北某一省的自发运动，在这一时期的西北各省受制于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足以及较为闭塞的地理环境从而导致了这种对于国家政策的依赖性，同时也正是受制于交通不便而导致的信息沟通不畅以及物资流动困难，更大程度的加深了西北地区对于内地及政策的依赖。
二、西北工人群体的开放与保守
在经历了支边运动以及三线建设后的西部城市，人口的来源分布逐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以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为例，在1949年全市共有人口71098人，而其中外省人口仅占7.7%约为5485人[1]。而到了1970年随着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这一比例已逐渐增加到了近60%。外来人口的流入显著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来源构成，这一现象也体现在当地的各大内迁工厂之中。工厂里的工人通常都是来自于祖国的五湖四海之中。
（一）西北工人的开放性
对于这一时期的西北工人阶级，开放进取型的表现是属于他们的符号。20世纪的70年代，西北地区的工厂生产如火如荼的展开，这一批的工人群体也随着时代以及工厂的发展从而改变了个自己的命运。
由国家政策亦或是因为国家机器所架构出的西北工人阶级，与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有着很多的不同。首先，这一大批工人青年很大程度上有着一定的教育背景，通过支边运动这场由党和国家主导的社会动员，从而完成了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的身份转变，因而，可以称之为“知识型工人阶级”。与普通的工人相比，他们具有更多的知识技能，科学素养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因而在急需用人的建设时期，就更容易获得较多的机会。其次，在三线建设的背景下，工厂更像是一座在当时的人才中转站，“知识工人阶级”通过工厂中的工作与锻炼获得经验与认可，为下一步的工作或升迁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而“知识型工人阶级”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都是在体制范围内的上下流动。同时，如上文所提出的那样，与普通工人不同的是，“知识型工人阶级”更加的开放与进取，且推动着当地的发展。
（二）社会语境下保守的西北工人
从西北地区工人阶级的成型，到我国的西部地区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基础，西北经济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的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工人阶级的地位也在建国之后显示出了极大地优越性，人人争当工人阶级成为了一种最为普遍社会现象。所以，在当时工人阶级的子女继续他们父辈的事业也就顺其自然，这一点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父母，也取决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语境。
在国家宏观背景下所构建起的西北工人们首先是一个全国区域合成的产物，他们来自全国的各个省份，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也有着不同的思想文化，这些意识的碰撞共同造就了西北工人的开放性特征。而第一代西北工人的不同特征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子女。例如“知识型工人阶级”的子女们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所制定的政策之中。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西北工人群体同时表现出了其有着保守的一面，他们并没有跳出工厂的体制，无论是加强经验技能还是接受再教育都是为了在体制中继续发展。这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思维密不可分，在老一代的支边青年逐渐老去之时，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在他们奋斗过的土地继续奋斗下去，自己的成果可以有人继承。因此受社会环境和现实情况所影响下的西北工人，其所展现出的整個群体的保守性特征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意识冲突与政策影响下的西北工人
1980年之后，国家逐步推进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工厂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时至今天也依然是一个热点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在着手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他还说过：“多年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对于中国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来说，他们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不再是享受优厚待遇的“铁饭碗”。 对于绝大多数的西北工人而言迷茫是这一时期真实写照，工人们在意识上充满了渴求变革但又不免保守的矛盾与分歧，一方面他们希望加入改革的浪潮去寻求新的机会然而当时的社会条件又使他们难以去寻找突破口;同时在整体社会的环境下他们也不甘心就这样从体制之中脱离出去。对于这里所提出的“社会条件”以及“社会环境”主要包含两点：第一，缺乏良好的从业环境。2000年左右的整个西北其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十分完善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容量较低，以西宁市为例：2000年末西宁地区从业人员24.81万人，下降 14.76%，在岗职工 23.93万人下降15.92%;从业人员劳动报酬236496万元，下降1.57%[2]。因此很多人不是不想去寻求机会，而是机会太少。第二：2000年左右下岗的这一批工人，大多数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有了自己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讲寻求一个稳定的工作是眼下最为实际的选择。因此在国有企业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他们，想要进入事业单位工作也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优选择。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西北地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物质需求上都不能实现自给自足，支边运动、“三线”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都是国家层面上集中力量对于西北乃至于整个西部的扶持，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当时国家的政策密不可分，其各项建设也是在国家的帮扶下逐步推进。可以说，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力量的帮助下构架出的西北工人阶级，从根本上就是具有高度依赖性的组织群体，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人阶级想要实现再就业以及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政策上对这一群体的扶持与帮助。而在国家开展西部大开发带来了就业岗位之后，西北各地区的就业及发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回看21世纪之交，整合过后得西北的工人群体再一次通过国家力量下资源的重新分配翻开了新的一页。工人阶级在西北地区继续着良好的发展。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本地区全方位发展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市场已较为完善，且人口可以充分流动的当下，具备较强理论和技能素养的工人阶级势必会抓住属于自己的命运，在整个社会中发挥起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1]黄云生.近代西宁城市人口变迁初论[J].青海師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02）：44-47.
[2]数据来源于2000年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三线建设 西北工人群体 开放与保守
毫无疑问，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都意味着在历史上的传统强国——中国，重新整合成为一个强大的整体。千百年来的首次工人阶级成为了国家的主人。而在此之后的近30年的历程中，工人阶级也享受着整个社会的瞩目与支持。在祖国的西北，同样有着无数的工人们为西北的工业乃至全国的发展贡献着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力量。西北工人阶级的从无到有，经历了新中国发展的的所有时期。
一、西北工人群体的诞生
从语境上来看西北人民并不仅仅包括土生土长的西北人民，同样也包括后来响应国家政策与号召移民西北的人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发生了几次内地人口向西北地区移民的浪潮例如50年代末的支边移民和60年代中期以后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了发动内地青壮年支边的决定，计划在1958年至1963年间从内地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浙江、广东、川东等省区动员570万青壮年到内蒙古、东三省、新疆、甘肃、青海、宁夏、云南、海南、川西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经过两年努力，有17个省、自治区动员和安置支边青壮年及退伍兵99.7万人（另有随迁家属44.6万人），其中由山东去东北三省38.8万人，从江苏、安徽、湖北三省去新疆25.1万人，从河南去甘肃、青海18.7万人，从浙江去宁夏8.1万人，从湖南去云南2.3万人。源源不断的劳动力的涌入，对于在整个西北地区开展农业，工业的建设都有着积极的作用。外来青壮年以及知识分子的涌入给地处内陆深处的城市带来了较大的活力。以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为例，建国后开始迁入和创建的工厂多达20个共迁入人员约2.5万余人，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工厂有青海第一机床厂（原齐齐哈尔第二机床厂），青海锻造厂（原洛阳拖拉机厂）以及青沪机床厂（原上海劳动机床厂）等，这些工厂带动了西宁当地的工业发展解决了大量的就业问题，为社会发展和稳定斗提供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正因如此西北工人阶级的初步形成也正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实施，而并非一开始就是西北某一省的自发运动，在这一时期的西北各省受制于自身的经济实力不足以及较为闭塞的地理环境从而导致了这种对于国家政策的依赖性，同时也正是受制于交通不便而导致的信息沟通不畅以及物资流动困难，更大程度的加深了西北地区对于内地及政策的依赖。
二、西北工人群体的开放与保守
在经历了支边运动以及三线建设后的西部城市，人口的来源分布逐渐呈现出了多样化的趋势。以青海省省会西宁市为例，在1949年全市共有人口71098人，而其中外省人口仅占7.7%约为5485人[1]。而到了1970年随着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这一比例已逐渐增加到了近60%。外来人口的流入显著改变了当地人口的来源构成，这一现象也体现在当地的各大内迁工厂之中。工厂里的工人通常都是来自于祖国的五湖四海之中。
（一）西北工人的开放性
对于这一时期的西北工人阶级，开放进取型的表现是属于他们的符号。20世纪的70年代，西北地区的工厂生产如火如荼的展开，这一批的工人群体也随着时代以及工厂的发展从而改变了个自己的命运。
由国家政策亦或是因为国家机器所架构出的西北工人阶级，与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有着很多的不同。首先，这一大批工人青年很大程度上有着一定的教育背景，通过支边运动这场由党和国家主导的社会动员，从而完成了知识分子向工人阶级的身份转变，因而，可以称之为“知识型工人阶级”。与普通的工人相比，他们具有更多的知识技能，科学素养以及良好的综合素质，因而在急需用人的建设时期，就更容易获得较多的机会。其次，在三线建设的背景下，工厂更像是一座在当时的人才中转站，“知识工人阶级”通过工厂中的工作与锻炼获得经验与认可，为下一步的工作或升迁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因而“知识型工人阶级”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但都是在体制范围内的上下流动。同时，如上文所提出的那样，与普通工人不同的是，“知识型工人阶级”更加的开放与进取，且推动着当地的发展。
（二）社会语境下保守的西北工人
从西北地区工人阶级的成型，到我国的西部地区有了社会主义工业基础，西北经济是多快好省地发展的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工人阶级的地位也在建国之后显示出了极大地优越性，人人争当工人阶级成为了一种最为普遍社会现象。所以，在当时工人阶级的子女继续他们父辈的事业也就顺其自然，这一点不仅取决于他们的父母，也取决于当时的意识形态与社会语境。
在国家宏观背景下所构建起的西北工人们首先是一个全国区域合成的产物，他们来自全国的各个省份，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也有着不同的思想文化，这些意识的碰撞共同造就了西北工人的开放性特征。而第一代西北工人的不同特征也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子女。例如“知识型工人阶级”的子女们积极参与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所制定的政策之中。但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西北工人群体同时表现出了其有着保守的一面，他们并没有跳出工厂的体制，无论是加强经验技能还是接受再教育都是为了在体制中继续发展。这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传统思维密不可分，在老一代的支边青年逐渐老去之时，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可以在他们奋斗过的土地继续奋斗下去，自己的成果可以有人继承。因此受社会环境和现实情况所影响下的西北工人，其所展现出的整個群体的保守性特征也就理所当然了。
三、意识冲突与政策影响下的西北工人
1980年之后，国家逐步推进了对于国有企业以及工厂的改革。国有企业的改革时至今天也依然是一个热点问题，当时的领导人在着手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提出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他还说过：“多年经验表明，要发展生产力，靠过去的经济体制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们吸收资本主义中一些有用的方法来发展生产力”。对于中国广大工人阶级群众来说，他们也突然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不再是享受优厚待遇的“铁饭碗”。 对于绝大多数的西北工人而言迷茫是这一时期真实写照，工人们在意识上充满了渴求变革但又不免保守的矛盾与分歧，一方面他们希望加入改革的浪潮去寻求新的机会然而当时的社会条件又使他们难以去寻找突破口;同时在整体社会的环境下他们也不甘心就这样从体制之中脱离出去。对于这里所提出的“社会条件”以及“社会环境”主要包含两点：第一，缺乏良好的从业环境。2000年左右的整个西北其工商业的发展并不是十分完善社会所能提供的岗位容量较低，以西宁市为例：2000年末西宁地区从业人员24.81万人，下降 14.76%，在岗职工 23.93万人下降15.92%;从业人员劳动报酬236496万元，下降1.57%[2]。因此很多人不是不想去寻求机会，而是机会太少。第二：2000年左右下岗的这一批工人，大多数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有了自己的家庭，对于他们来讲寻求一个稳定的工作是眼下最为实际的选择。因此在国有企业拥有多年工作经验的他们，想要进入事业单位工作也就成为了他们的最优选择。但是长久以来，我国的西北地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物质需求上都不能实现自给自足，支边运动、“三线”建设以及西部大开发都是国家层面上集中力量对于西北乃至于整个西部的扶持，西北地区的发展与当时国家的政策密不可分，其各项建设也是在国家的帮扶下逐步推进。可以说，一开始就是在国家力量的帮助下构架出的西北工人阶级，从根本上就是具有高度依赖性的组织群体，因此，这一地区的工人阶级想要实现再就业以及未来的发展，仍然需要政策上对这一群体的扶持与帮助。而在国家开展西部大开发带来了就业岗位之后，西北各地区的就业及发展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回看21世纪之交，整合过后得西北的工人群体再一次通过国家力量下资源的重新分配翻开了新的一页。工人阶级在西北地区继续着良好的发展。对于西北地区而言，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本地区全方位发展才是一条正确的道路。在市场已较为完善，且人口可以充分流动的当下，具备较强理论和技能素养的工人阶级势必会抓住属于自己的命运，在整个社会中发挥起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
参考文献：
[1]黄云生.近代西宁城市人口变迁初论[J].青海師范大学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8（02）：44-47.
[2]数据来源于2000年西宁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