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584年，一个强大的皇帝即将统一中国。这位皇帝有一个很酷的鲜卑族名字，叫“普六茹那罗延”，意思是“金刚不坏”。他的汉语名字叫杨坚，也就是隋文帝。
　　截止到当时，中国已经分裂了近三个世纪。可以想象，想要重新统一，是很困难的。所以这一年隋文帝很忙，他有很多大事要办：在西北，他的军队正在进攻凶悍的吐谷浑；在北方，他的使者正在出使突厥；在南方，一个叫陈朝的对手还在凭着长江天险，对着杨坚比中指……然而，在这么多紧急的军政大事里，隋文帝却抽出时间，专门抓了一件看起来并不很紧急的事——文风。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文学，比如诗歌，实在是太烂了！隋文帝专门下达了命令：“过去的诗文，都是靡靡之音。朕看不惯已经很久了，从此刻起，朕要提倡一种新的文风，让那些浮华虚文都成为过去！”当时的文艺究竟糟糕到什么地步呢？偌大的中国，已经近一百年没出过一个一流的诗人了。
　　往上追溯一个世纪，公元499年，一位名叫谢胱的大诗人死去了。他卷入了一场政治阴谋，死在了号子里。当时害死他的所有人都没意识到，他们所干掉的也许是六世纪中国唯一的一位一流诗人。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谢朓的名字，也不知道“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或是“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但只说一点你就知道他有多牛了：谢朓在后世有一个死忠粉，叫李白。李白实在太喜欢谢朓了，一辈子都在频繁地碎碎念：“我登上了高楼，就想起了谢朓；风吹起来了，我想起了谢朓；看着那月色啊，我想起了谢朓……”在谢朓生前，诗歌的江湖大致可分为两大门派——山水派和宫廷派。谢朓是山水派掌门人、最后一根台柱子。
　　他死之后，山水派的“武功”日渐式微，宫廷诗派一统江湖，开始肆意妄为。宫廷诗派的特色，用隋文帝的话说就是“多淫丽”。这么说似乎有点儿委屈人家，人家宫廷派也写乐府诗，也写风景诗，数量都不少，只不过都没写出太大的名堂，唯独一种诗的创作高潮迭起——小黄诗。例如宫廷派的一代高手——梁简文帝，就开创了这个门派里的一大支派“放荡门”。这不是胡说的，而是梁简文帝自己说的：“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
　　有大宗师做出表率，派中的高手们自然也把放荡神功发扬光大。这些诗人开口闭口自称“上客”，其实意思和“嫖客”差不多。做丈夫的固然是流氓，“知君亦荡子”；当媳妇的也不简单，“贱妾自倡家”。他们约在一起做什么呢？“托意风流子。”这就是那个时候的诗。
　　在那些年里，中国南方发生了无数件大事：国家战乱频发，权贵互相屠戮，百姓流离失所。但是这些内容，你在他们的诗里几乎读不到。如果只读这些诗，你会以为那时候中国人的生活天天歌舞升平、花好月圆。
　　二
　　南朝的诗坛那么惨，那北朝呢？北朝是不是可以用它的苍凉、雄浑撑起诗的大厦？答案是：北朝比南朝还惨。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唐朝还流传一个段子，说南朝第一才子庾信去北朝出使，人们问他北方文士水平如何，庾信说：“也就勉强只有薛道衡、卢思道这俩人略微能写上两笔。其余的货，都是四个字——驴鸣狗叫！”
　　诗人凋零怎么办？北朝的人开动脑筋，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既然我们不出产诗人，那么把南朝的诗人抓过来不就行了？北朝人说干就干。于是乎，南朝两个很牛的诗人——庾信、王褒，统统被抓了，他们一出使北朝就被扣住不放。大官给做，骏马给骑，充分进行情感留人、待遇留人，就是不让回家。
　　北朝给他们的待遇好到什么地步呢？先看庾信。西魏给他的官职是开府仪同三司，做车骑大将军，就是当年刘备封给张飞的官；后来又做骠骑大将军，就是刘备给马超做的官——“五虎上将”的官，他一人干了俩。再看王褒，北朝给他直封到太子少保，就是后来岳飞、于谦的那个头衔，两个民族英雄享受的待遇。
　　俩人就此滞留在北朝多年，好不容易等到时局变化，南北朝两边关系缓和了，南朝那边打来申请：您以前扣留的我们的人，现在可以放回来了吧？北朝爽快地答应了：放！不过有两个人例外——庾信和王褒。北朝真是可爱，也真舍得下血本。
　　隋文帝对当时的文风不满意，还不仅仅指诗歌。在那个年代，浮华的文风深入人们骨髓，大家写公文、搞音乐都是这个调调，就连写史书都是骈四俪六，花拳绣腿。
　　比如《后汉书》，当时的大家范晔写的，文笔好得当然没话说，但写人物传记时总忍不住要来点儿骈四俪六。例如他写董卓，非要来个“残寇乘之，倒山倾海；昆冈之火，自兹而焚”；写马援，非要来个“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空洞重复，比起当年《史记》《汉书》的爽利，总觉得有点儿多余。
　　三
　　这样一来，人们可能就理解为什么隋文帝一定要改革文风了。一般来说，皇帝想推动重大改革，不但要开大会、发文件，还要树典型。所谓典型包括反面典型和正面典型。隋文帝需要杀鸡儆猴，他很快找到了那只鸡——泗州刺史司马幼之。这位老兄颇有来历，是大名鼎鼎的司马懿的后代，少年时就曾在北齐当高级干部，后来又在隋朝当地方大员，也算是乱世中的一号人物，然而这家伙却成了文风改革的倒霉蛋。开皇四年（584年）九月，正是文风改革发动后的敏感时期。
　　司马幼之学习上级文件精神不到位，顶风作案，犯了一个严重错误——“文表华艳”，估计是写文件、写报告有点儿假大空，套话略多了些，被皇帝抓了当反面典型，居然“付所司治罪”。因为文件没写好，一个地方大干部就被治了罪，也真是够惨的。
　　抓了反面典型，皇帝又大力树立了一个正面典型——治书侍御史李谔。对于皇帝的文风改革，李谔响应最积极，很快就写出了多达一千字的长篇心得体会。在这篇学习体会中，他顺着皇上的思路，强烈抨击浮华文风。李谔还表态说，坚决支持朝廷依法严惩司马幼之的决定，并积极声明：对类似的家伙，要搞大走访、大排查，一旦发现，决不姑息。
　　隋文帝看了之后非常高兴，当即批示：这封信很好，印发全体干部学习讨论。李谔蹿红后，很多高层干部坐不住了，纷纷表态：我们也支持文风改革。 　　后来有一个地位特别高、影响特别大的人也加入了，他就是太子杨广、后来的隋炀帝。杨广激烈抨击浮华的南朝文学，还以身作则，亲自写作一种雄壮的诗歌，比如：“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万里何所行，横漠筑长城。”诗不是最一流的，仅论炼字对仗上的造诣，杨广似乎还不如他长江对面的敌人——南陈后主陈叔宝，但文风的确不同了。
　　四
　　最后，这场由皇上亲自发动、广大干部积极参与的文学改革，搞成了吗？
　　对不起，没搞成。它的结果不如人意，没有广大文人热烈响应，没有佳作如雨后春笋，没有群众奔走相告，没有出现伟大的文学盛世。
　　为什么没搞成呢？原因有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是——隋朝很快就垮掉了！连王朝都垮掉了，还搞什么文学？
　　后来的那些年，皇帝被杀，天下大乱，反王蜂起，遍地都是程咬金，拿着斧子到处砍人。那个时代的主题不是文学，而是铁和血。
　　不过，这场文风改革尽管没成功，但人们还是记住了公元584年。它虽是文学史上极普通、极不出名的一年，没有值得写入历史的文艺活动，也没有催生出第一流的伟大作品，然而，中国历史上却极少有这样的时候：皇帝和太子都成了提倡文学新风的战士。
　　上一次出现这样的事，还是三百五十多年前了，中国同样涌现出一对帝王父子，共同撑起了诗歌的天穹。他们就是伟大的曹氏父子，而那个了不起的时代，叫作建安。
　　相比之下，杨坚和杨广父子没有曹操父子的天分和才华，他们却同样站在了一个伟大文学时代的开端，看到了变革的方向。他们努力推动了那扇门，并发出了呐喊。
　　这一年，距离后来的王勃出生只有66年，距离陈子昂出生只有77年。新的诗歌的种子正在血色、动荡中孕育，伺机绽放，直到唐诗的盛世。
　　伟大的时代往往都是这样开启的：当门被推开的时候，常常是悄然无声的，人们都在沉睡；只有光照进来之后，人们才会被惊醒，发出赞叹的声音。
　　编辑/梓童
　　好演员什么都得会
　　著名京剧艺术家马连良本来不吸烟、不喝酒，可是，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汇演之前，他突然抽起烟袋来了。原来，他怕遇到戏里的人物抽烟，自己临时去学习来不及。于是，他在家里总是烟袋不离手，并开始反复练习吸烟人的神态动作，最终，这一“技能”果然在他之后出演的一部戏中派上了用场。
　　再穷不能穷形象
　　国学大师南怀瑾对个人形象一向看得很重，无论多热的天气，他上课都是西装革履，头发一丝不乱。他说，当一个人在不如意的时候，尤其要着装整洁，精神振奋。一次，一个叫张尚德的大学生前来拜访，南怀瑾看他一副邋遢相，满身汗臭，便给他20元钱，让他去理发。学生说：“用不了这么多，五块钱就够了。”南怀瑾还是一句话：“你拿去。”学生也只好收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