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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货殖列传》乃徽商经典教科书，而徽商的事迹则是《史记·货殖列传》生动的注脚。徽商因践行《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择人任时、纤啬筋力、富用奇胜、诚壹所致等思想得以兴起，也因固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类的教条而衰落。徽商的保守性及对官僚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有更大的作为。
关键词：《史记·货殖列传》；徽商；兴起；衰落
中图分类号：F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7）00-0006-04
徽州在梁陈隋期间，“尚武”之风日盛，曾出现了以程灵洗、汪越国等以捍卫乡里而出名的将军。而自唐宋尤其元明以降，由于朱熹理学的熏陶，徽州开始了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以至“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美誉不胫而走。徽州的“尚文”风气可以通过鲍橐所说的“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这句话得到充分印证。
徽州子弟的基础教育做得是非常扎实的，在他们外出经商的前七八年里，即五六岁至十三四岁，就学习了大量的经典文献。而这段时间，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是徽商子弟的启蒙读物；第二阶段，开始学“四书五经”，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而二十四史之类读物则是提高读本。[1]为了更好地经商，《史记·货殖列传》《便蒙习论》和《日平常》成了徽商子弟重点必读书目。
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史记·货殖列传》之于徽商
在《史记·货殖列传》这一历史史册当中，记录了很多的经商典型案例。“历史思想及于经济，《货殖列传》盖为创举。”[2]此论不虚。胡适曾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3]若此言不虚，则司马迁的
《史记·货殖列传》与徽商的关系就如斯密的《国富论》与苏格兰人的关系一样。司马迁的善因论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4] 720
徽商贾而好儒，他们时而挟书，时而持算，好读书是他们的天性。“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通经博史的徽商视《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的教科书，他们对《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治生之策烂熟于心，并从中汲取养分，获取灵感。西竦塘巨族黄公莹，以两淮治鹾业富甲一方。“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许秩年轻时，与叔父从河北做生意回来后，对伯父说：“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期无忝所生而已。”直到“一日读货殖传”，深受鼓舞与启迪，“于是买舟浙江，溯流而上，直达成都，历川峡之胜，迁厥物产于齐鲁间，如是往来者再，资用益饶。”汪可训在年壮才盛之际，博闻瞻学，聪颖过人，当时的名士、贤人大君子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皆“与语为快”，然而在科举场上终不得志。于是放弃那些迂腐艰涩不切实际之言，“再发货殖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闵世章少时家境贫寒，九岁废书就放弃学业，之后自学成才，“读《史记·蔡泽传》，喟然思欲有见于世，遂走扬州，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
策，累赀巨万。”徽商程封，在闲暇的时间，与宾客对当时的名人品头论足，探讨其诗书之得失，“其书则《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迄今遗风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
徽商的事迹也为《史记·货殖列传》提供了生动的注脚。笔者以张海鹏等编写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为例进行分析。该书是张海鹏等利用教学之余，冒寒暑，舍昼夜，到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徽州各地，访求珍藏，广搜博采，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进行爬梳剔取，初步摘录近四十万言，编辑成册，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关键词作了一个索引。通过关联性的考察，发现：《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人物，如商祖计然在所有摘录1513条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记录中出现24次 ，“陶朱”（公）20次（含“范蠡”5次），“猗顿”14次，“白圭”4次；《史记·货殖列传》关于七条“计然之计”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出现的频次，“奇赢”提到35次，“择人”11次，“任时”12次；商贩的最终出路——“素封”28次；徽商的精神——“纤啬”10次；类似的如“竭其力”以“竭力”的词频出现18次……另外，有些如“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类的思想虽然没有直接引用，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践行的事例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另外，笔者也发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和徽商不相同而相通的思想更是不可计数。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患贫”，“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貧，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在《歙事闲谭》中这样提及：“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关于致富的手段，太史公认为：从商乃是贫者之资，正所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4]724这与徽州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徽商奉《史记·货殖列传》为圭臬，对他们经商产生了强烈而又持久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与有关徽商的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徽商因《史记·货殖列传》而兴起。
二、“令后世得以观择”：徽商从
《史记·货殖列传》中得出启发
徽商不论是“行商”还是“坐贾”，恒一册《史记·货殖列传》不离左右。他们从太史公的“微言”中读出“大义”，在“躬行”后终成伟业，实现了太史公“令后世得以观择”的本义。[4]721
（一） 择人任时：“贾乃大起” ，“声日益起”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则事可成也。鉴于徽州的“地狭人稠”这一先天不足，决定了徽州人必须要在“天时”和“人和”方面更费一番思量。司马迁在叙述了陶朱公范蠡的典范后总结道：“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意思是说，善于经营致富的人，必然能选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做到天时、人和兼备。徽商是深谙此道的。他们用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立品为先，因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铢两不私”。在注重德的同时，徽商选人也看重人的能力。如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及阮弼的浆染坊都不惜重金将各地的能工巧匠招致麾下。二是他们所用之人，或族众提携，或亲友推荐，都是同乡同族，这种牢固的宗族制和地缘观念所形成的“以众帮众”的优势，是其他商帮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例子在徽商中也不胜枚举。如，歙县潜川汪士明，他的父亲汪良仕本为一介儒生，“去之贾广陵，日赋诗行酒为乐”。汪士明勤奋好学，能集百家之长，“明习世故，所亿屡中，不侵然诺”。遂被众商人推为祭酒。“能择人而任时如范蠡。贾乃大起”，资产超过其父亲的十倍、百倍，“什伯其父”。又如，吴柯初为进士时，有门客告诉他，士农工商之中，士的成功率仅为“十之一”，而贾的成功率可以达到“十之九”。建议吴柯到山东临清进行贸易。吴柯欣然从其计，“于是殚策而游清源，择人任时，老贾六十余年，十致千金，随积随散。时而虎邱，时而西湖，欢如也。”再如，黄崇敬“治鹾能择人任时，取与有义，不效世俗沾沾然竞锥刀微末利，义入而俭出，赀大饶裕。”由是生意蒸蒸日上，声日益起。
（二）纤啬筋力：“力行不倦”，“遂致大饶”
太史公认为：“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4]726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山昂峭而水清驶”，故而“民故柔弱纤啬”。徽商起步为艰，筚路蓝缕，所谓“纤啬之夫，挟一缗而起巨万”，“大都由纤啬起”。程德容力行不倦，“挟其遗以游江淮，北溯燕代，十余年成中贾。又二十余年成大贾。君所谓贾因俗时变，不规规什一，务以宽大易纤啬，而所至有天幸，辄赢。”
“纤啬筋力”体现了徽商的不忘本的本色。“徽俗凡锥末起家者，务节缩溪刻忤人情”，在徽州，第一代做生意基本上是贫困农民，多是迫于生计而外出做生意；第二代是小商小贩，本钱有限，“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只能靠“纤啬筋力”；第三代才“遂致大饶”，成为大贾。徽商商贾多出于智略之人，有豪杰之范，“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因此更加纤啬。新安虽享有“富室之称”，“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纤啬筋力”也是徽商教育后人的最好教材。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教育后代不忘本来，方得始终。明嘉靖间歙县人朴翁姓许氏，名尚质以自己的身世警醒后人：吾“竭力起家，非以娱心志、悦耳目也，间自念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竖，乃公谁为哉？”告诫子孙“念之”，于是“具论其平生艰难辛苦状，勒石堂右，以语子孙，大都筋力纤啬之事，而要归于礼义。”
（三）富用奇胜：“大悟若旨”，“雄于一时”
太史公强调了治生需“纤啬筋力”后话锋一转道：“而富者必用奇胜。”[4]726这也暗合了孙子兵法中的“以正合，以奇胜”思想。出奇制胜也是徽商经商致富的不二法门。“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创新，即“非常之原创始”。新安保界乃深山阻隔之地，王封到蜀地做生意“则以奇胜，鹰扬而隼击之，无庸蹲鸱，翘足可当卓氏。第勤远略，埒淮海而捷有加。此非常之原创始者所有事也。”“以诎为赢，卒致巨万”“市迟则代居以市，归急则代价以归。诸负子承者，累八千缗，迄今勿问。”歙县竦塘处士黄五保“挟赀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汪忠浩在父亲病逝之后，家业日渐式微，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乃聚余赀，与伯氏为贸易计，远游淮泗间。无烦奇胜，举辄中志，由是赀日富裕，田园山薮甲于乡闾，宫室器具焕然一新，盖不惟克复旧物，而且称雄于一时矣。”许承尧曾感叹徽州奇士多：“吾徽流寓于外者，奇士甚多。”新安汪氏，在吴阊（今苏州）开了益美布店，门店修葺一新，布料的性价比极高，然而就是门可罗雀，鲜有顾客上门。一日，读到《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而富者必用奇胜”一句，豁然开朗，大悟若旨，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之后200年，上至漠北、下至滇南，“益美”品牌雄于一时。
（四）诚壹所致：“能者辐凑”，“业饶声起”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秦扬、田叔为例，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些人都是“诚壹之所致”。 [4]726业精于诚，只有心志专一才能经好商。徽州人外出经商是抱着一个必胜的心态的，因为他们经商的资本要么是变卖家产所得，要么是借高利贷，要么是夫人的嫁妆，總之，他们没有后路可退，必须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去经商。不成功便成仁，决不做“茴香萝卜干”。“诚壹”与“奇胜”是相辅相成的，后世的徽商能者辐凑，可以说将“诚壹”发挥到了极致。如歙县竦塘黄公莹“又见倚（猗）顿以瑙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旨不效世用，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壹所致，业饶声起，而礼贤赈乏，终身无沣焉。”
“诚壹”除了“不二其心”、“干一行，精一行”的意思以外，徽商还赋予了“诚壹”以新的内涵。其一，买卖公平，市不二价。“不随世人将就贸易，故其药有定价，宁薄息而售，世不二价以鳐人。” “长公家世闾右……自大父贾房村，世以曲蘖起富，市贾不二若持衡。由徐邳以达京师，诸贾悉受成如祭酒。”第二，坐贾经营，不挪他坊。如徽州府程德瑜“专一走川陕，作客贩货，大得利息。”又如，许朴在蜀地经商二十年。“所至诚壹，以长者闻。已而蜀王知之，辟翁典膳，翁自以老不任事，辞归。翁前后居蜀逾二十年，乃蜀之人无不翁欢者。” 三、固守文本之殇：徽商因教条对待
《史记·货殖列传》而衰落
在《史记·货殖列传》行文即将收官之处，司马迁总结了关中富商大贾田啬、田兰韦家栗氏、杜氏等，认为这些能够守住家财万贯的大贾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便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4] 726，即通过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住财富，要求后人认真研习。可以说，徽商成也《史记·货殖列传》，败也《史记·货殖列传》。
“昔为末富，而今为本富。小者雄一集，大者甲二河，远者逾十年，近者羁浃岁。”过去的徽州，“以逐末之商”，创造了“富拟封君”的传奇。《松窗梦语》记载：“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矣。”“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以至歙县长老发出“世变江河莫测底止”的感叹。《歙事闲谭》中就记载了“守本富”的一则案例，“《胡心泉集》中，有《水香园记》，略言：吾县（歙县）西山水平远，居人复工选胜，园亭树石，错落分布于其间，与川岩相映发，而水香园为最著，载在邑乘，故余姻家右湘汪先生所筑。……今右湘族從奉宸君健堂，奉其先公之殡，宅兆里中，爱是园之胜，遂从其家购得之。健堂自其先禺策于扬，阅世者四，历年逾百，而行营冢圹，有旧都桑梓之思，可谓知本。”
在徽商的语境中，“用本守财”的含义，一般包括：第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清朝咸丰年间黟县汪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废读而贾”，饱受艰辛，以“废寝忘食”之志向从商，家业遂起。“迨大局底定，奉亲归里，买田筑室，以垂久远之规，至今家门隆盛。”汪忠富十八岁丧父，经过一段时间打拼，致富之后的他“产所入者则存殖，因为永规”，于是便开始“建厅宇、增祭田”。第二，“为终老计”，颐养天年。歙县溪南里江终慕十二三岁跟着哥哥在家做屠户，稍微大一些，便辞其兄，最终“挟重赀为大贾”，之后回到歙县，“渐治第宅田园为终老之计。”方汝梓年少时，英俊且富有才华，却无奈“屡试有司，竟不售”，到了壮年时，辗转于青、齐、梁、宋之地，“贾乃大起，赍用益饶。归而大治宫室、市良田，为终老计。”第三，传承财富，“以长子孙”。 康熙时，在江北清河流寓的徽商“招贩鱼盐获利甚厚，多置田宅，以长之孙。”第四，回馈社会，热衷公益。如佘文义，生于贫寒之家，节俭勤劳，“游名卿大贾间泊如也”。成为大贾之后，仁心为质，置义田、购义屋、买义塾义冢，“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又市隙地数十亩为义冢，以安乡人之不克葬者，所费不啻万缗。捐四千金建石桥以固水口，以利行人，年输八十而行义不衰。”
徽商在明清时期执商界牛耳300余年，其财富令当时的乾隆皇帝都自叹不如。然而，富裕之后的徽商未能将商业资本产业化，而主要用于购买土地、修建宗祠和奢侈性消费，错过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好时机，令人扼腕叹息。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徽商仍然固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类的教条，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其衰落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徽商把它巨额的利润投向封建性的‘无妄’的消费……这既为社会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制造障碍，也为自己制造了一具封建的蜗牛外壳，从而阻碍它自己走通向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5]徽商的保守性、对官僚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有更大的作为。
（本文引文，若无特别注明，均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等编著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参考文献：
[1]王世华.贾而好儒[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
[2]杨锺贤，郝志达.文白对照全译史记：第5卷[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679.
[3]程金淦.胡适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412.
[4]司马迁.史记[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5]叶显恩.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J].中山大学学报：1983（1）：49-65.
（责任编辑 王锦坤）
Abstract：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Successful Merchants can be regarded as a textbook for Huizhou Merchants， and they followed some doings and thinkings recorded by this book in their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owed much to their practice of the ideas found in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Successful Merchants， such as making proper use of personnel， working hard and being thrifty， using unusual tricks in doing business， devoting to business whole-heartedly， etc. However， Huizhou Merchants finally declined， because of their dogmatic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application of the thoughts in this book， such as “earning money through trade and then investing money in real estate to increase or keep value” and so on. Huizhou Merchants were conservative and relied largely on feudal bureaucrats， which decided that they could not gain greater achieve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Successful Merchants”； Huizhou Merchant； rise； decline
关键词：《史记·货殖列传》；徽商；兴起；衰落
中图分类号：F7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255（2017）00-0006-04
徽州在梁陈隋期间，“尚武”之风日盛，曾出现了以程灵洗、汪越国等以捍卫乡里而出名的将军。而自唐宋尤其元明以降，由于朱熹理学的熏陶，徽州开始了由“尚武”向“尚文”的转变。“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以至“彬彬然称东南邹鲁矣”美誉不胫而走。徽州的“尚文”风气可以通过鲍橐所说的“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赀财何益乎”这句话得到充分印证。
徽州子弟的基础教育做得是非常扎实的，在他们外出经商的前七八年里，即五六岁至十三四岁，就学习了大量的经典文献。而这段时间，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是徽商子弟的启蒙读物；第二阶段，开始学“四书五经”，就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而二十四史之类读物则是提高读本。[1]为了更好地经商，《史记·货殖列传》《便蒙习论》和《日平常》成了徽商子弟重点必读书目。
一、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史记·货殖列传》之于徽商
在《史记·货殖列传》这一历史史册当中，记录了很多的经商典型案例。“历史思想及于经济，《货殖列传》盖为创举。”[2]此论不虚。胡适曾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最初都以小本经营起家，而逐渐发财致富，以至于在全国各地落户定居。”[3]若此言不虚，则司马迁的
《史记·货殖列传》与徽商的关系就如斯密的《国富论》与苏格兰人的关系一样。司马迁的善因论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主张“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4] 720
徽商贾而好儒，他们时而挟书，时而持算，好读书是他们的天性。“往往昼筹盐策，夜究简编”，“经史子集，环列几前，至老未尝释卷”。通经博史的徽商视《史记·货殖列传》为经典的教科书，他们对《史记·货殖列传》中的治生之策烂熟于心，并从中汲取养分，获取灵感。西竦塘巨族黄公莹，以两淮治鹾业富甲一方。“少读书，通大义，观太史公《史记·货殖列传》……”许秩年轻时，与叔父从河北做生意回来后，对伯父说：“丈夫非锐意经史，即寄情江湖间，各就所志，期无忝所生而已。”直到“一日读货殖传”，深受鼓舞与启迪，“于是买舟浙江，溯流而上，直达成都，历川峡之胜，迁厥物产于齐鲁间，如是往来者再，资用益饶。”汪可训在年壮才盛之际，博闻瞻学，聪颖过人，当时的名士、贤人大君子没有一个不认识他的，皆“与语为快”，然而在科举场上终不得志。于是放弃那些迂腐艰涩不切实际之言，“再发货殖传读之，笑曰：‘是奚足哉。’爰是营心计，凿空自师，大辟奥堂，创所未有……”闵世章少时家境贫寒，九岁废书就放弃学业，之后自学成才，“读《史记·蔡泽传》，喟然思欲有见于世，遂走扬州，赤手为乡人掌计簿，以忠信见倚任。久之，自致千金，行盐
策，累赀巨万。”徽商程封，在闲暇的时间，与宾客对当时的名人品头论足，探讨其诗书之得失，“其书则《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迄今遗风具在，不亦翩翩乎儒哉。”
徽商的事迹也为《史记·货殖列传》提供了生动的注脚。笔者以张海鹏等编写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一书为例进行分析。该书是张海鹏等利用教学之余，冒寒暑，舍昼夜，到有关图书馆、博物馆、科研单位以及徽州各地，访求珍藏，广搜博采，从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中，进行爬梳剔取，初步摘录近四十万言，编辑成册，将《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关键词作了一个索引。通过关联性的考察，发现：《史记·货殖列传》中提到的人物，如商祖计然在所有摘录1513条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记录中出现24次 ，“陶朱”（公）20次（含“范蠡”5次），“猗顿”14次，“白圭”4次；《史记·货殖列传》关于七条“计然之计”在《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出现的频次，“奇赢”提到35次，“择人”11次，“任时”12次；商贩的最终出路——“素封”28次；徽商的精神——“纤啬”10次；类似的如“竭其力”以“竭力”的词频出现18次……另外，有些如“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类的思想虽然没有直接引用，而“以末致财，用本守之”践行的事例则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另外，笔者也发现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和徽商不相同而相通的思想更是不可计数。例如，《史记·货殖列传》提到的“患贫”，“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貧，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在《歙事闲谭》中这样提及：“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关于致富的手段，太史公认为：从商乃是贫者之资，正所谓“农不如工，工不如商”， [4]724这与徽州谚语“以贾为生意，不贾则无望，奈何不亟亟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之，徽商奉《史记·货殖列传》为圭臬，对他们经商产生了强烈而又持久的影响。《史记·货殖列传》与有关徽商的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约、文书、碑刻、档案等有着高度的相关性。因此我们可以说，徽商因《史记·货殖列传》而兴起。
二、“令后世得以观择”：徽商从
《史记·货殖列传》中得出启发
徽商不论是“行商”还是“坐贾”，恒一册《史记·货殖列传》不离左右。他们从太史公的“微言”中读出“大义”，在“躬行”后终成伟业，实现了太史公“令后世得以观择”的本义。[4]721
（一） 择人任时：“贾乃大起” ，“声日益起”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则事可成也。鉴于徽州的“地狭人稠”这一先天不足，决定了徽州人必须要在“天时”和“人和”方面更费一番思量。司马迁在叙述了陶朱公范蠡的典范后总结道：“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意思是说，善于经营致富的人，必然能选用贤人并把握时机，做到天时、人和兼备。徽商是深谙此道的。他们用人有两个特点：一是立品为先，因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做到“铢两不私”。在注重德的同时，徽商选人也看重人的能力。如胡开文墨业的创始人及阮弼的浆染坊都不惜重金将各地的能工巧匠招致麾下。二是他们所用之人，或族众提携，或亲友推荐，都是同乡同族，这种牢固的宗族制和地缘观念所形成的“以众帮众”的优势，是其他商帮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例子在徽商中也不胜枚举。如，歙县潜川汪士明，他的父亲汪良仕本为一介儒生，“去之贾广陵，日赋诗行酒为乐”。汪士明勤奋好学，能集百家之长，“明习世故，所亿屡中，不侵然诺”。遂被众商人推为祭酒。“能择人而任时如范蠡。贾乃大起”，资产超过其父亲的十倍、百倍，“什伯其父”。又如，吴柯初为进士时，有门客告诉他，士农工商之中，士的成功率仅为“十之一”，而贾的成功率可以达到“十之九”。建议吴柯到山东临清进行贸易。吴柯欣然从其计，“于是殚策而游清源，择人任时，老贾六十余年，十致千金，随积随散。时而虎邱，时而西湖，欢如也。”再如，黄崇敬“治鹾能择人任时，取与有义，不效世俗沾沾然竞锥刀微末利，义入而俭出，赀大饶裕。”由是生意蒸蒸日上，声日益起。
（二）纤啬筋力：“力行不倦”，“遂致大饶”
太史公认为：“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4]726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徽州“山昂峭而水清驶”，故而“民故柔弱纤啬”。徽商起步为艰，筚路蓝缕，所谓“纤啬之夫，挟一缗而起巨万”，“大都由纤啬起”。程德容力行不倦，“挟其遗以游江淮，北溯燕代，十余年成中贾。又二十余年成大贾。君所谓贾因俗时变，不规规什一，务以宽大易纤啬，而所至有天幸，辄赢。”
“纤啬筋力”体现了徽商的不忘本的本色。“徽俗凡锥末起家者，务节缩溪刻忤人情”，在徽州，第一代做生意基本上是贫困农民，多是迫于生计而外出做生意；第二代是小商小贩，本钱有限，“藉怀轻赀遍游都会”只能靠“纤啬筋力”；第三代才“遂致大饶”，成为大贾。徽商商贾多出于智略之人，有豪杰之范，“故能为人所不为，不忍人所忍”，因此更加纤啬。新安虽享有“富室之称”，“然新安人衣食亦甚菲啬，薄糜盐齑，欣然一饱矣。”“至其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
“纤啬筋力”也是徽商教育后人的最好教材。他们通过自己亲身经历，教育后代不忘本来，方得始终。明嘉靖间歙县人朴翁姓许氏，名尚质以自己的身世警醒后人：吾“竭力起家，非以娱心志、悦耳目也，间自念曩入蜀时，迷失道，伛偻扳崖谷，行冰雪中，至今使人毛竦骨竖，乃公谁为哉？”告诫子孙“念之”，于是“具论其平生艰难辛苦状，勒石堂右，以语子孙，大都筋力纤啬之事，而要归于礼义。”
（三）富用奇胜：“大悟若旨”，“雄于一时”
太史公强调了治生需“纤啬筋力”后话锋一转道：“而富者必用奇胜。”[4]726这也暗合了孙子兵法中的“以正合，以奇胜”思想。出奇制胜也是徽商经商致富的不二法门。“奇”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创新，即“非常之原创始”。新安保界乃深山阻隔之地，王封到蜀地做生意“则以奇胜，鹰扬而隼击之，无庸蹲鸱，翘足可当卓氏。第勤远略，埒淮海而捷有加。此非常之原创始者所有事也。”“以诎为赢，卒致巨万”“市迟则代居以市，归急则代价以归。诸负子承者，累八千缗，迄今勿问。”歙县竦塘处士黄五保“挟赀治鹾淮阴间，善察盈缩，与时低昂，以累奇赢致饶裕。”汪忠浩在父亲病逝之后，家业日渐式微，为了继承父亲的遗志，“乃聚余赀，与伯氏为贸易计，远游淮泗间。无烦奇胜，举辄中志，由是赀日富裕，田园山薮甲于乡闾，宫室器具焕然一新，盖不惟克复旧物，而且称雄于一时矣。”许承尧曾感叹徽州奇士多：“吾徽流寓于外者，奇士甚多。”新安汪氏，在吴阊（今苏州）开了益美布店，门店修葺一新，布料的性价比极高，然而就是门可罗雀，鲜有顾客上门。一日，读到《史记·货殖列传》中的“而富者必用奇胜”一句，豁然开朗，大悟若旨，密嘱“衣工有以本号机头缴者给银二分。缝人贪得小利，遂群誉布美，用者竞市，计一年消布约以百万匹。论匹赢利百文，如派机头多二万两，而增息二十万贯矣。十年富甲诸商，而布更遍行天下。”之后200年，上至漠北、下至滇南，“益美”品牌雄于一时。
（四）诚壹所致：“能者辐凑”，“业饶声起”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司马迁以秦扬、田叔为例，得出一个结论，说这些人都是“诚壹之所致”。 [4]726业精于诚，只有心志专一才能经好商。徽州人外出经商是抱着一个必胜的心态的，因为他们经商的资本要么是变卖家产所得，要么是借高利贷，要么是夫人的嫁妆，總之，他们没有后路可退，必须一心一意、心无旁骛去经商。不成功便成仁，决不做“茴香萝卜干”。“诚壹”与“奇胜”是相辅相成的，后世的徽商能者辐凑，可以说将“诚壹”发挥到了极致。如歙县竦塘黄公莹“又见倚（猗）顿以瑙盐起，与王者埒富，大悟若旨不效世用，一切徂诈术惟静观盈缩大较，揣摩低昂，恒若执左契，诚壹所致，业饶声起，而礼贤赈乏，终身无沣焉。”
“诚壹”除了“不二其心”、“干一行，精一行”的意思以外，徽商还赋予了“诚壹”以新的内涵。其一，买卖公平，市不二价。“不随世人将就贸易，故其药有定价，宁薄息而售，世不二价以鳐人。” “长公家世闾右……自大父贾房村，世以曲蘖起富，市贾不二若持衡。由徐邳以达京师，诸贾悉受成如祭酒。”第二，坐贾经营，不挪他坊。如徽州府程德瑜“专一走川陕，作客贩货，大得利息。”又如，许朴在蜀地经商二十年。“所至诚壹，以长者闻。已而蜀王知之，辟翁典膳，翁自以老不任事，辞归。翁前后居蜀逾二十年，乃蜀之人无不翁欢者。” 三、固守文本之殇：徽商因教条对待
《史记·货殖列传》而衰落
在《史记·货殖列传》行文即将收官之处，司马迁总结了关中富商大贾田啬、田兰韦家栗氏、杜氏等，认为这些能够守住家财万贯的大贾是有规律可循的，这个规律便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4] 726，即通过经营商工末业致富，用购置田产从事农业守住财富，要求后人认真研习。可以说，徽商成也《史记·货殖列传》，败也《史记·货殖列传》。
“昔为末富，而今为本富。小者雄一集，大者甲二河，远者逾十年，近者羁浃岁。”过去的徽州，“以逐末之商”，创造了“富拟封君”的传奇。《松窗梦语》记载：“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棹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其株守乡土而不知贸迁有无，长贫贱者，则无所比数矣。”“而今则家弦户诵，夤缘进取，流寓五方，轻本重末，舞文珥笔，乘坚策肥”，以至歙县长老发出“世变江河莫测底止”的感叹。《歙事闲谭》中就记载了“守本富”的一则案例，“《胡心泉集》中，有《水香园记》，略言：吾县（歙县）西山水平远，居人复工选胜，园亭树石，错落分布于其间，与川岩相映发，而水香园为最著，载在邑乘，故余姻家右湘汪先生所筑。……今右湘族從奉宸君健堂，奉其先公之殡，宅兆里中，爱是园之胜，遂从其家购得之。健堂自其先禺策于扬，阅世者四，历年逾百，而行营冢圹，有旧都桑梓之思，可谓知本。”
在徽商的语境中，“用本守财”的含义，一般包括：第一，衣锦还乡，荣归故里。清朝咸丰年间黟县汪源，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废读而贾”，饱受艰辛，以“废寝忘食”之志向从商，家业遂起。“迨大局底定，奉亲归里，买田筑室，以垂久远之规，至今家门隆盛。”汪忠富十八岁丧父，经过一段时间打拼，致富之后的他“产所入者则存殖，因为永规”，于是便开始“建厅宇、增祭田”。第二，“为终老计”，颐养天年。歙县溪南里江终慕十二三岁跟着哥哥在家做屠户，稍微大一些，便辞其兄，最终“挟重赀为大贾”，之后回到歙县，“渐治第宅田园为终老之计。”方汝梓年少时，英俊且富有才华，却无奈“屡试有司，竟不售”，到了壮年时，辗转于青、齐、梁、宋之地，“贾乃大起，赍用益饶。归而大治宫室、市良田，为终老计。”第三，传承财富，“以长子孙”。 康熙时，在江北清河流寓的徽商“招贩鱼盐获利甚厚，多置田宅，以长之孙。”第四，回馈社会，热衷公益。如佘文义，生于贫寒之家，节俭勤劳，“游名卿大贾间泊如也”。成为大贾之后，仁心为质，置义田、购义屋、买义塾义冢，“置义田以养族之不给者，义屋以居之无庐者，义塾以教族之知学者。又市隙地数十亩为义冢，以安乡人之不克葬者，所费不啻万缗。捐四千金建石桥以固水口，以利行人，年输八十而行义不衰。”
徽商在明清时期执商界牛耳300余年，其财富令当时的乾隆皇帝都自叹不如。然而，富裕之后的徽商未能将商业资本产业化，而主要用于购买土地、修建宗祠和奢侈性消费，错过了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好时机，令人扼腕叹息。在中国进入近代社会时，徽商仍然固守“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之类的教条，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充当坚定的封建制度卫士。其衰落也有一定的必然性，“徽商把它巨额的利润投向封建性的‘无妄’的消费……这既为社会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制造障碍，也为自己制造了一具封建的蜗牛外壳，从而阻碍它自己走通向新的生产方式的道路。”[5]徽商的保守性、对官僚的依附性，决定了他们不能在中国社会的转型中有更大的作为。
（本文引文，若无特别注明，均转引自张海鹏、王廷元等编著的《明清徽商资料选编》。）
参考文献：
[1]王世华.贾而好儒[M].芜湖：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
[2]杨锺贤，郝志达.文白对照全译史记：第5卷[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679.
[3]程金淦.胡适研究资料[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412.
[4]司马迁.史记[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
[5]叶显恩.徽商利润的封建化与资本主义萌芽[J].中山大学学报：1983（1）：49-65.
（责任编辑 王锦坤）
Abstract：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Successful Merchants can be regarded as a textbook for Huizhou Merchants， and they followed some doings and thinkings recorded by this book in their commercial activities. The rise of Huizhou Merchants owed much to their practice of the ideas found in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Successful Merchants， such as making proper use of personnel， working hard and being thrifty， using unusual tricks in doing business， devoting to business whole-heartedly， etc. However， Huizhou Merchants finally declined， because of their dogmatic understanding as well as application of the thoughts in this book， such as “earning money through trade and then investing money in real estate to increase or keep value” and so on. Huizhou Merchants were conservative and relied largely on feudal bureaucrats， which decided that they could not gain greater achievement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Historical Records： Biographies of Successful Merchants”； Huizhou Merchant； rise； decl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