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鲍亚士认为：“决定人类行为习惯的不是遗传因素，而是文化因素。人类行为和信仰所反映的不是他与生俱来的智慧，而是他所生活的文化系统。”人们的行为总是受文化环境的影响和左右，并以一种社会风尚的形态表现出来，具有鲜明的群体性、从众性和社会性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讲，农村贫困现象的生成，个体的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和其他社会因素影响巨大，但文化生态环境的熏陶和驱动作用更是不可低估。所以，欲使农民稳定脱贫，还须从优化文化生态环境这个培元固本、凝魂聚气的基础工程做起。
　　优化民俗文化生态环境。随着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农民生活的不断改善，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村居民，在非理性消费上表现出一种“集体无意识”，炫富摆阔，盲目从众，使风气日趋功利和庸俗。近年来，农村婚丧嫁娶方面的消费不断飙升，对低收入家庭和贫困家庭构成巨大经济压力，而部分贫困农民则希望通过女儿出嫁索要高额彩礼来改变生活现状，一夜暴富，导致宁夏南部山区彩礼与农民收入比已高达35∶1，大大超出了贫困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愈演愈烈的“人情罚单”对贫困村民而言堪称压力山大。此外，殡葬消费也水涨船高，为了面子村民们在花销上你追我赶，争先恐后，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的消费怪圈。有鉴于此：一要使农村党员干部在移风易俗、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上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否则，就要堅决按照《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予以严厉问责。二要促使地方党政部门在引导民俗民风上主动介入，积极作为，依据农民实际收入，对不切合当地经济状况、漫天索要高价彩礼的不当行为，予以批评教育和规范引导，形成政府适度干预的强大舆论声威，绝不能视若无睹，听之任之。三要使司法、妇联、民政等干部“常下乡看看”，深入群众中促膝谈心，循循善诱，引导农民群众正确处理好“面子”与“里子”、“一阵子”与“一辈子”的关系，夯实其脱贫致富的思想基础，切勿“因婚返贫”。
　　优化法制文化生态环境。虽说已经历过6个五年普法宣传教育，但事实上，一些边远地区和山区农民仍旧处于法制观念薄弱状态，违法犯罪的风险意识和成本意识总体上比较缺乏。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在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潮推动下，部分村民追求物质享受的心理欲望日趋膨胀，期待天降馅饼，企图不劳而富，梦想日进斗金。部分地区赌风日甚，男女老幼沉迷其中，乐此不疲，甚至成为“生活必需品”和“精神兴奋剂”，有人一夜输赢成千上万算是家常便饭，导致“打工挣钱累一年，赌博一夜全输完”的现象屡见不鲜。不少人赌博成瘾，以赌为业，在赌博的泥潭里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坠入“因赌致贫”的陷阱仍不醒悟。还有一些家庭主要劳动力触犯刑律并附带经济赔偿，导致“因刑致贫”。为补齐这块“短板”：一要大力加强农村法制文化宣传教育，在针对性、经常性和实效性上狠下功夫，使村民们真正入心入脑，并内化为规范自己行为的自觉行动，转化为依靠勤劳致富和守法经营改变命运的思想武器。二要严厉打击涉黄涉赌涉毒涉黑（社会）等祸害乡民的不法行径，维护好农村社会治安环境，为广大农民群众脱贫致富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三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更接地气，更契合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实际和精神需求，从而明是非，知荣辱，畏法度，守底线，在脱贫路上行稳致远。
　　优化廉政文化生态环境。人们常讲：“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的是党支部。”在农民脱贫致富中，村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不言而喻。当前，在廉政方面影响农民脱贫致富的因素主要有：一是少数乡镇和村组党员干部在征地拆迁、林权变更、荒山荒坡租赁、集体资产（资源）处置等方面违规操作，以权谋私，致使少数群众利益严重受损而返贫。二是部分农村党员干部富而德衰，富而短视，利用大办红白喜事借机敛财，不仅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助推社会不良风气，也将普通群众绑上非理性消费的“战车”，使其不得不“随大流”，以至于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包袱，在脱贫路上举步维艰。三是存在着贪污挪用扶贫、涉农资金等贪腐现象，势必加剧农村本已出现的“马太效应”，使困难群众的脱贫更是雪上加霜。为此：一要在推进党员干部作风转变上大见实效。“位卑未敢忘忧国。”农村党员干部必须严格遵守有关廉洁自律的党规党纪，在以身作则中为实现农村社会风气好转和群众脱贫致富做出积极贡献。二要在惩治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权力腐败上大见成效。各级纪检组织和反贪部门要利剑高悬，戒尺在握，对各色“蝇贪”“蛀虫”，出重拳，下猛药，零容忍，使其犯戒必罚，违规必惩。三要在强化各类监督机制上大见实效。进一步强化党内、人大、法律、舆论和民主监督，形成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监督网络，让“虚假扶贫”和“数字脱贫”等欺瞒行为无所遁形，必受严惩，为群众真正脱贫保驾护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