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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无法一一细数周恩来为国家作出的贡献，但在老一代人心中，他是集聚了这个民族的无数优良品德的化身，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人们知道他是一个好总理。对于这个世界，周恩来留下的典故也非常多，至于他的遗产，今天也已经不是秘密。
积够5000元就交党费
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是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是36645．51，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对于总理的积蓄，总理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一件睡衣几十个补丁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总理去世以后我才看见他的睡衣补了又补，我跟我伯母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伯母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补了几十个补丁，睡衣上面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总理保险柜永远是秘密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做地下工作养成清嗓习惯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的人就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天再热也从不敞着领扣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请客吃饭不知一月花多少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重庆认下干女儿
周总理和邓大姐关注的烈士子女很多，但在这些烈士子女中，能一直和周总理邓大姐保持着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另一个是李少石的女儿李湄。
周总理是在1942年8月认下李湄这个干女儿的。那年，周总理调廖梦醒协助宋庆龄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廖梦醒带着李湄和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其女儿抵达重庆后，周总理当即在曾家岩50号宴请她们，当时两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了。见到周总理后，李湄亲热地叫了一声周伯伯，周总理则一手一个拉着她们，高兴地说：“叫干爹吧!”就这样，李湄就成了周总理的干女儿。
1945年10月8日，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李少石同志在重庆遇害，周总理闻迅后立刻把烈士的妻子廖梦醒和女儿李湄接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段时间。不久李湄和妈妈去了香港与何香凝老人会合。
邓颖超偷偷打掉第一胎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自己的秘书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
(据《今晚报》)
积够5000元就交党费
1976年总理去世后，负责整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的人回忆，周恩来的收入只有单一工资结余存款所得的利息，别无进账。而支出项目也主要集中在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日用开支以及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等。
据统计，总理的工资是400．80元，邓大姐的工资是347．50元。从1958年到1976年，一共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是36645．51，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这两项支出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对于总理的积蓄，总理曾立了规矩：凡是积蓄够5000元。没什么用，就交党费。就这样，总共交了14000元。总理1976年去世以后，两个人总共才积蓄了5100元。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去世时所留给这个世界的。
一件睡衣几十个补丁
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回忆：总理去世以后我才看见他的睡衣补了又补，我跟我伯母说我要他最破旧的衣服做纪念，伯母把他非常破旧的睡衣拿来，我一看补了几十个补丁，睡衣上面有手绢、毛巾、纱布补了又补，我看了以后非常内疚。他对别人太宽厚了，从家庭来讲是这样的，对国家大事更是这样。
总理保险柜永远是秘密
“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自己一把，值班秘书一把，值班警卫一把，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里，为了避嫌，特意用钉书器把信封口钉上，等总理回来后再完璧归赵。”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周恩来让赵炜将里面存放的三个存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三个存折累积40万元的存款是解放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意外，因为里面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
做地下工作养成清嗓习惯
周总理有一个清嗓子的习惯。晚上，只要夜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值班的人就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知道，原来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这个习惯一直保留了下来。
天再热也从不敞着领扣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好。“注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请客吃饭不知一月花多少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还是开会，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一个月有多少钱啊?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算。”“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1964年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客如常，但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重庆认下干女儿
周总理和邓大姐关注的烈士子女很多，但在这些烈士子女中，能一直和周总理邓大姐保持着非同寻常联系的只有两人，一个是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孙维世，另一个是李少石的女儿李湄。
周总理是在1942年8月认下李湄这个干女儿的。那年，周总理调廖梦醒协助宋庆龄恢复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廖梦醒带着李湄和叶挺的夫人李秀文及其女儿抵达重庆后，周总理当即在曾家岩50号宴请她们，当时两位母亲带着两个女儿一起去了。见到周总理后，李湄亲热地叫了一声周伯伯，周总理则一手一个拉着她们，高兴地说：“叫干爹吧!”就这样，李湄就成了周总理的干女儿。
1945年10月8日，曾经担任过周恩来秘书的李少石同志在重庆遇害，周总理闻迅后立刻把烈士的妻子廖梦醒和女儿李湄接到红岩村的八路军办事处住了一段时间。不久李湄和妈妈去了香港与何香凝老人会合。
邓颖超偷偷打掉第一胎
“我们当年也曾有过两个孩子，如果都活着比你还大呢!”一次闲聊时邓颖超跟自己的秘书赵炜提起了孩子这个话题。1925年结婚后不久，邓大姐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当时是何香凝的秘书，一心一意要把工作做好，所以自己跑到街上买了一些中成药，想把孩子偷偷打掉，结果一个人痛得在床上直打滚。周恩来知道此事后，发了很大的火，说“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孩子不是你一个人的，是我们两个人的后代，你应该跟我商量?”邓颖超告诉赵炜，她是第一次看到周总理发那么大的火，“现在想起来，我那时也是太轻率太幼稚了。”
没多久，邓颖超又怀上了第二个孩子。1927年3月21日邓颖超生产，但因为胎儿过大又是难产，生了三天三夜也没生下来。最后医生动用了产钳把孩子夹了出来，婴儿的头颅受了伤，刚生下来就夭折了。
解放后，邓颖超曾化名到北京协和医院请著名的妇科大夫林巧稚做过一次检查，当时没有认出总理夫人的林巧稚认为她不太可能再怀孕。在得知邓颖超的真实身份后，林巧稚曾动员她做一次输卵管疏通，以增加生育可能，但邓颖超最终还是放弃了。
“虽然没孩子，但我跟她接触几十年，没感到她不幸福。”赵炜说。周恩来和邓颖超把父母般的爱，给了烈士后代，这是广为人知的事情。
(据《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