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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由于东西方国情不同、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理论和组织方面的分裂，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便承袭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对民主社会主义持先入为主的观念。冷战初期，全面对立和全盘批判是中国共产党认知民主社会主义的主题。此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某些具体场合对民主社会主义所作的一些客观评价，虽然没有形成全党的共识，也没有产生应有的政治影响，但却为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全面而科学地认知民主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冷战初期 中国共产党 民主社会主义 基本观点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183-05
从19世纪90年代起，随着欧洲工人政党及第二国际内部左右两派分歧的不断扩大，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分裂。进入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上坚持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实践中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杰出代表。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上承袭了伯恩施坦“修正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通过多党竞选而执政参政，沿着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社会民主党是推进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治运动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知和评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回顾与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知历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以世界历史眼光辨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和理论实质，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从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俄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控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个支部，这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俄国共产党的各项决议在共产国际各成员党中的贯彻推进。俄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及民主社会主义所持的强烈批判态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便对民主社会主义持先入为主的对立观念。
首先，中俄两国国情的相似性，使中国共产党容易接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容易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理论。由于近代的俄国和中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国，两国不但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且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中国还存在着殖民剥削方式。无产阶级在人数上虽不占优势，但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程度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使得中俄两国的无产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精神。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先进的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两国的无产阶级迅速走向成熟，成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再则，中俄两国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有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传统，政治上缺乏民主，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可利用，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才能完成救国救民的使命，引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决定了两国的无产阶级都缺乏接受改良主义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俄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热烈希望中国走上俄国革命的道路。
1903年，俄国党战胜了党内“伯恩施坦主义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派，制定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党纲和党章。俄国党1903年的党纲和党章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构建自身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纲领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纲领》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此外，《纲领》还列专条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0所谓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也就是实行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度，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谓“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就是指伯尔尼国际中的各社会民主党。可见，中共一大纲领所确立的建党原则与俄国党1903年纲领的建党原则具有一致性。
其次，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思想体制和组织体制，是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无法抵制的。所以，共产国际的观点完全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是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终极目标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蒙蔽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作用，成为共产党推进世界革命的障碍，各国共产党必须对其进行坚决批判。列宁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中说：“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就是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这就是同‘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就是同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无产阶级……我们成立了第三国际，并已斩钉截铁地与第二国际决裂，因为我们确信它已毫无希望，不可救药，它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充当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列宁指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改良主义理论，归结起来就是用来蒙蔽人民、使人民脱离革命的手法，各国革命的共产党应该将改良主义的全部著作、全部哲学、全部政策“完全推到资产阶级仆从们的污水坑里去”。鉴于列宁在共产国际中的崇高地位，此时列宁的观点亦即共产国际的观点，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提出了系统的“左”倾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理论提倡在世界范围内对帝国主义展开全面进攻，将社会民主党看作是“中间势力”，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共产国际六大要求各国共产党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公开的反革命”，它支持资产阶级政策，信奉改良主义理论，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采用收买和欺骗的方法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为各国共产党开展争取群众的活动设置障碍，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根据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中国共产党六大制定了新的党章。六大党章较前几部党章，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如在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 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对党员资格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在关于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方面，规定党员及地方组织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不但将西欧社会民主党看作“中间势力”，持敌对态度，而且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看作是“中间势力”，作为打击的重点对象，犯了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再次，由于中国地处亚洲，远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没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可供利用，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背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不存在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极小。正如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民主党，影响很小。”。这里所说的“江亢虎的社会民主党”，指的是江亢虎1911年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但是，这个党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存在处理与本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也基本上不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接触，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承袭了共产国际的观点。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历史地位发生了转变。在国内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是中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前台，建党时期形成的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观念，必然要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去。冷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持全面对立和全盘批判的政治态度，正是这种对立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绎。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冷战格局形成之际。面对阵线严明的政治格局，基于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一边倒”战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二战后，苏联共产党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和国际事务上相互攻击，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没有发展良好关系的可能。此时，苏联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强烈批判态度，完全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和理论刊物中，很少有直接表明这种立场的文章，但从当时中国共产党极少的关于社会党国际的报道中，可以推演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比如，1957年8月4日第4版的《参考消息》对社会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了简要报道。报道指出：“流亡社会民主党人(指因不同意与共产党合并而被迫流亡到西欧的原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作者注)在第五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前的会议上的所有发言都是极端反苏和反共的。这些流亡者通过了一些诽谤性和挑拨性的决议。这些流亡政党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是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真相的极端歪曲。这些叛徒向‘自由世界’乞求，要加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进行破坏活动，并拒绝同苏联实行任何合作。流亡者克特利-安娜要求联合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从联合国中开除匈牙利，并要求支持决意继续为‘匈牙利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反革命中心。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在会议上的发言差不多都没有提及像‘资本主义’、‘工人阶级’、‘阶级斗争’这一类的词汇，但是却提出‘现有各阶层居民的合作’(皮特曼一奥地利)的论点。还可以听到所谓马克思学说已经过时等等暗示。”从此篇报道的笔调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支持苏共、批判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再如，1958年，中国共产党投入了苏联共产党发起的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七大通过的党纲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但却表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知和立场。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指出，南共联盟纲领的“论点使人们不能不想起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徒，如伯恩施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谓‘进化的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修正主义的说教。这种修正主义说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诱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南共联盟领导人的说教，对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也抱有一种狂妄的企图，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也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引诱工人放弃斗争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理论。南共联盟纲领持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类似”的观点，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强调“必须进行公开的、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苏论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社论或文章，并不是直接针对社会民主党的，而主要是针对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这不能不说是冷战格局下的一种奇特现象。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源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背叛马列主义的。已经被“历史丢进了垃圾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贯是鲜明的，无须过多地进行表明、评价和争论。而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蜕变”，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倾注大量的精力与其进行论战，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因此，所谓“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指“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蜕变”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
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大量引用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言论，用以批驳“现代修正主义”者主张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世界革命的思想。指出苏共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总方针、总路线，“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的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化为乌有’。”鉴于苏联共 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崇高而特殊的地位，苏联共产党路线的蜕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极具危害性的。苏联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推崇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宣扬，有使世界革命的目标化为乌有，从而葬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辉前途的危险。“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决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可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致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要忘记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蜕变，表明了苏联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将苏联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划上了等号。中国共产党指出：“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将苏联共产党看成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而是将苏联共产党看成了投靠帝国主义、背叛世界革命、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中苏论战对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路线的影响是重大的。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苏共领导人时也强调，当时双方都讲了一些错话。
总之，在冷战初期，由于铁幕横亘在东西方之间，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不可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评判，大量出现在中共与苏共进行论战的文章中，针对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所持的全盘批判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和做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三
从建党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针对不同的具体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社会主义作出了一些比较客观的评价。这些观点，虽没有形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却为中国共产党将来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与社会民主党谋求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共同遏制资本主义势力的愿望。1954年，在会见首次踏上新中国土地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时，毛泽东曾表达了不同的“社会主义”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合作共进的观点。毛泽东说：“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社会党议员代表团时重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路线的转折即将到来。时任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考虑，中国共产党可以同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进行交往，也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耿飚带着这个问题专门去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周恩来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同日本社会党进行接触与交往时，毛泽东的理论研究触角深入到对东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和科学分析的领域，表达了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观点。应该说，此时毛泽东的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社会主义认知的最高水平。
1961年，在接见日本社会党领导人黑田寿男时，毛泽东说：“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抓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抓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显然，在这一段话中，毛泽东将日本社会党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处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极，二者可以共同研究，共同探索，互相交流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经验。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不同，必须尊重日本人民和日本社会党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不能妄加指责和干涉。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探索只限于日本社会党，他没有将这一思想上升为中国共产党认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处理与社会民主党关系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方针，在处理党际关系上和外交工作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正如胡锦涛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同欧洲社会党的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愿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寻求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精神，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加强同欧洲社会党及其成员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欧洲社会党成员党所在国关系的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吕 楠]
[关键词]冷战初期 中国共产党 民主社会主义 基本观点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09)02-0183-05
从19世纪90年代起，随着欧洲工人政党及第二国际内部左右两派分歧的不断扩大，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走向分裂。进入20世纪，东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上坚持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的传统，在实践中通过暴力革命夺取了政权，沿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中国共产党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杰出代表。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在理论上承袭了伯恩施坦“修正的社会主义”，在实践中通过多党竞选而执政参政，沿着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发展。社会民主党是推进民主社会主义及其政治运动的典型代表。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知和评判，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关系的发展，也深刻地影响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回顾与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知历程，有利于中国共产党以世界历史眼光辨清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演变和理论实质，从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利于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从而推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不断发展。
一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俄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和掌控的世界共产党，各国共产党是它的一个个支部，这从思想上和组织上保证了俄国共产党的各项决议在共产国际各成员党中的贯彻推进。俄国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及民主社会主义所持的强烈批判态度，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时起便对民主社会主义持先入为主的对立观念。
首先，中俄两国国情的相似性，使中国共产党容易接受俄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不容易接受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理论。由于近代的俄国和中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国，两国不但存在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而且存在着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在中国还存在着殖民剥削方式。无产阶级在人数上虽不占优势，但所受的压迫和剥削程度远远超过西方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这使得中俄两国的无产阶级具有最彻底的革命精神。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先进的理论灌输到工人运动中去，使两国的无产阶级迅速走向成熟，成为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再则，中俄两国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都有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传统，政治上缺乏民主，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合法斗争的条件可利用，只有通过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才能完成救国救民的使命，引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这决定了两国的无产阶级都缺乏接受改良主义理论的社会历史背景。所以，俄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为榜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热烈希望中国走上俄国革命的道路。
1903年，俄国党战胜了党内“伯恩施坦主义的变种”——经济派、孟什维克派，制定了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党纲和党章。俄国党1903年的党纲和党章成为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构建自身意识形态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纲领中，可以明确地看出这一点。《纲领》宣布：“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1．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2．直至阶级斗争结束为止，即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3．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4．联合第三国际”。此外，《纲领》还列专条指出：“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并以社会革命为自己政策的主要目的。中国共产党彻底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的任何联系。”0所谓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也就是实行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制度，明确规定了党的各级领导机构采取委员会制度，体现了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所谓“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与其类似的其他党派”，就是指伯尔尼国际中的各社会民主党。可见，中共一大纲领所确立的建党原则与俄国党1903年纲领的建党原则具有一致性。
其次，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思想体制和组织体制，是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的中国共产党无法抵制的。所以，共产国际的观点完全能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观点。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党是以推进世界革命为终极目标的。社会民主党的改良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为资产阶级统治服务、蒙蔽工人阶级革命意识的作用，成为共产党推进世界革命的障碍，各国共产党必须对其进行坚决批判。列宁在《论第三国际的任务》中说：“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就是背叛革命，背叛无产阶级，背叛社会主义，就是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因为这就是同‘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国际革命无产阶级的团结一致，就是同资产阶级团结一致而反对无产阶级……我们成立了第三国际，并已斩钉截铁地与第二国际决裂，因为我们确信它已毫无希望，不可救药，它在充当帝国主义的奴仆，充当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谎言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行为在工人运动中的传播者。”列宁指出，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改良主义理论，归结起来就是用来蒙蔽人民、使人民脱离革命的手法，各国革命的共产党应该将改良主义的全部著作、全部哲学、全部政策“完全推到资产阶级仆从们的污水坑里去”。鉴于列宁在共产国际中的崇高地位，此时列宁的观点亦即共产国际的观点，也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
列宁逝世后，共产国际提出了系统的“左”倾理论——“第三时期”理论。“第三时期”理论提倡在世界范围内对帝国主义展开全面进攻，将社会民主党看作是“中间势力”，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共产国际六大要求各国共产党加紧反对社会民主党，因为社会民主党是“公开的反革命”，它支持资产阶级政策，信奉改良主义理论，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采用收买和欺骗的方法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为各国共产党开展争取群众的活动设置障碍，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危险的敌人。根据共产国际的“第三时期”理论，中国共产党六大制定了新的党章。六大党章较前几部党章，更加突出地强调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如在第一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 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在第二章规定“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共产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这是按照列宁建党思想对党员资格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在关于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方面，规定党员及地方组织要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并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要“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受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不但将西欧社会民主党看作“中间势力”，持敌对态度，而且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也看作是“中间势力”，作为打击的重点对象，犯了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再次，由于中国地处亚洲，远离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没有经历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没有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可供利用，以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为背景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具有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不存在滋生和蔓延的土壤，因此，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影响极小。正如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所说的：“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民主党，影响很小。”。这里所说的“江亢虎的社会民主党”，指的是江亢虎1911年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社会民主党。但是，这个党只存在了很短的时间。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到了中国。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社会民主党的影响力已经基本上不复存在。因此，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便不存在处理与本国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也基本上不与西欧社会民主党接触，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看法，基本上承袭了共产国际的观点。
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其历史地位发生了转变。在国内的政治体制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和领导地位，是中国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国共产党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因此，随着中国共产党走上执政前台，建党时期形成的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对立观念，必然要反映到中国共产党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去。冷战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持全面对立和全盘批判的政治态度，正是这种对立观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绎。
新中国成立之时，正是冷战格局形成之际。面对阵线严明的政治格局，基于历史的渊源和现实的抉择，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由于“一边倒”战略的实施，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制约着中国共产党与其他政党包括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二战后，苏联共产党与西欧社会民主党尖锐对立，在意识形态和国际事务上相互攻击，使得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没有发展良好关系的可能。此时，苏联共产党对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强烈批判态度，完全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刊物和理论刊物中，很少有直接表明这种立场的文章，但从当时中国共产党极少的关于社会党国际的报道中，可以推演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比如，1957年8月4日第4版的《参考消息》对社会党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作了简要报道。报道指出：“流亡社会民主党人(指因不同意与共产党合并而被迫流亡到西欧的原东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作者注)在第五届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前的会议上的所有发言都是极端反苏和反共的。这些流亡者通过了一些诽谤性和挑拨性的决议。这些流亡政党代表在大会上的发言是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真相的极端歪曲。这些叛徒向‘自由世界’乞求，要加强在社会主义国家内进行破坏活动，并拒绝同苏联实行任何合作。流亡者克特利-安娜要求联合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制裁，从联合国中开除匈牙利，并要求支持决意继续为‘匈牙利人民的自由’而斗争的反革命中心。社会民主党的代表们在会议上的发言差不多都没有提及像‘资本主义’、‘工人阶级’、‘阶级斗争’这一类的词汇，但是却提出‘现有各阶层居民的合作’(皮特曼一奥地利)的论点。还可以听到所谓马克思学说已经过时等等暗示。”从此篇报道的笔调中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支持苏共、批判社会民主党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政治立场。再如，1958年，中国共产党投入了苏联共产党发起的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七大通过的党纲的运动。这场运动虽然发生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但却表明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知和立场。1958年5月5日，《人民日报》以“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为题发表了一篇社论。这篇社论指出，南共联盟纲领的“论点使人们不能不想起19世纪末期和20世纪初期的右翼社会民主党徒，如伯恩施坦、考茨基、希佛亭之流的所谓‘进化的社会主义’、‘超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等等修正主义的说教。这种修正主义说教的目的，就是要引诱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放弃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南共联盟领导人的说教，对于各国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也抱有一种狂妄的企图，就是想引诱工人和其他劳动者也走上向资本主义投降的道路”。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是引诱工人放弃斗争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理论。南共联盟纲领持与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类似”的观点，是投降主义的表现，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纲领”，强调“必须进行公开的、毫不留情的批判”。
中苏论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进行批判的社论或文章，并不是直接针对社会民主党的，而主要是针对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这不能不说是冷战格局下的一种奇特现象。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看来，源于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背叛马列主义的。已经被“历史丢进了垃圾堆”。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一贯是鲜明的，无须过多地进行表明、评价和争论。而对苏联共产党的理论路线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蜕变”，中国共产党则认为必须倾注大量的精力与其进行论战，以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意识形态的纯洁性。因此，所谓“现代修正主义”，主要是指“向民主社会主义方向蜕变”的苏联共产党的理论和路线。
在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大量引用列宁对伯恩施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言论，用以批驳“现代修正主义”者主张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世界革命的思想。指出苏共所谓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总方针、总路线，“并非什么创造，不过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再版，是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的复活。伯恩施坦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就是宣扬合法的议会道路，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正是不折不扣的伯恩施坦主义和考茨基主义。同伯恩施坦和考茨基一样，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也正是最突出的表现在反对革命暴力，‘把革命化为乌有’。”鉴于苏联共 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具有崇高而特殊的地位，苏联共产党路线的蜕变，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是极具危害性的。苏联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者所推崇的“议会道路”、“和平过渡”的宣扬，有使世界革命的目标化为乌有，从而葬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光辉前途的危险。“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比起伯恩施坦、考茨基、白劳德和铁托的修正主义来，不能不具有更大的危害性。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国，是列宁主义的故乡，苏共是列宁缔造的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历史形成的威望。赫鲁晓夫正是利用作为这样的党、这样的国家领导人的地位，来坚持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决不会给苏联人民带来什么共产主义，而是连社会主义的成果也受到严重威胁，它正在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大开方便之门。这也可就是美帝国主义所追求的‘和平演变’道路。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历史告诉我们：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是不可能的。而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和平过渡，则已经有了南斯拉夫的先例。……这是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最严重的经验教训。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切革命人民，以致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千万不要忘记的经验教训。”。
中国共产党认为，苏联共产党的路线蜕变，表明了苏联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的趋向。中国共产党在论战中将苏联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划上了等号。中国共产党指出：“社会党不是社会主义的政党。除了个别的左翼以外，他们是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政党，是资产阶级政党的一种变形。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我们同社会党的立场是根本不同的。不能模糊这种界限。模糊这种界限，有利于社会党领袖欺骗群众，不利于我们争取社会党影响下的群众。”鉴于此，中国共产党不再将苏联共产党看成是犯了错误的同志，而是将苏联共产党看成了投靠帝国主义、背叛世界革命、背叛社会主义事业的叛徒。
中苏论战对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路线的影响是重大的。后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苏共领导人时也强调，当时双方都讲了一些错话。
总之，在冷战初期，由于铁幕横亘在东西方之间，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不可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当时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评判，大量出现在中共与苏共进行论战的文章中，针对的主要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民主社会主义所持的全盘批判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体现了共产国际的观点和做法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三
从建党到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针对不同的具体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社会主义作出了一些比较客观的评价。这些观点，虽没有形成为全党的共识，但却为中国共产党将来全面而科学地认识民主社会主义埋下了伏笔。
首先，中国共产党的个别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与社会民主党谋求超越意识形态的合作、共同遏制资本主义势力的愿望。1954年，在会见首次踏上新中国土地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时，毛泽东曾表达了不同的“社会主义”不但可以和平共处，而且还可以合作共进的观点。毛泽东说：“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你们也可以合作。……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法国社会党议员代表团时重申了这一观点。他指出：“我们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你们不是共产党，我也不是你们的党；我们反对资本主义，你们也许反对共产主义。但是还是可以合作。在我们之间有两个根本的共同点：第一，反对大国欺侮我们。……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大国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第二，使两国间在商业上、在文化上互相往来。”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中国进入联合国和中美、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国际政治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内政外交路线的转折即将到来。时任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部部长的耿飚考虑，中国共产党可以同各国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进行交往，也可以同第三世界国家中主张反帝反殖的民族主义政党甚至执政党建立关系。耿飚带着这个问题专门去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周恩来的肯定与支持。周恩来说：“你这个想法很好。我们如与一些友好国家的执政党来往，就可以同政府间的交往一致起来。至于社会党，虽然在一些问题上和我党的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彼此交往和交流。……可以先找少数国家的社会党和执政的民族主义政党进行接触。”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同日本社会党进行接触与交往时，毛泽东的理论研究触角深入到对东西方社会主义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和科学分析的领域，表达了不同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具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观点。应该说，此时毛泽东的观点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民主社会主义认知的最高水平。
1961年，在接见日本社会党领导人黑田寿男时，毛泽东说：“你们国家为什么到现在革命还没有胜利呢?看来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胜利可能比较晚些，其原因就是资本主义比较发达。革命首先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取得胜利，那里空气稀薄，易于突破。例如俄国和中国空气是稀薄的。……日本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有国会，这是你们的好处，也是缺点。中国没有民主，国民党就是抓人、杀人，什么也不给我们。这也许是缺点，也许是优点。那末我们有什么出路呢?我们的出路就是学蒋介石，你们能杀人，我们为什么不能杀人?我们进行过调查研究，国民党有手，手里有刀有枪；我们也有手，但没有刀枪。如果我们能把国民党手里的刀枪夺过来，不是也可以杀帝国主义的走狗，也可以搞出点名堂来吗?你们的情况有些不同，有议会制度，比较有些民主，不像中国的国民党那样抓人、杀人，那就可以利用，利用它来搞群众运动。我不大了解你们的情况，大概日本的垄断资本比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聪明些，看来，你们也可利用这一点。”。显然，在这一段话中，毛泽东将日本社会党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日本社会党作为社会主义政党，共同处在与资本主义相对立的一极，二者可以共同研究，共同探索，互相交流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经验。毛泽东还认为，中国和日本的国情不同，必须尊重日本人民和日本社会党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不了解日本的情况，不能妄加指责和干涉。毛泽东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遗憾的是，毛泽东的探索只限于日本社会党，他没有将这一思想上升为中国共产党认知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处理与社会民主党关系的指导思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正确的方针，在处理党际关系上和外交工作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正如胡锦涛指出的，中国共产党重视发展同欧洲社会党的友好关系。中国共产党愿本着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寻求相互理解与合作的精神，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事务的原则基础上，加强同欧洲社会党及其成员党的友好交流与合作，为促进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同欧洲社会党成员党所在国关系的发展，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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