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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黄河泛滥区的村子都有一种土台，台高三五米不等，面积跟全村人口成比例，大的可以有二三十亩，小的也有七八亩。过去河水泛滥的时候，人就住到台子上去，等水退了再下来。这种避水台由来甚远，是考古学上所谓“堌堆”的苗裔，据说在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有些经常泛滥的地方会把几个村子的台子连起来，叫作避水连台，台下洪水怀山襄陵，台上照旧吃喝睡觉，串亲戚。小时候我爷爷负责在我们村子里的台子上种树种花，保持水土，我就跟他住在上面，有过很多好玩的事，也听他讲过很多故事。以前有个人跟我说，避水连台的名字很好听，不过写出来不大有趣，写作碧水莲台就好多了。所以这些故事就叫作莲台旧话。
鲶鱼
以前黄河老发大水。黄河发大水，跟长江不同：长江决口，是排山倒海而来，瞬息湮没村庄，黄河的水浅，水的力量没有那么大，而且黄河两边都是沙地，比较吸水，如果离黄河有个几十里的距离，即便黄河决口或者浸堤，水势也非常缓慢，总是慢慢地流过来。所以在地里干活的人，远远看见黄河水来了，还来得及收拾好农具，擦把汗，叹口气再往家里转。
大水可恶，但也有一样好处，水退了，大小池塘里全是鱼。说大水来的时候，村里东西大路被冲成一条小水沟，等大水消退，大家弄了点土给填上。不过拉车经过的时候，还觉得有点软，谁也没在意。
如是过了一年。村里人经过那里，还是颤颤悠悠的，仿佛一种肉感。有人就想，肯定下面有烂泥，怕久而久之淘坏了路基，商量着干脆挖开，刨去烂泥，重填新土。等挖开了，有烂泥不假，烂泥里还有一条两三尺长的大鲶鱼，还活着。
鲶鱼生命力强，污泥里也能生存。可惜它虽见了天日，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客气
以前人客气。客气是知礼，也是物资匮乏时代的平衡术。梨子的大小，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影响到生存的机会，所以孔融让梨所体现出来的尊卑秩序，跟“让领导先走”的逻辑，好像也没有太大差别。
客气有主动，有被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那儿有个乡长，就非常客气。那时候干部下村，都在村民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假如你不劝他多吃点，他一个馒头一个馒头下肚，一点儿不少吃，假如你劝他：“老王！再吃点吧！”他一定会说，“不啦不啦，吃饱啦！”撂下筷子碗，就算吃完了。时间一长，大家掌握了这规律，就应用起来。那些粮食不宽裕的家庭，乡长来吃饭，只要看他吃个半饱，就开始礼让，效果立竿见影，省下不少饭食。
也有被动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不上一碗肉不像话，可是初二客人走了，初三还有客人来，一直到初六初七，备不住都有人来，哪有那么多碗肉呢？家家户户不成文的规矩，一碗扣肉，肉切大片，皮还连着，看上去满满一碗肉，可不能夹，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肉吃不到还惹主人笑话。这样初二是这碗肉，一直到初七初八，还是它。
红白喜事，稍微大方一点，肉不能再连着皮了，那么就施行人治。客人来行礼，主家自然派人相陪。肉端上来了，主人的筷子往肉碗里伸，一边说道：“请！请吃肉！”然而自己的筷子虚晃一枪，却往豆腐或者白菜碗里去了。客人识相，自然也不好意思吃肉了，所以陪客是门技术。这些客气，如若只看形式不看内容，真是田园牧歌，古风袭人，然而细究起来，却是心酸得很。
快会
直鲁豫三省交界之处，政区犬牙交错，民风彪悍无赖，土地贫瘠，人口流动，正是滋生民间会社的好土壤。
早年间会社的名目很多。白莲教、义和团、一贯道，是其中佼佼者，其余自郐以下，旋起旋灭的还有很多。今天说的这个，叫作快会。
快会，顾名思义就是个快。第一天，村里来了几个小伙子，挨家挨户串门，鼓动入会。一些半大小子好奇又好事，点头就算入了会。第二天，师傅就来了，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全套的戏装，作大武生打扮，硬靠，雉鸡翎，有人牵马，有人喝道，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进了村，先去新人会的会众家拜客，然后一行人杀鸡宰羊，大吃大喝，尽欢而散。第三天，师傅带了原班人马，添上愿意跟去的新徒弟，捎带拿走会众的奉献，杀奔下一村庄去讫。
这样一个会，前后三天。师傅从哪儿来呢？不知道。入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好像除了吃上几顿，也没什么。到底他的意义在哪里呢？天晓得。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呼啸而来，裹挟而去，如一阵狂风卷过平静的乡村社会，不知所起，不知所终。
风水先
刘先生是风水先生，简称风水先。这个“先”，大概也可以写成“仙”，因为讲故事的人说起他，这个先字还要儿化一下，语音摇曳地带点仙气。他是我爷爷的堂舅。
既然讲究风水，地形应该复杂。有山有水，有路有田，堪舆家才有用武之地，所以从皖南经江西，一路到福建，风水术最为发达。至于吾乡所在，不但地势平坦，就连不多的几条小河，也都是横平竖直，人工挖出来的灌溉沟渠，风水先生可以弄嘴的余地实在不多。可人人都说刘先生灵，公然是方圆几十里牌子最大的风水师。
一九六。年我奶奶去世，因为我爷爷还在，所以不能进祖坟。那时正是灾荒的年景，找块地，几块木板草草埋了，谈不到风水。过了几年，刘先生到我家来，看了看坟地说：“这个地方好。以后多出文人。”后来我爷爷去世，遗命跟我奶奶合葬，从此祖坟就改在这块宝地，这都因为刘先生的一言决之。
但刘先生自家的事却很不好。他的内掌柜早早就去世了，留下个儿子，长到二十岁得个急病也死了。他母亲活到八十，死了以后，全家就剩刘先生一个人，每日里踽踽于路，往来于阴阳之间。刘先生话少不愿意多说，旁人常代他解释：算命的不给自己打卦，风水先不给自家看坟，况且子孙不旺，咎在祖坟，那是前几辈子的事情了，刘先生做不得主云云。每当别人说起这个，刘先生就不说话，也不看罗盘，只眯起眼睛往天地相连处看，仔细分辨那若有若无的微弱起伏。
老巩
老巩姓巩，是我小学时候的语文老师。两三百学生的大学校，老师十几个，除了校长，只有他一个人是公办教师，工资比其他人多好几倍。那时候他大概已经五十多岁了，前几年听说病了，不知道现在身体还硬朗不。 今天说的不是他，是他的爷爷，他爷爷也称老巩。这位老巩一生默默无闻，但四邻八乡知道他名字的很多，因为他娶了自己的姑姑。
仓廪实才知礼节，那是地主阶级的污蔑，有时候穷人在人伦跟礼节上反而更苛刻，所谓穷讲究。老巩为什么娶了自己的姑姑呢？一定有原因，但是没人管，只留下一段歌谣，村里几代的小孩子都会唱——
“风来啦！雨来啦！老巩背着他姑来啦！”
等到老巩的孙子当了小学老师，这首歌谣自动成了禁曲，广陵散绝，再没人敢唱了，老巩家的这段黑历史才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炒花生
早年间穷人多。村东有个小孩儿，十几岁，爹妈都死了，跟奶奶一起过，是穷人中的穷人。快过年了，日子过不下去，更谈不到过节。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年节将近，有些人夜里相约喝酒，你不如借点花生借点油，炒一盆花生米，晚上到街上转转，卖给人家当下酒菜，赚两个钱，也好买斤白面，正经过年。
那年月谁都过得艰难，即便是地主家，也不见得总备着下酒吃食。临时喝酒，最多也就是咬根咸萝卜，炒花生还是很好卖的。这个孩子却是第一次炒，生火，倒油，下花生，炒一会儿，尝尝，不脆；炒一会儿，尝尝，还不脆：再炒，糊了。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花生炒熟了，要放凉才会变脆。炒糊了卖不出去，借人家的本钱也还不上。站在灶台边，哭了。
治愈
以前抗生素没发明的时候，最普遍的老年病是呼吸道疾病，胸闷，气短，上气不接下气。有这么一位，因为被凉水激过，年纪轻轻得了肺气肿，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胸闷得厉害，兼且烟瘾大得吓人。那时候买不起卷烟，家家都种几棵烟草解馋，他经常抓一把烂叶子，弄张废纸裹吧裹吧就抽起来。实在找不到烟叶了，就用晒干的红薯叶子、南瓜梗子，那滋味我尝过，只有一个字——呛！不得烟草之香，退而求次，得其呛也是好的。
胸闷又抽烟，当然更闷。一咳起来，就弯腰驼背，一边咳一边弯，一直弯到尘埃里。旁人看了调侃他：“老三，你呀，庆不了八十！”意思是以他的身板，肯定等不到庆祝八十大寿那一天。可见老年间人都厚道，明明想说“你分分钟会死”，也要给人家一个慷慨的期限。
我小时候见到这位三爷的时候，他已经八十九岁了。人干瘦，又矮，但很精神。三爷耳朵上永远夹着一根烟，旁人敬烟给他，他就把耳朵上那支拿下来抽，接来的这根烟替补到耳朵上。红薯叶子南瓜梗子是不抽了，烟叶也没人种，但他人老心宽，人缘极好，街上走一圈，街坊邻居都知道他好这口，简直掷烟盈车，直欲呛杀卫玠，是不愁烟抽的。
他抽烟的样子也很特别，吸一下就赶紧吐出来，不敢咽下去，因为会呛死。吸一口，腰就更弯一点，一边咳得喘不过气，但已经咳不出声音——他实在是太老了。
后来三爷活了九十五岁，于睡梦中安详而逝。而他的肺气肿终于没有治愈。
飞机
我们村正在一条飞机航线的正下方，所以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架飞机往来于蓝天白云之间，以至于后来去了县城，发现这里的天空没有飞机，还觉得非常意外。那时候常常幻想会从飞机里掉下点什么东西——最实惠的当然是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钱。
飞机里并非不可能掉出东西来。比我稍大一点的人说，有时候天上轰轰飞过一架飞机，不久人们就发现几个彩色的小小降落伞飘落下来，伞下绑着一捆纸，那是国民党的传单。为了保证传播效果，传单上还经常附有一张小额的纸币。至于内容，他们就都不记得了，记得的只是传单上往往会印着衣着简单的美女，这让捡到传单的人既感到兴奋和违规的刺激感，又更加认定国民党都是坏人，毕竟，诲淫诲盗的当然只能是些既淫且盗的人。
那时候信息闭塞，从没听过飞机失事的消息。我在地里干活干累了，就抬头看天，看小小的银色飞机缓缓飞过，拉着两道白色的尾迹。我看着它，盼着坐飞机的人能从里面扔出点什么来——哪怕是一张国民党的传单也好。
卖姜
有一年村里来了要饭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年很流行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要饭：通常是一辆四轮拖拉机，拉着一二十老弱病残，突突突开到村口。拖拉机一停，这些人跳下车来，背着口袋迅速潜入大街小巷，挨门挨户，扫街。要粮食，要现钱，其他一概不要。个把钟头，收工大吉，纷纷满载，跳上车子扬长而去。不过没多久，这种壮观的要饭场面就看不到了，大概是群众擦亮了眼睛，再不上当的缘故吧。
那时爷爷就说起以前的要饭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下大雪，早上一开门，门口倒了一个人。他吓了一跳，赶紧把这人拖到屋里，生火，喂热水，还把门口的半车生姜也拉进来——
“哪里来的半车生姜？”我插嘴。
“要饭的。他的生姜。”
“要饭的怎么会有生姜？”
“他是个卖姜的。”
“卖姜的怎么要了饭？”
我爷爷看了看我，叹气说，穷人的辛苦你怎么知道！
那时候卖姜的都是安徽人，不是阜阳就是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界儿。一到冬天，青黄不接，与其在家白白糟蹋粮食，不如出来要饭，一来自己有了活路，二来也给家里老弱省口吃的。他们那里产姜，出来要饭的人就推一车生姜，能卖就卖，卖不出去就要饭，等到开春再回去。反正生姜也能久放，半年是不会坏掉的，这一趟说是出来做买卖也可以，说是逃荒要饭也行。
“哦……那咱门口那个卖姜的救回来了没？”
“救回来了呀。你老奶奶最可怜要饭的，他醒过来之后，还做了两顿好饭给他吃，又叫他住了一天，看着确实没事儿了才让他走。”
“为啥对他那么好？”
“唉，当初咱家逃荒到关东，一路要饭，也是靠好心人可怜咱，才能活下来呀！”
“那咱咋不卖姜？”
我爷爷不看我，也不说话了。兔子（一）
狡兔三窟，并不是说兔子有三个洞。它们只有一个洞，但是好几个洞口，地下四通八达。我姑姑家养过一窝兔子，兔子挖地道挖得一塌糊涂，房子的墙基都搞得摇摇欲坠，只好把它们一只一只都炖了。可见太钻营不好。 小时候我尽是一些皮相之见。比如会按颜色把兔子分两种，白的是家兔，灰的是野兔。其实野兔也有白的，家兔还有黑的棕的。不过因为不多见，所以不妨。
二三十年前野兔还很多。除了抓来吃肉，还有人专门收购兔子尾巴，捏在手里很柔滑，大概是做饰品。就有一种专门打兔子的猎人。这些猎人平时也是种地的，每年秋高兔肥的时候就出来做这个勾当。他们背着五尺长的单管猎枪，枪子儿是铁砂和小石子，往往五六个人排成一排，在已经落叶的棉花田里地毯式搜索，惊起一只兔子就砰地开一枪。枪子儿威力小，打不死，兔子就在棉花丛林中奔命，直到力气用尽，或者撞晕。
有一回我正跟大人在田里割黄豆，忽然听见远远地有人高声叫骂。起身一看，是老钱家的，一打听，原来老钱正撅着屁股摘棉花呢，“瞠”一下屁股上就挨了一枪，不知道多少铁砂石子打到肉里，裤子都是血。老钱家的回头一看，开枪的不是别人，就是老钱的亲外甥，正眯着眼睛打兔子呢！最后，外甥借了一辆自行车驮舅舅去医院，他舅俯身趴在后座上，吱哇乱叫。
关于兔子还有一件疑案。某年雪晴，我跟我爹去踏雪，见我家地头的梧桐树下躺着一只兔子，已经死掉了。究竟它克绍了祖辈的箕裘，撞树而死呢，还是另辟蹊径，冻死雪中了呢？我和我爹研究半天，也不得明白。
兔子（二）
兔子不住在庄稼地里，也不住在树上、檐下或水边，它住在草里。所以人会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或者搂草打兔子。你看，可怜吧，兔子生来就要被打的。
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成群结队的兔子，就是被外甥们逐渐打光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现在市场上偶尔也能买到煮熟的野兔子，据说都是从山西运来的，大概那里的兔子也命不久矣了。
野兔肉腥涩，其实不好吃。煮兔子的人加许多花椒和辣椒，一律做成麻辣味的，也不好吃。宋朝开封的饭店有许多兔子菜，爆炒的居多，不知道是不是好吃些。
有一次我捡到一只受伤的兔子，是中了枪误入我家白菜地的。远远地打兔子的人走过来寻找，我就抱了兔子一直跑回家，手上弄得全是血。可是到家以后兔子已经死了。死了又不合得扔，我爷爷就把兔子耳朵钉在一根柱子上，把兔子挂起来开膛破肚，煮了一锅。大家吃得都很没有滋味。
后来野兔子就渐渐没了。其实兔子不讨厌，它吃草，偶尔偷点菜，很少吃庄稼，更不会像田鼠那样贪婪，无休止地在洞里储备粮食。秋天草黄了，兔子的皮毛与黄草同色。有时候兔子一家排队在草里走，人偶然瞥见了，就像忽然发现一团团的草开始移动，非常有趣。这些有趣的兔子很少有善终，它们的确很可怜。
兔子（三）
有一回我跟我爷爷去看一个不常走动的亲戚。他家离得很远，我爷爷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前梁上。我们经过一个荒烟蔓草的大土堆，看见围着土堆一圈长了很多扒光树皮的大树，我问这是什么，我爷爷说，杜仲。
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有野生的杜仲。据说以前那个土堆里面还住了一窝狐狸，自然也是野生的——那可是在华北腹地，两千年前就已经过度开发的地方。其实城狐社鼠，本来就依人而居，几乎快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古人说食色性也，它们吃的东西要靠人，解决色的问题也要靠人：起码蒲松龄和纪晓岚都这么说过。
兔子就没这么没出息。它对人的依赖很少，所以人欺负它就很多。打兔子的人背上一定背着一个大铁夹子，打到了兔子就把它夹起来，夹扁。一只夹子往往会夹四五只五六只，筷子粗细的铁条把兔子的皮肉压出几条深痕，没压住的地方就从夹子里凸出来。打兔子的人就背着这样的夹子，扛着长长的鸟铳，搜索新的猎物。
有一阵子流行养安哥拉兔，兔毛长长的，看上去特别的蠢。但同时流行的还有养狐狸，狐狸除了味道难闻，深夜还会发出凄惨的叫声，所以大家还是喜欢兔子多一点。然而后来兔毛的行情不好，慢慢地也就没人养了。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其他的动物还有开心的时候，似乎只有兔子，永远是一副受气包的样子。有兔爰爰，雉离于罗，在诗经时代逍遥网外的兔子，如今也和野鸡一样，遭遇它悲惨的宿命了。
鸡腿菇
避水台上横平竖直种了许多梧桐。一些树根腐掉，就生出蘑菇，蘑菇里面最好的，叫鸡腿菇。
鸡腿菇白色，伞是长椭球状，表面有卷起的薄鳞片，形如鸡腿，所以叫鸡腿菇。这种蘑菇的吃法很多，我爷爷把它撕成条，烈日下晒个半干，趁着热气还在，加香油、葱花、盐一拌，那种鲜香，曾经令我短暂失掉味觉。如今野生鸡腿菇当然不可得，人工种的有卖，完全不是那个味道。
崔述《无闻集》卷三，有一篇《鸡腿蘑菇蕈记》，说鸡腿菇乃是魏县的土产，生于漳河两岸，烹以为羹，鲜美异常品。其他地方的缙绅知道鸡腿菇的大名，苦于不能得，偶有得之，如获拱璧；本县的土人却不知道吃，即便有人采了去卖，竟日不售。偶尔有外地商人，托货郎以针头线脑换得若干，自己吃掉菇冠，将菇腿晒干，贩往江南，则获厚利，虽名声之大如口蘑者亦不能比。
于是崔先生大发议论。鸡腿菇的遭遇，似乎是“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其实不然。比如本县的粉皮，卖到外县去反而更便宜，外县的粉皮卖到本县也是如此，是何故哉？他以为，那些不足珍的东西，本乡人阿而好之，其实外地人并不以为然，所以物离乡也可能贱；但是那些异于常品的罕物，流俗之人不能识，本地又常见，所以轻之，只能于天下之大求其知己，因此物离乡反而更贵了。崔先生的结论是，“无恩无怨，公论乃见”，虽人，亦若是而已矣。
但我看了这篇只想说，东壁先生，您知道鸡腿菇炖粉皮，再加点五花，乃是菌类烹调中之无上妙品吗？
鲶鱼
以前黄河老发大水。黄河发大水，跟长江不同：长江决口，是排山倒海而来，瞬息湮没村庄，黄河的水浅，水的力量没有那么大，而且黄河两边都是沙地，比较吸水，如果离黄河有个几十里的距离，即便黄河决口或者浸堤，水势也非常缓慢，总是慢慢地流过来。所以在地里干活的人，远远看见黄河水来了，还来得及收拾好农具，擦把汗，叹口气再往家里转。
大水可恶，但也有一样好处，水退了，大小池塘里全是鱼。说大水来的时候，村里东西大路被冲成一条小水沟，等大水消退，大家弄了点土给填上。不过拉车经过的时候，还觉得有点软，谁也没在意。
如是过了一年。村里人经过那里，还是颤颤悠悠的，仿佛一种肉感。有人就想，肯定下面有烂泥，怕久而久之淘坏了路基，商量着干脆挖开，刨去烂泥，重填新土。等挖开了，有烂泥不假，烂泥里还有一条两三尺长的大鲶鱼，还活着。
鲶鱼生命力强，污泥里也能生存。可惜它虽见了天日，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客气
以前人客气。客气是知礼，也是物资匮乏时代的平衡术。梨子的大小，在极端的情况下可以影响到生存的机会，所以孔融让梨所体现出来的尊卑秩序，跟“让领导先走”的逻辑，好像也没有太大差别。
客气有主动，有被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们那儿有个乡长，就非常客气。那时候干部下村，都在村民家里吃饭，吃饭的时候，假如你不劝他多吃点，他一个馒头一个馒头下肚，一点儿不少吃，假如你劝他：“老王！再吃点吧！”他一定会说，“不啦不啦，吃饱啦！”撂下筷子碗，就算吃完了。时间一长，大家掌握了这规律，就应用起来。那些粮食不宽裕的家庭，乡长来吃饭，只要看他吃个半饱，就开始礼让，效果立竿见影，省下不少饭食。
也有被动的。还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年的时候家里来客人，不上一碗肉不像话，可是初二客人走了，初三还有客人来，一直到初六初七，备不住都有人来，哪有那么多碗肉呢？家家户户不成文的规矩，一碗扣肉，肉切大片，皮还连着，看上去满满一碗肉，可不能夹，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肉吃不到还惹主人笑话。这样初二是这碗肉，一直到初七初八，还是它。
红白喜事，稍微大方一点，肉不能再连着皮了，那么就施行人治。客人来行礼，主家自然派人相陪。肉端上来了，主人的筷子往肉碗里伸，一边说道：“请！请吃肉！”然而自己的筷子虚晃一枪，却往豆腐或者白菜碗里去了。客人识相，自然也不好意思吃肉了，所以陪客是门技术。这些客气，如若只看形式不看内容，真是田园牧歌，古风袭人，然而细究起来，却是心酸得很。
快会
直鲁豫三省交界之处，政区犬牙交错，民风彪悍无赖，土地贫瘠，人口流动，正是滋生民间会社的好土壤。
早年间会社的名目很多。白莲教、义和团、一贯道，是其中佼佼者，其余自郐以下，旋起旋灭的还有很多。今天说的这个，叫作快会。
快会，顾名思义就是个快。第一天，村里来了几个小伙子，挨家挨户串门，鼓动入会。一些半大小子好奇又好事，点头就算入了会。第二天，师傅就来了，骑着高头大马，穿着全套的戏装，作大武生打扮，硬靠，雉鸡翎，有人牵马，有人喝道，前呼后拥，浩浩荡荡。进了村，先去新人会的会众家拜客，然后一行人杀鸡宰羊，大吃大喝，尽欢而散。第三天，师傅带了原班人马，添上愿意跟去的新徒弟，捎带拿走会众的奉献，杀奔下一村庄去讫。
这样一个会，前后三天。师傅从哪儿来呢？不知道。入会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好像除了吃上几顿，也没什么。到底他的意义在哪里呢？天晓得。真是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呼啸而来，裹挟而去，如一阵狂风卷过平静的乡村社会，不知所起，不知所终。
风水先
刘先生是风水先生，简称风水先。这个“先”，大概也可以写成“仙”，因为讲故事的人说起他，这个先字还要儿化一下，语音摇曳地带点仙气。他是我爷爷的堂舅。
既然讲究风水，地形应该复杂。有山有水，有路有田，堪舆家才有用武之地，所以从皖南经江西，一路到福建，风水术最为发达。至于吾乡所在，不但地势平坦，就连不多的几条小河，也都是横平竖直，人工挖出来的灌溉沟渠，风水先生可以弄嘴的余地实在不多。可人人都说刘先生灵，公然是方圆几十里牌子最大的风水师。
一九六。年我奶奶去世，因为我爷爷还在，所以不能进祖坟。那时正是灾荒的年景，找块地，几块木板草草埋了，谈不到风水。过了几年，刘先生到我家来，看了看坟地说：“这个地方好。以后多出文人。”后来我爷爷去世，遗命跟我奶奶合葬，从此祖坟就改在这块宝地，这都因为刘先生的一言决之。
但刘先生自家的事却很不好。他的内掌柜早早就去世了，留下个儿子，长到二十岁得个急病也死了。他母亲活到八十，死了以后，全家就剩刘先生一个人，每日里踽踽于路，往来于阴阳之间。刘先生话少不愿意多说，旁人常代他解释：算命的不给自己打卦，风水先不给自家看坟，况且子孙不旺，咎在祖坟，那是前几辈子的事情了，刘先生做不得主云云。每当别人说起这个，刘先生就不说话，也不看罗盘，只眯起眼睛往天地相连处看，仔细分辨那若有若无的微弱起伏。
老巩
老巩姓巩，是我小学时候的语文老师。两三百学生的大学校，老师十几个，除了校长，只有他一个人是公办教师，工资比其他人多好几倍。那时候他大概已经五十多岁了，前几年听说病了，不知道现在身体还硬朗不。 今天说的不是他，是他的爷爷，他爷爷也称老巩。这位老巩一生默默无闻，但四邻八乡知道他名字的很多，因为他娶了自己的姑姑。
仓廪实才知礼节，那是地主阶级的污蔑，有时候穷人在人伦跟礼节上反而更苛刻，所谓穷讲究。老巩为什么娶了自己的姑姑呢？一定有原因，但是没人管，只留下一段歌谣，村里几代的小孩子都会唱——
“风来啦！雨来啦！老巩背着他姑来啦！”
等到老巩的孙子当了小学老师，这首歌谣自动成了禁曲，广陵散绝，再没人敢唱了，老巩家的这段黑历史才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炒花生
早年间穷人多。村东有个小孩儿，十几岁，爹妈都死了，跟奶奶一起过，是穷人中的穷人。快过年了，日子过不下去，更谈不到过节。有人给他出主意，说年节将近，有些人夜里相约喝酒，你不如借点花生借点油，炒一盆花生米，晚上到街上转转，卖给人家当下酒菜，赚两个钱，也好买斤白面，正经过年。
那年月谁都过得艰难，即便是地主家，也不见得总备着下酒吃食。临时喝酒，最多也就是咬根咸萝卜，炒花生还是很好卖的。这个孩子却是第一次炒，生火，倒油，下花生，炒一会儿，尝尝，不脆；炒一会儿，尝尝，还不脆：再炒，糊了。
可怜的孩子不知道，花生炒熟了，要放凉才会变脆。炒糊了卖不出去，借人家的本钱也还不上。站在灶台边，哭了。
治愈
以前抗生素没发明的时候，最普遍的老年病是呼吸道疾病，胸闷，气短，上气不接下气。有这么一位，因为被凉水激过，年纪轻轻得了肺气肿，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就胸闷得厉害，兼且烟瘾大得吓人。那时候买不起卷烟，家家都种几棵烟草解馋，他经常抓一把烂叶子，弄张废纸裹吧裹吧就抽起来。实在找不到烟叶了，就用晒干的红薯叶子、南瓜梗子，那滋味我尝过，只有一个字——呛！不得烟草之香，退而求次，得其呛也是好的。
胸闷又抽烟，当然更闷。一咳起来，就弯腰驼背，一边咳一边弯，一直弯到尘埃里。旁人看了调侃他：“老三，你呀，庆不了八十！”意思是以他的身板，肯定等不到庆祝八十大寿那一天。可见老年间人都厚道，明明想说“你分分钟会死”，也要给人家一个慷慨的期限。
我小时候见到这位三爷的时候，他已经八十九岁了。人干瘦，又矮，但很精神。三爷耳朵上永远夹着一根烟，旁人敬烟给他，他就把耳朵上那支拿下来抽，接来的这根烟替补到耳朵上。红薯叶子南瓜梗子是不抽了，烟叶也没人种，但他人老心宽，人缘极好，街上走一圈，街坊邻居都知道他好这口，简直掷烟盈车，直欲呛杀卫玠，是不愁烟抽的。
他抽烟的样子也很特别，吸一下就赶紧吐出来，不敢咽下去，因为会呛死。吸一口，腰就更弯一点，一边咳得喘不过气，但已经咳不出声音——他实在是太老了。
后来三爷活了九十五岁，于睡梦中安详而逝。而他的肺气肿终于没有治愈。
飞机
我们村正在一条飞机航线的正下方，所以每天都能看到许多架飞机往来于蓝天白云之间，以至于后来去了县城，发现这里的天空没有飞机，还觉得非常意外。那时候常常幻想会从飞机里掉下点什么东西——最实惠的当然是一个皮包，里面装满了钱。
飞机里并非不可能掉出东西来。比我稍大一点的人说，有时候天上轰轰飞过一架飞机，不久人们就发现几个彩色的小小降落伞飘落下来，伞下绑着一捆纸，那是国民党的传单。为了保证传播效果，传单上还经常附有一张小额的纸币。至于内容，他们就都不记得了，记得的只是传单上往往会印着衣着简单的美女，这让捡到传单的人既感到兴奋和违规的刺激感，又更加认定国民党都是坏人，毕竟，诲淫诲盗的当然只能是些既淫且盗的人。
那时候信息闭塞，从没听过飞机失事的消息。我在地里干活干累了，就抬头看天，看小小的银色飞机缓缓飞过，拉着两道白色的尾迹。我看着它，盼着坐飞机的人能从里面扔出点什么来——哪怕是一张国民党的传单也好。
卖姜
有一年村里来了要饭的。不知道什么原因，那两年很流行一种大规模的集体要饭：通常是一辆四轮拖拉机，拉着一二十老弱病残，突突突开到村口。拖拉机一停，这些人跳下车来，背着口袋迅速潜入大街小巷，挨门挨户，扫街。要粮食，要现钱，其他一概不要。个把钟头，收工大吉，纷纷满载，跳上车子扬长而去。不过没多久，这种壮观的要饭场面就看不到了，大概是群众擦亮了眼睛，再不上当的缘故吧。
那时爷爷就说起以前的要饭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有一回下大雪，早上一开门，门口倒了一个人。他吓了一跳，赶紧把这人拖到屋里，生火，喂热水，还把门口的半车生姜也拉进来——
“哪里来的半车生姜？”我插嘴。
“要饭的。他的生姜。”
“要饭的怎么会有生姜？”
“他是个卖姜的。”
“卖姜的怎么要了饭？”
我爷爷看了看我，叹气说，穷人的辛苦你怎么知道！
那时候卖姜的都是安徽人，不是阜阳就是凤阳，十年倒有九年荒的地界儿。一到冬天，青黄不接，与其在家白白糟蹋粮食，不如出来要饭，一来自己有了活路，二来也给家里老弱省口吃的。他们那里产姜，出来要饭的人就推一车生姜，能卖就卖，卖不出去就要饭，等到开春再回去。反正生姜也能久放，半年是不会坏掉的，这一趟说是出来做买卖也可以，说是逃荒要饭也行。
“哦……那咱门口那个卖姜的救回来了没？”
“救回来了呀。你老奶奶最可怜要饭的，他醒过来之后，还做了两顿好饭给他吃，又叫他住了一天，看着确实没事儿了才让他走。”
“为啥对他那么好？”
“唉，当初咱家逃荒到关东，一路要饭，也是靠好心人可怜咱，才能活下来呀！”
“那咱咋不卖姜？”
我爷爷不看我，也不说话了。兔子（一）
狡兔三窟，并不是说兔子有三个洞。它们只有一个洞，但是好几个洞口，地下四通八达。我姑姑家养过一窝兔子，兔子挖地道挖得一塌糊涂，房子的墙基都搞得摇摇欲坠，只好把它们一只一只都炖了。可见太钻营不好。 小时候我尽是一些皮相之见。比如会按颜色把兔子分两种，白的是家兔，灰的是野兔。其实野兔也有白的，家兔还有黑的棕的。不过因为不多见，所以不妨。
二三十年前野兔还很多。除了抓来吃肉，还有人专门收购兔子尾巴，捏在手里很柔滑，大概是做饰品。就有一种专门打兔子的猎人。这些猎人平时也是种地的，每年秋高兔肥的时候就出来做这个勾当。他们背着五尺长的单管猎枪，枪子儿是铁砂和小石子，往往五六个人排成一排，在已经落叶的棉花田里地毯式搜索，惊起一只兔子就砰地开一枪。枪子儿威力小，打不死，兔子就在棉花丛林中奔命，直到力气用尽，或者撞晕。
有一回我正跟大人在田里割黄豆，忽然听见远远地有人高声叫骂。起身一看，是老钱家的，一打听，原来老钱正撅着屁股摘棉花呢，“瞠”一下屁股上就挨了一枪，不知道多少铁砂石子打到肉里，裤子都是血。老钱家的回头一看，开枪的不是别人，就是老钱的亲外甥，正眯着眼睛打兔子呢！最后，外甥借了一辆自行车驮舅舅去医院，他舅俯身趴在后座上，吱哇乱叫。
关于兔子还有一件疑案。某年雪晴，我跟我爹去踏雪，见我家地头的梧桐树下躺着一只兔子，已经死掉了。究竟它克绍了祖辈的箕裘，撞树而死呢，还是另辟蹊径，冻死雪中了呢？我和我爹研究半天，也不得明白。
兔子（二）
兔子不住在庄稼地里，也不住在树上、檐下或水边，它住在草里。所以人会说兔子不吃窝边草，或者搂草打兔子。你看，可怜吧，兔子生来就要被打的。
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成群结队的兔子，就是被外甥们逐渐打光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五六年的时间。现在市场上偶尔也能买到煮熟的野兔子，据说都是从山西运来的，大概那里的兔子也命不久矣了。
野兔肉腥涩，其实不好吃。煮兔子的人加许多花椒和辣椒，一律做成麻辣味的，也不好吃。宋朝开封的饭店有许多兔子菜，爆炒的居多，不知道是不是好吃些。
有一次我捡到一只受伤的兔子，是中了枪误入我家白菜地的。远远地打兔子的人走过来寻找，我就抱了兔子一直跑回家，手上弄得全是血。可是到家以后兔子已经死了。死了又不合得扔，我爷爷就把兔子耳朵钉在一根柱子上，把兔子挂起来开膛破肚，煮了一锅。大家吃得都很没有滋味。
后来野兔子就渐渐没了。其实兔子不讨厌，它吃草，偶尔偷点菜，很少吃庄稼，更不会像田鼠那样贪婪，无休止地在洞里储备粮食。秋天草黄了，兔子的皮毛与黄草同色。有时候兔子一家排队在草里走，人偶然瞥见了，就像忽然发现一团团的草开始移动，非常有趣。这些有趣的兔子很少有善终，它们的确很可怜。
兔子（三）
有一回我跟我爷爷去看一个不常走动的亲戚。他家离得很远，我爷爷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前梁上。我们经过一个荒烟蔓草的大土堆，看见围着土堆一圈长了很多扒光树皮的大树，我问这是什么，我爷爷说，杜仲。
那时候我们那儿还有野生的杜仲。据说以前那个土堆里面还住了一窝狐狸，自然也是野生的——那可是在华北腹地，两千年前就已经过度开发的地方。其实城狐社鼠，本来就依人而居，几乎快成为人类社会的一部分。古人说食色性也，它们吃的东西要靠人，解决色的问题也要靠人：起码蒲松龄和纪晓岚都这么说过。
兔子就没这么没出息。它对人的依赖很少，所以人欺负它就很多。打兔子的人背上一定背着一个大铁夹子，打到了兔子就把它夹起来，夹扁。一只夹子往往会夹四五只五六只，筷子粗细的铁条把兔子的皮肉压出几条深痕，没压住的地方就从夹子里凸出来。打兔子的人就背着这样的夹子，扛着长长的鸟铳，搜索新的猎物。
有一阵子流行养安哥拉兔，兔毛长长的，看上去特别的蠢。但同时流行的还有养狐狸，狐狸除了味道难闻，深夜还会发出凄惨的叫声，所以大家还是喜欢兔子多一点。然而后来兔毛的行情不好，慢慢地也就没人养了。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其他的动物还有开心的时候，似乎只有兔子，永远是一副受气包的样子。有兔爰爰，雉离于罗，在诗经时代逍遥网外的兔子，如今也和野鸡一样，遭遇它悲惨的宿命了。
鸡腿菇
避水台上横平竖直种了许多梧桐。一些树根腐掉，就生出蘑菇，蘑菇里面最好的，叫鸡腿菇。
鸡腿菇白色，伞是长椭球状，表面有卷起的薄鳞片，形如鸡腿，所以叫鸡腿菇。这种蘑菇的吃法很多，我爷爷把它撕成条，烈日下晒个半干，趁着热气还在，加香油、葱花、盐一拌，那种鲜香，曾经令我短暂失掉味觉。如今野生鸡腿菇当然不可得，人工种的有卖，完全不是那个味道。
崔述《无闻集》卷三，有一篇《鸡腿蘑菇蕈记》，说鸡腿菇乃是魏县的土产，生于漳河两岸，烹以为羹，鲜美异常品。其他地方的缙绅知道鸡腿菇的大名，苦于不能得，偶有得之，如获拱璧；本县的土人却不知道吃，即便有人采了去卖，竟日不售。偶尔有外地商人，托货郎以针头线脑换得若干，自己吃掉菇冠，将菇腿晒干，贩往江南，则获厚利，虽名声之大如口蘑者亦不能比。
于是崔先生大发议论。鸡腿菇的遭遇，似乎是“人离乡贱，物离乡贵”，其实不然。比如本县的粉皮，卖到外县去反而更便宜，外县的粉皮卖到本县也是如此，是何故哉？他以为，那些不足珍的东西，本乡人阿而好之，其实外地人并不以为然，所以物离乡也可能贱；但是那些异于常品的罕物，流俗之人不能识，本地又常见，所以轻之，只能于天下之大求其知己，因此物离乡反而更贵了。崔先生的结论是，“无恩无怨，公论乃见”，虽人，亦若是而已矣。
但我看了这篇只想说，东壁先生，您知道鸡腿菇炖粉皮，再加点五花，乃是菌类烹调中之无上妙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