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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尤其是在“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学出了问题，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常常出现诸如拔高、吹捧、歪曲、丑化等等不实事求是的情况。如今，在“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方面，党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那么，哪些历史人物需要恢复本来面目呢？客观地看，许多正面人物和所谓“问题人物”都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一些“问题人物”，过去许多是被史学界绝对否定的，被妖魔化和脸谱化的，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多是绝对的坏印象。但实际上，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并非都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这就需要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人物，还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正面人物，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让世人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的问题。例如，朱德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任弼时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立过功，他们的这些贡献，都应该让世人知晓。还有一些正面人物，由于受到尊敬而被拔高，或是人们“为尊者讳”而不言其短，这也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
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张闻天，先是推倒了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名，他的庐山会议发言又被肯定为反对“左”倾错误的代表作；近年来他在遵义会议后被推选为总书记的史实也得到确认，“毛洛合作”主持中央工作的那段史实也得到了承认和宣传。他在受打击、被迫害情况下的革命品格、理论创造和崇高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
李立三，过去一提就是“立三路线”，似乎这就是李立三的全人。现在人们知道，他是个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不仅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五卅运动”的总指挥，还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些功绩，在一些电影中已有反映。
项英，原来只讲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现在对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和领导新四军时的功绩都给予了肯定，对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也给予了恰当的评说。他向延安发电报不同意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胆识，尤其受到了人们的赞佩。电视剧《新四军》对项英领导新四军时的功过，做了符合实际的描述。
王明，过去人们只知他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的罪魁，又知道他后来投了苏联，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视为敌国的。但现在人们又知道了他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而《八一宣言》曾影响了张学良等许多国民党将领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张国焘，曾因分裂党和红军且加入军统而被牢牢地钉在反派人物的耻辱柱上。现在，他得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是中共一大代表，早期重要领导人，又是野心家和变节者。他在建党、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和创建川陕根据地等方面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同时，人们鲜知的他曾出卖李大钊，在红军中搞“大肃反”乱杀人的罪孽，也得到了揭露。
博古，过去多与王明并提，人们大多只知道他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曾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又知道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仅勇于承认错误，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张国焘，他还是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凯丰，因为曾跟着王明、博古跑，在遵义会议上不但没有支持毛泽东，还讽刺毛按照《孙子兵法》打仗，故而长期成为党史教学中挨批的人物。现在，人们知道，凯丰后来认了错，并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他还是青年运动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杰出领导人，那首著名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就出自他的手。电视剧《长征》对凯丰的转变做了客观的描写。
夏曦，过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在苏区“肃反”中“左”得出奇，杀了包括胡慎己、潘家辰、万涛、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大批红军将士。现在，史学界对于贺龙和萧克分别给予夏曦的“两头小，中间大”与“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给予了充分重视，除了继续严厉批评其“中间错”(即搞“大肃反”)之外，也论述了他“两头好”的历史。
饶漱石，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人物，现在，他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时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在电视剧《新四军》中，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表现得到了反映。
林彪，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文革”中罪恶滔天，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小平同志有“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的愤慨之言。“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全盘否定。近些年来，林彪在历史上有功的一面得到肯定。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位军事家中，林彪居其一。在军博举办的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展览《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林彪作为十大元帅之一，大幅照片被挂了出来。在《辽沈战役》、《八路军》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林彪皆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正面形象。
黄永胜，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谢富治，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二人在“文革”中皆劣迹昭彰，但因在军史上有功，所以在《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展览上，二人作为上将，大幅照片也被挂了出来。
邱会作，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但因有军功，其家乡江西兴国县在建造本乡籍将军雕塑群像时，也给他塑了像。
顾顺章，有“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称，由于他的叛变，恽代英、蔡和森被杀害，上海临时中央险遭毁灭性破坏。毛泽东曾发出“通缉令”，称对此叛徒要“格杀勿论”。在《周恩来在上海》、《陈赓大将》等影视中，这个叛徒的巨大危害性及人格的歹毒和卑劣，都得到充分的描写；但同时，影视作者也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提到了他曾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参加过处决叛徒白鑫(彭湃等人的出卖者)等行动，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的发展变化过程。
江青，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但也是逐渐变坏的。一些文章在谈及她早年的经历时，也说到她的一些长处，在反映毛泽东在延安那段历史的影视中，江青也没有被弄成丑角。
上面所举的，只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但仅仅这个缩影，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学界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轨道上。陈云同志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鲁迅那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名言，成为众多史学家的座右铭。
黄克诚、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敢于突破历史禁区和思想禁区，敢于讲真话，起到了很强的表率作用和引领作用。若干年前，在全面否定林彪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黄克诚将军敢于一分为二地评价林彪，给了中国史学界深刻的教育，树立了“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的典范。
萧克将军也是表率。他特别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在研究中共党史问题上，他特别提出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在公正评价陈独秀和林彪的问题上，他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陈独秀，他说，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和创党有功的人物，即便后来犯了右倾错误，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毛泽东关于党史人物和民国史人物的一些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言论，也有力地促进了公正评价这些人物。如他说修党史时要写上陈独秀的功劳，促进了公正评价陈独秀。
列宁有句名言: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确实如此。但是，现在中国人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成熟的、理智的民族，不仅应当直面事实，不欺不瞒，而且应当具有高度的科学判断力和调适自己情感心态的能力，只有这样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尽管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并非一切完满，（下转33页）（上接31页）实际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在落实“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价方法上，有时还不够。例如，在评价中共党史人物时，为尊者贤者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肯定“问题人物”的长处时，则常有一种琵琶遮面之态。在评价晚清、民国史人物时，“有坏说坏”容易做到，“有好说好”则顾虑较多。例如，对于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英雄宣传得不够。在正面战场上，有100多位将军战死，其中有的甚至是与敌人肉搏而死的，但人们所熟知的却只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为数不多的几位。
二是在翻案问题上存在着“不当翻案”或“翻案过头”的情况。例如，有的文章将民初一度形成的自由之风归功于袁世凯，并否定袁作为巨奸大恶之基本面貌的定案。关于林彪叛逃问题，有人提出了站不住脚的“林彪是被挟持出逃”和“出逃欲返遭拒”的观点。再如，一说周作人的文章写得不错，有人便淡化他的汉奸罪，连他身穿“皇军”军装慰问日伪军的丑行也被有意回避。
三是有的学者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好恶去理解甚至剪裁史实。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起初除了张闻天力主“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外，不少领导人是主张杀蒋的，后来才统一到和平解决的认识上。但对于主张杀蒋的情况，有些文章却不愿提及，好像一提就会使有关领导人的伟大形象打折。似乎我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全体一致决议放蒋，而没有出现过思想波澜。其实，像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宿敌，一旦被抓，受害者怎能不欲诛之以平心中积愤呢？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党还是出于民族大义，主张和平解决。试想，如果是捉住了蒋介石而没有想到过要杀他，那倒真是一桩怪事了。
四是一些已经搞清楚了真相的历史情节仍被讹传。例如，林彪发布的“第一个号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政变预演，但几年前专家已经根据档案考明，发布这个“号令”并非政变预演，而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过分反应”。虽然许多史书已采用了这个符合史实的说法，但仍有不少史书沿用旧说。
（摘自《北京日报》07.12.17）
那么，哪些历史人物需要恢复本来面目呢？客观地看，许多正面人物和所谓“问题人物”都存在这个问题，特别是一些“问题人物”，过去许多是被史学界绝对否定的，被妖魔化和脸谱化的，一般人对他们的印象，也多是绝对的坏印象。但实际上，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并非都像人们印象中的那样。这就需要科学公正地评价这些人物，还这些人物的本来面目。许多正面人物，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个让世人更真切、更全面地了解的问题。例如，朱德是中国式社会主义的首倡者，董必武是“依法治国”方略的最早奠基人和实践者，任弼时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立过功，他们的这些贡献，都应该让世人知晓。还有一些正面人物，由于受到尊敬而被拔高，或是人们“为尊者讳”而不言其短，这也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
陈独秀，原来说是托派、汉奸、右倾投降主义分子，似成铁案，但现在，汉奸的帽子摘掉了，托派问题也得到合理的说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先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再改正为“右倾错误”，而这一错误的形成，共产国际也要负责任。毛选中关于陈独秀的注释得到了修改。毛泽东所说的“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创党有功，将来修党史要写他”(大意)的话，得到了落实。陈独秀晚年对斯大林模式的反思，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开天辟地》等影视作品中，陈独秀已是“高大形象”。
张闻天，先是推倒了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名，他的庐山会议发言又被肯定为反对“左”倾错误的代表作；近年来他在遵义会议后被推选为总书记的史实也得到确认，“毛洛合作”主持中央工作的那段史实也得到了承认和宣传。他在受打击、被迫害情况下的革命品格、理论创造和崇高精神赢得了世人的崇敬。
李立三，过去一提就是“立三路线”，似乎这就是李立三的全人。现在人们知道，他是个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他不仅是安源大罢工的主要领导人，“五卅运动”的总指挥，还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和重要领导人之一。这些功绩，在一些电影中已有反映。
项英，原来只讲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现在对他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和领导新四军时的功绩都给予了肯定，对他在皖南事变中的错误也给予了恰当的评说。他向延安发电报不同意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胆识，尤其受到了人们的赞佩。电视剧《新四军》对项英领导新四军时的功过，做了符合实际的描述。
王明，过去人们只知他是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路线的罪魁，又知道他后来投了苏联，而苏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被视为敌国的。但现在人们又知道了他是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者，而《八一宣言》曾影响了张学良等许多国民党将领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八一宣言》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张国焘，曾因分裂党和红军且加入军统而被牢牢地钉在反派人物的耻辱柱上。现在，他得到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既是中共一大代表，早期重要领导人，又是野心家和变节者。他在建党、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和创建川陕根据地等方面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同时，人们鲜知的他曾出卖李大钊，在红军中搞“大肃反”乱杀人的罪孽，也得到了揭露。
博古，过去多与王明并提，人们大多只知道他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曾给红军造成重大损失。现在，又知道他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不仅勇于承认错误，还与毛泽东站在一起反对张国焘，他还是党的新闻宣传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
凯丰，因为曾跟着王明、博古跑，在遵义会议上不但没有支持毛泽东，还讽刺毛按照《孙子兵法》打仗，故而长期成为党史教学中挨批的人物。现在，人们知道，凯丰后来认了错，并与毛泽东一起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他还是青年运动和理论宣传工作的杰出领导人，那首著名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的歌词就出自他的手。电视剧《长征》对凯丰的转变做了客观的描写。
夏曦，过去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是他在苏区“肃反”中“左”得出奇，杀了包括胡慎己、潘家辰、万涛、段德昌、柳直荀、王炳南等红军高级将领在内的大批红军将士。现在，史学界对于贺龙和萧克分别给予夏曦的“两头小，中间大”与“两头好，中间错”的评价，给予了充分重视，除了继续严厉批评其“中间错”(即搞“大肃反”)之外，也论述了他“两头好”的历史。
饶漱石，过去人们只知道他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人物，现在，他在新四军和华中根据地时的功绩得到了肯定。在电视剧《新四军》中，他在皖南事变中的正确表现得到了反映。
林彪，既是开国元勋，又是反革命集团案首犯。“文革”中罪恶滔天，不知伤害了多少人，小平同志有“林彪不死，天理不容”的愤慨之言。“九一三事件”后，林彪被全盘否定。近些年来，林彪在历史上有功的一面得到肯定。中央军委确定的我军36位军事家中，林彪居其一。在军博举办的纪念建军八十周年展览《我们的队伍向太阳》中，林彪作为十大元帅之一，大幅照片被挂了出来。在《辽沈战役》、《八路军》等多部影视作品中，林彪皆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正面形象。
黄永胜，曾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谢富治，曾是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二人在“文革”中皆劣迹昭彰，但因在军史上有功，所以在《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展览上，二人作为上将，大幅照片也被挂了出来。
邱会作，也是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但因有军功，其家乡江西兴国县在建造本乡籍将军雕塑群像时，也给他塑了像。
顾顺章，有“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之称，由于他的叛变，恽代英、蔡和森被杀害，上海临时中央险遭毁灭性破坏。毛泽东曾发出“通缉令”，称对此叛徒要“格杀勿论”。在《周恩来在上海》、《陈赓大将》等影视中，这个叛徒的巨大危害性及人格的歹毒和卑劣，都得到充分的描写；但同时，影视作者也没有把他脸谱化，而是提到了他曾是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重要领导人，曾经参加过处决叛徒白鑫(彭湃等人的出卖者)等行动，让人看到了他的真实的发展变化过程。
江青，是十恶不赦、人神共愤的反革命集团案首犯，但也是逐渐变坏的。一些文章在谈及她早年的经历时，也说到她的一些长处，在反映毛泽东在延安那段历史的影视中，江青也没有被弄成丑角。
上面所举的，只是一些具有典型性的例子。但仅仅这个缩影，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史学界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轨道上。陈云同志那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名言，鲁迅那句“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名言，成为众多史学家的座右铭。
黄克诚、萧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公正评价历史人物的问题上，敢于突破历史禁区和思想禁区，敢于讲真话，起到了很强的表率作用和引领作用。若干年前，在全面否定林彪的政治气氛和历史背景下，黄克诚将军敢于一分为二地评价林彪，给了中国史学界深刻的教育，树立了“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的典范。
萧克将军也是表率。他特别欣赏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话：“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换成他自己的话就是：“写好人好事，要写得适当，不要再去涂粉，讲坏人，讲敌人，也不能讲过头。”在研究中共党史问题上，他特别提出要“不唯上，不唯亲，不唯权势”。在公正评价陈独秀和林彪的问题上，他发表了重要的意见。对陈独秀，他说，陈独秀作为五四运动总司令和创党有功的人物，即便后来犯了右倾错误，搞了托陈取消派，也应该全面研究。
毛泽东关于党史人物和民国史人物的一些富有实事求是精神的言论，也有力地促进了公正评价这些人物。如他说修党史时要写上陈独秀的功劳，促进了公正评价陈独秀。
列宁有句名言:有些真理接受起来是痛苦的。确实如此。但是，现在中国人民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一个成熟的、理智的民族，不仅应当直面事实，不欺不瞒，而且应当具有高度的科学判断力和调适自己情感心态的能力，只有这样的民族，才是有前途的民族。
尽管我们取得了重要的成绩，但并非一切完满，（下转33页）（上接31页）实际上还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在落实“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评价方法上，有时还不够。例如，在评价中共党史人物时，为尊者贤者讳的现象还比较普遍，在肯定“问题人物”的长处时，则常有一种琵琶遮面之态。在评价晚清、民国史人物时，“有坏说坏”容易做到，“有好说好”则顾虑较多。例如，对于正面战场上的抗战英雄宣传得不够。在正面战场上，有100多位将军战死，其中有的甚至是与敌人肉搏而死的，但人们所熟知的却只有张自忠、佟麟阁、赵登禹、戴安澜等为数不多的几位。
二是在翻案问题上存在着“不当翻案”或“翻案过头”的情况。例如，有的文章将民初一度形成的自由之风归功于袁世凯，并否定袁作为巨奸大恶之基本面貌的定案。关于林彪叛逃问题，有人提出了站不住脚的“林彪是被挟持出逃”和“出逃欲返遭拒”的观点。再如，一说周作人的文章写得不错，有人便淡化他的汉奸罪，连他身穿“皇军”军装慰问日伪军的丑行也被有意回避。
三是有的学者总喜欢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和情感好恶去理解甚至剪裁史实。比如，西安事变发生后，起初除了张闻天力主“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不危及蒋介石的生命外，不少领导人是主张杀蒋的，后来才统一到和平解决的认识上。但对于主张杀蒋的情况，有些文章却不愿提及，好像一提就会使有关领导人的伟大形象打折。似乎我党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是全体一致决议放蒋，而没有出现过思想波澜。其实，像蒋介石这样一个双手沾满共产党人鲜血的宿敌，一旦被抓，受害者怎能不欲诛之以平心中积愤呢？这完全是情理之中的事。但我党还是出于民族大义，主张和平解决。试想，如果是捉住了蒋介石而没有想到过要杀他，那倒真是一桩怪事了。
四是一些已经搞清楚了真相的历史情节仍被讹传。例如，林彪发布的“第一个号令”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政变预演，但几年前专家已经根据档案考明，发布这个“号令”并非政变预演，而是一种“特殊条件下的过分反应”。虽然许多史书已采用了这个符合史实的说法，但仍有不少史书沿用旧说。
（摘自《北京日报》07.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