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近代性》
　　王人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6月版
　　作为长年躬耕于法学界的知名学者，王人博在本书中刻意选取1840～1919这近80年的立宪史为对象，考察了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中，近代中国对西方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过程，认为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响应，而是有着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
　　也就是说，近代中国对西方的先进性还是有所觉醒的，尤其是相对于近邻日本至少在时间上具有身位优势。然而，凭借比洋务运动还晚9年的明治维新，日本最终不仅实现“弯道超越”，还成长为后来中国的头号强敌。就此，王人博认为，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即借助“脱亚入欧”，融入国际发展潮流。相比之下，中国表现出的却是本能的“抵抗”，即便也会“师夷长技”，其目的还是在于“制夷”。
　　从大的角度看，中国与日本近代对西方的靠近，本身是世界大融合潮流趋势的必然。之所以最终两国结果大相径庭，恰恰是因为日本不仅把握了潮流，并很好地融入到这种潮流之中。1871年和1882年，日本先后两次组织囊括政府高层在内的庞大考察团，对美、英、法、德、意等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系统和深入的考察。他们不仅看到了自己的差距，还脚踏实地地推出了全方位的务实改革举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这些变革，是在伊藤博文等人的强力主导推动下，带有明显的“顶层设计”痕迹。
　　清廷也曾派出过考察团。1905年12月，迫于各界关于立宪的压力，虽遭遇爆炸风波，清廷还是派出5人考察小组，分两批分别前往英、法、比利时、日本和美、德、意大利、奥地利等国考察。与日本更偏重工业和经济发展等实务不同，清廷的考察团以宪政为主。宪政建设当然是中国复兴的重要根基，但此时的清廷，犹如一艘颠簸于波峰浪谷的巨轮，既要保证巨轮的平稳，还必须确保航向航速。简言之，晚清积累了太多的社会矛盾，唯有在确保一定的发展速度，才可能在凝聚大多数力量的同时，小心翼翼地达成变革设想。
　　王人博在本书中着重分析了“观察西方”的另一分支，即区别于官派考察团的官场重要人物或民间人士，包括魏源、曾国藩、李鸿章、严复、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后来的孙中山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于西方的认识迫切但又不是很完全，许多时候只能是基于所处视角观察得出的选择性结论，思维并未跳出儒家的传统藩篱，思考更多的是“中体西用”，落脚点则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像曾国藩、李鸿章、康有为等人，他们学习西方，根本出发点在于维系既有官场秩序，偏重于“制夷”。也所以，李鸿章曾要求外派的120名留学儿童要多学习西方科学特别是枪炮知识。当然，这些儿童回到国内后，虽然他们充分发挥出了“器物”功能的初衷，但不少人也成为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力量。
　　同样是考察，日本为什么会走向成功，而晚清却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纵使原因众多，有些规律还是可以细加琢磨的。比如，日本的考察带有强烈的改革意愿，伊藤博文还亲自考察学习。他们外出考察学习是认真的，权力高层率先觉醒，推动明显。为了推动日本“脱亚入欧”，伊藤博文甚至带领大臣参加化装舞会。相比之下，这对李鸿章简直是天方夜谭。李鸿章有心推动洋务运动和变革，但一旦发现自己的想法会招致“老佛爷”的不快时，会立马收手—他无法跨越清廷这道权力的铜墙铁壁。虽然晚清也派出了官方考察团，姑且不论其规模无法与日本考察团相提并论，清廷的考察团居然分别代表了护皇和改革两大势力，从一开始便注定了结局的矛盾性。
　　可以肯定的是，“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从这层意义上讲，革命是改革无法取得晚清权力机构支持认同之后的极端之举。纵观世界革命历史，哪一个国家哪一次革命又不是彰显这一历史规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