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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暖花开的4月12日，全球第一个国际公共艺术奖颁发；
一场海内外公共艺术著名策展人、艺术家与专家云集的国际公共艺术论坛也在当天召开；
一个全新的组织——国际公共艺术学会（IPA）由此宣告成立。
在公共艺术的发展史上，这样的评奖、论坛，这样的学会都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一切发生在上海，发生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靠公共艺术也能改变“地方”
“与当代艺术由西方掌控话语权不同，公共艺术的话语权还处在建构过程中，因为目前为止全世界都没有解决从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到信息化社会的问题。”这次活动的组委会主席、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汪大伟教授表示：他为此想到要举办国际公共艺术奖，希望能建立一个平台，和西方对话，共同构建公共艺术的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
“我发现艺术在美术馆的展示总是受到限制，因为在美术馆人们总是根据艺术史来组织展览，而艺术家也喜欢在美术馆做展览，因为这样的展览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声誉，也有利于他们作品的销售。”这次评奖的评委会主席路易斯·比格斯（Lewis Biggs）是英国利物浦双年展前总裁，他表示：“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公共艺术中艺术家对社会环境、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而不是制造‘美术馆泡沫’。”
“刚开始讨论对公共艺术进行评奖时，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就像一定要说某一种水果比其他水果都好，我不认为在公共艺术里引入竞争是个好主意。但我很快意识到，通过评奖可以让公共艺术领域里的优秀作品受到关注，引发讨论和交流。通过专家的研究与推荐，我们还可以发现大家都不曾知道的令人兴奋的新作品与项目。”评委会成员、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杰克·贝克（Jack Backer）则表示：“我们很荣幸能够同中国的《公共艺术》杂志合作，研究和推广世界各地的重大公共艺术项目。”
“与路易斯·比格斯的合作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体现了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前几年上大美院在上海的曹杨新村举办公共艺术项目。路易斯派了观察员跟踪了3个月，项目开幕时还亲自来实地考察。因为他一直想让公共艺术进入社区。因此我们一见如故，相互间有了合作。我主动提出能否共同发起设立国际公共艺术奖，来引导和推广公共艺术，结果一拍即合。他马上表示在上飞机前就先写一份策划报告。”汪大伟透露，“讨论评奖的主题时，我们的意见出奇一致，都聚焦‘地方重塑’，强调公共艺术要改变‘地方’，要有影响力。而杰克一开始还有异议，因为他更关注材料和技术，但第二天就举双手赞成了。原来当晚在电视新闻里他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强调社区建设。”
六个大奖，一个特奖
由中国《公共艺术》杂志与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共同发起的国际公共艺术奖，在2011年邀请国际专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荐了141件2006年以后实施的公共艺术案例，由汪大伟、比格斯、贝克以及来自日本的长谷川友子、来自土耳其的以及来自巴西的组成评委会，评选出26件入围作品，最终六大洲评出了6个大奖，分别为亚洲中国的“四川美院虎溪分校”、欧洲荷兰的“厨师、农民、他的妻子和他们的邻居”、北美的“纽约市空中步道公园”、中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提乌纳的堡垒文化公园”、大洋洲的“21海滩单元”与非洲的“尼日尔建筑”。其中的“提乌纳的堡垒文化公园”还获得了特奖。
这些入围与获奖的作品是根据什么标准评选出来的？路易斯表示，公共艺术的成功取决于几个因素：一、对经济、对社区发展有利；二、可以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使其全球闻名；三、带来“社会资本”的增益，成为社区的连接点，带来社区内的相互交流。评奖展示了每一个案例的不同方式。这些案例通常有三个看点：一、艺术家的作用发挥得怎样？二、这些作品采用了什么材料和工艺？这些材料和工艺是不是当地的？三、这些作品与大众的关系如何？总之，公共艺术在每个地方做的方式都不一样。
六大案例中，来自中国的“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赫然在目，这个从2004年起延续至2010年的项目，以丰富的形态和朴实的材质体现合乎原地形地貌的生长状态，保留了农村的地貌如农舍、水塘、农田、水渠和路网，旨在保留大学城的城市原点。正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所指出的，在中国2000年代兴起的“大学城”热潮中，人们热衷于壮观轴线、高大主楼和开阔绿地，强调的是等级、秩序、仪式感和排场，而这个项目选择的却是对中国传统乡居生活的回归，是更朴实的关于世外桃源的想象。这种中国文化中的隐逸传统是古人以回避的姿态表达“异见”的手段。
“纽约市空中步道公园”也是一个保护性的改造项目，被称为纽约西区工业化历史的纪念碑：在一段废弃的高架铁路上，它创造出凌驾街道上空的立体公园，融合了三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交织着历史与现代、建筑与景观。项目所注入的艺术形式的丰富与多元，显示了纽约公共艺术的发达与成就。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被拆除”的阴影下，其组织者“空中步道之友”长期坚守，作为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在保护、再开发及后期管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项目因此在论坛上引起了世界各地专家的热烈关注与讨论，话题涉及项目的资金来源、主办方“空中步道之友”及其与当地政府、当地居民的关系等。杰克代表该项目回应大家时，强调了项目自身的草根性，也强调了项目过程中民间力量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与合作。
获得特奖的“提乌纳堡垒文化公园”，是一批委内瑞拉艺术家从事的自发项目。他们在加拉加斯的一座废弃的停车场上开发公园吸引周围社区的青少年，建立起一个包括教室、餐饮、商店、广播和音乐编辑台的公共空间，还计划通过举办工作坊和开展活动来促进各类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为了节约经费和能源，其基础设施均以非主流施工技术建造，回收来的船运集装箱被组合在一起，转换成多元的模块元素，配置成各种功能的空间并且能够逐步增长。完全依靠艺术家自身的能量，使其与同样是城市改造项目的纽约“空中步道花园”项目完全不同，被看作是由建筑师和艺术家主导的新兴集体文化运动。 公共艺术与上海
在论坛上，6个案例的代表和国际专家一起展开了“头脑风暴”。评委会成员、今年沙迦双年展总策展人长谷川佑子（Yuko Hasegawa）就表示，这次论坛应该能够触发大家去思考，艺术怎样充分利用人际资源，使公共艺术成为人和社区之间、文化之间的桥梁。中国学者更是针对近年来逐渐成为舆论热点的中国公共艺术案例，在论坛上强调了公共性的重要性。方晓风认为公共艺术是以艺术为手段的对公共性的一种追求；他以今年在互联网上被广为诟病的十大丑陋建筑和十大丑陋雕塑为例，指出它们的共同点是公共性的缺失。中国美院美术馆馆长杭间则警告，公共艺术在中国要防止淹没在形式的躯壳、思想的假象和商业策略的危险中；他谈到了哄抬房地产价格、制造过度消费的“城市原罪”，呼吁大家尤其要警惕创意产业口号下公共艺术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生产。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声称一直在研究农民工，他认为80后一代的中国农民工因身为留守儿童的童年记忆而不愿重蹈父辈的城市打工路，使川美虎溪分校保护传统农村风貌的做法有了非同一般的公共性。而广州美院知名学者李公明则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上强调，中国的公共艺术在中国的语境下首先是一个公开性的问题：整个公共艺术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从计划、资金的来源到合作者的选择等，政府都应该公开、透明。
论坛所引发的“头脑风暴”不仅带来丰富的思想启迪，也带来许多具体的成果：论坛组织了海内外专家在三个分论坛上分别讨论了上海地铁公共艺术馆案、上海世博园区改造“世博源”以及浙江玉环“美丽乡村”这三个论证项目。这种将论坛举办地的实际问题对接国际顶尖专家和策展人从而为地方作贡献的做法，被汪大伟视为打造论坛品牌的必由之路。
有趣的是，这三个项目上大美院都深度参与。以“都市美院”作为自我定位，他们早在1998年就把公共艺术作为教学方向，不仅建立了针对师生的公共艺术教学研究平台，也建立了创意平台将学院各科系的创作资源对接社会需求。作为美术院校，上大美院不仅作为研究基地成为上海各级政府的智囊，也积极参与了上海地铁、上海世博会以及后世博园改造等上海当地最重要的公共艺术项目，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诚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袁雯在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所指出的，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的独特魅力来源于东西文化的融合，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多元和开放。公共艺术反映了一个城市对待公共空间的价值取向，映射出这个城市的历史、品位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方式。上海成为公共艺术的论坛的所在地是上海这个城市文化的使然，因为公共艺术在上海会得到其城市文化的支撑。
一场海内外公共艺术著名策展人、艺术家与专家云集的国际公共艺术论坛也在当天召开；
一个全新的组织——国际公共艺术学会（IPA）由此宣告成立。
在公共艺术的发展史上，这样的评奖、论坛，这样的学会都是史无前例的。而这一切发生在上海，发生在上海大学美术学院。
靠公共艺术也能改变“地方”
“与当代艺术由西方掌控话语权不同，公共艺术的话语权还处在建构过程中，因为目前为止全世界都没有解决从后工业化社会转型到信息化社会的问题。”这次活动的组委会主席、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汪大伟教授表示：他为此想到要举办国际公共艺术奖，希望能建立一个平台，和西方对话，共同构建公共艺术的话语体系与评价标准。
“我发现艺术在美术馆的展示总是受到限制，因为在美术馆人们总是根据艺术史来组织展览，而艺术家也喜欢在美术馆做展览，因为这样的展览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声誉，也有利于他们作品的销售。”这次评奖的评委会主席路易斯·比格斯（Lewis Biggs）是英国利物浦双年展前总裁，他表示：“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公共艺术中艺术家对社会环境、社会生活的直接反映，而不是制造‘美术馆泡沫’。”
“刚开始讨论对公共艺术进行评奖时，我是持怀疑态度的。就像一定要说某一种水果比其他水果都好，我不认为在公共艺术里引入竞争是个好主意。但我很快意识到，通过评奖可以让公共艺术领域里的优秀作品受到关注，引发讨论和交流。通过专家的研究与推荐，我们还可以发现大家都不曾知道的令人兴奋的新作品与项目。”评委会成员、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杰克·贝克（Jack Backer）则表示：“我们很荣幸能够同中国的《公共艺术》杂志合作，研究和推广世界各地的重大公共艺术项目。”
“与路易斯·比格斯的合作来自一个偶然的机会，体现了中国人所说的‘缘分’——前几年上大美院在上海的曹杨新村举办公共艺术项目。路易斯派了观察员跟踪了3个月，项目开幕时还亲自来实地考察。因为他一直想让公共艺术进入社区。因此我们一见如故，相互间有了合作。我主动提出能否共同发起设立国际公共艺术奖，来引导和推广公共艺术，结果一拍即合。他马上表示在上飞机前就先写一份策划报告。”汪大伟透露，“讨论评奖的主题时，我们的意见出奇一致，都聚焦‘地方重塑’，强调公共艺术要改变‘地方’，要有影响力。而杰克一开始还有异议，因为他更关注材料和技术，但第二天就举双手赞成了。原来当晚在电视新闻里他看到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在强调社区建设。”
六个大奖，一个特奖
由中国《公共艺术》杂志与美国《公共艺术评论》杂志共同发起的国际公共艺术奖，在2011年邀请国际专家在全球范围内推荐了141件2006年以后实施的公共艺术案例，由汪大伟、比格斯、贝克以及来自日本的长谷川友子、来自土耳其的以及来自巴西的组成评委会，评选出26件入围作品，最终六大洲评出了6个大奖，分别为亚洲中国的“四川美院虎溪分校”、欧洲荷兰的“厨师、农民、他的妻子和他们的邻居”、北美的“纽约市空中步道公园”、中南美洲委内瑞拉的“提乌纳的堡垒文化公园”、大洋洲的“21海滩单元”与非洲的“尼日尔建筑”。其中的“提乌纳的堡垒文化公园”还获得了特奖。
这些入围与获奖的作品是根据什么标准评选出来的？路易斯表示，公共艺术的成功取决于几个因素：一、对经济、对社区发展有利；二、可以提高地方的知名度使其全球闻名；三、带来“社会资本”的增益，成为社区的连接点，带来社区内的相互交流。评奖展示了每一个案例的不同方式。这些案例通常有三个看点：一、艺术家的作用发挥得怎样？二、这些作品采用了什么材料和工艺？这些材料和工艺是不是当地的？三、这些作品与大众的关系如何？总之，公共艺术在每个地方做的方式都不一样。
六大案例中，来自中国的“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赫然在目，这个从2004年起延续至2010年的项目，以丰富的形态和朴实的材质体现合乎原地形地貌的生长状态，保留了农村的地貌如农舍、水塘、农田、水渠和路网，旨在保留大学城的城市原点。正如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装饰》杂志主编方晓风所指出的，在中国2000年代兴起的“大学城”热潮中，人们热衷于壮观轴线、高大主楼和开阔绿地，强调的是等级、秩序、仪式感和排场，而这个项目选择的却是对中国传统乡居生活的回归，是更朴实的关于世外桃源的想象。这种中国文化中的隐逸传统是古人以回避的姿态表达“异见”的手段。
“纽约市空中步道公园”也是一个保护性的改造项目，被称为纽约西区工业化历史的纪念碑：在一段废弃的高架铁路上，它创造出凌驾街道上空的立体公园，融合了三个历史时期的特征，交织着历史与现代、建筑与景观。项目所注入的艺术形式的丰富与多元，显示了纽约公共艺术的发达与成就。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被拆除”的阴影下，其组织者“空中步道之友”长期坚守，作为以社区为基础的非营利组织在保护、再开发及后期管理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个项目因此在论坛上引起了世界各地专家的热烈关注与讨论，话题涉及项目的资金来源、主办方“空中步道之友”及其与当地政府、当地居民的关系等。杰克代表该项目回应大家时，强调了项目自身的草根性，也强调了项目过程中民间力量与地方政府的互动与合作。
获得特奖的“提乌纳堡垒文化公园”，是一批委内瑞拉艺术家从事的自发项目。他们在加拉加斯的一座废弃的停车场上开发公园吸引周围社区的青少年，建立起一个包括教室、餐饮、商店、广播和音乐编辑台的公共空间，还计划通过举办工作坊和开展活动来促进各类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为了节约经费和能源，其基础设施均以非主流施工技术建造，回收来的船运集装箱被组合在一起，转换成多元的模块元素，配置成各种功能的空间并且能够逐步增长。完全依靠艺术家自身的能量，使其与同样是城市改造项目的纽约“空中步道花园”项目完全不同，被看作是由建筑师和艺术家主导的新兴集体文化运动。 公共艺术与上海
在论坛上，6个案例的代表和国际专家一起展开了“头脑风暴”。评委会成员、今年沙迦双年展总策展人长谷川佑子（Yuko Hasegawa）就表示，这次论坛应该能够触发大家去思考，艺术怎样充分利用人际资源，使公共艺术成为人和社区之间、文化之间的桥梁。中国学者更是针对近年来逐渐成为舆论热点的中国公共艺术案例，在论坛上强调了公共性的重要性。方晓风认为公共艺术是以艺术为手段的对公共性的一种追求；他以今年在互联网上被广为诟病的十大丑陋建筑和十大丑陋雕塑为例，指出它们的共同点是公共性的缺失。中国美院美术馆馆长杭间则警告，公共艺术在中国要防止淹没在形式的躯壳、思想的假象和商业策略的危险中；他谈到了哄抬房地产价格、制造过度消费的“城市原罪”，呼吁大家尤其要警惕创意产业口号下公共艺术的商业化和娱乐化生产。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顾骏声称一直在研究农民工，他认为80后一代的中国农民工因身为留守儿童的童年记忆而不愿重蹈父辈的城市打工路，使川美虎溪分校保护传统农村风貌的做法有了非同一般的公共性。而广州美院知名学者李公明则从政府和公众的关系上强调，中国的公共艺术在中国的语境下首先是一个公开性的问题：整个公共艺术的决策与实施过程，从计划、资金的来源到合作者的选择等，政府都应该公开、透明。
论坛所引发的“头脑风暴”不仅带来丰富的思想启迪，也带来许多具体的成果：论坛组织了海内外专家在三个分论坛上分别讨论了上海地铁公共艺术馆案、上海世博园区改造“世博源”以及浙江玉环“美丽乡村”这三个论证项目。这种将论坛举办地的实际问题对接国际顶尖专家和策展人从而为地方作贡献的做法，被汪大伟视为打造论坛品牌的必由之路。
有趣的是，这三个项目上大美院都深度参与。以“都市美院”作为自我定位，他们早在1998年就把公共艺术作为教学方向，不仅建立了针对师生的公共艺术教学研究平台，也建立了创意平台将学院各科系的创作资源对接社会需求。作为美术院校，上大美院不仅作为研究基地成为上海各级政府的智囊，也积极参与了上海地铁、上海世博会以及后世博园改造等上海当地最重要的公共艺术项目，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诚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袁雯在论坛开幕式的致辞中所指出的，上海作为国际化都市的独特魅力来源于东西文化的融合，以及因此而形成的多元和开放。公共艺术反映了一个城市对待公共空间的价值取向，映射出这个城市的历史、品位和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沟通方式。上海成为公共艺术的论坛的所在地是上海这个城市文化的使然，因为公共艺术在上海会得到其城市文化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