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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常生活是政治文化生态生成的根基，异化的日常生活生存方式与样态是滋生腐败的根源和重要场域，促成了腐败的复合化、隐蔽化、弥漫化与生活化。政治文化生态秩序优化及腐败的治理必须注重日常生活的实践变革：实现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转型，实现现代个体重塑精神生态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实现民众生存方式与新时代生存境遇的实践变革。
〔关键词〕 政治文化生态；日常生活；腐败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7）06-0039-05
近年来，中国腐败治理不断走向深层，呈现出良好的治理规模、治理态势与治理效应。这一实质性转向的根源，不仅是腐败对政治公信力与社会正义的严重损害所导致的广大人民群众反腐呼声的日益高涨，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届政府的反腐实践中累积了深厚的反腐治理能力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在量的积累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腐败治理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腐败治理实践的深度结合，开启了中国腐败治理的新实践样态，开始探索并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和长远的腐败治理公共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在日常生活变革与政治文化生态重构的辩证统一中，从“三严三实”、反“四风”“六条禁令”“八项规定”到“生活纪律”“两学一做”再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从严治党的新部署等，已经从全面、深刻、制度、规范等维度深入日常政治生活的生成与建构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1 〕
一、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实践基础与腐败本性的价值探寻
腐败作为一种全面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生存样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扩散、辐射影响了日常政治文化生态的生成与建构，因此，反腐败的价值规范基础就在于对日常生活领域政治文化生态进行清理与超越、反思与建构。
（一）日常生活是政治文化生态的价值生成根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明确指出：“政治体系也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因为它强调了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2 〕政治系统及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政治生态学的方法是一种与科学的生态学方法截然不同的方法，其将“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看出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给政治选择提供机会” 〔3 〕。因而，在社会生态环境与政治文化实践之深层关联结构中建构政治文化生态，旨在强调现代社会政治实践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生态性、价值性和有机性。其为政治体系、政治实践确立了一种价值立场，是全体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实现意义的政治生态。因此，政治生态学确立起的生态学价值基础规范是人文的、实践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治实践价值存在方式。从政治生态学的视域来看，政治实践是一项多样、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政治体系的价值、机制、制度、机构等各种政治实践要素形成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内部有机系统；日常生活的文化风俗、价值取向、实践方式、生活特质则构成了政治生态的外部系统。政治生态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不断运行，建构和生成了政治文化实践生态。政治生态重构其目标则是实现政治生态的文化实践内外两个系统相互协调、结构互联、共生和谐、共同促进、相互制约，形成政治文化良性的实践结构，进而追寻政治文化实践生态系统价值伦理制度性规范。
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实践方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性规范价值意义之源。民众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形成对周围世界的理论和认知，赋予其意义，并根据这些价值意义进行实践互动。“人们对于某情境的意义也许会有‘误解’，然而即便是错误的信念也具有真实的结果。对于居民、当地人、局内人或者成员来说，日常生活的世界就是现实。域外人、局外人或非成员是无法直接获得局内人有关现实的观念的，因为他们必须首先作为陌生人去经受体验” 〔4 〕。日常生活这种价值意义的体验与供给直接决定着政治生态实践的良性运行和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单调、平凡和琐碎的日常生活存在形式与样态对于政治生态实践而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场域。相反，政治文化生态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优化实践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文化习惯、文化风俗、价值取向构成了政治实践的制度、规则、机构、公共权力运行的有力支撑和基础。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实践是参与政治文化生态建构观察的重要对象，它是普遍而寻常、典型而自然的人类政治实践化的生活环境。但是，日常生活的历史、现实却是政治生态建构的重要支撑，这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态基础价值的主题和起点，是所有政治实践者深入其中并日常化体验的现场，政治实践的理论与实践生成性基点最終都参照日常生活情境来确立价值与意义。因此，日常生活是政治生态的价值基础性规范维度，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态是互为塑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政治实践系统良性运行有赖于科学、健康、合理的日常生活的支撑作用；与此相反，异化、恶化的日常生活样态则使政治实践的文化生成性受阻，使政治实践者产生负面的价值信念，使民众产生错误的政治体验、政治认知，最终使得政治系统结构失衡，公共权力丧失制约，政治实践价值扭曲变异。所以，日常生活实践、体验状况是政治生态构建的价值基础性根据，根除与反对腐败必须从日常生活领域重建政治生态，而政治生态重构的价值前提与基础则是对政治实践的日常生活进行反思、批判、超越与治理。
（二）腐败是腐败者异化的现实生存样态与实践生活方式，腐败是一种复合化、整体性、综合性的社会存在现象
黑格尔曾经指出：“腐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并不是单纯地滥用权力和权威。” 〔5 〕腐败问题不是一个分散化的知识社会学意义的政治实践问题，不能仅从制度机制、政治机构与公共政治权力规制视角来分析。腐败本身从人之整体性生存意义上看，其实是人自身创造力及价值信念的迷失，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价值的实践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殖民与奴役。腐败分子违反党纪国法、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作风败坏，对此不仅要从政治规矩、政治德性、理想信念、党性修养的丧失等角度来认知，更应从现代社会实践结构深刻变化所导致的日常生活价值意义实践中来反思和治理腐败。当下的腐败呈现于一种加速的日常生活方式变异与日常生活异化的实践结构之中，对此马克思有深刻洞见：“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6 〕67-68腐败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维度中，是一种人之生存异化的日常生活形式的实践生成，异化的日常生活建构了腐败生存的具体领域，也滋生了腐败进一步生长的环境与体制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人情金钱交往、朋友之间感情沟通、加深友谊活动等都会成为腐败日常生活化的良机。在腐败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腐败分子都拥有“异化生活特质”，因此，对于深层反腐而言，反思、发现腐败的日常生活异化形态，建立“大数据腐败日常生活异化监测体系与机制”成为腐败治理的关键。同时，要对日常生活异化形态进行领域精细化治理，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澄明与反思“信念腐败、方向腐败、旗帜腐败、立场腐败、规矩腐败、价值腐败、文化腐败、语言腐败”等政治与社会日常生活的腐败存在样态。 二、政治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异化与政治文化生态的危机及腐败的生成
在现代社会腐败高发与滋生蔓延隐蔽化、复杂化、生活化、个体化与弥漫化的社会现场，对政治实践中日常生活异化的反思与批评及重建，对腐败所处时代的特质和话语系统有一个准确的政治伦理价值定位，是我们确立、构建政治价值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基础。政治哲学信念与政治信仰紧密相联、密不可分，不能与日常生活相分离。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批判与观照始终是政治哲学、政治信念、政治生态重构的学术特征与实践吁求。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平台，是人类各种活动和制度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对象化最直接、体验感触最深刻的共同存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6 〕73，就腐败分子来说，是异化的日常生活腐蚀了腐败分子的党性原则和真实的内心世界，彻底撕裂了腐败分子的初心。所以，从政治实践运行价值体系出发探究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分子的行为并找寻腐败生成的根源是一种直接性、短距离的路径，而从日常生活异化生成寻找其价值规范深层根据是一种长距离、深层治理逻辑发现的基础。
（一）现代日常生活异化的现代个体生存方式与样态
现代异化的日常生活形成了腐败分子异化的生存方式与样态，其是伴随着现代个体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双重关系异化而产生的。一是现代个体生存方式的物化加剧了日常个体生存对物的依赖性与自身匮乏性的矛盾。现代社会因分工、行业、区域不同造就了个体生存境遇的差距，同时社会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生存方式缺乏价值信念的有效支撑，个体在攀比与欲望的追求中成为无根的生活者。漂泊化生存进一步使个体产生了迷茫与生存压抑，急迫地想在物质保障、财富追求中获得安全感。信念迷失、物欲彰显成为个体生存方式的新常态，也加重了个体日常生活的异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拥有几套房产、开着价值几何的汽车、家里存款的多少成为一些人生活质量的衡量尺度，可以说拜金主义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金钱乃身外之物”的劝人语中，内心深处却放不下“不捞白不捞”的发财经。因此，物质生活奢靡、文化媚俗、精神空虚和生活真义消失建构起一些人异化的生活方式与生存形态。二是社会生活价值观的异化加剧了一些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放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由于文化建设的滞后，在民众的价值信仰领域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认同产生了异化，将大量占有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通过对外在世界的金钱、权力、地位等占有来体现的。“就其精神而言，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与一个以物为中心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反倒与生存和占有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区别相差无几。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 〔7 〕。这种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价值相同的样态，导致了一些社会成员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中迷失自我，走向了价值虚无主义，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任意放縱自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三是欲望化生存方式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消费化、欲望化生存日益进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权力欲望化、财富欲望化、异性欲望化、精神欲望化、语言欲望化成为欲望化时代建构时代快感的孵化器，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互联网中低俗的语言、图片，现实生活中追求极度欲望化煽动起的大众生存需要场景，这些不良环境日益侵蚀着人们健康生存的根基。从本质上看，“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 〔8 〕68，“欲求在本质上就是漫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 〔8 〕280，此种欲壑难填的生存方式将一部分个体引入了“放逐欲望、享受生活、追逐金钱、信仰危机”的深渊中，并最终走向了冲破道德底线、政治规矩底线、法律底线的腐败之路。
（二）精神生活的日常生活异化
在过去一段时期，“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理性交往方式的冲击下，在民众日常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淡化，尽管红色革命精神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了现代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机理，但同时也存在时代的不完善性、不同步性，这就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异化精神在中国民众精神生活建构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部分中国民众在意识深层形成了“关系文化思维”“面子文化思维”“权钱交易思维”“权色交易思维”“人情交往思维”等，形成了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异化的交往实践景观。一些人往往打着传统的“礼尚往来”的幌子进行着各种交易和精神异化交往，精神生活的日常生活异化，直接形成了对规矩、权力边界的侵犯。
（三）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的日常生活异化
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现代政治民主化、专业化进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性生存与私人生存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晰。从中国发展总体来看，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生存格局，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被血缘、宗族、儒家礼法所容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是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9 〕。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但也造成了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边界不清的弊端。此种状况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就是私人性生存不断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挤压侵蚀着公共性国家与社会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私事公办、损公肥私、因私废公、公私不分等私人生活对政治生活的侵入，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带来了政治文化生态的污染与腐败事件的发生。从表面现象来看，是以公谋私、以私充公损坏公共利益，逾越公共权力边界。从深层本质来讲，现代公私不分是责任意识、主体意识等淡化的表征，导致党的规矩、国家法律、政治权力发生了异化。 三、政治文化生态秩序优化及腐败的治理必须注重日常生活的实践变革
政治文化生态重建与秩序优化，必须将日常生活变革与宏观的政治体制机制顶层设计相结合，对社会实践结构特别是日常生活维度进行批判、反思和重建。
（一）实现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转型
新时代背景下的腐败治理与政治文化生态的重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治理观与现代腐败的技术治理的紧密结合，是在政治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实践变革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变革与价值转型，消除异化的日常生活生存方式，能有效地治理腐败及预防腐败的再次发生。一是在互联网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建构互联网腐败治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净化网络空间，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政治正能量。二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基础上，合理界定出于正常人情的礼仪交往与腐败往来关系，废除传统不良的礼尚往来习惯，变革与现代社会相违背的不合理的日常生活潜规则，使私人生活与公共政治生活边界清晰。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与实施，重点强调的是“全面”，旨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其实质则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全面法治社会转型。三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201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法总则的立法宗旨加以明确规定，而且把核心价值观全面地融入了所有的条文之中，更加表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日常生活。这必将为重塑民众个体生活的实践意义奠定规范，有利于消除异化的生活信念与生存方式，塑造当代民众优良、健康的日常生活形态，实现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价值转型。
（二）实现现代个体重塑精神生态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
现代个体重塑精神生态的方式，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受到来自社会宏大的市场经济转型的文化建制的牵引，并在全球现代性地方化的文化实践中不断遭遇文化霸权与殖民的冲击，民众个体精神处于无着无落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道德与文化价值灌输机制下，缺少文化自信根基，成为制约中国民众精神生态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为中国精神注入文化实践的动力机制，奠定了现代个体重塑精神生态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批评的实践基础。文化自信是人们对重塑精神生态的一种信心、一种信念的坚守，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当下所处、所感的文化事实有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
（三）实现民众生存方式与新时代生存境遇的实践变革
腐败治理除了要实现政治规矩、法律的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中国民众生存方式与新时代生存境遇的实践变革。一是引导民众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样、多元主体类群共生的现代社会，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是多样的，不同的个体对于社会价值的贡献也呈现出差异性，但并不影响其应得到的社会尊重。社会个体身份、地位、财富、权力、成功等不是社会价值导向的唯一尺度，必须通过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价值导向的价值标准从单一走向多元，消除社会歧视，坚持开放、包容、多元的价值观原则，在充分尊重社会个体价值创造、机会共享的价值生存境遇中，强化多元社会价值主体共同参与建构人民主体共享的价值导向观，增强社会主体的文化价值自信。二是变革生存方式，塑造新的生存价值境遇。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表现样式，是人表征和实现现实生活相对稳定的形式。变革生存方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确立以实现人的能力为本体的自我实现方式，自觉反思、批判不良的生存方式对自我实现的反噬，立足于现实进行实践的改变，构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生存价值境遇。
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新优良的政治文化生态
创新是缔造文明的灵魂，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式与途径。创新型政治文化构建为日常生活实践变革与政治文化生态秩序优化提供了实践动力支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政治文化创新是政治实践特质的高度彰显，其中实现了创新类型的转换，进而能够生成自由自觉的政治生态价值取向。政治文化创新是政治文化价值自信从旧到新的转变，是一种政治实践革命性类型的自由自觉的实现，同时也是人之自我生存权利与自我能力的紧密统一。在旧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中，人的自由自觉的优良政治文化生活生态与金钱、工作很难找到一种平衡态，在个体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这种张力始终牵制着现代个体，因此，现代个体在展开社会实践活动时，总是不断被一些无关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所包围，在这种新与旧的系统交锋中，如何处理此种政治实践文化与价值冲突所引致的摩擦与人生阻滞就成为人的能力自我实现的基础，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创新型政治文化价值规范的形成。
在旧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结构中，现代个体过度地依赖自我实现的政治文化权力与欲望，使其成为人之自我实现的权力型精神生活本身，在输赢的极度较量与个体利益至上追求的异化政治文化价值自我意识实践中，即使牺牲他人利益也在所不惜，这样的政治文化价值态度通常来说源于政治文化创新的观念恐惧与迷失。而自由自觉的人之自我实现与政治文化创新价值理想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向度中创新型文化价值更高追求的自由自觉实现，进而实现了政治文化价值结构系统的类型转向。在这次创新转换中正在发生的是：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平面化“中心—边缘”结构转向立体化的实践型人的能力实现结构，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平面化的“中心—边缘”结构被完全抛弃，而是辩证否定地转向另一个政治文化价值层次的存在，并且在此过程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找到了现代政治实践个体依人心而生存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结构，所有的人都正在以不同的文化价值生存结构完成实现自我能力的价值理想。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6 〕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10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现代个体的政治文化价值生活世界中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政治文化创新动力转移的获得感，现代个体将以此种政治文化价值存在方式自我实现。进而，生成了创新型政治文化价值准则，那就是从人的能力自我实现出发，去联结自我精神与自我实践，以优良政治文化价值存在方式来引导。在此意义上，政治文化创新实践的出现则是人的能力自我实现、生存权利与创造力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2〕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4.
〔3〕加布里埃爾·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M〕.朱曾汉，林 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9.
〔4〕丹尼·L.乔金森.参与观察法：关于人类研究的一种方法〔M〕.张小山，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4.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424-42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 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4.
〔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9〕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责任编辑 周 荣
〔关键词〕 政治文化生态；日常生活；腐败治理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203（2017）06-0039-05
近年来，中国腐败治理不断走向深层，呈现出良好的治理规模、治理态势与治理效应。这一实质性转向的根源，不仅是腐败对政治公信力与社会正义的严重损害所导致的广大人民群众反腐呼声的日益高涨，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历届政府的反腐实践中累积了深厚的反腐治理能力与经验。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治理在量的积累基础上实现了质的飞跃。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减少腐败存量，遏制腐败增量，重构政治生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腐败治理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腐败治理实践的深度结合，开启了中国腐败治理的新实践样态，开始探索并建立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和长远的腐败治理公共价值逻辑与实践路径。在日常生活变革与政治文化生态重构的辩证统一中，从“三严三实”、反“四风”“六条禁令”“八项规定”到“生活纪律”“两学一做”再到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从严治党的新部署等，已经从全面、深刻、制度、规范等维度深入日常政治生活的生成与建构之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说的：“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猎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 〔1 〕
一、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实践基础与腐败本性的价值探寻
腐败作为一种全面异化的日常生活政治文化生存样态，在日常政治生活中的扩散、辐射影响了日常政治文化生态的生成与建构，因此，反腐败的价值规范基础就在于对日常生活领域政治文化生态进行清理与超越、反思与建构。
（一）日常生活是政治文化生态的价值生成根基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明确指出：“政治体系也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因为它强调了政治领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2 〕政治系统及其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特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作用，政治生态学的方法是一种与科学的生态学方法截然不同的方法，其将“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看出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给政治选择提供机会” 〔3 〕。因而，在社会生态环境与政治文化实践之深层关联结构中建构政治文化生态，旨在强调现代社会政治实践体系的整体性、系统性、生态性、价值性和有机性。其为政治体系、政治实践确立了一种价值立场，是全体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实现意义的政治生态。因此，政治生态学确立起的生态学价值基础规范是人文的、实践的，是人与自然、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发展的政治实践价值存在方式。从政治生态学的视域来看，政治实践是一项多样、复杂的系统工程，是政治体系的价值、机制、制度、机构等各种政治实践要素形成的政治文化生态的内部有机系统；日常生活的文化风俗、价值取向、实践方式、生活特质则构成了政治生态的外部系统。政治生态的内部系统和外部系统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协调，不断运行，建构和生成了政治文化实践生态。政治生态重构其目标则是实现政治生态的文化实践内外两个系统相互协调、结构互联、共生和谐、共同促进、相互制约，形成政治文化良性的实践结构，进而追寻政治文化实践生态系统价值伦理制度性规范。
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实践方式，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基础性规范价值意义之源。民众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形成对周围世界的理论和认知，赋予其意义，并根据这些价值意义进行实践互动。“人们对于某情境的意义也许会有‘误解’，然而即便是错误的信念也具有真实的结果。对于居民、当地人、局内人或者成员来说，日常生活的世界就是现实。域外人、局外人或非成员是无法直接获得局内人有关现实的观念的，因为他们必须首先作为陌生人去经受体验” 〔4 〕。日常生活这种价值意义的体验与供给直接决定着政治生态实践的良性运行和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单调、平凡和琐碎的日常生活存在形式与样态对于政治生态实践而言，并不是毫无意义的生活场域。相反，政治文化生态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优化实践基础之上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方式、文化习惯、文化风俗、价值取向构成了政治实践的制度、规则、机构、公共权力运行的有力支撑和基础。日常生活中的政治实践是参与政治文化生态建构观察的重要对象，它是普遍而寻常、典型而自然的人类政治实践化的生活环境。但是，日常生活的历史、现实却是政治生态建构的重要支撑，这是因为它是政治生态基础价值的主题和起点，是所有政治实践者深入其中并日常化体验的现场，政治实践的理论与实践生成性基点最終都参照日常生活情境来确立价值与意义。因此，日常生活是政治生态的价值基础性规范维度，日常生活与政治生态是互为塑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的。政治实践系统良性运行有赖于科学、健康、合理的日常生活的支撑作用；与此相反，异化、恶化的日常生活样态则使政治实践的文化生成性受阻，使政治实践者产生负面的价值信念，使民众产生错误的政治体验、政治认知，最终使得政治系统结构失衡，公共权力丧失制约，政治实践价值扭曲变异。所以，日常生活实践、体验状况是政治生态构建的价值基础性根据，根除与反对腐败必须从日常生活领域重建政治生态，而政治生态重构的价值前提与基础则是对政治实践的日常生活进行反思、批判、超越与治理。
（二）腐败是腐败者异化的现实生存样态与实践生活方式，腐败是一种复合化、整体性、综合性的社会存在现象
黑格尔曾经指出：“腐败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并不是单纯地滥用权力和权威。” 〔5 〕腐败问题不是一个分散化的知识社会学意义的政治实践问题，不能仅从制度机制、政治机构与公共政治权力规制视角来分析。腐败本身从人之整体性生存意义上看，其实是人自身创造力及价值信念的迷失，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价值的实践对于日常生活领域的殖民与奴役。腐败分子违反党纪国法、贪污受贿、玩忽职守、作风败坏，对此不仅要从政治规矩、政治德性、理想信念、党性修养的丧失等角度来认知，更应从现代社会实践结构深刻变化所导致的日常生活价值意义实践中来反思和治理腐败。当下的腐败呈现于一种加速的日常生活方式变异与日常生活异化的实践结构之中，对此马克思有深刻洞见：“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 〔6 〕67-68腐败在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维度中，是一种人之生存异化的日常生活形式的实践生成，异化的日常生活建构了腐败生存的具体领域，也滋生了腐败进一步生长的环境与体制机制。在日常生活中，人情金钱交往、朋友之间感情沟通、加深友谊活动等都会成为腐败日常生活化的良机。在腐败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腐败分子都拥有“异化生活特质”，因此，对于深层反腐而言，反思、发现腐败的日常生活异化形态，建立“大数据腐败日常生活异化监测体系与机制”成为腐败治理的关键。同时，要对日常生活异化形态进行领域精细化治理，也就是说，要进一步澄明与反思“信念腐败、方向腐败、旗帜腐败、立场腐败、规矩腐败、价值腐败、文化腐败、语言腐败”等政治与社会日常生活的腐败存在样态。 二、政治实践中的日常生活异化与政治文化生态的危机及腐败的生成
在现代社会腐败高发与滋生蔓延隐蔽化、复杂化、生活化、个体化与弥漫化的社会现场，对政治实践中日常生活异化的反思与批评及重建，对腐败所处时代的特质和话语系统有一个准确的政治伦理价值定位，是我们确立、构建政治价值信仰与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的基础。政治哲学信念与政治信仰紧密相联、密不可分，不能与日常生活相分离。对日常生活异化的批判与观照始终是政治哲学、政治信念、政治生态重构的学术特征与实践吁求。日常生活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实践平台，是人类各种活动和制度的总和，构成了人的本质对象化最直接、体验感触最深刻的共同存在基础。在马克思看来，“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6 〕73，就腐败分子来说，是异化的日常生活腐蚀了腐败分子的党性原则和真实的内心世界，彻底撕裂了腐败分子的初心。所以，从政治实践运行价值体系出发探究政治生态恶化和腐败分子的行为并找寻腐败生成的根源是一种直接性、短距离的路径，而从日常生活异化生成寻找其价值规范深层根据是一种长距离、深层治理逻辑发现的基础。
（一）现代日常生活异化的现代个体生存方式与样态
现代异化的日常生活形成了腐败分子异化的生存方式与样态，其是伴随着现代个体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双重关系异化而产生的。一是现代个体生存方式的物化加剧了日常个体生存对物的依赖性与自身匮乏性的矛盾。现代社会因分工、行业、区域不同造就了个体生存境遇的差距，同时社会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加快，生存方式缺乏价值信念的有效支撑，个体在攀比与欲望的追求中成为无根的生活者。漂泊化生存进一步使个体产生了迷茫与生存压抑，急迫地想在物质保障、财富追求中获得安全感。信念迷失、物欲彰显成为个体生存方式的新常态，也加重了个体日常生活的异化。在当代中国社会，拥有几套房产、开着价值几何的汽车、家里存款的多少成为一些人生活质量的衡量尺度，可以说拜金主义在这些人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金钱乃身外之物”的劝人语中，内心深处却放不下“不捞白不捞”的发财经。因此，物质生活奢靡、文化媚俗、精神空虚和生活真义消失建构起一些人异化的生活方式与生存形态。二是社会生活价值观的异化加剧了一些人对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的放纵。改革开放30多年来，市场经济得到飞速发展，由于文化建设的滞后，在民众的价值信仰领域也产生了不少问题，一些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崇高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理想的认同产生了异化，将大量占有财富作为成功的标准，其自我价值的实现是通过对外在世界的金钱、权力、地位等占有来体现的。“就其精神而言，一个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与一个以物为中心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反倒与生存和占有这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区别相差无几。占有取向是西方工业社会中人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生活的中心就是对金钱、荣誉和权力的追求” 〔7 〕。这种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的生存价值相同的样态，导致了一些社会成员在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中迷失自我，走向了价值虚无主义，丢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任意放縱自己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三是欲望化生存方式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消费化、欲望化生存日益进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权力欲望化、财富欲望化、异性欲望化、精神欲望化、语言欲望化成为欲望化时代建构时代快感的孵化器，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互联网中低俗的语言、图片，现实生活中追求极度欲望化煽动起的大众生存需要场景，这些不良环境日益侵蚀着人们健康生存的根基。从本质上看，“所要满足的不是需要，而是欲求” 〔8 〕68，“欲求在本质上就是漫无限度和无法满足的” 〔8 〕280，此种欲壑难填的生存方式将一部分个体引入了“放逐欲望、享受生活、追逐金钱、信仰危机”的深渊中，并最终走向了冲破道德底线、政治规矩底线、法律底线的腐败之路。
（二）精神生活的日常生活异化
在过去一段时期，“仁义礼智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理性交往方式的冲击下，在民众日常精神生活中的作用淡化，尽管红色革命精神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构了现代中国民众的精神生活机理，但同时也存在时代的不完善性、不同步性，这就导致西方资本主义异化精神在中国民众精神生活建构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部分中国民众在意识深层形成了“关系文化思维”“面子文化思维”“权钱交易思维”“权色交易思维”“人情交往思维”等，形成了当代中国精神生活异化的交往实践景观。一些人往往打着传统的“礼尚往来”的幌子进行着各种交易和精神异化交往，精神生活的日常生活异化，直接形成了对规矩、权力边界的侵犯。
（三）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的日常生活异化
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是相互融合、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的。现代政治民主化、专业化进程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公共性生存与私人生存之间的界限日益明晰。从中国发展总体来看，传统中国是一个“家国一体”的政治文化生存格局，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被血缘、宗族、儒家礼法所容纳，“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是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9 〕。这在一定意义上增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家国情怀，但也造成了公共性生存与私人性生存边界不清的弊端。此种状况在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仍然起到重要作用，就是私人性生存不断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挤压侵蚀着公共性国家与社会生活。在政治生活中，私事公办、损公肥私、因私废公、公私不分等私人生活对政治生活的侵入，成为中国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带来了政治文化生态的污染与腐败事件的发生。从表面现象来看，是以公谋私、以私充公损坏公共利益，逾越公共权力边界。从深层本质来讲，现代公私不分是责任意识、主体意识等淡化的表征，导致党的规矩、国家法律、政治权力发生了异化。 三、政治文化生态秩序优化及腐败的治理必须注重日常生活的实践变革
政治文化生态重建与秩序优化，必须将日常生活变革与宏观的政治体制机制顶层设计相结合，对社会实践结构特别是日常生活维度进行批判、反思和重建。
（一）实现日常生活的现代社会主义价值转型
新时代背景下的腐败治理与政治文化生态的重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治理观与现代腐败的技术治理的紧密结合，是在政治体制、机制和法律制度的实践变革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的价值观念变革的基础上形成的。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变革与价值转型，消除异化的日常生活生存方式，能有效地治理腐败及预防腐败的再次发生。一是在互联网信息社会中，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平台，建构互联网腐败治理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升广大干部的理论水平，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净化网络空间，打造风清气正的网络政治正能量。二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基础上，合理界定出于正常人情的礼仪交往与腐败往来关系，废除传统不良的礼尚往来习惯，变革与现代社会相违背的不合理的日常生活潜规则，使私人生活与公共政治生活边界清晰。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与实施，重点强调的是“全面”，旨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深入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其实质则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全面法治社会转型。三是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2016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的指导意见》，2017年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民法总则的立法宗旨加以明确规定，而且把核心价值观全面地融入了所有的条文之中，更加表征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入日常生活。这必将为重塑民众个体生活的实践意义奠定规范，有利于消除异化的生活信念与生存方式，塑造当代民众优良、健康的日常生活形态，实现日常生活的社会主义价值转型。
（二）实现现代个体重塑精神生态的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
现代个体重塑精神生态的方式，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受到来自社会宏大的市场经济转型的文化建制的牵引，并在全球现代性地方化的文化实践中不断遭遇文化霸权与殖民的冲击，民众个体精神处于无着无落的自上而下的社会主义道德与文化价值灌输机制下，缺少文化自信根基，成为制约中国民众精神生态自我反省、自我批评的重要因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为中国精神注入文化实践的动力机制，奠定了现代个体重塑精神生态的自我反省、自我更新、自我批评的实践基础。文化自信是人们对重塑精神生态的一种信心、一种信念的坚守，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于当下所处、所感的文化事实有了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的能力。
（三）实现民众生存方式与新时代生存境遇的实践变革
腐败治理除了要实现政治规矩、法律的制度化，更重要的是实现中国民众生存方式与新时代生存境遇的实践变革。一是引导民众形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样、多元主体类群共生的现代社会，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与价值选择是多样的，不同的个体对于社会价值的贡献也呈现出差异性，但并不影响其应得到的社会尊重。社会个体身份、地位、财富、权力、成功等不是社会价值导向的唯一尺度，必须通过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价值导向的价值标准从单一走向多元，消除社会歧视，坚持开放、包容、多元的价值观原则，在充分尊重社会个体价值创造、机会共享的价值生存境遇中，强化多元社会价值主体共同参与建构人民主体共享的价值导向观，增强社会主体的文化价值自信。二是变革生存方式，塑造新的生存价值境遇。人的生存方式是人的现实生活的表现样式，是人表征和实现现实生活相对稳定的形式。变革生存方式就是以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为指导，确立以实现人的能力为本体的自我实现方式，自觉反思、批判不良的生存方式对自我实现的反噬，立足于现实进行实践的改变，构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统一的生存价值境遇。
四、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创新优良的政治文化生态
创新是缔造文明的灵魂，是人与社会发展的根本方式与途径。创新型政治文化构建为日常生活实践变革与政治文化生态秩序优化提供了实践动力支撑。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形成创新驱动的发展格局。政治文化创新是政治实践特质的高度彰显，其中实现了创新类型的转换，进而能够生成自由自觉的政治生态价值取向。政治文化创新是政治文化价值自信从旧到新的转变，是一种政治实践革命性类型的自由自觉的实现，同时也是人之自我生存权利与自我能力的紧密统一。在旧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中，人的自由自觉的优良政治文化生活生态与金钱、工作很难找到一种平衡态，在个体的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这种张力始终牵制着现代个体，因此，现代个体在展开社会实践活动时，总是不断被一些无关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所包围，在这种新与旧的系统交锋中，如何处理此种政治实践文化与价值冲突所引致的摩擦与人生阻滞就成为人的能力自我实现的基础，也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创新型政治文化价值规范的形成。
在旧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结构中，现代个体过度地依赖自我实现的政治文化权力与欲望，使其成为人之自我实现的权力型精神生活本身，在输赢的极度较量与个体利益至上追求的异化政治文化价值自我意识实践中，即使牺牲他人利益也在所不惜，这样的政治文化价值态度通常来说源于政治文化创新的观念恐惧与迷失。而自由自觉的人之自我实现与政治文化创新价值理想的高度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向度中创新型文化价值更高追求的自由自觉实现，进而实现了政治文化价值结构系统的类型转向。在这次创新转换中正在发生的是：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的平面化“中心—边缘”结构转向立体化的实践型人的能力实现结构，这并不意味着原有的平面化的“中心—边缘”结构被完全抛弃，而是辩证否定地转向另一个政治文化价值层次的存在，并且在此过程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找到了现代政治实践个体依人心而生存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结构，所有的人都正在以不同的文化价值生存结构完成实现自我能力的价值理想。因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6 〕294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 〔10 〕。“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自由人的联合体”在现代个体的政治文化价值生活世界中能够为所有人提供一种政治文化创新动力转移的获得感，现代个体将以此种政治文化价值存在方式自我实现。进而，生成了创新型政治文化价值准则，那就是从人的能力自我实现出发，去联结自我精神与自我实践，以优良政治文化价值存在方式来引导。在此意义上，政治文化创新实践的出现则是人的能力自我实现、生存权利与创造力的统一。
〔参 考 文 献〕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2〕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4.
〔3〕加布里埃爾·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M〕.朱曾汉，林 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9.
〔4〕丹尼·L.乔金森.参与观察法：关于人类研究的一种方法〔M〕.张小山，等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4.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424-42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弗洛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 山，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24.
〔8〕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
〔9〕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29.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49.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