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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搏的手机几乎从不打电话，也不接听电话。网上他公布的手机号码旁也会加个括号注明：只用来收发短信。因为短信比长途通话便宜得多。
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拍摄了5万余名贫困师生的生存状态，自费举办了91次影展，以“一对一”资助方式为3.3万多名师生找到了爱心资助。而今，这个以他一己之力苦苦支撑的“希望工程”仍在继续。而这个50岁的西北汉子，两鬓的头发也早已斑白。
看着照片化为灰烬，他泪流满面
1986年，王搏花300元钱外加3袋麦子买了台二手国产相机，开始在家乡麦积山景区找活干。当时，照一张照片两块钱，他的收入还不错。一到10月，景区进入淡季，他就背着相机外出采风。
采风时，王搏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贫困失学的孩子，因为王搏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1964年，他生于甘肃天水甘泉镇农村，因为穷，上到初二就辍学了。王搏本来叫王天中，24岁那年，他把名字改成了“搏”，也是不甘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想干出点事儿来。
王搏的父亲是医生，他也懂点医药，农闲时就采草药来贴补家用。1983年，他到位于甘陕交界的一个闭塞山村去收药材，认识了村里教学点的教师。那位教师也是村里的农民，50多岁，单身，当时已得了重病。等王搏再去时，教师已病逝，接任的“教师”是教学点最高年级——四年级的一个女生。王搏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半年，没工资，村里负责他吃喝。“冬天上课时，学生们围坐在石头上，中间是个火坑，前面是一块小黑板。”这段经历让王搏更了解了大山里的穷孩子和代课老师，也让他拍的失学儿童有了更真切的意义。
1992年，王搏为一个失学女孩拍的照片获了奖，但当他拿着奖金去找那个女孩时，她已经外出打工去了。他又拿照片找到当地相关部门，想让他们帮着解决这些孩子的失学问题，但从县城到省城跑了几趟，都没人愿意出面解决。1996年，他第十七次去兰州，依然无果。他用仅剩的钱买了点酒，点燃了一直贴身带来带去的照片和资料，眼看着它们化为灰烬，王搏泪流满面。
这个事就像一个过不去的坎，王搏重新冲印了照片，决定自己想办法。1998年春天，他在麦积山湖边的树上挂上了失学儿童的照片，还有他们的情况介绍。但游客们只是好奇地看了看，一份资助协议也没签成。
从不碰善款
1998年5月，王搏在兰州一个广场办了自己的第一次摄影展。十几幅照片贴出来，很多人围着看，一个叫金信义的人成了第一个资助人，他资助了5个孩子。签协议时，王搏一直仰着头，因为一低头眼眶里的泪就会流下来。这一天，总共签了25份协议。
这年年底，在两名大学生的帮助下，王搏在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名为“救我上学大行动”的摄影展。为了这趟北京之行，34岁的他第一次坐了火车，180元的火车票钱也是好不容易才凑齐的。摄影展的反响很好，他又被邀请到上海、广州等地巡展。2005年，在北京大学爱心社志愿者的帮助下，“王搏·爱心计划”网站也开通了。
也就是在中央民族大学那次摄影展上，王搏把资助计划的方式确定了下来：资助的方式为“一对一”，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直接建立资助联系。在整个过程中，王搏不参与双方的信件和钱物代转，“我从不碰善款，如果这个钱中间谁转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他说，自己只起到一个信息连接作用，即通过拍照和访问了解到一些贫困孩子和代课老师的详细信息，在影展及网站上公布。
每年，王搏都会选一些曾经去过的地方和新的地方做入户回访和调查，看看资助是否到位，再搜集些新资料。他会请当地老师列一个贫困学生清单，然后一家家找过去。这个工作量很大，也得花大量时间，但王搏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这是资助计划能持续做下来的关键所在。
20多年，王搏走过了西部10多个省份，这些村子的变化他也看在眼里。“普遍贫困的面貌减轻了，但具体到个别家庭，贫困的处境仍然让人心酸。国家实行‘两免一补’（即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有困难的大学生也提供助学贷款，所以，高中生将会成为关注的重点。”
有人开出天价，他拒绝了
从1998年至今，王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举行了91次个人摄影展，帮3.3万多名西部贫困儿童和代课教师找到了资助者。但是没人知道，为找场地他吃了多少苦，而且他一直在借债。“平均一场的经费是5000元左右，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有北京的朋友请他吃饭，他总是那句话：“什么便宜吃什么。”每次吃饭，他都会把每一粒米、每一片菜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搏一家四口有7亩口粮地，除了菜园自给自足外，还种些中药材，因为经常外出调查、办影展，在旅游区拍照的活早就停了，他仅有的收入就是一年从地里收入的几千元。自己的生计本身就不容易，王搏也退缩过，甚至举行过两次告别影展，但最终他还是回来了。
农忙时，他回家种田，田在山上，一小片一小片，只能靠人力。在外面，他吃得差，住得差。有一次在北京等影展日期，他在地下室一睡就是17天。外出寻访时，他经常是整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能吃上一口饭，要么是冷的，要么是剩的。“人饿得眼冒金星，哪管他冷的热的，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风湿、胃病、心绞痛，一股脑地找上门来……每次出门，治疗心绞痛的药丸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伤病让王搏痛在身上，有些事则让他痛在心上。甘肃会宁有一个受资助的高中生，成绩非常好，但一次回访时，他的父母却告诉王搏，孩子不肯继续上学了。当晚，孩子向他道出了心声：家庭的贫困，父母患病多年，农村孩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考上大学也不分配工作，还要为读书再花钱……他看不到希望，产生一个极端的念头，要么做个商人挣很多钱，要么自杀——上高二时他就有自杀的念头。谈到最后，孩子不愿意再接受资助了，“只想要尊严”。“其实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还有孩子提出不能将他的照片挂在网上。”对他们的这些做法，王搏深深地理解。
在广州，有人想出天价买王搏所有照片，他拒绝了，“孩子们的肖像权属于他们自己”。从1989年拍到现在，王搏保留了20多万张肖像底片。他希望将来把这些捐给博物馆，因为“这对国家来说，是一段历史的重要记录”。
上世纪80年代至今，他拍摄了5万余名贫困师生的生存状态，自费举办了91次影展，以“一对一”资助方式为3.3万多名师生找到了爱心资助。而今，这个以他一己之力苦苦支撑的“希望工程”仍在继续。而这个50岁的西北汉子，两鬓的头发也早已斑白。
看着照片化为灰烬，他泪流满面
1986年，王搏花300元钱外加3袋麦子买了台二手国产相机，开始在家乡麦积山景区找活干。当时，照一张照片两块钱，他的收入还不错。一到10月，景区进入淡季，他就背着相机外出采风。
采风时，王搏把镜头对准了那些贫困失学的孩子，因为王搏和他们有着相同的命运。1964年，他生于甘肃天水甘泉镇农村，因为穷，上到初二就辍学了。王搏本来叫王天中，24岁那年，他把名字改成了“搏”，也是不甘于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想干出点事儿来。
王搏的父亲是医生，他也懂点医药，农闲时就采草药来贴补家用。1983年，他到位于甘陕交界的一个闭塞山村去收药材，认识了村里教学点的教师。那位教师也是村里的农民，50多岁，单身，当时已得了重病。等王搏再去时，教师已病逝，接任的“教师”是教学点最高年级——四年级的一个女生。王搏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半年，没工资，村里负责他吃喝。“冬天上课时，学生们围坐在石头上，中间是个火坑，前面是一块小黑板。”这段经历让王搏更了解了大山里的穷孩子和代课老师，也让他拍的失学儿童有了更真切的意义。
1992年，王搏为一个失学女孩拍的照片获了奖，但当他拿着奖金去找那个女孩时，她已经外出打工去了。他又拿照片找到当地相关部门，想让他们帮着解决这些孩子的失学问题，但从县城到省城跑了几趟，都没人愿意出面解决。1996年，他第十七次去兰州，依然无果。他用仅剩的钱买了点酒，点燃了一直贴身带来带去的照片和资料，眼看着它们化为灰烬，王搏泪流满面。
这个事就像一个过不去的坎，王搏重新冲印了照片，决定自己想办法。1998年春天，他在麦积山湖边的树上挂上了失学儿童的照片，还有他们的情况介绍。但游客们只是好奇地看了看，一份资助协议也没签成。
从不碰善款
1998年5月，王搏在兰州一个广场办了自己的第一次摄影展。十几幅照片贴出来，很多人围着看，一个叫金信义的人成了第一个资助人，他资助了5个孩子。签协议时，王搏一直仰着头，因为一低头眼眶里的泪就会流下来。这一天，总共签了25份协议。
这年年底，在两名大学生的帮助下，王搏在中央民族大学办了一个名为“救我上学大行动”的摄影展。为了这趟北京之行，34岁的他第一次坐了火车，180元的火车票钱也是好不容易才凑齐的。摄影展的反响很好，他又被邀请到上海、广州等地巡展。2005年，在北京大学爱心社志愿者的帮助下，“王搏·爱心计划”网站也开通了。
也就是在中央民族大学那次摄影展上，王搏把资助计划的方式确定了下来：资助的方式为“一对一”，资助人和被资助人直接建立资助联系。在整个过程中，王搏不参与双方的信件和钱物代转，“我从不碰善款，如果这个钱中间谁转一下，可能就会出问题。”他说，自己只起到一个信息连接作用，即通过拍照和访问了解到一些贫困孩子和代课老师的详细信息，在影展及网站上公布。
每年，王搏都会选一些曾经去过的地方和新的地方做入户回访和调查，看看资助是否到位，再搜集些新资料。他会请当地老师列一个贫困学生清单，然后一家家找过去。这个工作量很大，也得花大量时间，但王搏觉得，只有这样才能让人感到真实可信，这是资助计划能持续做下来的关键所在。
20多年，王搏走过了西部10多个省份，这些村子的变化他也看在眼里。“普遍贫困的面貌减轻了，但具体到个别家庭，贫困的处境仍然让人心酸。国家实行‘两免一补’（即对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免杂费、免书本费、逐步补助寄宿生生活费），对有困难的大学生也提供助学贷款，所以，高中生将会成为关注的重点。”
有人开出天价，他拒绝了
从1998年至今，王搏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举行了91次个人摄影展，帮3.3万多名西部贫困儿童和代课教师找到了资助者。但是没人知道，为找场地他吃了多少苦，而且他一直在借债。“平均一场的经费是5000元左右，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有北京的朋友请他吃饭，他总是那句话：“什么便宜吃什么。”每次吃饭，他都会把每一粒米、每一片菜叶都“打扫”得干干净净。
王搏一家四口有7亩口粮地，除了菜园自给自足外，还种些中药材，因为经常外出调查、办影展，在旅游区拍照的活早就停了，他仅有的收入就是一年从地里收入的几千元。自己的生计本身就不容易，王搏也退缩过，甚至举行过两次告别影展，但最终他还是回来了。
农忙时，他回家种田，田在山上，一小片一小片，只能靠人力。在外面，他吃得差，住得差。有一次在北京等影展日期，他在地下室一睡就是17天。外出寻访时，他经常是整天吃不上饭、喝不上水，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能吃上一口饭，要么是冷的，要么是剩的。“人饿得眼冒金星，哪管他冷的热的，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风湿、胃病、心绞痛，一股脑地找上门来……每次出门，治疗心绞痛的药丸都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说伤病让王搏痛在身上，有些事则让他痛在心上。甘肃会宁有一个受资助的高中生，成绩非常好，但一次回访时，他的父母却告诉王搏，孩子不肯继续上学了。当晚，孩子向他道出了心声：家庭的贫困，父母患病多年，农村孩子教育资源的不公平，考上大学也不分配工作，还要为读书再花钱……他看不到希望，产生一个极端的念头，要么做个商人挣很多钱，要么自杀——上高二时他就有自杀的念头。谈到最后，孩子不愿意再接受资助了，“只想要尊严”。“其实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还有孩子提出不能将他的照片挂在网上。”对他们的这些做法，王搏深深地理解。
在广州，有人想出天价买王搏所有照片，他拒绝了，“孩子们的肖像权属于他们自己”。从1989年拍到现在，王搏保留了20多万张肖像底片。他希望将来把这些捐给博物馆，因为“这对国家来说，是一段历史的重要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