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员工，华为推出“全员持股”计划。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通过分红形式，华为让18万员工中近半数人持有总计98.61亿股的虚拟股。华为员工在与企业共成长的道路上，不仅能为员工造富，又能让员工不失奋斗心，保障企业良性运转。它究竟是如何做的？

股权激励≠双刃剑

　　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蓬勃发展，得益于无数跟随者希望通过创业和期权，实现财务自由。
　　对于创企来说，股权激励是一把让创始人又爱又恨的“双刃剑”：其可以赋予员工与企业共同成长，收获奋斗成果的权利，但不恰当的激励机制又容易给企业落得个“画大饼”“没良心”的标签。2018年12月，历经8年创业长跑终上市的蘑菇街便是如此，员工期权以25：1的比例合成1股股票，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期权的本质，是企业对奋斗者的激励手段。企业员工若想行权，前提是企业必须上市。但矛盾点在于企业一旦上市，兑换期权造就众多财富自由者后，有多少人愿意伴随企业继续奋斗？
　　企业不上市，员工看不到未来，期权无法形成正向激励；企业若上市，员工财富自由后丧失奋斗动力，期权也无法形成正向激励。难道期权问题对于企业真的如此痛苦吗？在国内企业样本中，华为的股权激励模式可为我们提供另一种思考方向。
　　华为的股权模式历经过多次变革，本质与期权类似。但核心之处在于，华为在不上市的前提下，通过内部融资形式，完成了近30年的员工股权激励。
　　创业之初，任正非首先通过内部发行实体股，完成企业资本原始积累。当任正非意识到，华为持续发行实股，将分散管理层话语权时，一方面简化公司股东结构，突出任正非与华为并行的股东地位；另一方面，设置工会持股制度，将员工实股逐步转化为仅有分红权，无决策权的虚拟股。
　　代持股工会的设立是华为股权激励的核心环节。在激励方面有三大益处：
　　第一，工会能将老员工手中的实股回购为虚股，保障管理層话语权。

　　第二，工会每年会根据企业收益增发新的虚股，将股本与企业资本同步，与员工共享奋斗成果完成激励任务。
　　第三，工会还会回购离职员工的期权，即便不上市，也能为员工退出兜底，减少企业因“期权陷阱”与员工产生纠纷。
　　在最高人民法院官网中，统计了近1 400个“期权纠纷”相关的案例，仅2017年就有659例。凭借华为代持股工会的第三点优势能极大地减少相关的纠纷。
　　以上是工会对华为“股权激励”的助益，但华为工会的存在意义除了激励，还有管理。

工会+虚股，股权激励双核心

　　国内公司法规定，拥有1%股份的股东可以行使代为诉讼权，仅有34%股份以上的股东才能拥有一票否决权。但纵观华为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一大特点，在任正非“集权”式的管理下，任正非仅占1.01%的股份，却始终掌控着华为的控制权，造就如此奇特的现象也和华为工会的设立紧密相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二条：“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们无法得知华为章程的具体条款，但大致流程可推断为：华为由原持股员工票选股东代表，再由股东代表对董事会候选人进行表决，选取董事会成员。至于董事会候选人究竟是哪些人，可通过工会章程设定由上一届董事会提名，员工无提名权。由此，工会将持股员工的表决权进行割离，将公司的掌控权重归核心管理层，或工会直接通过委托协议形式，委托任正非代行工会在华为控股的股东权利。
　　查阅资料可知，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股东为：任正非和华为控股工会委员会，股东会由任正非和工会代表组成。华为控股多次重要股东会会议只有任正非和孙亚芳2人，他们2人代表股东决定华为控股的重大事项。
　　总体来看，华为股权激励得以成功实施至今，一方面是政策及环境共同造就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管理层股权博弈中的智慧成果。
　　而在华为，任正非以1%的股份却始终占据公司掌控权，关键在于工会及虚拟股的设立。虚拟股将员工持股转为工会持有，工会设定章程保障任正非的一票否决权。
　　如此设置，最考验的是领导者的谋略与远见。就结果而论，华为历年增长的营收与世界500强企业中的排名次序，成为其有力佐证。
　　究其根本，华为股权激励关键在于企业“奋斗者”文化的贯彻，将股东与员工利益相互捆绑。
　　以华为2017年年终预计分红方案看，华为虚拟股预测收益约为2.83元/股，现金分红1.02元/股。应届毕业生入职华为定级一般为13级，工作满1-3年后，符合业绩指标即可配股，通常在5万至10万股左右。以预计分红收益计算，仅税后分红就能拿到14～28万元。
　　激励模式设计的最终目的并非集权，而是奋斗和分红。华为用实际行动，真正做到了无愧国家，无愧奋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