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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普遍培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并以之为引导建设共有精神家园。切实把握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机遇，科学厘清、不断透析价值观挑战背后的深层次诱因，是当前面临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关键词]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1)05－0059－08
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价值观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率并支配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对这个社会起着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每个社会都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如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稳定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精神支柱，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社会发展的成败。因此，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都非常关注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处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前沿，面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冲击，如何在承认和尊重不同利益群体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同时，实现对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正确引导，探索加强首都市民共同理想的途径办法?这些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
一、当前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机遇
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首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首都民主政治稳定健康发展、人民民主权利发挥最充分的时期；是首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人民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时期：是首都社会建设日益完善、人民更加关注公共事业、公益事业、社会走向更加和谐的时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教育、文化生态环境，为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全面建设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北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价值观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京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以重工业为核心，以实现“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为中心，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了北京工业体系的雏形。90年代中后期，北京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发展格局提升为“三二一”发展格局。在“首都经济”战略的指导下，北京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了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到2006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70％，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后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到2008年底，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73.2％，远远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北京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北京的社会发展在全国率先进入了由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新阶段，呈现出经济增长优质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管理集约化、城市发展国际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整体向全面小康迈进。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既然是一种观念体系，就只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或客观事实在人们的主观观念中的反映。这就决定了我们进行价值体系建构和培育的基础，不在观念本身，而在于客观的价值关系或价值事实，因为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一切价值观念都是对其客观的价值关系或价值事实的能动反映。建国以来北京经济建设与发展催生的社会发展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为北京现代化进程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必然为新时期首都市民社会主义价值观转变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创造新的条件。
(二)与首都市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民生显著改善提升了首都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乎稳定。经过60多年的建设，首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显著成效，基层社会和农村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实施“五无”目标管理，实现城乡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37％，社会保障待遇大幅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2％和9％。全市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体系服务网络趋于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市规划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约3000万平方米，新开工保障性住房4392万平方米，约占同期全市住房总规模的1／3。公共租赁住房落实房源2.6万套，廉租住房基本实现了实物配租应保尽保。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提高，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教育改革继续深化，城乡教育差距持续缩小，教育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公共交通立体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已建成10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达到336公里，优化调整地面公交线网，实现全市行政村“村村通公交”，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由“十五”末的29.8％提高到现在的40％。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必须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构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不能仅仅依靠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希望和理想的支撑，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社会主义的直接实践和社会现实。当前，北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利益群体诉求多元，民生问题日益凸显，这就决定了市委市政府必须要用更多精力和更大努力关注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市民只有直接和真正地从首都社会主义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利益和幸福，才有助于他们真切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三)全国首屈一指的科技智力资源和开拓创新品质为价值观建设提供充裕的智力支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经过60多年的建设，北京拥有高校近百所，独立的科研机构500多个，高校研究所15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0余个，工程研究中心约30个，市级以上的科研机构500多个，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关村科技园区和中科院等研究机构一起创造出的成果占全国成果总数的1／3。据“中国城市文化中心的定位指标体系”考察结果显示：北京在科学技术竞争力、文化艺术人才现状、文化设施优势、相关产业比重、城市文化需求等指标上居全国 第一位；在金融资本竞争力、基础设施优势和综合区位优势上居全国第二位，其它指标也居全国较高位次。从城市综合指数排名来看，北京居第一位(综合指数为1)，第二位为上海(综合指数为0.911)，远远高于第三位以后的城市(广州位于第三位，其综合指数为0.622)。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人民群众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主体、价值主体，更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主体和创新主体。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首都市民创新性主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必须把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与共同享有社会和谐成果结合起来。只有尊重广大市民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和创造活力，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首都文化的繁荣发展对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价值观念的对象化过程，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对象反映也是不同的。一定的价值观念通过文化表现出来，而一定的文化总是内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我们要建设的首都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居于核心指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导的文化。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地位，就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引领性和整合性特征能够在文化建设中充分体现。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社会主义文化就没有感召力、引导力，就不可能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形式，培育文化要素，协调文化关系；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文化的建设就会因缺乏主脉和风骨而难以拓展。经过60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特别是在筹办北京奥运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全市的广泛共识。首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文化创意产业单位数量年均增长21.9％，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更加活跃，文化精品大量涌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蓬勃开展。文化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化大都市的良好形象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人心，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牢固。
(五)北京城市发展的科学定位和战略为价值观培育创造了契机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北京工作时曾指出：“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完全有条件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希望北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都努力走在全国的前列”。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承担着“四个服务”的重要职责，北京的社会和谐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我们国家社会和谐的状况和水平。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倡导“人文理念”，培育“人文精神”，北京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为全国做出榜样和表率。在“十一五”规划中，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而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则不仅仅是北京的发展新理念，更是实现未来北京发展的科学路径。将建设“以人为本”的“人文北京”作为第一位的发展目标，标志着“人本”理念的全面确立和对城市本质认识的提升，在北京的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城市不再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密集的场所和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选择的生活工作空间，它更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深入把握“文化中心、首善之区、古都新貌、精神家园”的内容实质，既是科学理解“人文北京”建设文化内涵的关键，也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确立了发展方向。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全面启动之际，北京市委市政府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机遇，适时、准确地提出了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推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建设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对60多年来北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把握。
二、当前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前，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正处在关键阶段，能否直面挑战，抓住机遇，是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为此，我们既要有应对挑战的科学认识和坚定信心，更要有积极应对当前首都市民价值观变化和发展中的诸多挑战的创新举措。而自觉把握、科学厘清、不断透析价值观挑战背后的深层次诱因，就是切实把握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机遇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一)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我们要清醒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所面临的迫切任务，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抵制那些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中国的意识形态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在人们众多价值取向中，无疑占据着首要位置。
然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不容乐观，首都核心价值观建设正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就理论路径和分析范式而言，“西化论”和“传统论”正在成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武器”。“西化论”强调思考方式和求解价值观难题的逻辑要重在“向外看”。完全要向现代化较早的西方发 达国家看，看人家“有什么”，我们“缺什么”，特别是缺什么“新”东西，取人之有，补己之无。其根本就是完全忽视中国国情和历史起点，倡导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一切都要靠“进口”来解决。“传统论”则强调思考方式和求解价值观难题的逻辑要重在“向后看”，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热衷于把“仁爱信义”、“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视作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和代表，将一切判断和选择的权力与标准都赋予古人，将一切选择的后果和责任都推给前人，并以此为所持价值观寻找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在改革取得瞩目成就又面临深层次攻坚的时候，人们在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的思想意识中选择徘徊的时候，这两种理论路径和分析范式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第二，就制度性认同而言，以现实利益问题为指向，试图争夺话语权并影响现实。利益是价值观选择的风向标。当今社会人们接受某一价值观不再只是出于纯粹的思想认同，而是掺杂了更多的利益因素，支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价值观是否合乎自身的利益诉求。中国在连续四年保持GDP10％以上的经济高增长态势的同时，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权力腐败等多年积累的社会问题也开始集中暴露。一些非主流和反主流价值观标榜的价值取向就直接指向现实利益，并为此争夺思想领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甚至试图影响社会现实，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思潮，就突出强调社会公正等价值诉求，而剖析其实质可以发现。它更加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集团的差别，更倾向于为个别社会群体做代言。显而易见，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第三，就舆论阵地和传播路径而言，多样化、立体化、平民化的传播影响力明显加大。当前。各种传播媒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也日益发达和普及，舆论传播已经成为每一个现代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对各种价值观的产生、发展作用更加突出。与之相应，各种非主流价值观和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形式也更加的多样化、立体化、平民化，具体表现为借助书籍、报刊、电视、大学讲坛等传统渠道进行“多样化”传播，抢占舆论阵地；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技术手段，使非主流价值观和反主流价值观传播进入集声音、文字、图像于一体的“立体化”层面，扩大传播渠道和范围；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更加“平民化”，紧扣人们普遍关心的收入差距拉大、就业难、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阐述观点，其表达方式更通俗易懂，语言表达上更加趋向“煽情化”。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非主流价值观、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扩散，必然会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模糊不清或受到削弱，社会成员就会无所适从，社会就会陷入失控状态，也就谈不上和谐首善之区的建设。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意识形态上必然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我国现存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对宗教、媒体、网络以及NGO组织的管理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然而，当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毕竟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北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提升其在全球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就肯定会面临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在信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建设世界城市所需要的国际发展环境——两者中寻求平衡。而要找到这个平衡点，就需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加大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改革进程。
(二)文化冲突、文化包容与文化整合矛盾深刻持久
文化的根本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全球化带来了“民族和传统认同感的丧失，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东西方文明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世界性道德危机”。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西方倡导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目标。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2000年5月24日，克林顿在美国众议院说，我们向中国出口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有我们真实的价值观。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弱势的中国，如何正确处理好外来文化、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关系，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体系，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个没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城市，不能称其为世界城市；不能以先进文化引领世界的城市，无疑是个名不副实的世界城市。北京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必然要寻求文化上的影响力，展现自身的文化魅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一统，近代以来虽因国衰而示弱于西式文化，但体系依然、活力依旧。北京固然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现有文化建设多有可称道之处，但要具备世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并不容易，尚需努力。鉴于东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方面的差异，北京弘扬中国文化，无疑要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冲决西方文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彼此发生碰撞，甚至是剧烈碰撞，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其实这种碰撞和磨合现在就已开始。文化争夺，核心是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根本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城市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这种文化权能通过制度文明、科技创新、观念先进、引领时尚藉以展开和实现。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城市硬体和经济上面临的挑战相对比较直接，而文化上面临的争夺和竞争将更为深刻和持久。新的起点上，北京能否以谦和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理性的智慧学习吸收人类一切好的文化；能否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世界化；能否在城市运营和治理、环境保护、市民生活方面提供21世纪的城市生活样式；能否在营造创新氛围、孕育时尚观念、繁荣文化艺术方面体现21世纪的潮流；能否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层次和国际化水平：能否以更具有亲和力、包容性、吸引力的城市形象走向世界中心。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当然，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利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对立和互相挑剔更容易一些，相互学习和包容需要高远的境界、宽广的气度、利益的调适和高超的智慧。况且，这种包容和融合并不单取决于中国、取决于北京，而是一个互动和调适的过程。然而，文化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掌握文化的主动权，积极、自觉地推进文化整合对于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意义极为重大。如何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与和谐既具有深层的根基，又包含现代性?如何整合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能保持中国特色，又增加开放性和包容性?如何整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以形成“合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在社会各层面产生“共振”效应，从而 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这些都需要北京、更需要我们国家在制度和文化上不断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正确应对和发展。
(三)青年群体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困惑依然明显
当代北京青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和成长的一代新人，一方面，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锐意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同前辈相比，他们具有许多显著的优点和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艰苦的磨炼和严峻的考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党和人民的斗争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在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中。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既有渗透又有抵御，这种交流、交融、交锋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这一代青年人。对这些现象背后凝结着观念形态的价值取向，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和警觉。
当前，北京青年群体核心价值观面临的冲击主要来自四个方面：(1)理想信仰出现危机。多元文化的不断冲突，使北京青年群体接触到多种多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仰选择。同时，面对与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奇迹相伴生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隧道效应”放大和发展机会不均等社会现实问题，有些人在思想意识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表现为在政治信仰上抵制不住西方价值观念的诱惑，猜疑甚至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表现在对执政党的不信任上。(2)民族意识缺失和爱国主义观念弱化。跨国经济的发展，使作为某一经济单元组织中的个体责任与国家意识、疆域观念、民族情怀等爱国元素在内涵上发生了新变化，其中与经济相伴的多元文化形态使青年既容易吸收其积极的成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消极的影响，加之青年群体的辨别能力不强，导致了部分人抵制不了西方价值观的强烈诱惑，痴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对民族和国家失去信心，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不满。(3)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意识缺失。受个人本位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一些青年在价值取向上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以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奋斗目标，过分张扬个人的个性，淡化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在处理与个人、社会之间关系时采用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的条件下，宁可牺牲集体利益也要实现个人利益。(4)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高尚的审美情操。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一些青年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念，面对有些事情不能够区分对错，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一些青年人审美意识化、随意化，追求媚俗时尚，忽视传统的艺术，审美方向低俗，审美品位低下。在对象方面，不断地疏远古典严肃的文学艺术，追逐浅薄庸俗的作品；在方式方面，他们喜欢更加直接的方式，倾向于从晦涩的诗歌走向直白的对话，从高雅的交响乐走向通俗歌曲：在感情方面，他们不再追求文雅古朴，而是追求露骨的男女性爱和金钱关系；在审美情趣、审美意识方面，表现为审美追求的直接化、感性化。
深入剖析北京青年群体价值取向消极层面，我们不难发现其之所以产生的四个共时性原因：(1)全球化条件下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已经刻不容缓，而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北京社会转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及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渗透使西方价值观念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在全球扩散。从国内环境来看，社会正在从保守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从一般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社会多层次化和社会结构重组导致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产生了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面对国内外价值环境的巨变，北京青年群体的文化观念、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价值手段、价值评价、价值目标、理想信念等方面出现空前的迷惘与困惑。(2)社会腐败现象的影响。如今腐败现象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不讲诚信、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假冒伪劣等现象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与角落。腐败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对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一些人在理想信念上产生动摇和困惑，把腐败现象看作是社会的全部，在价值观的方面也发生严重的扭转。(3)网络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影响。对当代北京青年群体来说，网络不仅改变了他们的认知和学习模式，同时也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网络文化的无约束，使西方的文化产品、价值观念触手可及，很多青年在主动与被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他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此外，社会大众媒体为了提高受众率，吸引青年的注意力，往往对社会负面报导有余，正面宣传、社会正气彰显不足，这使得许多青年人对原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陷入困惑。(4)青年自身人文素质薄弱。我国在过去应试教育体制下，片面地追求升学率，不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个人情操、人文精神的教育，使许多青年人没有构筑起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失衡，当面对外部的各种思潮冲击的时候，就失去了应有的判断，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失去方向。许多青年在当前对于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难以判断和选择，在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之间又难以取舍。由于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底蕴也就更容易被新的价值观所影响，进而去追求新的价值观。
(四)“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性提升依然任重而道远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教授提出，他把软实力看作能够影响他国意愿和行为的无形精神力，包括文化的感染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威信与信誉力、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等。从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着眼，“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北京吸引世界眼光最好的“名片”，更是北京发挥资源性优势，打造文化创意之都，拓展世界发展空间的“给力面”。从核心价值观建设着眼，先进文化是核心价值观传播与影响的“有效载体”，而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是铸就先进文化的“内在灵魂”。从整体性角度来看，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就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我们认为，北京的文化软实力整体性提升，其实质就是提高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水平，就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首都市民的感染力、吸引力、凝聚力，推进我国核心价值观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伴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北京虽然在文化发展方面的优势明显，但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相比，其“文化软实”力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的矛盾凸显。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北京文化中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是老北京的古都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从紫禁城到胡同、四合院，从人们的价值观念到生活习惯，从方言俚语到生活方式，从日常礼仪到婚丧嫁娶，从民俗信仰到社交礼节，都带有鲜明的京味、京韵。京剧、相声、八角鼓，老舍的小说，中国结、景泰蓝，全聚德烤鸭、六必居酱园以及同仁堂药店等历史悠久的京城老字号，鲜活地向我们展现了“京韵”、“京味”十足的戏剧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等北京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渗透，老北京的古都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老北京城的街巷交通格局与残旧的市政基础设施，与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前景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之处，破旧的胡同民居与人们对现代化居住环境的需求之间产生了矛盾，人们强烈追求新型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愿望亦使得老北京活态民俗和“京味儿”特色逐渐趋于边缘化，等等。这些都使得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与碰撞显示出更为强劲的势头。如何使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洽地对接起来，是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2)本土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为北京城市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有力地推动了北京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与此同时，北京文化也在经受着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事实上，北京已经出现了一批反传统、受西方文化浸润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3)北京市文化“走出去”的能力有待加强。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发展时期，面对城市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生产型、知识型服务业需求的有效扩大，对北京文化服务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来看，北京创造和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竞争力不强。文化贸易逆差严重。“目前虽然已涌现出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化创意企业，但从数量、规模、经济效益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大的差距，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难以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国际化整体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北京文化的资源优势远未转化为产业优势。北京如何扬长避短，采取有效措施使北京市文化“走出去”，是关系到北京能否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严峻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与价值观在整个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价值观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相联系的。经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北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伴随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首都市民在价值观念、价值评价、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价值观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对此，有学者以“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来概括。然而，从整个城市来说，要获得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社会主流优势的价值观导向，来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团结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构建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针对这样的现实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其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普遍地培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并以之为引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思想基础和共有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杨艳萍
[关键词]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机遇与挑战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1)05－0059－08
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价值观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率并支配着其他处于从属地位的价值观，是一个社会中居统治地位、起支配作用的核心理念，反映着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是一个社会必须长期普遍遵循的基本价值准则，对这个社会起着规范行为、稳定秩序、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每个社会都有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如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内容的中国古代封建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基本内容的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是稳定国家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制度的精神支柱，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社会发展的成败。因此，世界上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诸多国家，都非常关注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北京处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最前沿，面对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多元化和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冲击，如何在承认和尊重不同利益群体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同时，实现对各种不同价值取向的正确引导，探索加强首都市民共同理想的途径办法?这些都需要我们作深入的研究。
一、当前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机遇
建国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是首都经济稳步快速发展、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是首都民主政治稳定健康发展、人民民主权利发挥最充分的时期；是首都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人民精神生活最丰富的时期：是首都社会建设日益完善、人民更加关注公共事业、公益事业、社会走向更加和谐的时期。良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教育、文化生态环境，为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改革开放新起点上的全面建设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一)北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取得的丰硕成果为价值观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0世纪80年代以前，北京的经济发展战略主要以重工业为核心，以实现“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变”为中心，实行优先发展重工业，形成了北京工业体系的雏形。90年代中后期，北京产业结构由“二三一”发展格局提升为“三二一”发展格局。在“首都经济”战略的指导下，北京经济得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了由制造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进入21世纪以来，北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走高端、高效、高辐射力的产业发展之路。在此基础上，北京大力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到2006年，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超过70％，率先于全国其他地区进入后工业化经济发展阶段。到2008年底，北京第三产业比重已经达到73.2％，远远领先于全国其它地区。
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北京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北京的社会发展在全国率先进入了由中等发达城市向发达城市迈进的新阶段，呈现出经济增长优质化、城乡发展一体化、建设管理集约化、城市发展国际化、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城乡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整体向全面小康迈进。相对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客观存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一种社会主义的观念体系。既然是一种观念体系，就只能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或客观事实在人们的主观观念中的反映。这就决定了我们进行价值体系建构和培育的基础，不在观念本身，而在于客观的价值关系或价值事实，因为客观事实是第一性的、观念形态的东西是第二性的，一切价值观念都是对其客观的价值关系或价值事实的能动反映。建国以来北京经济建设与发展催生的社会发展方式和人们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为北京现代化进程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必然为新时期首都市民社会主义价值观转变与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创造新的条件。
(二)与首都市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民生显著改善提升了首都核心价值观的社会认同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乎稳定。经过60多年的建设，首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取得显著成效，基层社会和农村的服务能力显著提升。实施“五无”目标管理，实现城乡就业服务和社会保障制度全覆盖，城镇登记失业率为1.37％，社会保障待遇大幅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增长9.2％和9％。全市基本养老和基本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体系服务网络趋于完善。社区卫生服务已经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市规划建设廉租住房、经济适用住房、限价商品住房约3000万平方米，新开工保障性住房4392万平方米，约占同期全市住房总规模的1／3。公共租赁住房落实房源2.6万套，廉租住房基本实现了实物配租应保尽保。教育普及水平进一步提高，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教育改革继续深化，城乡教育差距持续缩小，教育结构和布局不断优化。公共交通立体服务网络不断完善，已建成10条轨道交通线路，运营里程达到336公里，优化调整地面公交线网，实现全市行政村“村村通公交”，公共交通出行比例由“十五”末的29.8％提高到现在的40％。民生所指，民心所向，国运所系。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必须始终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价值取向，决定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建构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不能仅仅依靠对未来社会的预见、希望和理想的支撑，更主要的是要依靠社会主义的直接实践和社会现实。当前，北京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利益群体诉求多元，民生问题日益凸显，这就决定了市委市政府必须要用更多精力和更大努力关注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市民只有直接和真正地从首都社会主义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实惠、利益和幸福，才有助于他们真切地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三)全国首屈一指的科技智力资源和开拓创新品质为价值观建设提供充裕的智力支撑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经过60多年的建设，北京拥有高校近百所，独立的科研机构500多个，高校研究所150多个，国家重点实验室50余个，工程研究中心约30个，市级以上的科研机构500多个，北京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科学技术研究基地。中关村科技园区和中科院等研究机构一起创造出的成果占全国成果总数的1／3。据“中国城市文化中心的定位指标体系”考察结果显示：北京在科学技术竞争力、文化艺术人才现状、文化设施优势、相关产业比重、城市文化需求等指标上居全国 第一位；在金融资本竞争力、基础设施优势和综合区位优势上居全国第二位，其它指标也居全国较高位次。从城市综合指数排名来看，北京居第一位(综合指数为1)，第二位为上海(综合指数为0.911)，远远高于第三位以后的城市(广州位于第三位，其综合指数为0.622)。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人民群众不仅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动力主体、价值主体，更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发展主体和创新主体。推动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必须把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同首都市民创新性主体的利益统一起来，必须把人民群众共同建设和谐社会与共同享有社会和谐成果结合起来。只有尊重广大市民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热情和创造活力，才能从根本上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首都文化的繁荣发展对核心价值观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文化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价值观念的对象化过程，在发展的不同时期，其对象反映也是不同的。一定的价值观念通过文化表现出来，而一定的文化总是内含一定的价值观念，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不同民族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我们要建设的首都文化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这种文化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就在于居于核心指导地位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就在于它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为主导的文化。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精神和生命之魂，在所有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强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根本地位，就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引领性和整合性特征能够在文化建设中充分体现。没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社会主义文化就没有感召力、引导力，就不可能整合文化资源，创新文化形式，培育文化要素，协调文化关系；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文化的建设就会因缺乏主脉和风骨而难以拓展。经过60多年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特别是在筹办北京奥运会、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系列活动和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发挥了凝聚人心、振奋精神的重要作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成为全市的广泛共识。首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文化创意产业单位数量年均增长21.9％，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亮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高。文化产品创作生产更加活跃，文化精品大量涌现，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弘扬。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市文明程度明显提升，群众性精神文明活动蓬勃开展。文化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文化“走出去”步伐加快，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和国际化大都市的良好形象进一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人心，全市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更加牢固。
(五)北京城市发展的科学定位和战略为价值观培育创造了契机
胡锦涛总书记视察北京工作时曾指出：“北京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基础较好，完全有条件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希望北京“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各个方面都努力走在全国的前列”。作为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北京承担着“四个服务”的重要职责，北京的社会和谐状况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和反映着我们国家社会和谐的状况和水平。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倡导“人文理念”，培育“人文精神”，北京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和标准，为全国做出榜样和表率。在“十一五”规划中，北京市政府提出了“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城市发展的目标定位。而建设“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则不仅仅是北京的发展新理念，更是实现未来北京发展的科学路径。将建设“以人为本”的“人文北京”作为第一位的发展目标，标志着“人本”理念的全面确立和对城市本质认识的提升，在北京的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从此，城市不再仅是一个经济活动密集的场所和人们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选择的生活工作空间，它更是一个生活在其中的人们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归宿。在这种新理念的指导下，深入把握“文化中心、首善之区、古都新貌、精神家园”的内容实质，既是科学理解“人文北京”建设文化内涵的关键，也为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确立了发展方向。在“十二五”规划即将全面启动之际，北京市委市政府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进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握机遇，适时、准确地提出了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推进“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建设，建设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战略发展目标，是对60多年来北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特点和规律的科学把握。
二、当前首都市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挑战
当前，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正处在关键阶段，能否直面挑战，抓住机遇，是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的关键。为此，我们既要有应对挑战的科学认识和坚定信心，更要有积极应对当前首都市民价值观变化和发展中的诸多挑战的创新举措。而自觉把握、科学厘清、不断透析价值观挑战背后的深层次诱因，就是切实把握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机遇的一项基础性工程。
(一)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
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的，“经济工作搞不好要出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搞不好也要出大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我们要清醒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所面临的迫切任务，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有效引导社会思潮和社会舆论，抵制那些削弱党执政的思想基础，甚至会危及党的执政地位的社会思潮和价值观。”中国的意识形态即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我们国家的根本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价值标准和价值取向在人们众多价值取向中，无疑占据着首要位置。
然而，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所面临的复杂形势不容乐观，首都核心价值观建设正面临着来自三个方面的挑战：第一，就理论路径和分析范式而言，“西化论”和“传统论”正在成为意识形态的“批判武器”。“西化论”强调思考方式和求解价值观难题的逻辑要重在“向外看”。完全要向现代化较早的西方发 达国家看，看人家“有什么”，我们“缺什么”，特别是缺什么“新”东西，取人之有，补己之无。其根本就是完全忽视中国国情和历史起点，倡导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一切都要靠“进口”来解决。“传统论”则强调思考方式和求解价值观难题的逻辑要重在“向后看”，认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是世界上最优越的文化，热衷于把“仁爱信义”、“中庸”、“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视作当代中国价值观的核心和代表，将一切判断和选择的权力与标准都赋予古人，将一切选择的后果和责任都推给前人，并以此为所持价值观寻找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在改革取得瞩目成就又面临深层次攻坚的时候，人们在传统和现代、本土和外来的思想意识中选择徘徊的时候，这两种理论路径和分析范式具有相当大的迷惑性。第二，就制度性认同而言，以现实利益问题为指向，试图争夺话语权并影响现实。利益是价值观选择的风向标。当今社会人们接受某一价值观不再只是出于纯粹的思想认同，而是掺杂了更多的利益因素，支持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价值观是否合乎自身的利益诉求。中国在连续四年保持GDP10％以上的经济高增长态势的同时，贫富分化、城乡差距、权力腐败等多年积累的社会问题也开始集中暴露。一些非主流和反主流价值观标榜的价值取向就直接指向现实利益，并为此争夺思想领域，扩大自己的影响力，甚至试图影响社会现实，影响执政党和政府的决策。比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左派”思潮，就突出强调社会公正等价值诉求，而剖析其实质可以发现。它更加强调的是阶级、利益集团的差别，更倾向于为个别社会群体做代言。显而易见，这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格格不入的。第三，就舆论阵地和传播路径而言，多样化、立体化、平民化的传播影响力明显加大。当前。各种传播媒介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也日益发达和普及，舆论传播已经成为每一个现代人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对各种价值观的产生、发展作用更加突出。与之相应，各种非主流价值观和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形式也更加的多样化、立体化、平民化，具体表现为借助书籍、报刊、电视、大学讲坛等传统渠道进行“多样化”传播，抢占舆论阵地；利用互联网、手机短信等新技术手段，使非主流价值观和反主流价值观传播进入集声音、文字、图像于一体的“立体化”层面，扩大传播渠道和范围；贴近平民百姓的生活，传播的内容和方式更加“平民化”，紧扣人们普遍关心的收入差距拉大、就业难、买房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阐述观点，其表达方式更通俗易懂，语言表达上更加趋向“煽情化”。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非主流价值观、反主流价值观的传播、扩散，必然会冲击主流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的模糊不清或受到削弱，社会成员就会无所适从，社会就会陷入失控状态，也就谈不上和谐首善之区的建设。北京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首都，意识形态上必然坚持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我国现存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对宗教、媒体、网络以及NGO组织的管理都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然而，当今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毕竟只有中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北京要建设中国特色的世界城市，提升其在全球政治文化上的影响力，就肯定会面临来自西方的意识形态的挑战，这就需要我们在信奉社会主义价值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建设世界城市所需要的国际发展环境——两者中寻求平衡。而要找到这个平衡点，就需要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加大中国特色政治文明的改革进程。
(二)文化冲突、文化包容与文化整合矛盾深刻持久
文化的根本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正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全球化带来了“民族和传统认同感的丧失，文化多样性的丧失，东西方文明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等世界性道德危机”。在全球推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西方倡导全球化的一个根本目标。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2000年5月24日，克林顿在美国众议院说，我们向中国出口的不仅仅是产品，还有我们真实的价值观。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弱势的中国，如何正确处理好外来文化、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美德的关系，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和价值体系，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个没有全球文化影响力的城市，不能称其为世界城市；不能以先进文化引领世界的城市，无疑是个名不副实的世界城市。北京要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必然要寻求文化上的影响力，展现自身的文化魅力。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成一统，近代以来虽因国衰而示弱于西式文化，但体系依然、活力依旧。北京固然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现有文化建设多有可称道之处，但要具备世界城市的文化影响力，并不容易，尚需努力。鉴于东西方在世界观、价值观、意识形态、文化理念方面的差异，北京弘扬中国文化，无疑要打破西方的文化霸权，冲决西方文化模式，不可避免地会彼此发生碰撞，甚至是剧烈碰撞，需要较长时期的磨合。其实这种碰撞和磨合现在就已开始。文化争夺，核心是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的争夺，根本上就是核心价值观的较量。城市主要功能就是化力为形、化权能为文化。这种文化权能通过制度文明、科技创新、观念先进、引领时尚藉以展开和实现。某种意义上说，北京成为世界城市，城市硬体和经济上面临的挑战相对比较直接，而文化上面临的争夺和竞争将更为深刻和持久。新的起点上，北京能否以谦和的姿态、包容的胸怀、理性的智慧学习吸收人类一切好的文化；能否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精华与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创造性转化并世界化；能否在城市运营和治理、环境保护、市民生活方面提供21世纪的城市生活样式；能否在营造创新氛围、孕育时尚观念、繁荣文化艺术方面体现21世纪的潮流；能否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规模、层次和国际化水平：能否以更具有亲和力、包容性、吸引力的城市形象走向世界中心。这些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当然，东西方文化观念的差异、利益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对立和互相挑剔更容易一些，相互学习和包容需要高远的境界、宽广的气度、利益的调适和高超的智慧。况且，这种包容和融合并不单取决于中国、取决于北京，而是一个互动和调适的过程。然而，文化归根结底就是价值观。掌握文化的主动权，积极、自觉地推进文化整合对于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意义极为重大。如何整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文明与和谐既具有深层的根基，又包含现代性?如何整合民族文化与国际文化，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能保持中国特色，又增加开放性和包容性?如何整合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以形成“合力”，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引领作用，在社会各层面产生“共振”效应，从而 进一步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内涵?这些都需要北京、更需要我们国家在制度和文化上不断探索和创新，进一步正确应对和发展。
(三)青年群体核心价值观建设面临的困惑依然明显
当代北京青年是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诞生和成长的一代新人，一方面，他们热爱祖国，勤奋学习，锐意进取，善于接受新事物，勇于开拓新领域，同前辈相比，他们具有许多显著的优点和鲜明的特色。另一方面，由于缺少艰苦的磨炼和严峻的考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党和人民的斗争历程、对中华民族的历史选择、对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还缺乏深刻的认识和透彻的理解。在观念大碰撞、文化大交融中。先进文化、有益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同时并存，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相互交织，各种思想文化既有吸纳又有排斥，既有融合又有斗争，既有渗透又有抵御，这种交流、交融、交锋每时每刻都在影响着这一代青年人。对这些现象背后凝结着观念形态的价值取向，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和警觉。
当前，北京青年群体核心价值观面临的冲击主要来自四个方面：(1)理想信仰出现危机。多元文化的不断冲突，使北京青年群体接触到多种多样的甚至相互矛盾的信仰选择。同时，面对与中国模式、中国经济奇迹相伴生的社会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隧道效应”放大和发展机会不均等社会现实问题，有些人在思想意识中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表现为在政治信仰上抵制不住西方价值观念的诱惑，猜疑甚至是否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特别是表现在对执政党的不信任上。(2)民族意识缺失和爱国主义观念弱化。跨国经济的发展，使作为某一经济单元组织中的个体责任与国家意识、疆域观念、民族情怀等爱国元素在内涵上发生了新变化，其中与经济相伴的多元文化形态使青年既容易吸收其积极的成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消极的影响，加之青年群体的辨别能力不强，导致了部分人抵制不了西方价值观的强烈诱惑，痴迷于西方的生活方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对民族和国家失去信心，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环境产生不满。(3)集体主义和团队合作意识缺失。受个人本位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实用主义等思想的影响，一些青年在价值取向上认为人都是自私的，以金钱作为人生的唯一奋斗目标，过分张扬个人的个性，淡化团队精神和集体主义。在处理与个人、社会之间关系时采用对人对己的双重标准，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对立的条件下，宁可牺牲集体利益也要实现个人利益。(4)缺乏社会主义荣辱观和高尚的审美情操。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一些青年没有正确的荣辱观念，面对有些事情不能够区分对错，也不知道哪些事情是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该做的；一些青年人审美意识化、随意化，追求媚俗时尚，忽视传统的艺术，审美方向低俗，审美品位低下。在对象方面，不断地疏远古典严肃的文学艺术，追逐浅薄庸俗的作品；在方式方面，他们喜欢更加直接的方式，倾向于从晦涩的诗歌走向直白的对话，从高雅的交响乐走向通俗歌曲：在感情方面，他们不再追求文雅古朴，而是追求露骨的男女性爱和金钱关系；在审美情趣、审美意识方面，表现为审美追求的直接化、感性化。
深入剖析北京青年群体价值取向消极层面，我们不难发现其之所以产生的四个共时性原因：(1)全球化条件下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社会转型已经刻不容缓，而青年群体的价值取向应该说是北京社会转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从国际环境来看，经济一体化、全球化及西方发达国家所实行的政治、经济渗透使西方价值观念以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在全球扩散。从国内环境来看，社会正在从保守型社会向开放型社会转变，从一般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社会多层次化和社会结构重组导致社会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渐产生了价值观和价值标准的多元化。面对国内外价值环境的巨变，北京青年群体的文化观念、思想观念，特别是价值观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价值手段、价值评价、价值目标、理想信念等方面出现空前的迷惘与困惑。(2)社会腐败现象的影响。如今腐败现象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毒瘤，不讲诚信、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假冒伪劣等现象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领域与角落。腐败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同时严重影响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更对青年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一些人在理想信念上产生动摇和困惑，把腐败现象看作是社会的全部，在价值观的方面也发生严重的扭转。(3)网络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影响。对当代北京青年群体来说，网络不仅改变了他们的认知和学习模式，同时也对他们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影响。网络文化的无约束，使西方的文化产品、价值观念触手可及，很多青年在主动与被动中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影响，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会淡化他们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此外，社会大众媒体为了提高受众率，吸引青年的注意力，往往对社会负面报导有余，正面宣传、社会正气彰显不足，这使得许多青年人对原有的价值观产生怀疑，陷入困惑。(4)青年自身人文素质薄弱。我国在过去应试教育体制下，片面地追求升学率，不重视传统文化中的民族精神、个人情操、人文精神的教育，使许多青年人没有构筑起自己完整的精神世界，产生了严重的精神失落和心理失衡，当面对外部的各种思潮冲击的时候，就失去了应有的判断，面对各种各样的信息失去方向。许多青年在当前对于社会价值与个体价值难以判断和选择，在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之间又难以取舍。由于没有一定的文化素质和底蕴也就更容易被新的价值观所影响，进而去追求新的价值观。
(四)“文化软实力”的整体性提升依然任重而道远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Nye)教授提出，他把软实力看作能够影响他国意愿和行为的无形精神力，包括文化的感染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威信与信誉力、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等。从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着眼，“文化软实力”不仅是北京吸引世界眼光最好的“名片”，更是北京发挥资源性优势，打造文化创意之都，拓展世界发展空间的“给力面”。从核心价值观建设着眼，先进文化是核心价值观传播与影响的“有效载体”，而核心价值观建设就是铸就先进文化的“内在灵魂”。从整体性角度来看，文化从根本上说就是价值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核心价值观就是辩证的统一体。因此，我们认为，北京的文化软实力整体性提升，其实质就是提高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水平，就是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首都市民的感染力、吸引力、凝聚力，推进我国核心价值观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传播力、渗透力和影响力。
伴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北京虽然在文化发展方面的优势明显，但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目标相比，其“文化软实”力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的矛盾凸显。文化是历史的沉淀。北京文化中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是老北京的古都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从紫禁城到胡同、四合院，从人们的价值观念到生活习惯，从方言俚语到生活方式，从日常礼仪到婚丧嫁娶，从民俗信仰到社交礼节，都带有鲜明的京味、京韵。京剧、相声、八角鼓，老舍的小说，中国结、景泰蓝，全聚德烤鸭、六必居酱园以及同仁堂药店等历史悠久的京城老字号，鲜活地向我们展现了“京韵”、“京味”十足的戏剧文化、娱乐文化、饮食文化等北京传统文化。但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多元文化的渗透，老北京的古都文化和民间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传统与现代的博弈。老北京城的街巷交通格局与残旧的市政基础设施，与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前景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不相适应之处，破旧的胡同民居与人们对现代化居住环境的需求之间产生了矛盾，人们强烈追求新型生活方式和娱乐方式的愿望亦使得老北京活态民俗和“京味儿”特色逐渐趋于边缘化，等等。这些都使得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要求之间的矛盾与碰撞显示出更为强劲的势头。如何使北京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洽地对接起来，是建设世界城市过程中不得不考虑的问题。(2)本土文化面临着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文化的全球化发展为北京城市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契机，有力地推动了北京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与此同时，北京文化也在经受着本土与外来文化的博弈。事实上，北京已经出现了一批反传统、受西方文化浸润的“黄皮白心”的“香蕉人”。(3)北京市文化“走出去”的能力有待加强。目前，北京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发展时期，面对城市化、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生产型、知识型服务业需求的有效扩大，对北京文化服务创新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国际来看，北京创造和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出口竞争力不强。文化贸易逆差严重。“目前虽然已涌现出一批全国知名的文化创意企业，但从数量、规模、经济效益等各方面来看，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存在很大的差距，缺乏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大型跨国企业集团，难以带动整个行业的发展和国际化整体水平的提高。”总体来看，北京文化的资源优势远未转化为产业优势。北京如何扬长避短，采取有效措施使北京市文化“走出去”，是关系到北京能否实现建设世界城市目标的严峻问题。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是与价值观在整个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前价值观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相联系的。经过60多年的建设发展，北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结构的面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伴随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首都市民在价值观念、价值评价、价值取向和价值选择上出现了不同的价值追求，社会价值观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对此，有学者以“多元并存、新旧交替”来概括。然而，从整个城市来说，要获得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占主导地位的、具有社会主流优势的价值观导向，来引领整个社会发展的方向，团结社会成员为实现共同理想而奋斗。构建首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针对这样的现实而做出的重大决策，其目的就是要在全社会普遍地培育、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系统，并以之为引导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共同思想基础和共有精神家园。
责任编辑：杨艳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