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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6日至6月15日，先后有46列专列从郑州火车站发出，给新疆送去了5万多名支边青年。新疆支边青年总数中四分之一来自河南。
支边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单干户”（单身），夫妻一起来的大约有十分之一，张金荣夫妇、胡建清夫妇和李庆堂夫妇便在其中。
早上接近十点时，农一师十四团宣传科的李江帆带着记者来到光明小区。小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楼下单元门前停放着很多农用三轮车，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农场的居民小区。
李江帆先后敲了三四家的门，要采访的人都不在。家里人告诉说到社区活动室“打拳”去了。按新疆时间，还不到八点，正是晨练的时间。
一栋外表破旧的二层小楼，上面整个一层都是社区活动室。记者进到活动室时，上半场的打拳活动已结束。趁老人们休息，记者约访了几个老人。
张金荣：老了，享福了！
已近80岁的张金荣，走路和说话带着河南人特有的一种爽脆劲。
张金荣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她笑着说，“这是钻石婚纪念日团里送的纪念品。”
1956年，19岁的张金荣进疆时，结婚刚刚一年。
“说出来不怕笑话，结婚时家里穷，啥也没有。”张金荣说，是丈夫贾世昌用合作社的马车把她接回家的。
195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标题，整版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胡耀邦号召青年垦荒的讲话，也被谱成《青年们，向荒地进军》的歌曲。
有资料显示，从1950年到195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耕地面积扩大了562万亩，但劳动力非常短缺。为保证兵团扩大生产建设，经农垦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研究，决定在全国几个主要人口大省—河南、四川、江苏、山东调集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援兵团的建设。
经内务部批准，河南省政府成立了移民委员会。1956年5月2日至7日，河南省召开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决定从信阳、许昌、开封、南阳、商丘5个专区28个县组织青壮年参加垦荒队，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军垦农场的生产。
支边去，成了那个年代最时尚、最潮的一种行为。“当时就是奔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去的，好日子谁不希望过？”张金荣和丈夫双双报了名。
他们过了端午就出发，路上走了近一个月，才到了新疆。
“到了后连个房子都看不见，当时就有人哭了。”张金荣回忆初到新疆的情景：“三天后发了工具，就是一把坎土曼，一根扁担，一副铁皮打成的像簸箕一样的工具，当筐子用。”
初到新疆，张金荣被分在农二师，在乌斯塔拉开荒。职工们住的都是地窝子，结婚了的可以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住，单身的按男女分班一起住。
“以前哪见过这种房子，平地上都找不到家门，晚上睡觉还经常掉土。”贾世昌向记者描述住在地窝子里的情景。
说起开荒，张金荣常提到的几个词是“打荒”、“挖方”、“抬方”。那时候开荒全靠人力，任务分到班，有定额。最常干的活是挖树，戈壁滩上到处是红柳、胡杨树。有劲的人一天能挖一棵，有经验后也就挖的快一些。
1958年元月，张金荣夫妻坐着卡车到了阿克苏，一到就参加了挖南干渠的工程，挖一节换一个地方，人都是睡在地里的。挖大渠时，男女分配的工程量没有区别，大家比赛着干，连去解手都是一路跑着去的。超额完成任务，奖品或是一条毛巾，或一件背心、一顶草帽。
当时正是“大跃进”、“放卫星”的时候，张金荣夫妻和他们的战友们天天加班到夜里十二点，两头不见太阳。
渠修好后，他们开始开荒。张金荣说：“戈壁上红柳树很多，密的连鸡都过不去，我独轮车推得好，为了多运点，我在独轮车两边支着红柳枝编的拦板，一车运一方土。”
1960年，荒开了，种了麦，但粮食还没有收获。一个人只有8斤粮食，包谷面占的比例大，食堂给大家一顿就准备一小块包谷面发糕。粮食最紧张的时候，食堂开始供应起了淀粉馍。
“这可不是普通的淀粉，是把红柳、骆驼刺这些能找的东西，捣碎、用水泡，掺上胡杨树碱熬，再把有毒的汁水滤掉，反复几次后，剩下的白色碎渣。”张金荣说，“没什么营养，有些人还因为吃这个消化不良，全身浮肿。”
为把这个东西骗进肚子里，食堂的炊事员想了多种办法，比如把“淀粉”包进一层薄薄的包谷面里，或者在淀粉馍里边加包谷芯子，加野菜。后来有了甜菜，就把甜菜加在里边，吃着有股甜丝丝的味道。
但令贾世昌印象最深的则是蚊子和蝎子。
“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的蚊子。”贾世昌回忆说。
走路时，蚊子往脸上撞;干活时，蚊子在头上嗡嗡叫，一停下来就叮在身上，打都打不过来，隔着衣服蚊子都能叮透;做饭时，蚊子密密麻麻围着锅，做饭的人须双手开工，一把扇子一把炒勺，一边扇蚊子一边做饭，饭里边经常可以吃到蚊子，大家把吃到蚊子叫“吃肉”。
新疆的黑蝎子毒性很大。一天晚上，贾世昌刚躺下，就感觉胳膊一阵钻心地疼，起身一看，一只黑蝎子在床上爬着。他给胳膊涂酒精，涂大蒜汁，一夜折腾都没消肿。从此，晚上睡觉前，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扫床。
1968年，贾世昌已当上了连长，他们连在3500亩土地上，打了50万公斤的粮食。“当时，那就是高产了，团里给记了功。”谈起那段经历，贾世昌满脸笑容。
“很多老人都有关节炎，那是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张金荣说。
春灌，冬灌，令张金荣印象深刻。一个班管的条田，有两三条渠，晚上巡渠就是保证不跑水。那时候的渠都是土渠，出现跑水是家常便饭。
“不出问题，还能随便倒在地上歪（睡）一会，如出现塌方、跑水，就算来例假也得下水堵口子。”已是女子班班长的张金荣，事事都要做表率。“56天产假休完，孩子就送进托儿所。下工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给孩子喂奶，都是一路跑着去的。” 2011年，张金荣、贾世昌搬进了新楼房。不仅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还用上了天然气，每天早上到社区练剑、打拳。
“老了老了，享福了，过去没想过会有今天的日子。”张金荣笑呵呵地说。
胡建清：我们是吃过大苦的一代
“进疆前，我是村上的民办老师，给扫盲班上课。”高小毕业的胡建清，正在学校讲课时，接到县里的通知，要他协助做支边的宣传工作，因为当时“识文断字、能搞宣传的人太少了”。
18岁，胡建清就入了党，是村上两个党员之一。他不光动员别人，还和妻子一起报名到了新疆。那一年，胡建清21岁。
最初，胡建清在沙井子。1958年开发塔里木时，农一师的人都为共青团农场（现在的十二团）捐钱。胡建清捐了60元，当时他一月的工资是40.85元。
胡建清不仅捐钱，还报名参加塔里木的开发。
刚到塔里木时，连路都没有，路是用干红柳枝垫出来的。一棵大的胡杨树，在上面插个红旗，就是连部了。
“天当被，地当床，梧桐树下当新房。”胡建清给记者解释说：“大家在连部周边找一棵胡杨树，往地下浅浅地挖一挖，上边用树枝、苇子棚一下，不到一米高，就是人住的窝。那时候连地窝子都来不及挖。”
他们在胡杨树下一住就是一年。“冬天，冷啊！一家人就一床被子。有时醒来，一看被子上不知什么时候积了一层雪。”胡建清回忆说。
开发塔里木就是“挖大渠，开大荒”的过程。
有了水才能种地，也才能生活。他们刚来时喝的是涝坝里的咸盐水，颜色黄黄的，喝了肚子不舒服。修渠成为当务之急。勘测队放线，50米一面小红旗。渠口宽5米，渠底宽3米的南干渠，全靠人工挖出来，工具就是坎土曼、扁担和框子。大年三十前一天，大家还在挖渠干活。有个人去解手，一个多小时没回来，连长怕出事去看，结果发现他趴在沙包上睡着了。
“过去就盼能放一天假，好好睡一觉。”胡建清说。
现在，胡建清他们当年挖的南干渠还在，但重新铺了水泥板，渠比原来窄了一多半。渠边上是一个新建尚未入住的社区。
“苦战六十天，白天晚上干，星星是月亮，月亮当太阳。”在连队当过指导员的胡建清接受采访时会不时引述那个时代特有的口号。
水引来后，就开始平地、挑沙包。大的沙包，一个班十几个人，要挑一个月。
胡建清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连里的一个班，晚上打荒，11月份已经很冷了，班长见大家很累，就说休息一下吧。一个班的人坐下来相互靠着，立刻睡着了。突然，一个人跳了起来，原来他铺在地上的大衣烧着了，背上还被撩了个大泡。“休息时，大家只是大致将烧荒后的灰扫了一下，想就着地的热乎劲赶紧睡，没想到却被烧醒了。”胡建清说。
地平出来后，开始压碱。压碱就是连续不断地给地里放水，水渗的时候会把地里的碱带走。没种过的地碱大，要压三五遍。浇水时也会出险情，不知哪儿会突然出现一个大洞，把平地的人冲进去，又从另一头冲出来，有人因此丢了性命。
“那地种出来真是漂亮！腐殖质有三四十厘米厚，地肥，压过碱，亩产有几百斤。”胡建清笑着说。
割麦时，完全是用一把镰刀人工割，“哪有机器？见都没见过。1961年之后，农场才有了拖拉机。”
一个人一天割麦的定量是八分到一亩，超额有奖品，无论是毛巾、草帽还是背心，得到的人都开心得不行。“那时候谁都不肯落后，就怕掉队。现在的人看我们，就觉得我们傻。”
种地没有化肥，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上工一担肥，下工一担草，晚上开会剥棉桃。”
“地多了后，就开始种棉花。摘棉花一直摘到冬天，手冻得到处是裂口，还渗血。那时候晚上经常要开会学习。开会时，班长就分棉桃给大家，边开会边干活，两不耽误。”胡建清说。
上世纪60年代初闹饥荒，人们都处于饥饿状态，地下掉个菜叶、菜皮，大家都捡起来吃掉。
“医院躺得满满的，都是得95号病—大家给因饥饿而得的浮肿病症起的名称。”胡建清对记者说：“你阿姨就得过。”
最饥饿的年代，胡建清被送到干校学习，妻子生老大还没满月。当妻子在家里吃“淀粉馍”时，学校还能保证给学生供应苜蓿面。学校有一片从别的团场划出来的苜蓿地，学生轮流去给食堂摘苜蓿。尽管苜蓿面里苜蓿多过面粉，但和“淀粉馍”比，“不知好到哪去了”。
后来有了吃的，有人一口气吃了十几个馒头，一喝水，结果给撑死了。
“我们是吃过大苦、受过大累，流过大汗，出过大力的一代。”胡建清说：“十四团现在留下的人不多了，大概有200人。”
李庆堂：老物件背后的故事
“6月13日才搬上楼住。”李庆堂住的这栋楼，是十四团的公租房，每月只要交房租就可以了。
李庆堂原来住在离这个小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院，房子是住了三十一年的土坯房。“我生活上不讲究，也不喜欢折腾。”李庆堂说。
“房在地下三尺深，冬暖夏凉有点潮，下面顶着四根棍，上面铺着笈笈草。”这首打油诗，描述的就是老兵团人都住过的“地窝子”。
“晚上睡觉，有时会感觉有凉呼呼的东西爬到了身上，用手一拨拉，才发现是蛇，好多女同志都被吓哭了。最后，就在铺下面铺带刺的芨芨草，蛇就上不来了。”李庆堂给记者讲了一段住地窝子的惊险故事。
告别地窝子之后，他们开始住土块（坯）房，都是在业余时间盖的。先打土块，备料，然后找几个会砌墙的，就把房盖了。这儿下雨少，屋顶不铺瓦，只铺草。
上世纪80年代，当地出现了砖房，近些年又有了楼房。按李庆堂的说法，他是“越过砖房，一步到了楼房阶段”。
“搬上楼，地方变小了，好多留存的老物件都丢弃了，留着的堆在地下室，天热，还没整理。”记者想看看李庆堂保留的老物件时，他这样说。 李庆堂是河南驻马店人。1956年，19岁高小毕业的他，和妻子一起报名支边。
“支边的绝大多数是单干户，结婚的不到十分之一，极个别的有孩子。”李庆堂回忆道。
李庆堂7月底到达新疆，来到乌斯塔拉南50公里的一个地方（现和硕一带）开荒，工作是挖红柳灌木，定额是一天一人10米以上，量树的胸径，灌木是数棵数。
但因为水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开荒工作就停止了。1957年3月，李庆堂被调到乌市搞建筑。一年后开发塔里木，又到了十四团。
“开发塔里木大荒原时，就给我发了两件劳动工具，一把斧头、一把坎土曼，还是没有把的，要自己找直溜点的红柳做把子。”李庆堂陷入沉思：“塔河两岸十来个农场，都是那时候建起来的。”
李庆堂保留了很多当年用过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品，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征集展品时，他捐了二十来件，多是坎土曼、筐子、独轮车、打土块用的木模子等生产工具。
搬上楼后，李庆堂住了三十多年的小院被拆了。小院没拆之前，堆满了李庆堂参加塔里木建设用过的老物件，包括创业初期使用的老马灯，不同时期用过的镰刀。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还保存有开发塔里木时的马车辕杆。这个辕杆是用整棵胡杨木做成的，一匹马驾辕，三匹马在前面拉，叫四套马车，最高载重可达一吨。那时，马车是团场运输的主要工具。
院子里还有六棵与房子同龄的胡杨树与新疆杨嫁接的树。“当时十四团是一个‘三到头’的团场，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为防风沙种树，就需要生长快的树种，团场就搞了几十亩的嫁接苗种。”
新疆杨长得快，但二十年后就不行了。胡杨是本土生长的树种，耐旱、耐碱、耐瘠薄，但长得慢。嫁接后的杨树，不仅长得快，活上五十年都不成问题。
“现在能给你看的就只有三件东西了。”李庆堂将记者引进卧室，他从一个书柜顶上取下一个军绿色的木箱子。木箱子正面一颗红五星下面有几个字：发给连队俱乐部;底部印着“注意保管，学会使用，爱护器材，人人有责”。
这箱子估计以前是装放映机的。那时候部队撤并较常见，箱子没人要了，李庆堂就捡回家，当箱子用。
“这是我用尿素袋缝的。”李庆堂从箱子里拿出的是一顶蚊帐。当时，蚊帐没有大量供应，想买也买不到。农场从日本进口尿素，一袋40公斤，用完后单位回收，再5毛钱一个卖给职工。那时候一个人定量供应的布票，做衣服根本不够用。职工们把尿素袋买回去，染了后做衣服。李庆堂用七个尿素袋做了这顶蚊帐，用了十几年。
“虽然透气性差，但比让蚊子咬好多了。”李庆堂说。直到2000年，团场为扩大规模，还一直开荒。开荒时吃住都在地里，这顶蚊帐能让他睡个安稳觉。
李庆堂又从箱子里拿出一双袜子。刚开始流行尼龙袜子，李庆堂买了一双。烂了就补，现在这双袜子除了脚背能看出原来的颜色外，袜底都是杂色。“补过的袜子不止这一双，留的就这一双。”
那个年代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李庆堂有一条裤子，哪儿烂就补一块，最后重1公斤，冬天不用穿棉裤了。
李庆堂的老伴几年前去世了。四个孩子都在十四团工作。
在客厅窗边的一角，记者发现有一束绢花。“这是今年颁发的‘十四团好人奖’。”说起这个，李庆堂脸上现出一些羞涩的神情。应记者要求，他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近两年获得的奖状，最高的级别是2014年新疆兵团发给他的“兵团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铜制的奖牌上有他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的还是儿子淘汰下来的军便装。
“我就是生活仔细了点儿，一些老东西没有失散，今天回头看这些东西，能想起不少的故事。”李庆堂笑着说。
退休后这十八年，李庆堂一直坚持在军垦文化传统教育的一线，给在校大学生、给团场职工子女讲述塔里木建设史上的各种故事。
“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退休闲下来不由自主总是回想。不了解过去，就走不好当下，更谈不上走好未来。”李庆堂坚信，“人总归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没有精神就什么也干不成。”
支边的年轻人，大部分是“单干户”（单身），夫妻一起来的大约有十分之一，张金荣夫妇、胡建清夫妇和李庆堂夫妇便在其中。
早上接近十点时，农一师十四团宣传科的李江帆带着记者来到光明小区。小区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楼下单元门前停放着很多农用三轮车，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农场的居民小区。
李江帆先后敲了三四家的门，要采访的人都不在。家里人告诉说到社区活动室“打拳”去了。按新疆时间，还不到八点，正是晨练的时间。
一栋外表破旧的二层小楼，上面整个一层都是社区活动室。记者进到活动室时，上半场的打拳活动已结束。趁老人们休息，记者约访了几个老人。
张金荣：老了，享福了！
已近80岁的张金荣，走路和说话带着河南人特有的一种爽脆劲。
张金荣脖子上戴着一串珍珠项链，她笑着说，“这是钻石婚纪念日团里送的纪念品。”
1956年，19岁的张金荣进疆时，结婚刚刚一年。
“说出来不怕笑话，结婚时家里穷，啥也没有。”张金荣说，是丈夫贾世昌用合作社的马车把她接回家的。
1956年1月24日，《中国青年报》头版以《青年们，开垦荒地去，在那里成家立业吧！》为标题，整版报道了各地青年垦荒队的活动。胡耀邦号召青年垦荒的讲话，也被谱成《青年们，向荒地进军》的歌曲。
有资料显示，从1950年到1955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耕地面积扩大了562万亩，但劳动力非常短缺。为保证兵团扩大生产建设，经农垦部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研究，决定在全国几个主要人口大省—河南、四川、江苏、山东调集青壮年劳动力来支援兵团的建设。
经内务部批准，河南省政府成立了移民委员会。1956年5月2日至7日，河南省召开第二次移民工作会议，决定从信阳、许昌、开封、南阳、商丘5个专区28个县组织青壮年参加垦荒队，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营军垦农场的生产。
支边去，成了那个年代最时尚、最潮的一种行为。“当时就是奔着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去的，好日子谁不希望过？”张金荣和丈夫双双报了名。
他们过了端午就出发，路上走了近一个月，才到了新疆。
“到了后连个房子都看不见，当时就有人哭了。”张金荣回忆初到新疆的情景：“三天后发了工具，就是一把坎土曼，一根扁担，一副铁皮打成的像簸箕一样的工具，当筐子用。”
初到新疆，张金荣被分在农二师，在乌斯塔拉开荒。职工们住的都是地窝子，结婚了的可以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住，单身的按男女分班一起住。
“以前哪见过这种房子，平地上都找不到家门，晚上睡觉还经常掉土。”贾世昌向记者描述住在地窝子里的情景。
说起开荒，张金荣常提到的几个词是“打荒”、“挖方”、“抬方”。那时候开荒全靠人力，任务分到班，有定额。最常干的活是挖树，戈壁滩上到处是红柳、胡杨树。有劲的人一天能挖一棵，有经验后也就挖的快一些。
1958年元月，张金荣夫妻坐着卡车到了阿克苏，一到就参加了挖南干渠的工程，挖一节换一个地方，人都是睡在地里的。挖大渠时，男女分配的工程量没有区别，大家比赛着干，连去解手都是一路跑着去的。超额完成任务，奖品或是一条毛巾，或一件背心、一顶草帽。
当时正是“大跃进”、“放卫星”的时候，张金荣夫妻和他们的战友们天天加班到夜里十二点，两头不见太阳。
渠修好后，他们开始开荒。张金荣说：“戈壁上红柳树很多，密的连鸡都过不去，我独轮车推得好，为了多运点，我在独轮车两边支着红柳枝编的拦板，一车运一方土。”
1960年，荒开了，种了麦，但粮食还没有收获。一个人只有8斤粮食，包谷面占的比例大，食堂给大家一顿就准备一小块包谷面发糕。粮食最紧张的时候，食堂开始供应起了淀粉馍。
“这可不是普通的淀粉，是把红柳、骆驼刺这些能找的东西，捣碎、用水泡，掺上胡杨树碱熬，再把有毒的汁水滤掉，反复几次后，剩下的白色碎渣。”张金荣说，“没什么营养，有些人还因为吃这个消化不良，全身浮肿。”
为把这个东西骗进肚子里，食堂的炊事员想了多种办法，比如把“淀粉”包进一层薄薄的包谷面里，或者在淀粉馍里边加包谷芯子，加野菜。后来有了甜菜，就把甜菜加在里边，吃着有股甜丝丝的味道。
但令贾世昌印象最深的则是蚊子和蝎子。
“从小到大没见过这么多的蚊子。”贾世昌回忆说。
走路时，蚊子往脸上撞;干活时，蚊子在头上嗡嗡叫，一停下来就叮在身上，打都打不过来，隔着衣服蚊子都能叮透;做饭时，蚊子密密麻麻围着锅，做饭的人须双手开工，一把扇子一把炒勺，一边扇蚊子一边做饭，饭里边经常可以吃到蚊子，大家把吃到蚊子叫“吃肉”。
新疆的黑蝎子毒性很大。一天晚上，贾世昌刚躺下，就感觉胳膊一阵钻心地疼，起身一看，一只黑蝎子在床上爬着。他给胳膊涂酒精，涂大蒜汁，一夜折腾都没消肿。从此，晚上睡觉前，他必须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扫床。
1968年，贾世昌已当上了连长，他们连在3500亩土地上，打了50万公斤的粮食。“当时，那就是高产了，团里给记了功。”谈起那段经历，贾世昌满脸笑容。
“很多老人都有关节炎，那是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张金荣说。
春灌，冬灌，令张金荣印象深刻。一个班管的条田，有两三条渠，晚上巡渠就是保证不跑水。那时候的渠都是土渠，出现跑水是家常便饭。
“不出问题，还能随便倒在地上歪（睡）一会，如出现塌方、跑水，就算来例假也得下水堵口子。”已是女子班班长的张金荣，事事都要做表率。“56天产假休完，孩子就送进托儿所。下工可以提前半个小时，给孩子喂奶，都是一路跑着去的。” 2011年，张金荣、贾世昌搬进了新楼房。不仅过上了“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生活，还用上了天然气，每天早上到社区练剑、打拳。
“老了老了，享福了，过去没想过会有今天的日子。”张金荣笑呵呵地说。
胡建清：我们是吃过大苦的一代
“进疆前，我是村上的民办老师，给扫盲班上课。”高小毕业的胡建清，正在学校讲课时，接到县里的通知，要他协助做支边的宣传工作，因为当时“识文断字、能搞宣传的人太少了”。
18岁，胡建清就入了党，是村上两个党员之一。他不光动员别人，还和妻子一起报名到了新疆。那一年，胡建清21岁。
最初，胡建清在沙井子。1958年开发塔里木时，农一师的人都为共青团农场（现在的十二团）捐钱。胡建清捐了60元，当时他一月的工资是40.85元。
胡建清不仅捐钱，还报名参加塔里木的开发。
刚到塔里木时，连路都没有，路是用干红柳枝垫出来的。一棵大的胡杨树，在上面插个红旗，就是连部了。
“天当被，地当床，梧桐树下当新房。”胡建清给记者解释说：“大家在连部周边找一棵胡杨树，往地下浅浅地挖一挖，上边用树枝、苇子棚一下，不到一米高，就是人住的窝。那时候连地窝子都来不及挖。”
他们在胡杨树下一住就是一年。“冬天，冷啊！一家人就一床被子。有时醒来，一看被子上不知什么时候积了一层雪。”胡建清回忆说。
开发塔里木就是“挖大渠，开大荒”的过程。
有了水才能种地，也才能生活。他们刚来时喝的是涝坝里的咸盐水，颜色黄黄的，喝了肚子不舒服。修渠成为当务之急。勘测队放线，50米一面小红旗。渠口宽5米，渠底宽3米的南干渠，全靠人工挖出来，工具就是坎土曼、扁担和框子。大年三十前一天，大家还在挖渠干活。有个人去解手，一个多小时没回来，连长怕出事去看，结果发现他趴在沙包上睡着了。
“过去就盼能放一天假，好好睡一觉。”胡建清说。
现在，胡建清他们当年挖的南干渠还在，但重新铺了水泥板，渠比原来窄了一多半。渠边上是一个新建尚未入住的社区。
“苦战六十天，白天晚上干，星星是月亮，月亮当太阳。”在连队当过指导员的胡建清接受采访时会不时引述那个时代特有的口号。
水引来后，就开始平地、挑沙包。大的沙包，一个班十几个人，要挑一个月。
胡建清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他们连里的一个班，晚上打荒，11月份已经很冷了，班长见大家很累，就说休息一下吧。一个班的人坐下来相互靠着，立刻睡着了。突然，一个人跳了起来，原来他铺在地上的大衣烧着了，背上还被撩了个大泡。“休息时，大家只是大致将烧荒后的灰扫了一下，想就着地的热乎劲赶紧睡，没想到却被烧醒了。”胡建清说。
地平出来后，开始压碱。压碱就是连续不断地给地里放水，水渗的时候会把地里的碱带走。没种过的地碱大，要压三五遍。浇水时也会出险情，不知哪儿会突然出现一个大洞，把平地的人冲进去，又从另一头冲出来，有人因此丢了性命。
“那地种出来真是漂亮！腐殖质有三四十厘米厚，地肥，压过碱，亩产有几百斤。”胡建清笑着说。
割麦时，完全是用一把镰刀人工割，“哪有机器？见都没见过。1961年之后，农场才有了拖拉机。”
一个人一天割麦的定量是八分到一亩，超额有奖品，无论是毛巾、草帽还是背心，得到的人都开心得不行。“那时候谁都不肯落后，就怕掉队。现在的人看我们，就觉得我们傻。”
种地没有化肥，于是大家想了个办法：“上工一担肥，下工一担草，晚上开会剥棉桃。”
“地多了后，就开始种棉花。摘棉花一直摘到冬天，手冻得到处是裂口，还渗血。那时候晚上经常要开会学习。开会时，班长就分棉桃给大家，边开会边干活，两不耽误。”胡建清说。
上世纪60年代初闹饥荒，人们都处于饥饿状态，地下掉个菜叶、菜皮，大家都捡起来吃掉。
“医院躺得满满的，都是得95号病—大家给因饥饿而得的浮肿病症起的名称。”胡建清对记者说：“你阿姨就得过。”
最饥饿的年代，胡建清被送到干校学习，妻子生老大还没满月。当妻子在家里吃“淀粉馍”时，学校还能保证给学生供应苜蓿面。学校有一片从别的团场划出来的苜蓿地，学生轮流去给食堂摘苜蓿。尽管苜蓿面里苜蓿多过面粉，但和“淀粉馍”比，“不知好到哪去了”。
后来有了吃的，有人一口气吃了十几个馒头，一喝水，结果给撑死了。
“我们是吃过大苦、受过大累，流过大汗，出过大力的一代。”胡建清说：“十四团现在留下的人不多了，大概有200人。”
李庆堂：老物件背后的故事
“6月13日才搬上楼住。”李庆堂住的这栋楼，是十四团的公租房，每月只要交房租就可以了。
李庆堂原来住在离这个小区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小院，房子是住了三十一年的土坯房。“我生活上不讲究，也不喜欢折腾。”李庆堂说。
“房在地下三尺深，冬暖夏凉有点潮，下面顶着四根棍，上面铺着笈笈草。”这首打油诗，描述的就是老兵团人都住过的“地窝子”。
“晚上睡觉，有时会感觉有凉呼呼的东西爬到了身上，用手一拨拉，才发现是蛇，好多女同志都被吓哭了。最后，就在铺下面铺带刺的芨芨草，蛇就上不来了。”李庆堂给记者讲了一段住地窝子的惊险故事。
告别地窝子之后，他们开始住土块（坯）房，都是在业余时间盖的。先打土块，备料，然后找几个会砌墙的，就把房盖了。这儿下雨少，屋顶不铺瓦，只铺草。
上世纪80年代，当地出现了砖房，近些年又有了楼房。按李庆堂的说法，他是“越过砖房，一步到了楼房阶段”。
“搬上楼，地方变小了，好多留存的老物件都丢弃了，留着的堆在地下室，天热，还没整理。”记者想看看李庆堂保留的老物件时，他这样说。 李庆堂是河南驻马店人。1956年，19岁高小毕业的他，和妻子一起报名支边。
“支边的绝大多数是单干户，结婚的不到十分之一，极个别的有孩子。”李庆堂回忆道。
李庆堂7月底到达新疆，来到乌斯塔拉南50公里的一个地方（现和硕一带）开荒，工作是挖红柳灌木，定额是一天一人10米以上，量树的胸径，灌木是数棵数。
但因为水的问题始终解决不了，开荒工作就停止了。1957年3月，李庆堂被调到乌市搞建筑。一年后开发塔里木，又到了十四团。
“开发塔里木大荒原时，就给我发了两件劳动工具，一把斧头、一把坎土曼，还是没有把的，要自己找直溜点的红柳做把子。”李庆堂陷入沉思：“塔河两岸十来个农场，都是那时候建起来的。”
李庆堂保留了很多当年用过的生产用具、生活用品，三五九旅屯垦纪念馆征集展品时，他捐了二十来件，多是坎土曼、筐子、独轮车、打土块用的木模子等生产工具。
搬上楼后，李庆堂住了三十多年的小院被拆了。小院没拆之前，堆满了李庆堂参加塔里木建设用过的老物件，包括创业初期使用的老马灯，不同时期用过的镰刀。最令人惊奇的是，他还保存有开发塔里木时的马车辕杆。这个辕杆是用整棵胡杨木做成的，一匹马驾辕，三匹马在前面拉，叫四套马车，最高载重可达一吨。那时，马车是团场运输的主要工具。
院子里还有六棵与房子同龄的胡杨树与新疆杨嫁接的树。“当时十四团是一个‘三到头’的团场，水到头、路到头、电到头，为防风沙种树，就需要生长快的树种，团场就搞了几十亩的嫁接苗种。”
新疆杨长得快，但二十年后就不行了。胡杨是本土生长的树种，耐旱、耐碱、耐瘠薄，但长得慢。嫁接后的杨树，不仅长得快，活上五十年都不成问题。
“现在能给你看的就只有三件东西了。”李庆堂将记者引进卧室，他从一个书柜顶上取下一个军绿色的木箱子。木箱子正面一颗红五星下面有几个字：发给连队俱乐部;底部印着“注意保管，学会使用，爱护器材，人人有责”。
这箱子估计以前是装放映机的。那时候部队撤并较常见，箱子没人要了，李庆堂就捡回家，当箱子用。
“这是我用尿素袋缝的。”李庆堂从箱子里拿出的是一顶蚊帐。当时，蚊帐没有大量供应，想买也买不到。农场从日本进口尿素，一袋40公斤，用完后单位回收，再5毛钱一个卖给职工。那时候一个人定量供应的布票，做衣服根本不够用。职工们把尿素袋买回去，染了后做衣服。李庆堂用七个尿素袋做了这顶蚊帐，用了十几年。
“虽然透气性差，但比让蚊子咬好多了。”李庆堂说。直到2000年，团场为扩大规模，还一直开荒。开荒时吃住都在地里，这顶蚊帐能让他睡个安稳觉。
李庆堂又从箱子里拿出一双袜子。刚开始流行尼龙袜子，李庆堂买了一双。烂了就补，现在这双袜子除了脚背能看出原来的颜色外，袜底都是杂色。“补过的袜子不止这一双，留的就这一双。”
那个年代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李庆堂有一条裤子，哪儿烂就补一块，最后重1公斤，冬天不用穿棉裤了。
李庆堂的老伴几年前去世了。四个孩子都在十四团工作。
在客厅窗边的一角，记者发现有一束绢花。“这是今年颁发的‘十四团好人奖’。”说起这个，李庆堂脸上现出一些羞涩的神情。应记者要求，他从一个小盒子里拿出近两年获得的奖状，最高的级别是2014年新疆兵团发给他的“兵团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铜制的奖牌上有他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穿的还是儿子淘汰下来的军便装。
“我就是生活仔细了点儿，一些老东西没有失散，今天回头看这些东西，能想起不少的故事。”李庆堂笑着说。
退休后这十八年，李庆堂一直坚持在军垦文化传统教育的一线，给在校大学生、给团场职工子女讲述塔里木建设史上的各种故事。
“都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退休闲下来不由自主总是回想。不了解过去，就走不好当下，更谈不上走好未来。”李庆堂坚信，“人总归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没有精神就什么也干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