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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黑了，在田间劳作的母亲还没有回来。
穿過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田埂，我去找她。田地离家并不远，站在屋后的树下大声吆喝，母亲肯定能听到。但是，我想去找找她，想去田地里看看。
去田地里找母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占了大多数。每次放学回到家，看到紧闭的堂屋门，我就知道应该去田里找母亲。若干个黄昏，抑或天色已黑，我一个人顺着屋后蜿蜒的田间小道，一直向尽头走过去，甚或不用走到尽头，在我一声声的呼唤中，母亲爽朗的声音很快就与我呼应起来：我在这里，你不要过来，我收拾收拾就回家。
田地的所有权并不属于我家。因为父亲落实知青政策，母亲和我们都转成了城镇户口。有了城镇户口的身份，自然而然，原本享有的责任田、口粮田这些，都与城里人无关。但是一家老小四口人，全凭借定量供应的食品，肯定是吃不饱的。刚好，二叔有一块一亩三分的责任田，在分配时被割裂开来，撂荒了一段时间。母亲想想，去找二叔商量：田给我种，该交的费用我来交，要不，荒在那里看着心疼。
一亩三分地能种什么呢？种菜不合算，种粮的话，机械根本就施展不开，连翻地都要人工，耗时费力的。更重要的原因，憨厚的二叔舍不得长身体的两个侄子饱一顿饥一顿的，想也没想，手一挥：大嫂要，拿去种吧，荒也荒着。
二婶在背后笑得灿烂如花：大嫂，你还能忙田啊？算了算了，你要种什么，我和孩子爸爸给你种着，你没事时锄锄草，等着收割就是，打药水啥的，你知会一声，我们来。
母亲说：咋能？把地借给我种就万分感激了，你家也有两个孩子，还有七八亩地要收拾，不能增加你们的负担，不懂的我就问你们。
地有了，种什么呢？
土生万物。母亲内心自有考量。
自打那以后，白天要上班的母亲，常常起早贪黑地在那块地里拾掇着。
严格意义上来说，母亲不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母亲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哥哥姐姐五个，加之我的外公外婆分别在母亲七岁、十五岁时去世，在外工作的舅舅们就一直将她带在身边上学、生活。母亲说过，那时候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城里人，“至少不要干农活啊！”母亲现在说起来还是满脸的光彩。
梦想归梦想，生活还是要继续苟且的。
尤其是有了哥哥和我之后，母亲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全家人填饱肚子。母性，让很多中国妇女都放弃了自己少女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到哺育孩子这件事上。
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把她的全部休息时间都用来打理那一亩三分地。母亲原本有一门很好的手艺——缝纫，曾经方圆几里地的人都来找她定制衣服。现在，她把缝纫的手艺充分发挥到了种田上。小小的田地，被母亲裁成了好几个小方块，按照时令分别有菜地、玉米地、麦地、瓜果地，就连高处也种上了桃树、梨树。春天，各种果树的花儿五颜六色，像调色盘般一格一格的，占据了整个田头。树底下，是蜿蜒的各种瓜果的藤蔓，肆意地到处乱窜，甚至攀上了一米多的玉米秆上。夏天，累累的瓜果东一撮、西一摞的，如果不小心踩下去，随便就能踩碎一两个拳头大小的瓜果。这个时候母亲是严厉的，从来不准我们靠近那块田头。就连邻居家的小猫小狗也被密密的栅栏挡在了外面。一亩三分地，悄然间就成了母亲的命根子。
有一次，邻居家的几只鹅钻开了栅栏进入了田头，对着刚刚露头的瓜蕾一顿猛啄。下班回来的母亲看到这一幕，“嗷”的一声冲了过去，抡起随手拿起的锄头，打得几只大鹅扑棱棱地在田地里乱飞乱舞，嘎嘎直叫。那神情，我印象中只有当我和哥哥受到别人欺负时，她才会迸发出护犊的九牛二虎之力。
邻居家听到动静冲了出来，看到鹅毛飘零，心疼地说：“别打了，那几只鹅可是我全部的家当啊！”
母亲仿佛没有听见一般，黑着脸一声不吭，但手上依然没有停下来，追着最后一只在田里逃命的大鹅。急得邻居冲上前去夺下了她手中的锄头：“求求你别追了！”
母亲这才停了下来，虎着个脸：“畜生不懂事，你咋也恁的不懂事？”
说得邻居面红耳赤的：“我现在就回去关起来，我现在就回去关起来！”
看得一旁的父亲龇牙咧嘴地愣神。
自从母亲精心料理这一亩三分地后，我的印象里就再也没有吃不饱过。
一亩三分地不仅是母亲的，也是父亲的。
父亲是个地道的城里人，至少十八岁之前是。
十八岁之后，年轻气盛的父亲加入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到广阔的农村天地大展手脚。十八岁青年的眼中，城里人和农村人是没有区别的，一样是有力气的，一样是一穷二白，甚至城里来的人要想在农村真正立足，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更多的还要仰仗农村的人。
不知道父亲在那样的青春岁月里到底经历了什么，但从父亲后来的履历来看，至少那五六年的时间里，父亲干得风生水起的。先是担任了知青点的负责人，再后来做了大队部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担任过村集体砖窑厂的厂长，在落实知青政策的时候，就地安置在集镇的商业系统做了总账会计。
上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商业系统，可谓挤破头也进不去的“金饭碗”行业，但父亲不仅进去了，还直接担任了中层干部。可见他在上山下乡的那些年，在远离了自己熟悉的故土、背井离乡重新安营扎寨的那些岁月里，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有了落实政策的好待遇。
现在，年迈的父亲常常唠叨：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做事情要一步一个脚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父亲是个极讲原则的人。在哥哥和我参加工作以后，他常常告诫我们：“权力与责任对等，不要放纵自己的权力。”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我就读的小学某个老师老婆生养，需要计划外批一点煤油，晚上好用煤油炉热东西给产妇吃，就跟我说让我回来找一下父亲，写个批条就行。我先跟母亲说了一下，由母亲转达给父亲。没承想，父亲一口就拒绝了：“一般城镇家庭一个人一个月就供应半斤的煤油，我批了条子给他，不就挤占了别人的计划？不行，坚决不行！” 母亲跟父亲急了：“孩子还在老师手里上学，怎么就不行？再说了，你能帮农村的家庭批条子供应煤油，怎么就不能帮孩子的老师批个条子？”
“农村家庭人家找到我，那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会找我的，也是确实困难我才会批给他们，这个老师有什么困难？”父亲慢条斯理地反问母亲。
母亲气得泪眼婆娑：“你也不为孩子想想，人家老师能有什么事情找到你？”
父亲依旧是不慌不忙的：“批条子是不可能的。那这样吧，把我家这个月的煤油供应计划给老师吧！”
后来，我家有一个月的晚上，早早地就熄了煤油灯，改用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找回来的一些蜡烛头，常常熏得鼻孔黑乎乎的，用手一抠全是黑灰。
因为父亲执拗的脾气，我很羡慕跟父亲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家的孩子们，计划经济年代不仅在吃的方面无忧无虑，衣服穿着上也比哥哥和我洋气许多。这时候，父亲总是说：“比吃穿干什么？任何钱要用得心安理得的。再说，你们哥俩把成绩弄上去，比什么都强。”
果不其然，若干年后，父親单位的一些人因为犯事而一落千丈，曾经在我眼里光鲜万千的某个同龄孩子，至今依然没有固定的职业，辗转于各地打工谋生。而哥哥和我先后读了大学，分配了工作。
嘴上说不比吃穿，可是一家四口人，四张嘴巴一日三餐，还是为难了父亲。
造化有时候很会捉弄人，父亲就属于被命运捉弄的那个。
在母亲拾掇那一亩三分地的时候，父亲也成了田头的守护者，不仅配合母亲拾掇那一亩三分地，还将家前屋后的七分自留地耕种得有声有色的。
有了二亩田作为生活的底气，再加上父亲母亲每个月微薄的薪水，家中捉襟见肘的日子渐渐远去。
说实话，父亲劳动的姿态笨拙而滑稽。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更不喜欢串门聊天。所以，周末的时光，父亲的闲暇就是在田里。
因为地方不大，机械根本施展不开来，薅草、翻地、播种、收割，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在城里长大的父亲什么时候干过这些农活儿啊，可是看到母亲成天忙碌不停的身影，再加上哥哥和我干瘪的肚皮，手指纤长而细嫩的父亲拿着钉耙锄头自顾自地走进了田里。
惹得在不远处忙碌着的二叔二婶愣住了：大哥这是要干啥？等看到父亲煞有介事地在田里忙活开来后，又忍不住笑了，笑了之后又变得沉默起来。
父亲是财务会计的一把好手。出纳、总账的工作得心应手，即使是做了部门经理后，很多时候商店月底要盘点清算，这个时候父亲总是亲力亲为。我曾经亲眼目睹过那些毫无生机的算盘珠子，在父亲的两三个指头间变得灵动而有趣，噼里啪啦拨动算盘珠子的声音，不亚于一场天籁之音。
不过，这拨弄算盘珠子习惯了的手，抡起钉耙锄头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苍穹之下，远处的田野里白鹭点点。父亲就在一亩三分地的责任田和七分地的自留地里劳作。一锄头下去，不是锄深了，就是草根还留在土里，甚至将母亲原本已经打理干净的墒沟，也填得满满的。钉耙更是不听话了，因为没有能够掌握平衡，父亲的身影常常七倒八歪的，用力过猛导致一屁股坐在地上。母亲就看着父亲笨拙的样子发笑。
这个时候，父亲就显得格外的笨拙了，“你看看你，不就摔个跟头吗？笑成了啥样？”
包括到现在，父亲偶尔帮母亲收拾门前的几分自留地，抡起钉耙还是七倒八歪的，全然没有农民的那种“老把式”。不过，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下岗后，父亲的这种不洋不土的种田方式，倒也解决了家中的一大半困难，也让我和哥哥的高中、大学的生活得以维持并至结束。
“你爸根本就不是个种田的料。”母亲边笑着边说。笑着，笑着，就笑出泪来。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之所以笑出了泪，是对生活的无奈。
上大学以后，我常常想，如果可以选择，我想回到乡下去种田。事实上，是不容我选择的。哥哥和我先后从村子里考上大学，而母亲那么严厉地教导我们哥俩读书，绝对不是指望我回去帮她收拾这一亩三分地。
但是，那一亩三分地上旺盛的生命，一直绽放在我的心底。
田地是什么时候又还回给二叔的，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了。但是，被时光沤熟的土地，到了二叔二婶的手里，延续着它特有的茂密。
种粮挣不到钱了！二叔每次见到我，都会低声地祷告着，把对土地的爱恨都交织在这句话中。
其实，二叔也早就不再种粮了。土地不会懒，懒的是人。
即使不种粮，二叔的田里一样也是风生水起：大豆、花生、马铃薯、韭菜、菜薹等特经作物在低处的田头铺开来，一年四季都有收获。而高处，则是紫薇、女贞、红枫、香樟、红叶李等风景苗木，不仅绿意盎然，也花团锦簇。凡是能栽种的土地，哪怕是沟滩、田埂，二叔二婶都舍不得浪费，见缝插针地种上了绿植。
家乡的“全国苗木之乡”并非浪得虚名。勤劳的家乡人将所有能利用的土地，都培育了各种苗木，有速生苗，有常绿树，有景观株，一垄垄的，一畦畦的，像一条条横亘在家乡的绿色长龙，更是家乡人民勤劳致富的绿色银行，每天来来往往穿梭在家乡的苗木经纪人、拖运苗木的车辆川流不息。
二叔因为田地多，栽种的树修剪后，树形好看，价格公道，成了众多苗木经纪人追捧的对象。这从我每次回乡二叔拿出来给我的烟上就能看出来：从最初的两元钱一包的“飞马”香烟，到后来的五元一包的“茶花”香烟，再到十二元钱一包的“红塔山”，再后来有相当长的时间，二叔掏出来的都是二十元一包的黄“南京”，大部分时候还能有已经撕开口的大半包“中华”
这个时候，二婶就会说：“把嘴巴都吃刁了啊！”
二婶嗔怪的笑容里，漾满了幸福。
很多时候，二叔就叼着香烟，背着手，在田间地头踱着步，不时地看看田地里树的长势。那些树，一棵棵的，等待着他的检阅。
田里的任何事物，在二叔的眼里都是财物，都是上苍赐予他的幸福。也难怪，父辈中，原本二叔家的日子是最为拮据的，他漫长的一生中似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苦难的折磨：双手小儿麻痹症萎缩，记工员身份被大队干部亲戚顶掉，搞手扶拖拉机又被查处，生二胎时不懂报备被罚款……我的印象里，二叔家的生活一直在紧紧巴巴往前过着。 但二叔又是父辈中最为勤劳的一个。“八条命不怕死做”“人累不死，睡一觉就精神满满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叔和二婶愣是凭着苦干，从上无片瓦到小有积蓄，从一日三餐咸菜萝卜到每天有鱼有肉，小酒咪咪，二叔感觉人生的惬意时光应该就是这样。
“我有钱勒！”逢年过节当我大包小包地给他捎点衣服、鞋子时，二叔嚅嗫的嘴唇，冒出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睛，我也陪着二叔红了眼睛。
大前年，二婶突染重疾，很短的时间就去世了。
有相当长的时间，二叔都缓不过劲来：好好的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二婶的坟地，二叔特意选在门前的责任田里，离住宅也就一两百米的距离：这样，你二婶想要回来，就不会迷路。
每次去看二叔，他都坐在二婶的坟头前，周围是密密生长着的各种树苗，高的矮的，树冠宽大的，树干修长的，“这里大部分的树，都是你二婶在世的时候栽的，每年我只要挑一部分成材的卖一下，就能有很不错的收入了，然后再补种一些。哎！只是你二婶享不到这个福了。”
二婶在世时，由于日子渐渐宽裕，二叔也开始舍得吃，舍得喝。二婶去世，二叔反而变得吝啬起来。戒了烟，戒了酒，一日三餐开始凑合着了，又似乎回到了从前。
我劝他：人生百年，自己还有些积蓄呢，该吃的吃，该花的花，不要太苛刻自己。“你不懂，”二叔态度很坚决，“这钱，都是你二婶和我一起省下来的，一起挣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花了呢？”
我无语，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去安慰他。
某个傍晚，二叔家的门紧锁着，我像小时候去田头找母亲一样，顺着二叔门前的小路向田地的尽头找过去，二叔在二婶的坟头周围锄草，泥地上光溜溜的，一大片空地，方方正正，寸草不生。
锄草的二叔眉头紧皱，那一方光溜溜的地，一片荒芜，这对二叔而言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一辈子舍不得浪费巴掌大土地的他，看着光溜溜的土地心疼。但深爱土地的他，更深爱着埋在这片土地里的那个人。
我知道，二叔是想给二婶留出一片空地，在这片土地上种下思念。
二叔的腰杆越发佝偻了。除了卖卖树苗，还侍弄着一些羊。
母亲也养过羊。农村的人，都喜欢养羊，养几只羊就像养几只看家狗一样普通。
不过，羊的价值要远远大于看家狗。农村人养的看家狗，除了夜晚浅吟低唱，高吠几声，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用的。看家护院更多靠的是乡人们自身拥有的淳朴民风。
但养羊就不同了。一只羊至少值个千儿八百的，这对农村人而言，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更何况，一般的庄户人家至少都能养个五六只、七八只的，平时也就是在劳作之余，从田间地头扯几筐羊草回来就行，实在不行，囤着的玉米秆、黄豆秆、树叶等，都能作为饲料。更有人家，大过年的，宰一只羊打打牙祭，羊肉、羊下水等等，整個腊月和正月都吃，有风干的羊排，有腌渍的羊腿，完美地代替了猪肉的年味。
母亲养羊，奶奶在世的时候说是：痨病鬼开药店——只够吃不够卖。
这倒也是，母亲养的羊从来就没有卖过，因为父亲喜欢吃羊肉。母亲养的两三只羊，在刚进入腊月的时候就基本上被宰杀了。羊血、羊肝、羊肚、羊肠和羊头等下水，在宰杀的当天就打牙祭了，既是为了招待帮忙宰杀的师傅，全家人也跟着沾光开一次荤。而整只羊基本上就会挂在屋后的山墙上，在寒风中腊干，留着来年三春头上青黄不接的时候慢慢吃。
二叔的羊是万万舍不得吃的。
卖掉几只，再留几只成年后继续趴窝，传宗接代。
二婶过世之后，除了拾掇拾掇林间的田地，二叔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养羊上。
老母羊是二婶在世的时候捉回来的，几年来散枝开叶，两年三窝，一窝都是两三只，一生二，二生三……来来去去的，除去出栏的，二叔的羊圈里至少还能有十只八只的羊。卖羊的钱，二叔首先回去集市买几刀黄钱纸回来，到二婶的坟前烧掉，嘴里念念叨叨的：老羊又生了啊，这次又卖了几千块，烧点给你，你在那边也别省着，买点好吃、好穿的……说着，说着，二叔又会抹起泪来，叹口气，一直等到灰烬被风吹没了，才摇摇晃晃地往家中走去。
每一次老母羊趴窝，二叔几乎就一夜不眠地守着：给新出生的小羊擦拭，给老母羊添加煮熟的黄豆……偶有夭折的小羊，二叔也舍不得卖给羊贩，而是找个树根下埋起来：好歹也是一条生命呢。
二叔的羊，一个个体格健壮，身大膘肥。而母亲养羊，则是早上出门前，将羊牵到田边某个杂草丛生的地方，等晚上天快黑了再牵回来。有草就多吃点儿，草少就将就着。好多次，饿得发慌的羊把系在脖子上的绳套都挣脱了，在庄稼地里大快朵颐，在田里干活的二叔二婶不声不响地围过去，将羊再套住系上，又到田里扯几捧草放在羊的周围，这样，等母亲回来时，羊也吃饱了，又不会走丢了。
母亲不傻，看得出羊的四周遗留下来的草根。
二婶去世时，母亲哭得稀里哗啦的。
二婶和母亲同姓，我从小称呼二婶就叫“姨娘”，母亲自我哥俩会说话了，就让这么称呼二婶。在母亲心里，把二婶当作了一母所生的姊妹。排行在后的几个婶婶，与母亲不同姓，但这惯例就沿袭下来，三婶谓之“三姨娘”，五婶为“五姨娘”，六婶为“六姨娘”。
妯娌几个，母亲与二婶感情最深。
不仅是二婶在母亲最为困难的时候借了地给我家，而且，母亲去治血吸虫病的时候，刚过门的二婶就成了我和哥哥的临时妈妈，把三岁的哥哥和尚在襁褓中的我，照应了半年之久。
人呐，与地一样，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二叔养羊，饲料是天然的。每天推个独轮车去田里林间扒拉几车的树叶回来，基本就够羊吃上一天了。
老母羊陪着孤独的二叔，生了一窝又一窝，二叔就在小羊的生命轮回中过了一岁又一岁，小羊在茁壮成长，二叔却在老去。
有几次，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二叔，几只雪白的小羊绕在他的脚下，来回追逐着，二叔叼着劣质烟，看着远方天边火红的晚霞，目光很深邃，不知道在想什么。
沿着回家的路，二叔在前头走着，后面跟着小羊，还有我。
偶尔有小羊跟不上掉队了，低头蹦跶几下，很快又追上来，一如我，走得再远，也不会迷失了回家的路。
那条路，刻在父亲、母亲、二叔、二婶，还有我的心上。
穿過弯弯曲曲、高低不平的田埂，我去找她。田地离家并不远，站在屋后的树下大声吆喝，母亲肯定能听到。但是，我想去找找她，想去田地里看看。
去田地里找母亲，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占了大多数。每次放学回到家，看到紧闭的堂屋门，我就知道应该去田里找母亲。若干个黄昏，抑或天色已黑，我一个人顺着屋后蜿蜒的田间小道，一直向尽头走过去，甚或不用走到尽头，在我一声声的呼唤中，母亲爽朗的声音很快就与我呼应起来：我在这里，你不要过来，我收拾收拾就回家。
田地的所有权并不属于我家。因为父亲落实知青政策，母亲和我们都转成了城镇户口。有了城镇户口的身份，自然而然，原本享有的责任田、口粮田这些，都与城里人无关。但是一家老小四口人，全凭借定量供应的食品，肯定是吃不饱的。刚好，二叔有一块一亩三分的责任田，在分配时被割裂开来，撂荒了一段时间。母亲想想，去找二叔商量：田给我种，该交的费用我来交，要不，荒在那里看着心疼。
一亩三分地能种什么呢？种菜不合算，种粮的话，机械根本就施展不开，连翻地都要人工，耗时费力的。更重要的原因，憨厚的二叔舍不得长身体的两个侄子饱一顿饥一顿的，想也没想，手一挥：大嫂要，拿去种吧，荒也荒着。
二婶在背后笑得灿烂如花：大嫂，你还能忙田啊？算了算了，你要种什么，我和孩子爸爸给你种着，你没事时锄锄草，等着收割就是，打药水啥的，你知会一声，我们来。
母亲说：咋能？把地借给我种就万分感激了，你家也有两个孩子，还有七八亩地要收拾，不能增加你们的负担，不懂的我就问你们。
地有了，种什么呢？
土生万物。母亲内心自有考量。
自打那以后，白天要上班的母亲，常常起早贪黑地在那块地里拾掇着。
严格意义上来说，母亲不是一个种田的好把式。母亲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哥哥姐姐五个，加之我的外公外婆分别在母亲七岁、十五岁时去世，在外工作的舅舅们就一直将她带在身边上学、生活。母亲说过，那时候她最大的梦想就是嫁个城里人，“至少不要干农活啊！”母亲现在说起来还是满脸的光彩。
梦想归梦想，生活还是要继续苟且的。
尤其是有了哥哥和我之后，母亲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全家人填饱肚子。母性，让很多中国妇女都放弃了自己少女时的梦想，义无反顾地全身心投入到哺育孩子这件事上。
尤其是我的母亲，她把她的全部休息时间都用来打理那一亩三分地。母亲原本有一门很好的手艺——缝纫，曾经方圆几里地的人都来找她定制衣服。现在，她把缝纫的手艺充分发挥到了种田上。小小的田地，被母亲裁成了好几个小方块，按照时令分别有菜地、玉米地、麦地、瓜果地，就连高处也种上了桃树、梨树。春天，各种果树的花儿五颜六色，像调色盘般一格一格的，占据了整个田头。树底下，是蜿蜒的各种瓜果的藤蔓，肆意地到处乱窜，甚至攀上了一米多的玉米秆上。夏天，累累的瓜果东一撮、西一摞的，如果不小心踩下去，随便就能踩碎一两个拳头大小的瓜果。这个时候母亲是严厉的，从来不准我们靠近那块田头。就连邻居家的小猫小狗也被密密的栅栏挡在了外面。一亩三分地，悄然间就成了母亲的命根子。
有一次，邻居家的几只鹅钻开了栅栏进入了田头，对着刚刚露头的瓜蕾一顿猛啄。下班回来的母亲看到这一幕，“嗷”的一声冲了过去，抡起随手拿起的锄头，打得几只大鹅扑棱棱地在田地里乱飞乱舞，嘎嘎直叫。那神情，我印象中只有当我和哥哥受到别人欺负时，她才会迸发出护犊的九牛二虎之力。
邻居家听到动静冲了出来，看到鹅毛飘零，心疼地说：“别打了，那几只鹅可是我全部的家当啊！”
母亲仿佛没有听见一般，黑着脸一声不吭，但手上依然没有停下来，追着最后一只在田里逃命的大鹅。急得邻居冲上前去夺下了她手中的锄头：“求求你别追了！”
母亲这才停了下来，虎着个脸：“畜生不懂事，你咋也恁的不懂事？”
说得邻居面红耳赤的：“我现在就回去关起来，我现在就回去关起来！”
看得一旁的父亲龇牙咧嘴地愣神。
自从母亲精心料理这一亩三分地后，我的印象里就再也没有吃不饱过。
一亩三分地不仅是母亲的，也是父亲的。
父亲是个地道的城里人，至少十八岁之前是。
十八岁之后，年轻气盛的父亲加入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队伍，到广阔的农村天地大展手脚。十八岁青年的眼中，城里人和农村人是没有区别的，一样是有力气的，一样是一穷二白，甚至城里来的人要想在农村真正立足，实现自己的理想价值，更多的还要仰仗农村的人。
不知道父亲在那样的青春岁月里到底经历了什么，但从父亲后来的履历来看，至少那五六年的时间里，父亲干得风生水起的。先是担任了知青点的负责人，再后来做了大队部贫下中农协会的主任，担任过村集体砖窑厂的厂长，在落实知青政策的时候，就地安置在集镇的商业系统做了总账会计。
上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的商业系统，可谓挤破头也进不去的“金饭碗”行业，但父亲不仅进去了，还直接担任了中层干部。可见他在上山下乡的那些年，在远离了自己熟悉的故土、背井离乡重新安营扎寨的那些岁月里，付出了比常人更多的努力，才有了落实政策的好待遇。
现在，年迈的父亲常常唠叨：没有付出哪有回报？做事情要一步一个脚印，天上不会掉馅饼的。
父亲是个极讲原则的人。在哥哥和我参加工作以后，他常常告诫我们：“权力与责任对等，不要放纵自己的权力。”
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有一次，我就读的小学某个老师老婆生养，需要计划外批一点煤油，晚上好用煤油炉热东西给产妇吃，就跟我说让我回来找一下父亲，写个批条就行。我先跟母亲说了一下，由母亲转达给父亲。没承想，父亲一口就拒绝了：“一般城镇家庭一个人一个月就供应半斤的煤油，我批了条子给他，不就挤占了别人的计划？不行，坚决不行！” 母亲跟父亲急了：“孩子还在老师手里上学，怎么就不行？再说了，你能帮农村的家庭批条子供应煤油，怎么就不能帮孩子的老师批个条子？”
“农村家庭人家找到我，那是实在没有办法才会找我的，也是确实困难我才会批给他们，这个老师有什么困难？”父亲慢条斯理地反问母亲。
母亲气得泪眼婆娑：“你也不为孩子想想，人家老师能有什么事情找到你？”
父亲依旧是不慌不忙的：“批条子是不可能的。那这样吧，把我家这个月的煤油供应计划给老师吧！”
后来，我家有一个月的晚上，早早地就熄了煤油灯，改用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找回来的一些蜡烛头，常常熏得鼻孔黑乎乎的，用手一抠全是黑灰。
因为父亲执拗的脾气，我很羡慕跟父亲一起工作的那些人家的孩子们，计划经济年代不仅在吃的方面无忧无虑，衣服穿着上也比哥哥和我洋气许多。这时候，父亲总是说：“比吃穿干什么？任何钱要用得心安理得的。再说，你们哥俩把成绩弄上去，比什么都强。”
果不其然，若干年后，父親单位的一些人因为犯事而一落千丈，曾经在我眼里光鲜万千的某个同龄孩子，至今依然没有固定的职业，辗转于各地打工谋生。而哥哥和我先后读了大学，分配了工作。
嘴上说不比吃穿，可是一家四口人，四张嘴巴一日三餐，还是为难了父亲。
造化有时候很会捉弄人，父亲就属于被命运捉弄的那个。
在母亲拾掇那一亩三分地的时候，父亲也成了田头的守护者，不仅配合母亲拾掇那一亩三分地，还将家前屋后的七分自留地耕种得有声有色的。
有了二亩田作为生活的底气，再加上父亲母亲每个月微薄的薪水，家中捉襟见肘的日子渐渐远去。
说实话，父亲劳动的姿态笨拙而滑稽。父亲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更不喜欢串门聊天。所以，周末的时光，父亲的闲暇就是在田里。
因为地方不大，机械根本施展不开来，薅草、翻地、播种、收割，都要靠人工来完成。在城里长大的父亲什么时候干过这些农活儿啊，可是看到母亲成天忙碌不停的身影，再加上哥哥和我干瘪的肚皮，手指纤长而细嫩的父亲拿着钉耙锄头自顾自地走进了田里。
惹得在不远处忙碌着的二叔二婶愣住了：大哥这是要干啥？等看到父亲煞有介事地在田里忙活开来后，又忍不住笑了，笑了之后又变得沉默起来。
父亲是财务会计的一把好手。出纳、总账的工作得心应手，即使是做了部门经理后，很多时候商店月底要盘点清算，这个时候父亲总是亲力亲为。我曾经亲眼目睹过那些毫无生机的算盘珠子，在父亲的两三个指头间变得灵动而有趣，噼里啪啦拨动算盘珠子的声音，不亚于一场天籁之音。
不过，这拨弄算盘珠子习惯了的手，抡起钉耙锄头却又是另外一回事。
苍穹之下，远处的田野里白鹭点点。父亲就在一亩三分地的责任田和七分地的自留地里劳作。一锄头下去，不是锄深了，就是草根还留在土里，甚至将母亲原本已经打理干净的墒沟，也填得满满的。钉耙更是不听话了，因为没有能够掌握平衡，父亲的身影常常七倒八歪的，用力过猛导致一屁股坐在地上。母亲就看着父亲笨拙的样子发笑。
这个时候，父亲就显得格外的笨拙了，“你看看你，不就摔个跟头吗？笑成了啥样？”
包括到现在，父亲偶尔帮母亲收拾门前的几分自留地，抡起钉耙还是七倒八歪的，全然没有农民的那种“老把式”。不过，在上个世纪90 年代中期下岗后，父亲的这种不洋不土的种田方式，倒也解决了家中的一大半困难，也让我和哥哥的高中、大学的生活得以维持并至结束。
“你爸根本就不是个种田的料。”母亲边笑着边说。笑着，笑着，就笑出泪来。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母亲之所以笑出了泪，是对生活的无奈。
上大学以后，我常常想，如果可以选择，我想回到乡下去种田。事实上，是不容我选择的。哥哥和我先后从村子里考上大学，而母亲那么严厉地教导我们哥俩读书，绝对不是指望我回去帮她收拾这一亩三分地。
但是，那一亩三分地上旺盛的生命，一直绽放在我的心底。
田地是什么时候又还回给二叔的，已经记不得具体的时间了。但是，被时光沤熟的土地，到了二叔二婶的手里，延续着它特有的茂密。
种粮挣不到钱了！二叔每次见到我，都会低声地祷告着，把对土地的爱恨都交织在这句话中。
其实，二叔也早就不再种粮了。土地不会懒，懒的是人。
即使不种粮，二叔的田里一样也是风生水起：大豆、花生、马铃薯、韭菜、菜薹等特经作物在低处的田头铺开来，一年四季都有收获。而高处，则是紫薇、女贞、红枫、香樟、红叶李等风景苗木，不仅绿意盎然，也花团锦簇。凡是能栽种的土地，哪怕是沟滩、田埂，二叔二婶都舍不得浪费，见缝插针地种上了绿植。
家乡的“全国苗木之乡”并非浪得虚名。勤劳的家乡人将所有能利用的土地，都培育了各种苗木，有速生苗，有常绿树，有景观株，一垄垄的，一畦畦的，像一条条横亘在家乡的绿色长龙，更是家乡人民勤劳致富的绿色银行，每天来来往往穿梭在家乡的苗木经纪人、拖运苗木的车辆川流不息。
二叔因为田地多，栽种的树修剪后，树形好看，价格公道，成了众多苗木经纪人追捧的对象。这从我每次回乡二叔拿出来给我的烟上就能看出来：从最初的两元钱一包的“飞马”香烟，到后来的五元一包的“茶花”香烟，再到十二元钱一包的“红塔山”，再后来有相当长的时间，二叔掏出来的都是二十元一包的黄“南京”，大部分时候还能有已经撕开口的大半包“中华”
这个时候，二婶就会说：“把嘴巴都吃刁了啊！”
二婶嗔怪的笑容里，漾满了幸福。
很多时候，二叔就叼着香烟，背着手，在田间地头踱着步，不时地看看田地里树的长势。那些树，一棵棵的，等待着他的检阅。
田里的任何事物，在二叔的眼里都是财物，都是上苍赐予他的幸福。也难怪，父辈中，原本二叔家的日子是最为拮据的，他漫长的一生中似乎就从来没有停止过苦难的折磨：双手小儿麻痹症萎缩，记工员身份被大队干部亲戚顶掉，搞手扶拖拉机又被查处，生二胎时不懂报备被罚款……我的印象里，二叔家的生活一直在紧紧巴巴往前过着。 但二叔又是父辈中最为勤劳的一个。“八条命不怕死做”“人累不死，睡一觉就精神满满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叔和二婶愣是凭着苦干，从上无片瓦到小有积蓄，从一日三餐咸菜萝卜到每天有鱼有肉，小酒咪咪，二叔感觉人生的惬意时光应该就是这样。
“我有钱勒！”逢年过节当我大包小包地给他捎点衣服、鞋子时，二叔嚅嗫的嘴唇，冒出最多的就是这句话。
说着，说着，就红了眼睛，我也陪着二叔红了眼睛。
大前年，二婶突染重疾，很短的时间就去世了。
有相当长的时间，二叔都缓不过劲来：好好的人，怎么说没了就没了呢？二婶的坟地，二叔特意选在门前的责任田里，离住宅也就一两百米的距离：这样，你二婶想要回来，就不会迷路。
每次去看二叔，他都坐在二婶的坟头前，周围是密密生长着的各种树苗，高的矮的，树冠宽大的，树干修长的，“这里大部分的树，都是你二婶在世的时候栽的，每年我只要挑一部分成材的卖一下，就能有很不错的收入了，然后再补种一些。哎！只是你二婶享不到这个福了。”
二婶在世时，由于日子渐渐宽裕，二叔也开始舍得吃，舍得喝。二婶去世，二叔反而变得吝啬起来。戒了烟，戒了酒，一日三餐开始凑合着了，又似乎回到了从前。
我劝他：人生百年，自己还有些积蓄呢，该吃的吃，该花的花，不要太苛刻自己。“你不懂，”二叔态度很坚决，“这钱，都是你二婶和我一起省下来的，一起挣的，我怎么能一个人花了呢？”
我无语，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词去安慰他。
某个傍晚，二叔家的门紧锁着，我像小时候去田头找母亲一样，顺着二叔门前的小路向田地的尽头找过去，二叔在二婶的坟头周围锄草，泥地上光溜溜的，一大片空地，方方正正，寸草不生。
锄草的二叔眉头紧皱，那一方光溜溜的地，一片荒芜，这对二叔而言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痛苦。一辈子舍不得浪费巴掌大土地的他，看着光溜溜的土地心疼。但深爱土地的他，更深爱着埋在这片土地里的那个人。
我知道，二叔是想给二婶留出一片空地，在这片土地上种下思念。
二叔的腰杆越发佝偻了。除了卖卖树苗，还侍弄着一些羊。
母亲也养过羊。农村的人，都喜欢养羊，养几只羊就像养几只看家狗一样普通。
不过，羊的价值要远远大于看家狗。农村人养的看家狗，除了夜晚浅吟低唱，高吠几声，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用的。看家护院更多靠的是乡人们自身拥有的淳朴民风。
但养羊就不同了。一只羊至少值个千儿八百的，这对农村人而言，绝对是一笔很大的收入了，更何况，一般的庄户人家至少都能养个五六只、七八只的，平时也就是在劳作之余，从田间地头扯几筐羊草回来就行，实在不行，囤着的玉米秆、黄豆秆、树叶等，都能作为饲料。更有人家，大过年的，宰一只羊打打牙祭，羊肉、羊下水等等，整個腊月和正月都吃，有风干的羊排，有腌渍的羊腿，完美地代替了猪肉的年味。
母亲养羊，奶奶在世的时候说是：痨病鬼开药店——只够吃不够卖。
这倒也是，母亲养的羊从来就没有卖过，因为父亲喜欢吃羊肉。母亲养的两三只羊，在刚进入腊月的时候就基本上被宰杀了。羊血、羊肝、羊肚、羊肠和羊头等下水，在宰杀的当天就打牙祭了，既是为了招待帮忙宰杀的师傅，全家人也跟着沾光开一次荤。而整只羊基本上就会挂在屋后的山墙上，在寒风中腊干，留着来年三春头上青黄不接的时候慢慢吃。
二叔的羊是万万舍不得吃的。
卖掉几只，再留几只成年后继续趴窝，传宗接代。
二婶过世之后，除了拾掇拾掇林间的田地，二叔更多的时间都花在养羊上。
老母羊是二婶在世的时候捉回来的，几年来散枝开叶，两年三窝，一窝都是两三只，一生二，二生三……来来去去的，除去出栏的，二叔的羊圈里至少还能有十只八只的羊。卖羊的钱，二叔首先回去集市买几刀黄钱纸回来，到二婶的坟前烧掉，嘴里念念叨叨的：老羊又生了啊，这次又卖了几千块，烧点给你，你在那边也别省着，买点好吃、好穿的……说着，说着，二叔又会抹起泪来，叹口气，一直等到灰烬被风吹没了，才摇摇晃晃地往家中走去。
每一次老母羊趴窝，二叔几乎就一夜不眠地守着：给新出生的小羊擦拭，给老母羊添加煮熟的黄豆……偶有夭折的小羊，二叔也舍不得卖给羊贩，而是找个树根下埋起来：好歹也是一条生命呢。
二叔的羊，一个个体格健壮，身大膘肥。而母亲养羊，则是早上出门前，将羊牵到田边某个杂草丛生的地方，等晚上天快黑了再牵回来。有草就多吃点儿，草少就将就着。好多次，饿得发慌的羊把系在脖子上的绳套都挣脱了，在庄稼地里大快朵颐，在田里干活的二叔二婶不声不响地围过去，将羊再套住系上，又到田里扯几捧草放在羊的周围，这样，等母亲回来时，羊也吃饱了，又不会走丢了。
母亲不傻，看得出羊的四周遗留下来的草根。
二婶去世时，母亲哭得稀里哗啦的。
二婶和母亲同姓，我从小称呼二婶就叫“姨娘”，母亲自我哥俩会说话了，就让这么称呼二婶。在母亲心里，把二婶当作了一母所生的姊妹。排行在后的几个婶婶，与母亲不同姓，但这惯例就沿袭下来，三婶谓之“三姨娘”，五婶为“五姨娘”，六婶为“六姨娘”。
妯娌几个，母亲与二婶感情最深。
不仅是二婶在母亲最为困难的时候借了地给我家，而且，母亲去治血吸虫病的时候，刚过门的二婶就成了我和哥哥的临时妈妈，把三岁的哥哥和尚在襁褓中的我，照应了半年之久。
人呐，与地一样，付出总是有回报的。
二叔养羊，饲料是天然的。每天推个独轮车去田里林间扒拉几车的树叶回来，基本就够羊吃上一天了。
老母羊陪着孤独的二叔，生了一窝又一窝，二叔就在小羊的生命轮回中过了一岁又一岁，小羊在茁壮成长，二叔却在老去。
有几次，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二叔，几只雪白的小羊绕在他的脚下，来回追逐着，二叔叼着劣质烟，看着远方天边火红的晚霞，目光很深邃，不知道在想什么。
沿着回家的路，二叔在前头走着，后面跟着小羊，还有我。
偶尔有小羊跟不上掉队了，低头蹦跶几下，很快又追上来，一如我，走得再远，也不会迷失了回家的路。
那条路，刻在父亲、母亲、二叔、二婶，还有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