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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精兵简政，就是紧缩机构，精简人员。
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有不少明主贤臣和有识之士都认为精兵简政是治国安民的良策，而且实行后都取得显著成效。
公元25年，西汉远支皇族刘秀推翻了新莽政权，取得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东汉王朝，是为光武帝。由于连年战争和灾患，百姓虚耗，生产凋敝，天下户口减半，大片土地荒芜。建武六年(公元30年)6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这一年，裁并了400多个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3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水兵)及军假吏(临时代理职务的军吏)，还复民伍(复员当老百姓)。”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精兵简政。
光武帝实行精兵简政，裁汰了大批冗官冗兵，节约了国家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而且为农业增加了不少劳动力，促使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储备大大增加，建武六年12月，光武帝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景帝时田租三十税一)。”
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世祖(光武帝)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也。”光武帝的儿子明帝继位，“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史籍还说：“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千，牛羊被野。”所有这些，固然与光武帝和明帝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有关，但其间精兵简政对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公元583年，隋文帝统一中国的第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上书说：“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两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
隋文帝采纳了杨尚希的建议，把地方组织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撤消了500多个郡，在罢郡后又大量裁并州县，州县两级官吏编制也大幅度减少。开皇(隋文帝年号)初年，上上州官吏的编制为323人，到下下州递减为167人；上上县官吏编制为99人，到下下县递减为49人。这不但大大节省了国家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据《隋书》记载：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百姓)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尽管有溢美之辞，但国家的富庶繁荣则是事实，其中不能说没有精简机构、裁减官吏所起的作用。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这是一代明君唐太宗对用人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辩证思想。他的机构改革和精简官吏，就是建立在这一辩证思想基础上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隋文帝、隋帝的年号)之间”“民少吏多，思改其弊”“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好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同时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那么，唐太宗的“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据《贞观政要》记载：“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以上记载，当然有所夸大，但在“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情况下，当时政治比较清明，吏治较好，刑罚不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则是事实。
元代学者戈直在注释《贞观政要·择官》时对唐太宗的“省官”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尝论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何也?易于选择，上不至于失人；俸禄易供，下不忧于厚敛；权任专一，无避事苟免之患；员数不多，无纷更生事之忧。官冗则四者反是。”还说：“太宗何以致是哉?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意(追逐名利，如跑官。)二曰裁嬖幸(靠关系受宠幸而当官的)……盖奔竞之风盛，则员多而缺(官职的空额)少，官不得不增也；嬖幸之门多，则私恩无所施，官不得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戈直这番评论，可谓鞭辟入里，颇有现实意义。
紧缩机构、精简人员的反面是机构臃肿、官吏冗滥，其结果是虚耗国家资财，加重百姓负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滋长了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纵观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官冗之患莫过于两宋。两宋之所以“积弱”“积贫”，其主要症结在于300多年来始终被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政所困扰。北宋大臣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官多于上，吏多于下，上下相窒，譬如决于不流之泽，前者不尽，来者已至，填堙充满，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南宋学者史尧弼在《冗官策》中大声疾呼：“官冗之弊，天下之大害也。”他列举冗官四大害处：一是旷职，“无其事而虚设其官，无其功而空食其禄”；二是耗财，“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尽有穷之财，海内所以虚耗，国用所以凿空；三是长奔竞，“官吏无数而职业有限，故有运货赂于权门，辇金帛于戟里(显贵之家)，望尘拥拜，摇尾乞怜，冀欲超迁高资，擢除美职”；四是虐民，“官吏多为饕餮之子，故其得职，槌民肤、剥民髓以偿前日之费而后已。”他认为，官冗乃“天下所以乱亡相寻”的根源所在。史尧弼这一认识或有偏激，但他列举官冗的四大害处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足以警戒后世。
在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有不少明主贤臣和有识之士都认为精兵简政是治国安民的良策，而且实行后都取得显著成效。
公元25年，西汉远支皇族刘秀推翻了新莽政权，取得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建立起以洛阳为政治中心的东汉王朝，是为光武帝。由于连年战争和灾患，百姓虚耗，生产凋敝，天下户口减半，大片土地荒芜。建武六年(公元30年)6月，光武帝下诏：“夫张官置吏，所以为民也。今百姓遭难，户口耗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其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者并之”。这一年，裁并了400多个县，“吏职减损，十置其一”，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次年3月，光武帝又下诏：“今国有众军，并多精勇，宜罢轻车(驾兵车的士兵)、骑士、材官(供差遣的低级武官)、楼船(水兵)及军假吏(临时代理职务的军吏)，还复民伍(复员当老百姓)。”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精兵简政。
光武帝实行精兵简政，裁汰了大批冗官冗兵，节约了国家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而且为农业增加了不少劳动力，促使大片荒芜的土地得到开垦，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粮食储备大大增加，建武六年12月，光武帝诏曰：“顷者师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税。今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景帝时田租三十税一)。”
据《后汉书：百官志》记载：“世祖(光武帝)中兴，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所以补复残缺及身未改……而四海从风，中国安乐也。”光武帝的儿子明帝继位，“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故吏称其官，民安其业，远近肃服，户口滋殖。”史籍还说：“是时，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千，牛羊被野。”所有这些，固然与光武帝和明帝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有关，但其间精兵简政对政权的巩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都起到了促进作用。
公元583年，隋文帝统一中国的第三年，兵部尚书杨尚希上书说：“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两郡分领。具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增倍，租调岁减；民少官多，十羊九牧。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良。”
隋文帝采纳了杨尚希的建议，把地方组织由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撤消了500多个郡，在罢郡后又大量裁并州县，州县两级官吏编制也大幅度减少。开皇(隋文帝年号)初年，上上州官吏的编制为323人，到下下州递减为167人；上上县官吏编制为99人，到下下县递减为49人。这不但大大节省了国家开支，减轻了百姓负担，而且提高了行政效率，还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据《隋书》记载：隋文帝“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百姓)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尽管有溢美之辞，但国家的富庶繁荣则是事实，其中不能说没有精简机构、裁减官吏所起的作用。
“官在得人，不在员多。”这是一代明君唐太宗对用人数量和质量关系的辩证思想。他的机构改革和精简官吏，就是建立在这一辩证思想基础上的。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鉴于“州县之数，倍于开皇、大业(隋文帝、隋帝的年号)之间”“民少吏多，思改其弊”“乃命所司大加并省”，为裁减地方官员做好准备。他对房玄龄等大臣说：“致理之本，惟在于审(意为精简)。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在唐太宗“务省官员”的思想主导下，中央机构官员由2000余人裁减为643人，同时还规定：从此以后，倘若有乐工及从事杂务的人，技艺超过同类人的，只能格外奖赏钱帛，决不能超授官爵；对“宗亲以及勋旧无行能者，终不任之”；“年老及耄或积病智昏”的官员，就安置他们退休，以免“久妨贤路”。
那么，唐太宗的“量才授职，务省官员”又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呢?据《贞观政要》记载：“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民。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以上记载，当然有所夸大，但在“量才授职，务省官员”的情况下，当时政治比较清明，吏治较好，刑罚不苛，经济发展，社会安定，则是事实。
元代学者戈直在注释《贞观政要·择官》时对唐太宗的“省官”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尝论贞观之善政，当以省官为首。何也?易于选择，上不至于失人；俸禄易供，下不忧于厚敛；权任专一，无避事苟免之患；员数不多，无纷更生事之忧。官冗则四者反是。”还说：“太宗何以致是哉?其大要有二：一曰息奔意(追逐名利，如跑官。)二曰裁嬖幸(靠关系受宠幸而当官的)……盖奔竞之风盛，则员多而缺(官职的空额)少，官不得不增也；嬖幸之门多，则私恩无所施，官不得不增也。斯二者，省官之本也。”戈直这番评论，可谓鞭辟入里，颇有现实意义。
紧缩机构、精简人员的反面是机构臃肿、官吏冗滥，其结果是虚耗国家资财，加重百姓负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而且滋长了选人、用人的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纵观我国几千年封建历史，官冗之患莫过于两宋。两宋之所以“积弱”“积贫”，其主要症结在于300多年来始终被冗官、冗兵、冗费三大弊政所困扰。北宋大臣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官多于上，吏多于下，上下相窒，譬如决于不流之泽，前者不尽，来者已至，填堙充满，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南宋学者史尧弼在《冗官策》中大声疾呼：“官冗之弊，天下之大害也。”他列举冗官四大害处：一是旷职，“无其事而虚设其官，无其功而空食其禄”；二是耗财，“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尽有穷之财，海内所以虚耗，国用所以凿空；三是长奔竞，“官吏无数而职业有限，故有运货赂于权门，辇金帛于戟里(显贵之家)，望尘拥拜，摇尾乞怜，冀欲超迁高资，擢除美职”；四是虐民，“官吏多为饕餮之子，故其得职，槌民肤、剥民髓以偿前日之费而后已。”他认为，官冗乃“天下所以乱亡相寻”的根源所在。史尧弼这一认识或有偏激，但他列举官冗的四大害处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足以警戒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