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铁镛 我国著名材料科学专家、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历任中南工业大学副校长、国家教委科技司司长、北京工业大学校长、中国科协副主席等,现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校实验室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国有色金属学会副理事长、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SCOPE）中国委员等职务。
　　他是我国著名的难熔金属材料专家,不仅首次阐明了钨钼脆性本质,而且率先研究成功了连续挤压设备和技术,从而结束了我国长期进口的历史,并实现钨钼制品首次出口创汇;
　　作为我国生态环境材料科学的倡导者和研究者的杰出代表,他率先开拓了我国生态环境材料领域的研究,并组建了中国材料学会生态环境材料研究分会,领导研究了我国该领域的第一个“863”计划项目;
　　尽管先后做过重点高校校长、政府官员,但是热爱教育事业的他最满意的角色却是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师,于是就有了70岁生日那天在课堂上与他的学生们一起度过的温馨和感动;
　　而今,作为中国较早从事研究循环经济的学者之一,他积极投身于我国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的研究和重点行业、社会实践中,以期早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理论体系和发展模式。
　　
　　上个世纪70年代初,左铁镛教授承担了国家冶金部首部稀有金属材料加工手册的主编任务。为此,他跑遍了国内稀有金属材料厂和矿山,进行实地考察并大量收集资料。
　　在调查中,他发现我国的钨(钼)矿产资源正处于严重流失的状态,当时的世界各国为了战略储备正以低价大量收购我国钨矿石。于是,左铁镛联合其他专家联名上书国务院方毅副总理,呼吁大力支持、发展自己的钨、钼深加工业。
　　同时,通过大量的科学实验,他精确地揭示了钨(钼)材料的脆断机制,阐明了加工形变及热处理参数对脆性的影响规律,提出了钨(钼)材料的强韧化途径和实施技术方案。然后,这项研究使得我国使钨(钼)板材、钨棒材产品的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水平,实现钨钼加工制品首次出口创汇,改变了我国钨钼“原料出口,制品进口”的局面。
　　1995年,59岁的左铁镛教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令人振奋的是,在后来的稀土掺杂钼功能材料研究中,左铁镛教授以稀土钼取代了工作温度高、脆性大及有放射性污染的钍钨阴极,首次成功制成了实用型镧钼阴极的FU-6051电子管。凭借“在机理研究上为国内外首创,在工艺研究上取得突破,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绝对优势,该项成果荣获了2004年国家科技发明二等奖。
　　多年以来,左铁镛结合中国国情,大力开展富有资源材料的研究工作,不仅在难熔金属材料和稀土功能材料、低塑性材料及其加工等基础研究中取得了系列创新成果,而且解决了关键工程技术问题,取得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对推动我国富有资源钨、钼、稀土材料和铝加工工业的科技进步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被授予了“国家有突出贡献科技专家”的光荣称号。
　　
　　“科学家”校长
　　
　　1996年秋,刚刚卸任教育部科技司司长的左铁镛教授受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邀请就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
　　从教学到科研,从中南大学到教育部,左铁镛教授不仅拥有着长期从事科学研究的缜密思维,还拥有着一线管理的实践经验和政府高层的宏观视野。因此,对于学校管理,他比一般人有着更加深厚的认识和感触。
　　采访中,左铁镛教授坦率地告诉《教育与职业》,“当时通过认真比较国内高校的管理模式,我发现了两个典型管理模式,一是上海大学的钱伟长模式,他用自己的办学思想和思路管理学校,非常投入;二是南昌大学的潘际銮模式,他事无巨细,亲自处理,非常辛苦。”
　　后来,他经过再三考考虑并结合北京工业大学的实际情况,认识到以上两种典型模式对自己都不甚合适,于是就决定选取一种中间模式—既不超脱,也不被缠住。
　　彼时,处在世纪之交的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的同时,正孕育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不仅赋予了高等院校更多的发展机遇,也带来了更加严峻的考验。
　　然而,经过一年的实践,他深刻体会到,其实理想化的中间路线是没有的。在经历了种种碰撞之后,左铁镛教授终于收获了作为管理者的最大喜悦—形成了适合学校发展的办学思路:科学定位、找准目标,办出特色,发挥优势。
　　


　　“地方院校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前提是必须满足当地经济建设的发展需求。作为北京市属重点高校,北工大不仅要建成北京重要的科研开发基地,还要满足北京日益增长的人才需求。这可以说是学校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特色,是任何一所名牌大学所不能代替的”。在左铁镛教授心目中,当年的缜密分析今天依然清晰。
　　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北工大明确了“立足北京、依托北京、服务北京、融入北京”的办学指导思想。”从此,学校的发展走向了跨越式的良性发展轨道。
　　从1996年到2004年,在左铁镛教授担任校长的8年时间里,北京工业大学整体办学条件和水平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学校不仅成为北京市唯一一所跻身“211”工程的大学,而且与1995年相比,博士后流动站从1个发展到9个，一级学科博士点从零到6个，二级学科博士点从4个到24个，硕士点从25个到55个；学科层次和博士学位授权点数量稳居全国地方高校首位，突破了地方高校没有国家级重点学科的局面，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和优秀创新团队建设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
　　“什么是水平?我觉得,一所学校能为经济建设服务就是高水平。”采访中,左铁镛教授不断说着这样一句话。
　　
　　以学科建设为“龙头”
　　
　　近几年来,高等院校的科技工作十分活跃,高校正在迅速成为科技创新的主力军,成为科教兴国的重要力量。那么,科技创新在实现高校跨越式发展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科技创新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有什么样的关系?
　　


　　“我们常说学科建设要形成优势和特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从哪儿来,可以从科技创新来;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体现在哪里,主要体现在科技创新的成果里。”左铁镛教授如是说。
　　他告诉《教育与职业》,高校建设要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而这个“龙头”能不能带动学校整体腾飞,最根本的一点是能否依靠科技创新取得具有现实效应的科技成果,从而为经济、社会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211’工程不是扶贫工程,是培养学科创新能力,人才队伍建设的工程,是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工程。”
　　因此,对于北京工业大学已经形成的一批优势和特色的强势学科,如光学工程、信息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土建与交通工程、环境与能源工程等,他直言是学校坚持走创新之路取得的标志性科技成果。
　　在谈到创新实践时,左铁镛教授指出,创新能力是衡量教师队伍水平的重要标志,这个能力只有通过科研工作来培养和增强。反之,离开了科技创新,我们的师资水平、高水平学科梯队建设和提高培养人才质量也就无从谈起。
　　他进而补充说,历史经验和人才成长规律表明,凡是高水平、有成就的教师都有非常丰富的科技实践经历。但也有一些教师或是抱着一门课置身科技之外,或是抱着一个小项目混日子,或是在科技项目、科技投入上单纯地等、靠、要,都是不利于科技创新的做法;没有科研活动,只能背讲义、念讲义的教师,不能了解、掌握和运用科技前沿知识和最新成果,难以培养出高水平创新型人才。
　　而当《教育与职业》问到如何加强科技创新团队建设时,左铁镛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众兵易得,一将难求。尖子人才对与创新团体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人才问题作为学校科技工作第一位的问题必须认真解决。”
　　


　　在此方针指导下,北京工业大学积极引进了一批知名度高、学术造诣深厚的领军式大师级学科带头人,其中包括了8位院士。与此同时,对于相对年轻或中年的学术骨干,学校提倡要拜学科带头人为师,并融入“大科研、大工程”中接受锻炼。
　　在左铁镛教授心目中,在当前的科研环境中,走“独立大队”,“自立门户”和“个人奋斗”的单干户的的路子是走不通的,仅仅依靠“写几篇论文,再讲授一门不重要的课程”并不是未来学科骨干、学术带头人成长的最佳模式。
　　他告诉《教育与职业》,“目前摆在国内高校面前的首要任务不是盲目扩充专业,而是充分整合不同学科的优势,并利用学科的交叉优势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出高校应有的作用。”
　　
　　研究生教育应当“授之以渔”
　　
　　左铁镛教授从我国恢复学位制度后就开始了研究生培养工作,迄今为止培养了百余名研究生,其中包括已经毕业的37名博士。因此,对于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发展,他有着极其深厚的理解和认识。
　　然而,当记者提到目前研究生教育面临的种种问题时,他并没有急于回答,而是先引用了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一句名言,“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
　　


　　在他心目中,研究生的素质不只包括业务素质和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和身心素质同样重要。因为,思想道德素质是前提,业务素质是核心,文化素质是保证,身心素质是基础,“研究生整体状况应该和时代、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和他们成长过程中的家庭、学校、社会大环境发展与变化相关。当今的研究生大多经过严格的层层考试脱颖而出,他们的成长经历带给他们更多的自信和独立精神,使他们表现出较其他人更强的主体意识,但是一些人过分强调实现自我价值,缺乏团结协作精神和奉献精神。”
　　接下来,对于研究生培养问题,左铁镛教授直言,研究生应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力争成为满足二十一世纪知识经济时代需要的创新性人才。这不仅是时代对新型人才素质的最本质的要求,同时也是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知识贡献和人才贡献的最集中表现。
　　“教育培养的目的不仅是教他们做事,而且更主要是学会做人。不仅要提供‘黄金’(知识),而且要授予学生‘点金术’(能力);不仅要授之以‘鱼’,更重要的是要授之以‘渔’;不仅要求他们完成计划内的学分、论文工作,而且更要引导、鼓励他们积极参与科技、社会实践活动。”在他看来,学会“做人”是创新性人才应具备的最基础的品质,而“授之以渔”则是研究生教育的最终目的。
　　针对近年来出现的研究生就业困难现象,他告诉记者,研究生毕业后能不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因素:个人的定位是否准确;个人的专业方向是否符合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个人的素质和能力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是否具有竞争力,“这是一个社会需求极其旺盛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不是岗位,而是缺乏胜任这个岗位的人。机会多、竟争激烈是21世纪就业的基本特点。所以,不要抱怨用人单位,关键在于造就好自己。”
　　“要成为祖国和人民需要的人才,既要靠老师们的辛勤培养,更要靠自己的刻苦努力”。这是左铁镛教授寄语广大学子的一句话,也是一位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四十多年的老教育工作者的肺腑之言。
　　在他的教育理念中,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使青年人掌握知识、会做事,还要学会做人。
　　
　　走进循环经济
　　
　　2004年,68岁的左铁镛教授走下了繁重的学校管理岗位。然而,就当人们都以为他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的时候,他却又马不停蹄地投身于又一重要领域—循环经济领域,并提出明确目标:立足国情,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2005年,左铁镛教授发起成立了国内唯一一个循环经济研究院—北京工业大学循环经济研究院,他亲自担任院长并组建起了一支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创新团队。
　　时年,他被聘为国家循环经济咨询专家,承担起了多项国家级、省级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项目。
　　循环经济是以提高资源效率为核心、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为目的、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一种科学理念和经济增长模式。有人把它称为我国经济发展要遵循的一项重要的长期政策,更有人认为,循环经济是对传统线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革命。
　　今天,面对经济发展中如影随形的高消耗、高污染和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中国正在寻求经济增长模式的全面转变,走节约型发展道路。
　　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报告中,专门谈到了发展循环经济问题,并将它列为国家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左铁镛教授认为,从长远来看,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和实现途径。它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发展经济,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重构经济系统,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以期建立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相协调的生态型社会经济系统。
　　2007年5月13日,左铁镛教授应国家发改委邀请主持了“鲁能宝清煤电化一体化综合开发项目发展循环经济论证会”专家评审会,来自全国人大环资委、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发改委、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等专家参加了论证。
　　据悉,该项目是我国最大的热电联产项目,投资总额超过265亿元,已纳入国家煤炭、电力、煤化工“十一五”规划,属于我国煤化工产业中长期规划的八大煤化工产业基地之一。
　　对此,左铁镛教授告诉《教育与职业》,“循环经济可以解决资源、能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问题。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是解决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升级的良好途径。”
　　
　　构建资源循环型社会
　　
　　采访中,左铁镛教授告诉记者,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给发展中国家物质生活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污染的灾祸。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再生资源产业,不仅可以有效缓解我国的资源约束矛盾、弥补资源的相对不足,而且可以大大减轻环境污染。
　　然而,目前由于鼓励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还不健全,对再生资源产业发展的激励作用有限,不仅导致再生资源产业无序发展,而且直接导致企业和个人对该产业信心不足。
　　为此,他进一步指出,应该借鉴国际经验,抓紧研究制定《资源再生法》及配套办法和标准,明确资源再生全过程的各个环节、各个环节涉及的相关方面以及相关方面各自应做的工作、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从而将我国再生资源产业发展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同时,加大对再生资源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在相关技术、产业、税收、信贷、外贸政策以及市场准入等方面给予倾斜,如支持一些经营好、符合上市条件的再生资源企业上市,为企业直接融资创造条件。
　　“从本质上说,全球性的资源和环境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而是文化观念和价值取向问题。要解决面临的危机,人类必须进行一场深刻的思想变革,创建以保护地球和人类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环境伦理和生态文明。” 在左铁镛教授看来,从社会长远发展来看,必须把生态环保和资源节约活动逐步变成全体公民的责任意识和自觉行为。